中国对外开放30年回顾及争论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开放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对外开放迈出了坚实而快速的步伐，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对外开放30年，是中国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综合国力日益提高的30年。30年风雨历程，它记录着中国成长的脚步，记录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酸甜苦辣、坎坷曲折，记录着中国的繁荣昌盛、文明发展。梳理中国对外开放30年，从中寻找成功的经验，总结失败的教训，探索壮大的规律，以便未来的中国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走得更加扎实，更有成效。
一、对外开放的形成与发展
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对外开放，不但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而且也对世界发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正确认识中国对外开放思想和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将会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促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顺利发展。
（一）对外开放思想的孕育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灿烂历史的文明古国，古代辉煌的对外开放史绩曾使古老的中国威名远扬和走向强盛。因为开放，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从秦、汉到唐、宋、元历代经久不衰。可是，到了近代，中国落伍了。正如邓小平所说：“恐怕明朝明成祖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中国被侵略了。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1]
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洗礼，毛泽东深知落后就要挨打、闭关自守会加强落后的道理。他深刻地认识到现代世界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中国应当同世界各国交往，取得国际援助。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就谈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开放问题，他指出：“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2] 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出对外开放的主张，并且在对外开放的范围和性质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向一切民族、国家学习的主张，指出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元化的大开放。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不仅为马列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和思想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对外开放思想的萌芽。
（二）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
囿于当时国际形势的严重制约和国内“左”的思想的影响，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未能得到较好的实践。正是基于前人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思想，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探索和反复思考，形成了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
1.邓小平早期对外开放思想的酝酿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对于中国的对外开放，邓小平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政策，主要有：提出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必要性；提出反对闭关自守和主张开放的主张；提出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的政策。这些理论和政策的提出与实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978年12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此时，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虽然没有用文字明确表达“对外开放”，但提出了对外开放的任务、措施和方法。1979年5月，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了“开放”的概念。他说：“所谓开放，是指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可以确切地说，这个调整方针是为了更加稳妥和更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好地执行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方针和政策。”[3] 同年11月，他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又明确提出“对外开放”概念，他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4] 在此，他用“开放的对外政策”来表述“对外开放”的含义。1980年12月，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的决定，要继续执行下去。但步骤和办法要服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5] 从此以后，“对外开放”这个科学术语为国内所接受，并正式沿用下来，“对外开放”的思想和政策也进入新的发展和完善时期。
3.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定了对外开放方针。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与外宾的一次谈话中首次提出了对外开放政策长期不变，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正式把对外开放确定为中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并在《宪法》第十八条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它们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这样，对外开放作为中国长期的基本国策被载入《宪法》，成为基本法律条文。
（三）对外开放由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转变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已基本形成。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扩展，中国对外开放由政策推动开放正逐步过渡到建立与WTO接轨的制度开放。
1.政策性开放
1978年开始，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开放性政策来促进对外开放的渐进式推进，这种开放可以称之为“政策性开放”[6]。在当时的中国，这种对外开放模式的选择是行之有效的，是现实与理论的选择。政策性开放的实践，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开放之路。由制定经济特区开放政策、开放城市政策、沿海经济开放区政策到吸引外资政策，使中国特区、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外向型经济获得快速发展，中国利用外资的速度加快和商品出口规模增大。但是，政策性开放因其开放政策的特殊性，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一是体制封闭性与政策开放性之间的矛盾，二是开放政策下的不平衡，三是对外开放与对内约束，四是政策缺乏稳定性与可预见性。
2.制度性开放
从封闭到开放，从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狭小范围的开放到众多领域、宽泛的开放，从非多边贸易到多边贸易、WTO成员国，这是中国近30年来对外开放的伟大历程。可是，加入WTO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扩展，政策性开放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必须要将政策性开放逐步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开放，与国际接轨，提高中国对外开放的成果。
（四）“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1.“引进来”
“引进来”就是从国际市场上引进资金、人才、技术和设备等国际资源，与国际经济建立联系和经贸往来。对外开放30年，实施“引进来”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就。一是大量引进外资，弥补了中国建设资金不足。1979～2007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FDI）为766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28.16％。二是技术引进，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截止到2007年底，中国以技术许可、顾问咨询、技术服务、合作生产等方式引进技术合同金额达2593亿美元。其中，2007年中国共引进技术合同9773份，合同总金额254.2亿美元，其中技术费占合同总金额的76.4％。三是人才引进。外国专业技术人员引进与交流，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每年几百名到现在每年数十万名，中国的国际人才引进与交流发生了巨大变化。引进的外籍专家活跃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新闻出版、金融、法律服务等领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2.“走出去”
