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大学教师学术身份重构：情境变革与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境论文,化与论文,重构论文,框架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5)03-0086-12 全球化是影响当前世界格局的一股强大力量，其打破了国家之间的地理边界，通过时空压缩的方法将时间和空间“连接”起来，最终使得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现代民族国家都无法逃避它的影响。全球化所引发的相关改革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掀起了巨大风浪，笔者将重点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大学教师学术生活所发生的变化，试图总结大学组织、学科以及教师个体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情境变革，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供探索全球化时代大学教师身份重构的分析框架。 一、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与学术生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浪潮势头强劲，影响广泛。当下，全球化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我们对于全球化进程都有着真实切身的体验。关于何为全球化，学者们认为，从客观现实的角度出发，其是一种在全球信息技术的推动下进行时空压缩与资本增长的过程，[1]包括人员、知识、资本、信息和技术等构成的一系列全球流动(flows)和网络(networks)；[2]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其是由经济自由化所导致的深思熟虑的意识形态工程，[3]是一种关于新自由主义合法性的全球想象。从中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理念是推动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关键信念；提倡市场，鼓吹竞争，要求建设竞争性政府，缩小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范围，削减卫生、福利、教育等社会服务中的公共开支，尽可能地将公共服务私营化，引入内部竞争等市场原则。[4]新自由主义理念和相关改革实践推进了全球化的进程；同时全球化进程也反过来继续推动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这二者是相互促进、共生共长的关系；最终新自由主义一度发展成了当下社会的普世价值，[5]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学组织在全球化的知识社会中占据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中心性位置(centrality)，自然更是逃离不了全球化的影响。莫罗(R.A.Morrow)和托雷斯(C.A.Torres)声称，“或许没有其他组织比大学更容易受到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影响了”。[6]有学者充分肯定大学在全球化时代的战略地位：从经济角度，大学被看做是争夺市场份额的优势企业；从文化角度，大学是沟通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关键解调器(key cultural mediators)；从政治角度，大学事关各民族国家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7]因此，“中心性”事关大学在全球化时代的新使命，高等教育使命的变化反过来也必然对高等教育的合法性、治理机构、组织安排以及学术生活、文化和工作都产生一系列影响。[8]总之，全球化在高等教育领域建立了一种关于市场、竞争与管理的新秩序，其使得学术工作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且使得原本已经“超级复杂”[9]的学术工作变得更加复杂。有学者声称，全球化是大学组织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遭遇的最根本性的挑战。[10]笔者认为，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不仅是指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全球化等因素改变了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同时更是指全球化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逻辑(新自由主义理念)渗透和蔓延到高等教育领域，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高等教育传统上的发展路径。那么，全球化浪潮影响下，大学教师的学术生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大学教师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呢？市场、竞争和管理等规范在多大程度上被内嵌到了大学教师的学术生活中呢？