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思维的创造轨迹与制度变迁设计轨迹的统一——学习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轨迹论文,理论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思维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着手，分析了这一理论的思维创造轨迹和框架，并从体制变迁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制度变迁的独特设计，展示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深厚的实践基础，最后从二者统一的层面，分析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为我们全面、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提供了新视角，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探讨。
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指南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中国制度现代化的变迁，从实践上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宝库。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体现出来的理论思维的创造轨迹与制度设计轨迹的统一，深刻地体现了一个站在时代制高点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理论勇气，体现了一个为泱泱大国开创全新事业从而对全人类发生世纪性影响的总设计师的历史伟绩。
一、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看其理论思维创造轨迹和框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领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来，开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思维的创造过程。纵观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具有其独特的思维创造轨迹：
轨迹一：“分离－－界定”。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分离”开始，并随着“分离”的深化，最终实现界定，不断丰富与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首先，邓小平根据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的史实，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分离开来，认为市场经济不限于资本主义，这就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奠定了前提。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有市场经济的存在，说明了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与社会制度没有直接关系。当然，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一定社会制度而存在的，不存在抽象的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都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制度的一种形态当然也不会排斥市场经济，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①其次，邓小平将作为资源配置手段或方式的市场与作为经济体制的市场经济分离开来。他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我国虽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但在这一体制下可以有市场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或手段的存在。通过这种分离，他已经看到了这种分离对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所以他强调计划与市场关系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利，反之就要糟。②不仅如此，邓小平指出，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缺点就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的事实，蕴含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充分注意运用市场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或手段的作用的客观必然性。再次，邓小平将计划、市场与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分离，市场经济与社会形态的分离结合起来，认为不要一谈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虽然不同的经济体制可以运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与手段，但这并不排斥相同的经济体制下也可以运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这就说明，计划与市场作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与作为经济体制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可以分离的，而这种分离又与市场经济与社会基本制度的分离结合在一起的。在此基础上，可以界定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从而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根据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邓小平深刻地把握住了它的特点，使理论上的这种分离来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深化对实践的认识，作出了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科学结合。③最后邓小平把计划、市场与经济体制的分离，以及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社会基本制度的分离置于动态的宏观把握之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市场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要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客观经济条件来决定，这种变化当然不会影响社会制度本质。④正确把握计划与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对范畴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应该放到历史的长过程中去，不应该静止孤立地看。计划经济体制是以计划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方式的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方式的体制，当然不能将其作为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标志。计划经济不能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市场经济也不能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在计划、市场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多层次分离中得到界定，最终完成。
轨迹二：“补充－－结合”。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分离－－界定”的基础上，按照“补充－－结合”的轨迹层层递进，不断深化的。首先，他在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同时，又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不同。虽然方法上相似，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同，这些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命题，指出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⑤。党的十二大确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制度安排，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确立了市场调节的补充作用，这也是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最初解答。虽然这种解答尚未突破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之间关系的传统框架，但却真正将市场调节纳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使其获得了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补充式结合的空间。其次，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是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一理论观点，为解答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命题，创立了坚实的中介环节和理论基础。因此邓小平对此评价很高，认为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用我们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⑥。在1985年，邓小平就十分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他对这一问题的剖析，采用了由表及里的方法。首先阐明在社会主义制度表层的经济体制上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进而深入到本质，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进行了阐述。邓小平提出，必须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十二大确立的补充式思路转化为实质性结合式思路的转变。党的十三大以前，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再次明确指出，以计划经济为主不要再提了⑦，这就标志着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上补充式结合方式的转轨。