1979年以来，通过对外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企业的综合素质逐步得到提高，中国在积极实施“引进来”战略的同时，不少企业已实施“走出去”战略，并且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一是对外直接投资增加。199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部分）为9.1亿美元，到2007年则为187亿美元，增长了近20倍，增长迅速。同时，对外投资呈现市场区域分布多元化和投资领域广泛化特征。二是对外经济合作表现出发展迅速和规模不断扩大、合作工程项目规模和档次提高以及市场多元化等特征。
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是中国企业发展的需要，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需要，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状况的要求，也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战略，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面向未来，任重道远。
二、建立开放的对外贸易体制
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和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要求破除旧的贸易体制，建立新的适应全球经济贸易的新体制，进一步推进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
（一）新贸易体制的建立
随着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逐步推进，对外贸易体制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必然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与改革。根据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特点，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进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6年）：放权让利，实行多层次、多渠道外贸经营。主要是针对传统体制下的国家垄断外贸。外贸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是下放外贸经营管理权，调动地方、部门和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外贸经营格局。
第二阶段（1987～1990年）：推行外贸承包制，改革外贸行政管理。
第三阶段（1991～1993年）：取消出口财政补贴、完善承包责任制。其中心内容是取消出口补贴，实行自负盈亏；改变地区间差别外汇留成，实行以大类商品区分的全国统一外汇留成比例；运用汇率、关税等经济手段调节外贸进出口；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扩大外汇调剂比例；增加企业支配使用的外汇等。这次改革结束了中国外贸财政补贴出口、靠血本换汇的历史，使外贸企业走上统一政策、平等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良性发展轨道。
第四阶段（1994～2001年）：实行汇率改革、取消承包制、加强宏观管理。
第五阶段（2002年至今）：对外贸易体制与国际接轨。中国加入WTO至今，中国在市场准入、国内措施、外资待遇、服务贸易等各个领域全面履行了自身的承诺和义务，得到了WTO、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高度评价和赞扬。这一阶段外贸体制改革的最明显特征是，中国的贸易政策体系改革与国际贸易体制接轨、发展同步，既遵照国际贸易规范和市场经济要求，又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特点。
（二）关税制度的改革
关税制度是一国对外贸易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关税制度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1982年、1983年两次对进出口关税税则进行全面修改，提出了“贯彻国家对外开放政策，体现鼓励出口和扩大必需品进口，保护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保证国家关税收入”的关税改革方针。1985年3月公布了重新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采用了当时国际上通用的“海关合作理事会商品分类目录”，降低了关税税率，使平均关税水平由第一部税则的52.9％降至38％，其中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为43.6％，工业品平均关税水平为36.93％。1987年1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并于当年7月1日起施行。但从1992年开始，为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对外贸易发展和中国“复关”谈判的要求，建立以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为主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为辅，主要采用关税、汇率等经济手段调节进出口的外贸体制，中国又进一步加大了关税制度的改革。
从1992年到2001年间，中国关税政策经历了几次较大规模、较大幅度地降低关税税率，使关税总水平降至15.3％（见表1）；完成了由“海关合作理事会商品分类目录”向“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目录”的转换。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后，中国的关税进一步调整。到2005年为止，经过连续几次大幅度的降税，已基本完成了中国加入WTO承诺的降税义务。
（三）出口退税制度的改革
出口退税制度是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为发展对外贸易、鼓励本国产品出口并且符合国际通行惯例的国际贸易制度。中国从1985年起开始实施出口退税制度以来，对于促进中国商品出口，实施“大经贸”战略具有重要作用。可是作为一种制度，有其特定时期的战略意义与现实价值，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推进，特别是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出口退税制度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和充分发挥其功能。如1985年3月国务院正式颁发了《关于批转财政部（关于对进出口产品征、退产品税或增值税的规定）的通知》，规定从1985年4月1日起实行对出口产品退税政策；1994年1月1日起，随着国家税制的改革，中国改革了已有退还产品税、增值税、消费税的出口退税管理办法，建立了以新的增值税、消费税制度为基础的出口货物退（免）税制度；2004年，针对中国出口退税机制不合理、出口退税率偏高、出口贸易增长快速、人民币升值压力等因素，中国退税率从此前的13％下调到8％，出口退税的负担机制由此前的中央财政全额负担，改为中央与地方以“75∶25”共同分担；此后，中国又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
表1 1992～2001年中国几次主要的关税改革情况
资料来源：《海关统计年鉴·1996》；《国际经贸报》1997年10月17日；《文汇报》1999年1月16日；《宏观中国》2001年1月5日。
三、对外开放的区域推进
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和贸易制度的改革为中国推进对外开放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对外开放能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沿江开放、沿边开放等形式渐次式推进，逐步扩大范围、提升综合国力，从而将对外开放推向新的阶段，实现全面的、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一）设立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的建立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序幕。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5月16日，将“特区”改为“经济特区”）；1988年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建立海南岛经济特区的决定。至此，中国建立了五大经济特区。
从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到现在已30年。经济特区的实践发展证明，经济特区的确已成为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管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成为中国最具活力、最能显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魅力的热土，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在政治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7] 一是在1980～2005年间，5个经济特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94.32倍，远远高于同期的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增长了39.28倍），这充分体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二是在引进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方面，经济特区的作用非常明显，增长速度较快。2005年，5个特区共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50.58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商投资的8.38％，5个特区共计对外进出贸易额为2446.48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7.21％。三是经济特区的30年是特区人民得实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历史阶段。1999年，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02万元，汕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583元。珠海从1993～1997年，仅用4年的时间完成了人均GDP从1万元到2万元的跨越，走向小康。并且，深圳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城市”、“全国环境综合治理优秀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等荣誉称号，珠海也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和“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等称号。