本文试图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分析框架。目前学术界已有研究一般都是从总结经验事实的角度出发，通过访谈、问卷和观察等方法来分析市场、竞争和管理等改革浪潮对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影响。同时也有不少西方学者采用“学术身份”概念作为研究工具来分析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相关社会变革对大学教师个体所带来的影响。“学术身份”是在个体经历与外界环境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建构形成的；[11]因此笔者认为身份构建可以凸显教师个体在不同层面所承受的外界复杂因素的影响；借助“学术身份”概念为研究工具来分析外部改革对教师个体的具体冲击是一种值得探究的研究路径。教师个体是外部变革情境中的能动者，通过个体—情境互动来对变革情境作出教师个体特有的意义阐释；同时在意义阐释过程中生成了改革情境下的大学教师学术身份重构；最终学术身份重构的结果直接影响大学教师个体的学术生涯和其所在学科领域的发展。 二、学术身份的主要意义来源 学术界关于身份形成的研究基本有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两条路径。本质主义认为，个体身份形成是将性别、肤色、种族和阶层等固定化特质加诸于个体之上，个人身份是单一的、确定性的和不变的。随着研究的发展，当代身份理论多是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强调环境对身份的影响，不再将身份看作是稳定的已形成的自我。建构主义认为，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事实，个体在与社会环境的意义协商过程中，吸收个体所在共同体的态度和价值观，为自己创造一定的自我界定和阐释空间，从而使得个体成为社会所期待的人以及自己想成为的人。[12-14]因此，个体身份是动态生成的，重视个体所在的“想象共同体”和“实践共同体”的影响，这些共同体中的一项功能就是为个体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和表达自己的语言，并使得个体形成归属感和获得存在意义，以此指导个体行动。[15]詹金斯(R.Jenkins)在此基础上将个体和群体的身份构建定义为一个持续的反思性过程，一个内部自我定义与外部他者定义之间的协商过程，强调内外部身份定义互动过程中界限(boundary)的重要性。[16] “学术身份”(identity)概念本身对于学者个体的生活和学术职业群体的工作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符号意义和工具意义。[17]其意味着他人和社会对教师个体的期望、规定与认可，同时也内含教师个体对自身的反思、认定和追寻。[18]本文以“学术身份”为分析工具，因此笔者将在这部分简要分析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主要意义来源。社会学领域的身份研究从社会到个体、从宏观到微观呈现了身份建构的以下四个层面：社会历史文化层面、群体层面、人际互动层面和个体自我层面。[19]其中，社会历史文化层面指向的是个体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强调历史文化对自我形成的影响；群体层面关注的是个体如何将社会群体成员资格纳入到自我界定之中；人际互动层面主要呈现的是个体如何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形塑自我感的过程；个体自我层面是指个体通过发挥自我意识性、反思性及能动性来形成个体整体而独特的自我存在感的过程。[20]笔者认为，大学组织层面、学科层面和教师个体层面是全球化背景下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塑造最为息息相关的意义来源；学术身份是教师个体在大学组织、学科和自我赋予的角色期待之间进行意义协商的结果。 首先，大学组织构成了大学教师工作的首要组织情境，大学组织特性和文化也是教师个体学术身份建构的重要意义来源。[21]大学组织作为学者个体的工作场域，事关学者个体的生存环境。学术职业发展的规范和路径很大程度上都与大学组织情境密切相关。在大学组织由学术共同体和公共机构向企业化组织转变的过程中，其对大学教师的外部期待和要求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次，学科也被视为是个体学术身份的主要意义来源，[22]学者基于学科知识和学术专长界定自我。[23]比彻(T.Becher)和特罗尔(P.Trowler)认为，根据学科和领域的不同，学术职业内部被划分成了不同“部落”，不但是学术人员探索的具体物质不同，而且学术人员作为学术人的自我概念、其在日常工作中所扮演的科研和教学的角色、其与所在院系机构交流的模式以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方式都存在不同。[24]再次，性别、阶层等先天因素以及个体经历、信念、外部压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个体因素自然都是个体协商学术身份的重要意义来源。[25]因此，当全球化已经成为大学教师无法避免的活动向度时，大学组织、学科发展和教师个体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和互动结果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然也就导致了教师学术身份的重塑。笔者发现，西方学术身份概念可以帮助从微观层面上系统地呈现全球化对学术工作的影响。 