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针对在体制层次结合问题上出现的反复和动摇，邓小平明确提出，必须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邓小平将体制层次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问题具体化到计划与市场的结合的问题上，提出在不同阶段两者可以采用不同的结合方式，有时计划多一点，有时市场多一点，这种变化不应是对体制层次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否定，相反应该是体制层次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实现。⑧再次，邓小平又深入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深层关系进行科学的总结，最终完成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思维过程。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与市场都得要，不能认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⑨。相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而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具体体制也都是手段。至此，邓小平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这一命题作出了最深层、最宏观的注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与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的结合一样，不涉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属性，而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体制选择。这就为社会主义最终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最后，邓小平从结合论角度对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出集中的概括与总结，不仅计划与市场比例大小不会影响社会制度的本质，以计划与市场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从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也不会直接影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⑩，这就最终完成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历史命题的理论框架。党的十四大正是以这一理论为指导，从战略高度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由理论转化为实践，成为继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和体制目标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划时代的里程牌。
轨迹三：“引进－－内植”。与上述两条轨迹相应，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思维创造过程又是一个“引进－－内植”的过程。最初，邓小平通过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分离，为把市场经济引入到社会主义制度内确立了前提。在社会主义制度内引进市场经济、市场调节，首先在传统经济体制内部打开缺口。就其理论思维而论，是对传统体制带来变革。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引进社会主义制度内，从单项要素引进到“结合”引进，展示了邓小平对经济体制、调节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之间关联作用的深层剖析和理论本身的深化。邓小平又从体制基础的变革出发，进一步确立了上述“引进”的科学性，为最终将市场经济体制内植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在上述理论思维的发展过程中，使引进向内植转化，最终确立起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
必须指出，上述轨迹不是孤立的、单向的，而是相互交织、复合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正是上述轨迹交互作用的结果；而这种交互作用之所以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还在于其有独特的思维构架：
第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完善，是与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与深化结合在一起的，并随着其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深化与完善而最终完成的。反过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成熟也为其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奠定了基础。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11)，“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12)，需“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13)；改革开放“是对体制的革命”(14)。在他看来，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长期存在着，必须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但是改革的对象又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就经济体制而言，就是要改革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邓小平将计划、市场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区分开来，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市场区分开来，从而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区分开来。指出计划、市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这就彻底否定了将计划经济看成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传统理论观点。既然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呢？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新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随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深化，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最终确立起来了。
第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是以发展生产力为思考侧重点展开的。邓小平虽然没有专门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表论著，而是在涉及其他问题时谈及或强调的，但是应该看到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重要思想都是在其对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一战略思想框架内展开的。如在阐发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与市场两个都要、都是方法等观点时，都直接显示出其对生产力的思考这一重心。社会主义搞不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等等，都是以什么方法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依据和前提的(15)(16)。可以说，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围绕着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怎样搞社会主义这一侧重点进行深入思考和不断完善成熟的。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又是在从整体上探寻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不断深化与完善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蕴含的深刻主题就是中国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从这个主题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理论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全面突破。一是从经济发展目标的选择上看，摒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不求富而求强的观点。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在普遍贫穷的基础上，无论计划经济如何完善也无法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则可以通过求富而实现求强。二从发展的战略看，计划经济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可以实现重工业单方突进，邓小平认为这种发展战略有片面性，缺乏灵活性，认为必须利用市场的灵活性，通过市场经济实现产业结构的均衡发展。与之相适应，就要求主体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需求，具有多元化与灵活性，从而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三从经济体制本身看，过去计划经济的行政指令性手段明显不适用了，必须改变资源配置主体手段的性质，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始终贯彻着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一内在逻辑。
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实践看制度变迁设计轨迹