（二）开放沿海城市
1984年5月，中国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它们是：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福州、广州、湛江、上海、温州、北海。这些城市分布在中国沿海由北到南1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不仅地区分布广、城市多、土地面积大，而且人口也比原有经济特区多，经济文化较发达，在对外开放中拥有较大优势和许多有利条件。1987年，国家又批准威海享有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从而成为第15个沿海开放城市。开放沿海城市，促进了沿海城市的发展。如1984～2005年，沿海15个开放城市的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经济实力大为增强。1984年，15个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合计为1075.5亿元，1994年达到7452.2亿元（是1984年的6.93倍），到2005年达到35072.92亿元，增长了31.61倍（是1994年的5.71倍）。
（三）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以后又开辟了环渤海（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经济开放区，以及沿海地区许多市、县。于是在中国东部沿海由北到南共1.8万公里长的沿海岸线边缘地区，连接成为一大片狭长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以加速沿海经济的发展，从而带动内地经济开发。这样，中国的对外开放，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多层次探索和实践，由外向内、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从而有效地把发展沿海经济同开发内地经济密切结合起来，解决中国沿海和内地的关系问题，使中国经济全面振兴，人民普遍富裕起来。
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建立，经历了由小到大，先“小三角”后“大三角”的发展过程。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建立，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布局，使中国对外开放由城市扩展到广大农村，大大扩大和拓宽了对外开放的规模和领域。时至今日，沿海经济开放区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2003年人均GDP约为3000美元，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四）20世纪90年代后对外开放的新战略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扩大和深化。由此，掀起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浪潮，对外开放的范围和领域进一步扩大，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经济区—内地中心城市—铁路公路沿线和沿边地带”的多层式、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并呈现了一些新的对外开放战略和开放特点。如1992年6月，中国决定进一步开放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等5个内陆城市，并开放长江流域的上海港、南通港、张家港、镇江港、南京港、江阳港、芜湖港、九江港、武汉港，使得长江纵深开放达1200公里；1992年3～7月，国务院先后决定进一步开放黑河市、绥芬河市、珲春市、满洲里市、伊宁市、博乐市、塔城市、凭祥市、东兴镇、畹町市、瑞丽市、河口县、二连浩特市等13个沿边城市；1992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乌鲁木齐、南宁、昆明、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18个内陆省会和区首府城市对外开放，享受东部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至此，中国对外开放的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真正形成。同时，为推进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还根据一些地方的特殊环境优势和改革开放形势发展的新特点，实行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特殊的开放形式。
（五）加入WTO，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加入WTO以前的20多年里，中国通过实施渐进式的对外开放战略，采取先试验、取得成功经验后再推广的方法，充分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经济社会的承受能力，走出了一条成功的渐进式的对外开放之路。这种渐进式开放之路具有政策性开放的特点，加入WTO后，中国对外开放就由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转变，中国对外开放步入新阶段，具有新的特点：由过去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的市场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市场开放；由过去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中国与WTO成员之间双向的相互开放；由过去以试点为特点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的可预见的开放。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短短几年，中国对外开放取得了惊人的成绩，用WTO总干事拉米的话说，“总的说来，中国的成绩是A[＋]。”关税总水平大幅下降，到2005年底，中国关税总水平下降至10.1％，到2008年将要降至10％；服务领域逐步开放，中国根据加入WTO承诺相继颁布了30多个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法规和规章，涵盖了金融、分销、物流、旅游、建筑等领域，基本完善了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法律体系，形成了服务贸易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对外经贸快速发展，对外贸易居世界前列；“走出去”步伐加快；促进中国法律体系建设和司法体系改革；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正在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参加WTO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同时，也在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与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
四、对外开放新格局
随着中国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格局。特别是CEPA的诞生与实施，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的紧密结合和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科学构想。香港、澳门的回归及其回归后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标志着祖国统一大业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胜利，标志着“一国两制”科学理论和伟大实践结出了丰硕成果。
香港和澳门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中国版图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多年来，它们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通往世界的经贸桥梁，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内地的对外开放。中国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后，通过“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特殊政策，促进了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提高了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中国对外开放呈现新格局；提升了中国内地对香港、澳门的开放水平；加强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的经济联系，促进中国经济圈的形成，加快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进程；扩展对外开放前沿，依靠香港、澳门的优势，提高中国的国际化程度。同时，作为一个庞大的、紧密的中国经济体，还能提高应对经济全球化风险的能力。
2003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及6个附件的磋商纪要正式签署。2003年10月17日，《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也正式签署。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分别签署了两个CEPA，标志着内地与香港、澳门的区域经济合作达到新的水平，这是区域开放的伟大创新，必将促进三地经济的良性发展。CEPA的签订既是现实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面向未来，体现出“一国”优势、突出“两制”的重大抉择。
CEPA的签订与实施不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从实施以来已取得明显的经济效应。一是有利于三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持续发展；二是有利于扩大港澳的投资，促进内地服务业的发展；三是有利于扩大内地与港澳的双边贸易；四是有利于促进港澳与内地经济的一体化，实现内地对港澳的更高层次开放；五是CEPA大大促进了香港和澳门经济的发展；六是CEPA对内地经济，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贸易大国的崛起