三、学术身份重构的情境变革 由上文可知，大学组织、学科和教师个体这三者是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最主要意义来源，因此，本文将分析全球化在上述三方面所带来的根本性情境变化，以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探索全球化时代大学教师身份重构的分析框架。 (一)组织层面：新管理主义的全面渗透 在全球化影响下，市场、竞争和管理等新自由主义话语普及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普世价值，高等教育领域关于世界市场、各大学全球地位竞争、开放知识流动和网络结构等全球性话语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了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政策。[26]有学者注意到，就组织层面而言，科层(bureaucratic)①或市场②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取代传统的同僚治理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大学组织。[27]同僚治理③、学科和民主机构以及个体自由被视为快速决策和良好表现的障碍，故取而代之以强大的管理。简而言之，全球化对大学组织情境的最大冲击在于新管理主义发展成了高等教育领域一种典型的全球化治理模式，[28]也就是新管理主义范式以“效率”和“产出”为要求，强化了大学组织管理中的科层模式和市场模式，弱化了传统的同僚治理模式，彻底改变了大学的组织情境和运作方式。 具体说来，新管理主义范式包括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重塑和文化再造以及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技术控制，即通过一系列包罗万象的调节机制和细致的监控技术来逐步改变公共服务部门的组织和制度环境。[29]在大学场域里，机构自主、类市场竞争、系统多样性、管理主义、外部问责以及研究成果的商业生产和转化等与新管理主义相关的政策措施都已经在各国上升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意识形态，最终促进了各国在全球知识经济中的全球竞争。[30]这些全球竞争主要包括以英美精英型大学为主导的世界一流竞争性市场的出现和以英澳大学为主导的商业型大众市场的快速发展，[31]除此之外的其他国家暂时在教育市场里处于买方位置。 由上可知，全球化在高等教育领域所建立的关于市场、竞争与管理的新秩序，使得学术工作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夸张地说，大学组织环境已经从坚守信念、追求真理的学术共同体发展成了充满竞争、管理和市场化的“企业式”组织。根据奥尔森(M.Olsen)的总结，[32]大学作为“企业式”组织，其内部治理模式是委托人——代理人之间通过合同来规范的管理，管理的目的在于最大化的产品输出，在于经济、效益与效能；学院内部人员之间的关系是竞争性的、科层化的，市场决定学术人员的工作量；学院通过基于性能指标和成果输出的评价对学术人员进行审计监控；学院通过名牌和公关来打造学院的企业形象，以扩大学院在消费者市场中的占有程度。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全球化过程中，大学的组织情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公司化管理元素凸显。那么，大学组织环境的变化对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实质产生了什么影响呢？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失控世界”，很少有大学教师能够逃避被管理。为了寻找躲避“改革风暴”的避难所，他们不得不在一个市场化的管理型组织里使其学术工作变得更具有创造性、适应性和有效性；[33]也就是变得能够符合外部问责的标准以及保证学术产出。在大学公司化管理的环境中，大学组织重视学者个体对于生产率和“战略价值”的贡献；[34]个体作为行动者的角色在慢慢流失，大学教师们在从事传统的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之余，还需要进行各种创收活动以确保其对大学的贡献和价值。 上文提到，大学组织情境是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重要意义来源，那么，面对管理主义的组织环境，大学教师该如何去应对充斥着内外部审计、问责和市场压力等元素的管理主义的组织环境？这种大不同于大学传统组织环境的外部情境又将最终对大学教师的组织身份建构产生怎样的影响？组织身份重构的结果是否能够为大学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提供保护空间呢？ (二)学科层面：知识商品化 高等教育领域遍布着生产知识的群体，知识是组织高等教育活动的基本材料，高等教育的三个基本要素——工作、权力和信念都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35]传统意义上，大学教师以高深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保存为“志业”；知识所构成的学科部落以及由学科所发展成的院系是大学教师赖以生存的工作场域。笔者认为，就学科层面而言，高等教育全球化所带来的知识商品化以及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是全球化改革过程中大学教师在学科层面所需要面临的现实与挑战。大学作为公共机构，其主要生产质料——知识是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非稀缺性。