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途径_革命论文

革命: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途径_革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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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近代历史时期是中国现代化的酝酿和尝试阶段,那么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现代历史时期则是中国现代化的正式启动阶段。现代化的跨世纪主题和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在这一历史时期获得了辉煌的展现和胜利地推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导中华民族探索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取得了历史性成功。这种历史性成功的主要标志,就是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开辟了通过革命化手段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从理论思维的角度对现代化理论新形态进行了积极性探索和建设性构想,分别从现代化前提和现代化本身两个方面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扫清了道路和打下了基础。

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也就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道路。这一历史性抉择的深刻意义在于,它不仅要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由农业自然经济——封建专制政治——封建主义文化的前现代化传统框架向经济繁荣——政治自由——文明先进〔1〕的现代化新型框架转型,而且还要赋予中国后发性、 外源性现代化以超越性特征,超越欧美式现代化,把西方的历时态的现代化变革转换为中国的共时态的现代化变革。对于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的认识和选择,是在当时世界现代化大格局和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艰难探索的内外契机中形成的。

一、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模式

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期(大体相当于中国的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近代历史时期),世界规模的现代化发展掀起了第二次大浪潮〔2〕。 这一现代化新浪潮以现代工业化向整个欧洲、北美扩散并取得巨大胜利为标志,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陆续推进现代化,迅速成为工业化的先驱国。这次以欧洲为核心地区的世界规模的现代化新浪潮在取得高度成功后,越出欧洲而向非基督教文明地区传动和扩散,在东亚的日本,现代化的冲击波激起了强烈的回应。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实行体制重建,由国家政权推行产业革命,因而迅速成为具有军国主义特点的资本主义工业国。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直到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国家工业化道路所遵循的唯一发展模式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从经济性质来看,它完全属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类型,并且处于成熟形态。从发展特点来看,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又可分为英国、法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范式和德国、意大利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范式。由于激烈争夺世界市场的迫切需要,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不可能像英国那样首先发展自由资本主义,而是通过极权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而能在较短时间内赶超英、法等先进的现代化国家。日本的工业化也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范式。由于现代化在西方和欧洲获得了高度成功,工业化又表现出单一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所以在理解上把现代化视为“西化”或“欧化”,把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被视为唯一或普遍的目标模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如同欧洲中心主义一样,随着殖民化和西风东渐而成为一种先入性绝对性概念。

现代资本主义的空前发展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在向东欧推进中却引出了对抗性的发展形式。世界规模的现代化第二次大浪潮所产生的普遍性发展危机,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解纽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突破。俄国原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基础上输入工业化方式而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第一次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冲突为俄国造成了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殊契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取得成功,在经历短暂动荡后迅速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苏联所标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正是斯大林所宣称的“列宁主义的实现现代化的布尔什维主义”〔3〕。 苏联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走向现代化的新式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化发展性危机和负面效应的情况下出现的。作为现代化模式来说,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模式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既成模式相比,具有鲜明的对立性,引起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突破,引向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创新。十月革命的道路,昭示的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即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它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作为历史杠杆来推动和促进经济革命工业革命,超越于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的革命”〔4〕。 苏联的这种现代革命在性质上属于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等那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判然有别,它的“现代化特征”打上了社会主义烙印。在中国共产党一开始肩负着领导中华民族进行现代化探索的伟大任务时,世界现代化大格局为中国提供了两种现代化模式,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一种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另外,属于儒教文化圈的日本也提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样,现代中国在现代化发展模式上就面临着历史认知与文化选择的问题。

二、中国现代化探索的深刻教训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被强行纳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潮流和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新体系中。近代中国从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包括冲击(挑战)——回应矛盾和传统——现代矛盾在内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交互运动过程,它包括反殖民征服的民族斗争和反封建专制的民主斗争。中国现代化的外源性特征和后发性特征显示了这种现代化探索的历程格外地曲折和现代化探索的教训格外地沉重。近代洋务运动,首开以“变器”求“自强”的防卫性现代化的尝试,企图在维护封建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兴办一批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近代工业。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这种“中体西用”的现代化观的破产。戊戌维新运动是以立宪民主为中心的改革性现代化探索,着眼于“变法图强”的目的,企图通过君主布诏手段和平稳渐进方式实现资产阶级宪政目标。这种制度性变革的尝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的血腥镇压而宣告失败,说明了以改革求立宪的现代化观的破产,顽固不化的封建专制主义根本难容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制改革。辛亥革命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两者包括现代化前提和现代化本身)为现代化的理论纲领,提出政治上资产阶级民权制度和经济上国家资本主义的目标。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的封建帝制而使专制皇权结构解体,但随之出现的是严重的权威危机。它以革命(暴力)求共和,走的是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动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但共和国旋即名存实亡,革命政权被窃夺,政治体制与价值观念脱节,宣告了“西体中用”的现代化观的破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成为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历程的三大界标,它们从“变器”到“改制”到“革命”层层递进,即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到国体层面深化了对现代化的认识。洋务运动致力于“自强”、“求富”而学步于西方的现代工业化,戊戌维新致力于“变法”、“改制”而仿效西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方式,辛亥革命致力于三民主义而效法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方式。这三个现代化探索环节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第一,证明了“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模式都不适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实质性失败宣告了“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现代化观的破产。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现代化的两种方式即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在中国遭到失败而不能奏效,因而不能作为现代化道路的正确选择。孙中山反思中国现代化道路,已意识到必须“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寻找一条“并驾欧美”的赶超型现代化道路。第二,昭示了以暴力革命手段进行现代化道路的抉择。辛亥革命对于现代化探索的独特意义在于:以暴力革命手段为走向现代化扫清道路。孙中山选择了暴力革命手段,领导了辛亥革命和旨在挽救共和、反对军阀的战争,并且以俄为师创建了国民革命军。他还试图在工业革命的同时完成社会革命,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生产的工业革命和以国有制取代私有制的社会革命同时并举。第三,高扬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现代变革精神。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程贯穿了现代变革精神,这种现代变革精神是在汲取明清以来本土原有的变化日新的观点和西学输入的社会进步观(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薛福成、王韬的古今“变局”的朴素变易观,到康有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的思想,梁启超“变亦变,不变亦变”的观点,谭嗣同“天地惟新”的意识,到孙中山以革命手段推进社会变革的思想,都昭示了现代变革精神。这种现代变革精神成为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的一种精神动力。上述三方面历史经验教训对于现代中国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的认识和选择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确立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阶段,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阶段。从国际环境和现代化世界进程来看,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崩溃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资本主义现代化世界规模的新一轮发展危机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而引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国际性立新和东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区域性推进。从国内情况来看,革命和战争为基本特点,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标示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和以民族抗战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特点。这一时期革命重于一切,“战争解决一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新民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走俄国人的路”,选择了苏联式的现代化道路。这一历史性选择是为现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国际条件所决定。