对外贸易，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随着对外开放格局的发展与形成，经过近30年的蓬勃发展，中国已由对外开放前的贸易小国成长为贸易大国。2005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已占世界贸易总量的6.72％，在世界各国和地区排名居第三位。
（一）对外贸易国际地位的提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指导下，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取得了巨大成就：商品贸易规模快速增长，中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与影响不断提升，服务贸易不断增加，高科技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第一，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位于世界前列，成长为贸易大国。1979年中国的对外进出口商品贸易总额是206.4亿美元，占当年世界贸易量的比重仅为0.78％，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贸易中，排名第32名，不仅远落后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同时也落后于亚洲“四小龙”。到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为2.1万亿美元，增长20％以上，并保持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地位。
第二，服务贸易竞争力不断提升。一是服务贸易的规模和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排名不断增加。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增长为744亿美元，比1984年增长了25.8倍，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量的3.4％，在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已上升到第8位。二是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1998～2003年间，中国服务业出口市场占有率从1998年的1.78％增至2003年的2.53％，平均每年增长0.16个百分点，总体上呈现上升的势头（霍景东，2006）。
第三，高科技产品出口不断增加。1991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为28.77亿美元，占当年出口的比重为4％，而2005年高科技产品出口则上升到2182.5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比重的28.6％。尤为重要的是，在2004年和2005年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出口出现顺差，说明中国高科技产品竞争力明显提升。
（二）商品贸易强劲增长
对外开放30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一个世界贸易的弱小之国跻身成为世界贸易大国，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1.对外贸易增长趋势
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着长期的增长趋势。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1738亿美元，年均增长达到了17.7％以上。其中，中国的出口额由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2180亿美元，平均增长率超过18％，进口额从1978年的108.9亿美元增长为2007年的9558亿美元，平均增长率超过17.5％。
2.对外贸易增长结构变化
第一，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特征。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下降，由1978年的53.5％下降为2007年的5.1％，出口的工业制成品比重上升，由1978年的46.5％上升到2007年的94.9％，同时，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额也不断增加，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也在不断扩大，并且中国的商品出口正呈现多元化和结构升级的趋势；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总量增加，比重略有下降，但是在初级产品中，中国矿物燃料、非食用原料等进口比重却逐年上升，说明中国在这方面的资源短缺和经济迅速增长、工业化进程推进的需要；进口的工业制成品多年来比重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而尤其是化工类产品和机械运输设备的进口存在逐年攀升的趋势，表明中国在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品有进口替代倾向。
第二，进出口贸易市场结构特征。资料显示，中国对外贸易的市场分布高度集中，进出口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俄罗斯和澳大利亚13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均占到70％以上。从进出口市场上看，1978～2007年，中国商品进出口主要集中在日本、中国香港、美国、英国与德国，这五个国家和地区几乎每年都占有50％～60％以上的份额，而香港作为中国内地进出口的“中转站”，其对外贸易的桥梁作用非常重要。
第三，进出口贸易的国内地区结构。进出口贸易的国内地区结构主要反映中国不同省市或地域的经济开放程度及其对国际经济的依赖程度。经过近30年的对外开放，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由点到面、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形成了以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为重点的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全国各省、市、区的对外经贸都得到了蓬勃发展。但由于区域优势、资源禀赋优势与政策优势的差异，全国各地的对外贸易表现出以下重要特征：地区总体分布极不平衡，东部地区在对外贸易中占有绝对的比重，并且这种比重继续上升，而中西部地区的份额在相对下降（见表2，下页）。2001～2005年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比重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一直均在91％以上，中、西部地区则在3％～4％左右。中国地区对外贸易的这种非均衡发展，既是历史过程的沉淀和延续，又是政策战略导向作用的结果。
第四，进出口贸易方式结构。从进出口贸易方式看，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加工贸易支撑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具体表现是：在出口贸易中，从1995～2006年，加工贸易在出口贸易中比重一直维持在55％左右，并且一直比一般贸易的比重高；在进口贸易中，1999年以前以加工贸易为主，加工贸易的比重维持在44％以上，而从2000年开始，一般贸易的比重则超过加工贸易的比重，一般贸易的比重维持在44％上下。
（三）服务贸易迅速发展
在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发展、中国对外开放政策逐步实施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形成的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得到了蓬勃发展。服务贸易的发展特征表现为：
表2 1987～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的东、中、西部地区结构分布（％）
资料来源：2000～2004年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开发年鉴》；2005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整理，2006～2007年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
1.中国服务贸易稳步增长，但是规模偏小
从增长规模来看，中国的服务贸易从1982年的43.4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1665亿美元，23年间增幅超过35倍，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从0.6％增长到3.49％。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5的第8位，进口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7位。从服务业的开放程度看，中国的服务业开放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涵盖了《服务贸易总协定》12个服务大类中的10个，涉及总共160个小类中的100个。目前，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服务、分销等在内的100个服务贸易部门已全部向外资开放，占服务部门总数的62.5％。
2.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较快，但仍长期处于逆差
1984～2005年间，中国服务贸易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8％，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其发展速度又表现不一（图一）。从1992年开始，服务贸易出现逆差（为1.4亿美元），到2003年扩大到103.5亿美元，2005年41亿美元。1992～2005年（1994年除外）一直处于逆差，并且有扩大和持续趋势。
图一 1984－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增长趋势
（四）向贸易强国迈进
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世界公认的贸易强国相比，如美国、德国、日本等，还存在较大的距离。一是人均GDP和贸易额均较低；二是中国的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服务贸易欠发达；三是中国的货物贸易结构仍然很不合理；四是直接投资的流进与流出不对称；五是在世界500强中，中国跨国大型企业较少。