公共知识只有在最初被生产出来的时候具有排他性，一旦流通开来，其市场价值就是零。[36]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全球竞争治理型国家强调知识的经济价值，因此在全球教育市场的推动下，知识的公共产品性质弱化，私人产品和商品性质增强，知识逐渐从全球性公共产品转变成了兼具公共与私有性质的混合产品，乃至成为可以在市场上交换的国内商品和可贸易的国际商品。[37-38]这一知识性质的转变过程被称为是知识商品化(the commodification of knowledge)过程。 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品化一般是指赋予传统上不被看作是经济物品的东西(例如想法、身份、知识等)以经济价值。[39]商品化是指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都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全球化所带来的“知识商品化”就是指在教育市场里赋予“知识”以经济价值，使其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作为私人物品在教育市场里进行流通。[40]在知识商品化的过程中，各大学通过知识商品进行盈利创收，使得高等教育直接发挥经济引擎的作用。同时，高等教育机构从公共机构转变成了商业市场：在其中，家长和学生是消费者和顾客，教师和学校是自主管理的服务提供商，课程知识和教育文凭等是其中流动的商品④。[41]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WTO-GATS)力图将教育作为一种全球范围内的可贸易商品(tradable commodity)，要求各成员国尽可能地开放本国教育市场，通过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活动和自然人员流动等主要机制来推进以知识为商品的全球市场的建立。[42]著名高等教育专家马金森(S.Marginson)称，在全球教育市场上流通的商品除了知识商品(knowledge goods)之外，还有地位性商品(positional goods)⑤。[43]从中可以看出，马金森所言的地位性商品其实就是具有高选拔性和强竞争性的精英大学文凭，目前全球地位性商品竞争主要被英美精英大学垄断，其他国家大学暂时参与不到该竞争中。 另外，除了知识性质的转变外，全球化时代知识生产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吉本斯(M.Gibbons)等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一书中提出，现代知识生产在由模式1转向模式2。模式1知识以学科为基础，在理论基础和知识运用之间有明显的界线；模式2的知识围绕问题识别和问题解决展开，具有应用指向、跨学科性质、异质性和多样性等特征。[44]在传统的科研表现之外，知识的转换率和效率、问题解决的能力、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成了衡量模式2知识成功与否的新标准。从中可以看出，与模式1知识相比，模式2知识更接近市场，更容易转换成知识商品。故而，知识生产模式2的概念模糊了知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45]也进一步模糊了大学和社会间的界限，加快和促成了知识商品化的进程。 由上可知，在全球化时代，知识的性质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大学的教学和研究角色发生重大变化，进而影响到大学教师的工作角色。传统意义上，大学教学和科研的主要功能应该在于生产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开放科学”，而非生产直接指向市场的知识。[46]但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教学和科研非常重视市场，重视知识商品在市场的流通，科研和教学的成果迅速发展成在利伯维尔场里进行买卖的商品，知识商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由竞争性市场决定。大学教师们通过市场行为或是类市场行为在市场上交易知识产品，使其转换为资本，最终为其赢得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学术声望等资源。故而，在知识商品化过程中，大学教师的学术生活越来越依赖于捐赠方、市场买方和社会等外部利益所得者，这势必侵害学术生活的自主性和公共性。另外，大学教学和科研与市场过于亲近，势必会伤害知识的创造性。那么在知识商品化所致的知识生产的理性主义被迫让位于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过程中，大学教师的学科身份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呢？学术人在多大程度上向市场人转变？ (三)个体层面：排名和发表的压力 全球化浪潮所裹挟的关于市场、竞争和管理的改革最终都落脚到了大学教师个体层面，改变了大学教师的学术兴趣、信念和偏好等。笔者认为，就个体层面而言，教师个体主要面对的是因内外部问责和竞争所带来的排名压力和学术发表压力。 首先，由西方精英大学主导的全球大学排名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一套关于理念和价值的强势话语；质量、问责、影响和卓越成了公认的标准；[47]然后这些国际标准又催生出其他连锁排名，例如科研排名和期刊排名等。落脚到大学教师的学术生活本身，全球大学排名作为特定国家经济成就和国际威望的符号标志，使得世界范围内各高等教育机构和学者们都面临着巨大的排名压力。并且，这些高风险的排名游戏使得赢家和输家之间的距离不断被拉大。