第一,现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现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武装侵略和资本输出,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国家而不是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从现代国际资本的本性和目的来看,国际资本受剩余价值利益机制的驱动将资本的矛盾运动从一国扩展到世界,从中心推进到边缘,形成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通过世界范围的殖民掠夺而积累资本,通过国际市场的激列争夺而向外扩张。它作为新性质的社会生产力,依靠武力后盾、经济优势和治外特权更加贪婪地攫取和剥削。国际资本的殖民掠夺和殖民扩张打破了中国走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迷梦。“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5〕从民族资本的生存条件来看,现代中国民族资本既不具备资本主义原初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原始资本积累、自由雇佣劳动力),半封建地位未能使小农生产方式彻底瓦解并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不具备民族独立和向外扩张的必要条件,半殖民地地位决定了它不可能向外扩张和争夺国际市场。民族资本在有着经济优势的国际资本和有着政治特权的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下艰难发展,在与后两者的实力悬殊的竞争中显得异常软弱,又缺乏国家权力的保护,因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终于走不通。从官僚资本的畸形发展来看,现代中国官僚资本屈从和依附于国际资本,虽有国家权力的支撑和政治特权的维护,但处于国际资本的重压之下,只能获得依附性发展。 官僚资本的国家机器蒋介石反动政权统治中国22 年(1927—1949)而最终垮台,宣告了其所仿效的德国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彻底破产〔6〕。 就现代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和世界性扩张而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中国即使发展资本主义也只能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化”和附庸性地位。实际上,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没有走通,无论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还是效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均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现代中国的革命性质和革命目标决定了必须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现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性质上是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目标和根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形式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为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先决条件。从革命特点来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从革命前途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它虽然允许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7〕。 革命前途是避免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作为“过渡的阶段”、“过渡的形式”,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则是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趋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日,即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之时。“新民主主义国家”包含有共产党的领导、工人阶级及工农联盟、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思想文化战线上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等社会主义因素,这是它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内在根据和主体条件。从民主革命与工业化的关系来看,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要发展现代工业化,而发展工业化的基本前提和首要条件是取得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 不可能发展工业”〔8〕;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9〕。 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扫清障碍创造前提。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对于解放社会生产力和推进现代工业化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是现代工业化的基本前提。半殖民地化和附庸性地位使中国现代化被扭曲被阻遏,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如日本侵略者出于反对中国工业化的经济目的,把“近三十年来中国逐步推进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完全打断”,至少使中国现代工业化进程延误了二十年时间〔10〕。中国的工业化命运不仅同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上述可知,现代中国如要走资本主义及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社会主义不容许”〔11〕,而选择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则是必然的选择,理性的选择。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现代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前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2〕。毛泽东深刻地把握了俄式革命与中国国情的关系,探索了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之路。列宁在驳斥那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的教条主义理解时曾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13〕在这里,列宁指明了经济落后国家首先运用“革命手段”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提”,然后再通过国家权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选择性。毛泽东认为,必须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使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可能性,首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1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从现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特点”出发,从发展中国现代工业化所要求的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基本前提出发,总结和汲取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探索的失败教训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认识到只有通过革命化才能走向现代化,从而确立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道路。这种选择,是独立自主性的选择,克服了辛亥革命和国民党当局那种盲目抄袭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弊病。这种选择,是富于创造性的选择,根据“中国特点”来探索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正确地把握了历史认知与文化选择(包括民族价值取向)之间的张力关系。这种选择,并非出于某种先验的幻想和纯粹的思辨,而是中国现代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现代发展取向的必然结果。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以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先行成功而为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工业革命扫清障碍创造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近三十年的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先决条件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使中国的现代化跨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

注释:

〔1〕 “经济繁荣”——“政治自由”——“文明先进”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构架。

〔2〕〔10〕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编第五章第四节,第316—317页。

〔3〕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187页。

〔4〕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上海泽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章。

〔5〕〔7〕〔8〕〔11〕〔12〕〔14〕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卷第679页,第647—648和668—671页; 第 3 卷第1080页;第2卷第679—680页;第4卷第1471页,第1375页。

〔6〕 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期间, 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949年以前,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多少建树”(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9页。)。

〔9〕 毛泽东:《致秦邦宪》,《毛泽东书信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页。

〔13〕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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