作为一个贸易大国，面对现实的差距，向贸易强国迈进，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在大力发展货物贸易时，更要发展服务贸易；二是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三是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协调发展；四是组建跨国公司，实行跨国经营，开拓国际市场；五是积极、稳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六、人民币汇率改革及其争论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对外经贸的迅速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影响与日俱增，作为一个正在逐渐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必然会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日本房地产泡沫、亚洲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事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出现大幅度调整，贸易保护主义悄然抬头。而与此同时，中国商品出口强劲、贸易顺差增加，因此，作为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纽带的人民币汇率也就备受关注。
（一）1994年的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
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一制度的选择既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人民币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这种汇率制度适合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和经济发展，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的发展，为服务居民和企业、建立外汇市场、规避外汇风险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为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的稳定都作出了积极贡献。尽管在此过程中进行过“微调”，如1996年中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经常项目的有条件可兑换，这种制度一直维持到2005年7月21日。
（二）人民币汇率不贬值
1994年中国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后，一直到1997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海内外对人民币的信心不断增强。但此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防止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轮番贬值使危机深化，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向世界承诺人民币汇率不贬值。这一庄严承诺，有利于危机国家和地区迅速走出危机影响的阴影，为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金融的稳定担当了一个大国的责任。因此，提高了人民币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人民币汇率成为当时世界经济的关注点。
在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中国出口的形势下，中国政府顶住各种压力，采取人民币汇率不贬值的政策，对防止亚洲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信心是有益的，并对世界金融的稳定作出积极贡献，同时自己的收获也是丰厚的。一是人民币不贬值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发挥了大国的作用；二是有利于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三是有利于维持香港特区经济的稳定；四是有利于减轻中国的国际债务负担。
（三）人民币升值
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悄然升起。2003年2月22日，在七国会议上，日本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逼迫人民币升值。自此以后，七国财长会议多次关注人民币升值。2004年10月1日在华盛顿召开的西方七国特别会议，人民币汇率制度再次成为会议的焦点。虽然此次会议没有促成中国确立汇率改革的时间表，但出席此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向世界正式提出了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2005年7月21日，中国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七国集团的财政部长以及中央银行行长在2005年度的最后一次会议的闭幕发言中，中国被单独提及，他们强调希望看到更加灵活的市场化的汇率改变，以起到维护全球经济以及货币体系的功能及稳定性的作用。
（四）人民币汇率改革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适用于所有国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选择，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汇率制度的变迁要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形势和国际环境相适应。因此，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与汇率水平的确定取决于中国内部发展的需要，决不会取决于外部的压力。
汇率，是以一种货币表示另一种货币的价格。由于它对经常项目和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它是开放经济中一种重要的价格变量，一国会根据汇率制度和汇率形成机制以及经济发展状况谨慎地确定本国货币的汇率水平。对外开放以来，为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促进经济的发展，中国一直在进行外汇体制和外汇制度改革。但是，从2002年末以来，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日益高涨。针对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中国多次声明，人民币升还是不升，升多少，什么时候升，完全是中国内部的事情，主要取决于中国内部发展的需要，而不取决于外部的压力。
（五）人民币问题的争论
人民币问题是中国对外开放中联结世界各国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颇受关注和争议的问题。对外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也日益加强，人民币的关注度也在增加，并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论。
1.人民币是否高估
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人民币是高估还是低估时，采用人民币汇率是否高于或低于人民币均衡汇率，强调从时点上考虑趋势。由于选用的均衡汇率或理论参考值有不同的选择（如购买力平价、一般均衡汇率、实际汇率等），再加上所用方法与数据的差异，导致所得结果不同，也就出现高估还是低估争论。按照Edwards的理论模型，刘莉亚等通过构造两个方程模型，利用ADF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H－P滤波法推导出均衡汇率与实际汇率值，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币经历了两次明显的低估：第一次是在1986～1988年，其主要原因是这期间人民币官方汇率下调和1988年放开了调剂市场汇率，这两个主要因素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迅速贬值；第二次低估是在1991～1995年，此次低估的幅度较大，其主要原因在于比人民币官方价格低出许多的调剂市场汇率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也经历了三次明显的高估：第一次高估发生在1983～1985年，这次汇率高估持续时间较长，其主要原因在于这段期间中国的开放度明显加大；第二次高估集中在1989～1990年，这次高估的程度较轻，其主要原因在于这期间通货膨胀率较高导致实际有效汇率出现较大升值；第三次高估是在1996～1999年，表现为轻度高估，但在1997～1998年高估程度有所加剧，这段期间出现高估主要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所致。许少强等人选择1987年作为基期，利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和中美两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结果表明从1990年后，人民币一直存在低估趋势。[8] 运用调整的名义汇率求相对购买力平价评估人民币汇率。运用Edwards的均衡汇率模型，借助于计量经济学中ADF检验和协整分析以消除伪回归现象，从而得出实际汇率和均衡汇率，从理论上说是一种较好的方法，但是在运用名义汇率时直接引用官方公布的年均数据存在一定的缺陷。在1994年以前，中国汇率实行的是“双轨制”，官方公布的市场汇率与实际的名义汇率有较大差距，在运用1994年以前的数据时，考虑外汇调剂价格采用调整的名义汇率较合理。同样的问题在以上运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考察人民币汇率时也存在并尤其重要，因为如果基期汇率选择失真或偏离较大，其所得结论可能相隔很远。当然有学者认为，使用年度数据计算实际汇率存在准确性损失的问题，因为年度数据是月度数据的平均值，它有可能掩盖了实际汇率在一年之内可能发生的波动情况（俞乔，2000）。事实上确实如此，但由于并不考虑人民币汇率具体的准确值或准确的偏离幅度，在评估人民币时仍采用年度数据，只是将1994年以前的数据进行调整。利用购买力平价公式，基期汇率采用1990年调整后名义汇率，计算相对购买力平价。根据计算结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汇率与相对PPP的长期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且两者偏离幅度较小。较好地说明中国人民币汇率的合理性。其中偏离幅度最大的年份为1993年，偏离14％，最小的年份为2001年和2002年，只有1％。当然这其中也存在高估与低估：1990～1994年、2001～2003年人民币名义汇率被低估；而1995～2000年人民币名义汇率被高估。