赢家将获得经济利益、学术声望和学术权力等各种资源，输家则将在排名过程中被一步步边缘化。因此原本以知识本身为目的的学术生活如今也充斥着严重的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这些生存法则势必影响学术生活的价值取向和日常形态。 其次，在当下，以SCI、SSCI和A & HCI等类似的学术论文发表成了大学教师学术产出和学术影响力的重要衡量指标。全球大学排名、科研排名以及学术聘用和晋升等都与论文发表息息相关，“发表或者灭亡”(to publish or to perish)是当下学术生活的真实写照。世界范围内的教师们都在被推动着“更多、更快、更国际化地发表”。[48]也就是说，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者都需要以论文“产量”为指标来证明自身的经济价值和市场价值，“学者突击部队”“争先恐后”或“身不由己”地纷纷参与到学术出版的“军备竞赛”中。 对于学术期刊如何作为一种代理来衡量质量我们知之甚少，但是目前来看期刊本身已经成了某种身份地位的标志，而不仅仅是传播科研知识的方式路径。另外，各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对高引用率和高影响因子期刊的过度追求，使得学术界里一股期刊“狂热症”蔚然成荫。[49]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期刊所有权普遍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地区，从学术刊物的地区分布，我们可以看出“北方”的话语权几乎决定了其他地区学者们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追求。[50]从学术期刊的语言载体上来看，英语霸权也已经是一种似乎被广为接受的常识。问责的压力和竞争的增加以及顺应规则所能收获的收益，使得大学教师们都沉迷于英文学术论文发表等竞技游戏中。[51]总之，问责和竞争压力之下，发表成了各院系机构和大学教师们非常强烈的专业要求，最后论文发表赢家能赢得研究经费、慈善拨款和日益鼎盛的学术声望等各种资源。于是，更有甚者，学术工作被简化成了论文发表，学术科研的本质发生了严重的偏差。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剥离极易造成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言的“单向度的人”，也就是被市场、排名和竞争等狂热单向控制的人。学术界的这种SCI、SSCI症状自然已经违背了学术职业促进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初衷，学术生活已经被越来越技术性的语言所笼罩。甚至，过度关注发表所造成的学术虚假“繁荣”可能最终导致学术的衰落，影响创造性的知识生产。那么，排名和发表所带来的压力将如何影响大学教师个体层面的学术身份重构呢？ 四、概念框架的提出以及可能的分析方法 全球化的冲击使得市场和政府联手迫使大学对相应改革作出响应；高等教育机构、学科和个人之间的互动变得越来越复杂，高等教育机构不再能为大学教师的智力实践活动提供有界限的保护空间；大学教师越来越难以保持有界限的“行动空间”或自我调控性的共同体。此外，大学教师不但需要改变行为来适应新的政策环境，同时也需要重新审视他们在新环境里的角色、关系和边界的改变，[52]就是事关大学教师身份内涵的转变和调整。根据前文所述，大学教师的身份认同主要是在大学组织、学科和教师个体之间的不断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当全球化已经成为大学教师们无法回避的活动向度时，外部改革环境对教师个体、学科和高等教育组织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从组织层面上看，组织环境已经从学术共同体发展成了充满竞争、管理和市场化的“企业式”环境，那么组织因素对大学教师的学术身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其次，学科发展是大学教师作为专业人员赖以生存的工作质料，从学科层面上看，随着知识商品化潮流的严重化以及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大学教师科研和教学工作的实质都发生了变化。由此，学科因素对大学教师的学术身份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最后，大学教师个体在当下改革环境中承受着巨大的内外部问责和审计压力，科研评估、期刊排名和大学排名等各种竞争活动是当前教师个体所需要面对的外部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排名和发表的压力使得教师个体对自身的角色期待、兴趣偏好和学术信念等都发生了变化。由此，这些教师个体因素又对大学教师的学术身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综合全文所述，笔者在总结全球化时代大学组织、学科和教师个体等层面所面临的情境变革基础上，提出了如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借此探索大学教师在全球化新环境里的学术身份重构。笔者认为，分析全球化时代大学教师学术身份重构的意义在于帮助外界清晰地看到市场、管理和竞争等全球化改革对大学教师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学术生活的具体影响；另外，通过分析新身份的重塑可以帮助回答大学教师们对改革潮流的回应。后续研究中笔者将通过实证数据来充实上述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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