实际上，在1995年后，由于中国人民币汇率在1994年实行改革，人民币一直存在升值趋势。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尽管中国采取的是盯住美元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但由于东南亚一些货币贬值国家的汇率也与美元挂钩，因而中国保持人民币稳定这一举措隐含着人民币高估现象。所以，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人民币名义汇率高估现象确实存在，存在着人民币贬值的预期。
2.人民币贬值能否促进出口
进出口需求弹性是否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不同的学者在计算中国进出口需求弹性时所得到的结论不同。
一是认为中国的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严重不足，这意味着汇率下调非但不能改善贸易收支，反而会导致进出口状况的恶化，因而汇率贬值政策有负效应。如厉以宁对中国1970～1983年数据分析后，认为中国的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分别只有0.6871和0.0506，两者之和小于1。[9]
二是认为中国的进出口弹性处于临界值1附近，因而汇率变化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甚微，即人民币贬值对贸易收支改善无效。如陈彪如运用外经贸1980～1989年的统计数据，计算中国的进口需求价格弹性为0.3007，出口需求价格弹性为0.7241，两者之和为1.0248，比临界值只稍微大些，说明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改善贸易收支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10]
三是认为中国的进出口需求弹性远大于1，实施货币贬值有助于改善贸易收支。如戴祖祥（1997）利用1981～1995年的数据计算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值为1.0331，再引用IMF（1994）对中国进口需求弹性的计算值0.3，两者相加为1.3331，超过临界值很多，并认为中国实施货币贬值改善贸易收支是成功的。利用1990～2004年的商品出口数据和实际汇率值建立回归模型，利用Eviews软件，得到商品出口弹性0.3084，再利用IMF（1994）对中国进口需求弹性的计算值0.3，两者相加为0.6084，小于临界值1，因而中国汇率贬值对于改善中国商品出口效果不佳。其原因还因为中国几次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对扩大出口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最终效果不明显。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Cerra和Saxena利用1985～2001年的季度数据，研究中国出口对汇率等价格信号的敏感程度时，得到的结论是，总体上，出口商品对汇率价格信号的敏感程度有所提高，但两者的相关性仍然较弱；[11] 2005年3月斯蒂格利茨在香港发表演讲时也认为，中国主要的出口产品不具有价格弹性。
尽管商品进出口需求弹性是否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可以为是否实施贬值提供理论支撑，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可以用来支持或反对用贬值促进出口。一种观点要求人民币贬值。他们认为，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经过两年痛苦的调整，已经将经济和社会稳定下来，并出现一定程度的恢复性经济增长。而两年来，中国实施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承担了一些经济损失，如贸易收支减少、出口增长降低等。现在既然亚洲各国经济已经有所恢复，其国内需求的增加应该有利于中国的出口。中国没有必要再对亚洲地区的经济稳定承担像前两年那样的责任，而要以国内经济利益为出发点，考虑新的经济政策。因此，应当实施人民币贬值。另一种观点是反对人民币贬值。他们认为，贬值后的积极效应具有不确定性，并且贬值会激化许多矛盾，而在不贬值情况下，中国的出口也能获得增长，因而主张不贬值，如张德辉（1999）。
3.人民币升值之争
自2002年12月日本呼吁人民币升值以来，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逐渐高涨。对于来自日、美等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各种言论和日益高涨的压力，国内外专家和学者对此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国外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观点主要来自一些政府官员和利益集团，而大多数学者则持反对态度。蒙代尔、麦金农是人民币升值论坚决的反对者。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以及中国因素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问题，盖尔集团（2003）组织了30多位专家进行探讨。根据他们的概括，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派认为人民币存在低估，而且对世界经济造成了较严重的负面影响；第二派则持有完全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不存在人民币低估的问题，经济迅速增长的中国是世界的福音；第三派居于中间派，他们基本上承认人民币存在低估问题，但是中国没有给世界带来威胁，中国目前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国内经济、金融改革。
在国内，更多的学者和专家倾向于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主张不升值，认为人民币目前没有升值的必要。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既有来自于中国自身经济的强劲发展，更有外部的压力。就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和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将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
七、“世界工厂”之说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加入WTO，中国制造的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国际市场，出现在外国普通家庭的餐桌、厨房、卧室和卫生间以及其他场所，使世界越来越感受到“中国制造”的存在和力量。因此，中国是“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业中心”等提法频频出现在大众媒体上。
（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国际产业转移开始并一直持续至今，中国以其市场前景广阔、资源丰富、劳动力优势、工业基础优势和区位优势等条件而成为新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地。从纺织业、汽车制造，到高科技的电子产品，跨国公司纷纷把自己的生产基地从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乃至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移往中国内地。因而，在“内力”（改革）和“外力”（外资）的双重推动下，中国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中国制造的出口品涌向世界各地。于是，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唯独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经济增长迅速，对外贸易强劲增长。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国际舆论出笼了。2001年5月日本政府的《面对21世纪对外经济政策挑战》贸易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中国是“世界工厂”后，2001年7月日本《产经新闻》连续发表文章，认为“中国今年将加盟世贸组织，巨大的中国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在制造业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工厂”，“在信息技术等最尖端的领域，中国也在摸索‘世界标准’，将在国内外与日美欧展开争夺战，其前哨战业已开始”。2001年6月17日，美国《商业周刊》刊登杰弗里·E.加滕的一篇文章《当一切都是中国制造的时候》中指出，“中国正在成为制造业的超级大国，这一发展似乎势不可挡。”2001年8月2日，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题为《亚洲的下一个危机：中国制造》提出，中国制造业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发展，而世界其他国家对此还没有做好准备。《美国新闻周刊》2001年9月3日题为《中国公司的扩展》的文章、韩国《经济先驱报》的文章，以及美国《华尔街日报》2002年10月10日发表的题为《世界工厂》的文章，均阐述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实质是“中国威胁论”的另一种翻版——“中国制造业威胁论”，其目的是想“遏制中国”。
对于中国是否是“世界工厂”，通过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制造业的发展情况分析后，国内理论界基本统一认为中国目前还不是世界工厂。
（二）中国离“世界工厂”有多远
中国还不是“世界工厂”，中国离“世界工厂”的差距在哪里，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指标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吕政（2001）认为中国制造业在产业结构、生产经营规模和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能力三个方面与工业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冯昭奎（2002）通过中日的比较，指出中国在制造业总规模、工业技术与管理水平、相互间工业品出口等方面与日本还存在差距，“世界工厂”还没有达到在日本与中国之间调换位置的地步。王志乐（2002）从四个方面说明中国还不是“世界工厂”：一是中国工业产值在全球比重还不够大；二是中国工业产品产量比较大，但是品种少、档次低；三是中国工业模仿能力强，但是创新能力差；四是中国缺少有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因此，总的来说，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相比。中国目前离“世界工厂”还有差距。
一是规模上的差距。主要在经济总量与美国、日本相比，实力相差甚远；第二产业增加值与日本、美国的差距较大；制造业增加值与日、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见表3）。
表3 1991～2001年中、日、德、美四国制造业增加值（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宏数据库—世界经济数据库。
二是市场上的差距。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所占的份额远低于日、美等发达国家，中国大约占7％，美国高达27％，日本为16％。中国工业产品的市场全球化程度与日、美等发达国家也有较大差距，用于出口的产品比重并不高。
三是生产效率上的差距。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增加值率，与美国、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2001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5607美元／人年，是1994年美国的5.8％、1993年日本的5.4％、1994年德国的7.3％，与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的邻国韩国相比，也只是1994年韩国的10.1％；200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26.4％，而1994年的美国为49.31％、1993年的日本为38.01％、1994年的德国为48.44％、1994年的韩国为43.0％。
四是技术创新能力上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掌握了一批重大技术装备的关键技术，与国外先进制造技术水平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但由于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使得中国制造业的基础技术和关键设备较严重依赖进口。同时，由于引进与消化、吸收、创新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引进的后续工作没有跟上，许多技术停留在仿制的低层次阶段；再加上绝大部分制造业企业技术开发能力和创新能力薄弱，缺乏技术创新的资金和优秀的人才，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原创性技术和产品较少。
五是结构上的差异。从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比较来看，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落后于发达国家，而在加工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有着较强的国际比较优势，所以，吸引了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知名企业来中国办厂设点，把中国作为其亚洲乃至全球的生产制造基地，而在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表现得较为明显。
六是制造业中大企业大集团的差距。中国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在2001年的世界500大企业中，中国有11家，但是这11家企业中没有一家与制造业有关，并且国内100强企业也主要分布在能源、原材料工业。
（三）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优势
尽管中国与“世界工厂”还有差距，但是，在新的世纪，中国的制造业将得到更大发展，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业中心或者“世界工厂”仍然具有优势。一是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二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三是国民素质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四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升；五是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进一步完善；六是中国社会与政治稳定。因此，良好的优势条件为中国发展制造业、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提供很好的条件，中国有成为世界工厂的巨大潜力。
（四）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新型工业化道路
1.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各种观点
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或世界工厂，许多专家、学者从世界制造业发展规律、中国发展前景和世界经济的形势等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中国只要保持年均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就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第二种观点，中国工业化过程若能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和工业规模扩张，中国就必然会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第三种观点，世界工厂不应是中国的目标；第四种观点，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工厂。
2.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意义
尽管对于中国将来是否会成为世界工厂或世界制造中心，专家和学者有不同观点，同时也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但进一步发展中国制造业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战略选择。这正如朱高峰所说，“在‘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的声浪中，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当前经济的主导产业仍是制造业。”因为从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来看，目前虽然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但其载体仍是制造业，知识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工业经济的发达程度，工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物质基础。因此，在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制造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并且，高度发达的制造业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成为一个国家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获胜的关键因素，所以，进一步发展中国制造业具有重要意义。
3.新型工业化道路下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策略
一是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用信息化带动的跨越式发展的工业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
二是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重点发展劳动资本密集型、劳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并将中国的比较优势与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相结合，形成竞争优势，同时也解决中国劳动力就业压力和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
三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并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加强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的能力，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
四是加快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协调制造业的区域布局，加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后劲。
五是增加制造业科研和人才培养的投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六是优先发展装备制造业，消除装备制造业成为制约中国制造业乃至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八、应对贸易摩擦
随着中国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与出口竞争力的增强，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遭遇的贸易摩擦增多，企业遭受的损失越来越大，较严重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如何应对贸易争端和减少贸易摩擦成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对外贸易中贸易摩擦的特点
随着中国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和出口贸易的快速增加，中国遭遇到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贸易摩擦的领域不断扩大，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既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的贸易摩擦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贸易摩擦数量增长快。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统计，自1979年欧共体对中国出口的糖精钠发起第一例反倾销调查起，截至2006年10月，国外共对华启动951起贸易救济调查，加入WTO前共有566起，年均24.6起，其中有反倾销539起、保障措施27起；加入WTO以后共有385起，其中有反倾销268起、反补贴4起、保障措施44起、特别保障措施69起。20世纪70年代中国共遭遇反倾销调查2起，80年代年均6起，90年代达到年均31起，21世纪前6年年均48起。并且据WTO统计，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
二是贸易摩擦方式多样。加入WTO以前，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形式主要是反倾销和保障措施两种，加入WTO后则已扩展为四种：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并且还有纺织品特限、反垄断、337知识产权调查等各类贸易摩擦案件不断增多，各种隐蔽性强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不断出现。贸易摩擦还逐步由货物贸易领域向服务贸易领域扩展，由企业微观层面向宏观体制层面延伸。所牵涉的省市区由加入WTO前的21个增至26个，新增加内蒙古、青海、甘肃、云南和重庆。其中1997～2006年10月底，在提起反倾销申诉的26个申诉省市区中，由吉林省企业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位居首位，为38起，占反倾销案件总数的26.4％；山东位居第二，为37起，占比25.7％；北京位居第三，为34起，占比23.6％。
三是贸易摩擦区域扩展。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不断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同时，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也频繁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种种限制措施，贸易摩擦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目前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案件的数量，占中国遭受反倾销案件总数的60％。
四是贸易摩擦的涉案产品范围不断扩大。中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的产品逐步从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新技术产品扩展。另外，国外形形色色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也较为严重。
（二）中国与主要贸易国家贸易摩擦的表现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对外贸易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深受国际贸易摩擦的危害，与主要贸易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
1.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经济性摩擦阶段（1980～1989年），二是政治化摩擦阶段（1990～2001年），三是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年至今）。而中美贸易摩擦除了有反倾销、原产地规则、技术性贸易壁垒和保障措施等问题外，中美贸易摩擦还有一些特殊的问题。一是中美最惠国待遇之争，二是中美知识产权摩擦，三是中美贸易失衡与人民币汇率。
2.中欧贸易摩擦
随着中欧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中欧之间贸易摩擦也大量出现，已成为中欧贸易快速发展通道中的严重障碍。统计表明，在欧盟对华贸易摩擦中，反倾销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欧盟对华实施反倾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欧盟是对中国实施反倾销最严重的地区；欧盟对中国反倾销的力度与广度不断扩大；对中国征收反倾销关税幅度较高，对中国出口影响较大；欧盟对中国反倾销调查越来越严格；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成为中欧反倾销摩擦的关键问题；欧盟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消极性和不合理性[12]。
3.中日贸易摩擦
中日经贸摩擦的特点：受日本国内经济的长期萧条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影响；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是造成经贸摩擦的宏观经济背景；受“中国威胁论”噪音的影响；日本国内政治选举因素；产品质量特别是农产品质量问题是贸易摩擦的焦点。
（三）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对策
积极应对中国未来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的国际贸易摩擦。一是深化改革，健全和完善制度，并进一步完善中国实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体系，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加快与贸易摩擦相关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的建设，健全应对贸易摩擦快速反应机制和敏感产业损害预警机制。二是充分利用WTO机制，并处理好与美国关系，以降低日本、欧盟和加拿大的紧跟美国贸易争端的溢出效应。三是统一贸易口径，消除统计误差。四是将扩大内需作为长期发展战略。五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科技兴贸”战略。六是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建设，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过程。
九、对外开放中的国家经济安全
安全问题一直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首要问题。冷战结束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军事安全或国防安全的地位下降，而经济安全的地位上升。特别是20世纪末，以泰国铢大幅度贬值为标志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人们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有了更深刻的反思和高度的警觉。加入WTO后，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对外开放中必须重视中国经济安全
对外开放意味着中国降低关税、取消关税壁垒、允许外资进入某些行业等措施，在中国企业竞争力不强的条件下，可能会受到外资和外国产品的冲击；在中国各种经济制度还不完善、经济体制还没理顺的情况下，可能会受到来自经济、甚至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冲击。特别是在对外开放中，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一些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方面，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另一方面，中国仍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外贸依存度已超过60％，外资在固定资产投资、工业产值等方面已占有相当大比重，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日渐突出。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增强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的要求。
（二）国家经济安全的类型
根据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因素与风险的来源，国家经济安全的类型有：
1.资源安全
资源安全是指稳定、可持续的资源供给，同时又不制约、威胁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状态。资源（自然资源）安全类型根据地域划分：全球资源安全、国家资源安全和地区资源安全；根据资源类别不同划分：能源安全、水资源安全、矿产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土地资源安全等；按引发资源安全风险因素来源划分：内生型资源安全（由国内因素影响）、外生型资源安全（由国外因素影响）和内外结合型资源安全（由内外因素影响）。在对外开放中，影响资源安全的有：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对资源安全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供给与竞买的影响；因资源或环境的承载力有限方面而导致的资源安全风险（如土地资源与粮食安全关系；石油储量、石油消耗而导致的石油安全问题；水污染与水资源安全问题等）。
2.贸易安全
国家贸易安全，是指一国产品在对外贸易中受到来自国内外不利因素的冲击时，依然能够保持比较优势或具有足够的抗衡和抵抗能力，对外贸易能够正常运转、不受破坏和威胁的状态。目前学界主要关注的是贸易依存度与贸易安全关系的争论以及贸易摩擦与贸易安全的关系。
3.产业安全
产业安全一般是指一国在不同发展水平下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和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力与在国际环境下产业竞争力的动态结合，在初级生产力水平下，强调控制力，而生产力水平高时强调竞争力。对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学术界除了对产业安全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进行定义、研究外，还主要关注如下一些问题：产业安全的理论与形成机制；对策性方面的研究；开放条件下研究中国某一特殊行业的产业安全（如旅游产业安全、零售业产业安全、文化产业安全、煤炭产业安全、民族信息产业安全、钢铁产业安全等）；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针对具体的商业行为（如利用投资、跨国并购等）对中国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从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研究产业安全问题（如政府规制与产业安全问题等）。
（三）维护中国经济安全的对策
增强综合国力，增强抵抗风险和冲击的能力，从根本上维护中国经济安全；通过成立国家经济安全部门、完善相关法律、建立重要战略资源物质的储备和建立健全经济安全的预警机制等措施，构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防御体系；实施“走出去”战略和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以主动的姿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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