近十几年来，理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我国经济的落后归根到底是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不在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投资或利用自然条件，而在于对不发达社会的某些制度进行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创新，以实现制度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的制度，经济增长就无法保持稳定和持久。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创新是现代化的基本动力，或者说制度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的前提和保障。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纳入了制度现代化的轨道。走市场经济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真正开始了制度现代化的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制度现代化的枢纽，具有动态与世界概念，它不仅意味着中国将充分借鉴当代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创新的基本历史经验与教训，而且还要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将市场经济与中国国情和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实现这样的制度现代化目标，意味着我们在扬弃西方市场经济痼疾的同时，将充分利用我们作为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为市场经济制度创新植入新的因素，从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明确了制度选择目标。目标确立后，一个在既定的制度选择目标下，实行目标转换的突破口、形式和途径等等总和的制度变迁方式就成为重要的环节。在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为内容的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蕴含着总设计师对制度变迁的独特性设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制度变迁的进程和方式上，非常注重宪法秩序对制度供给的影响。邓小平提出了“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这样的公式，他说这样“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代都得讲政治”(17)。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宪法赋予的，因此基本政治秩序不仅由国家的根本大法来界定，而且还由全国党代会通过的党的重要决议来界定。因此，邓小平在中国制度变迁中又非常重视通过宪法秩序对基本经济制度的明确规定来界定中国制度创新的方向和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宪法的修改典型地体现了这一要求。当然，邓小平明确认为，新的制度安排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基本的政治制度，保持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早在1979年11月26日的谈话中，他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方法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但也有不同。这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及同外国资本家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国家。面对中国这样的实施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国家，邓小平十分强调政治权威在制度变迁中具有推进改革稳定有序进行的作用。“我的中心思想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18)“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19)。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国家中，加强权力中心的政治权威有助于稳定有序地推进改革，“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20)，“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事情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21)。
第二，在制度变迁的途径上，充分把握住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这三个制度变迁的突破口，通过示范、引导、推广、渐进式推进制度变迁，造成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格局的变迁，最终使中国经济不可逆转地走向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邓小平首先敏锐地把握住农村中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生产组织形式上的新生长点，给予充分肯定与支持，通过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制度变迁净收益的示范，而不是强制的办法，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推开了，为农村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制度变迁找到了突破口。当制度变迁在农村取得长足进展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扩大了生产规模，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新兴的制度创新力量，特别是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使乡镇企业成为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竞争的重要经济力量，它又使国有企业在乡镇企业制度变收益的诱导和分享制度变迁收益的动机驱动下，逐步进入了制度变迁之路，成为新的制度创新主体。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制、乡镇企业最初纯粹是自发性地引发制度变迁，再由权力中心肯定得以强化的话；那么，建立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是有意识地引发中国制度变迁的重大举措。这是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开辟的一条通向新体制的“血路”。正如邓小平所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22)“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23)。他还明确指出：“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24)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举措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提供了新的突破口。特区的试验又对沿海开放地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强烈的制度变迁预期收益动机，进一步推动了这些地区制度变迁的发端，继而又带来内地制度变迁的启动，形成层层推进的变迁格局。
第三，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在注重原计划体制外制度创新主体作用的同时，也非常注意培植体制内制度创新主体，为它们的成长、壮大创造条件。邓小平先后就雇工问题发表过两次谈话，对“傻子瓜子”问题的处理主张采用慎重的方法，这显示了他对体制外创新主体作用的肯定。同时，他又提出了加强管理与引导的问题。对体制内创新主体而言，1986年12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专门讲到企业改革问题。他明确指出：“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25)。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几年来采取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改革经营方式等措施、增强了企业活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必须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目标。这表明只有使体制内、体制外各种制度创新主体力量结合起来，中国制度变迁才能有强大的动力基础。
第四，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注意使个人收入与分配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统一起来，力图使个人收益最大化与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之间出现的冲突与矛盾降低到尽量低的限度。“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26)，这种政策安排，使个人与地区的激励机制健全起来。在产业安排上，加强对基础工业和农业等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27)，以减少过去单向突进重工业，加工工业所带来的资源配置矛盾。在个人与地区的先富的同时，又强调共同富裕和均衡发展的规则。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28)。对于制度变迁中资源配置“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29)。这就要求在中国制度变迁中，把资源配置在个人与地区之间的冲突与摩擦降低到较低程度，确保制度变迁长过程中的稳定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重申了以上基本思想，同时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个人分配制度改革原则，使制度变迁的设计更为符合我国国情。
第五，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非常注意借鉴与转化的关系。比较研究表明，与许多其他国家现代化关系大规模变革阶段一样，中国制度变迁也必然包含两个基本的革新过程：转化，即改造在现代化前已经存在的经济体制的特质；借鉴，即参照运用于中国国情的现代经济体制的新模式，建立新的制度安排和价值标准。两者区别仅仅在于，那些已经具备现代化经济体制主要前提的国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转化过程。然而由于中国跨越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因此，向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机会少，借鉴的必要性则大大增加了。如何实现中国制度变迁的高效、健康进行，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邓小平十分强调：“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30)“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1)。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中国国情出发，将转化与借鉴结合，对这一制度变迁目标进行了总体设计，规划了具体、系统的制度变迁目标，以党的决议的形式为中国制度变迁确立了行动纲领和总体蓝图。这必将进一步深化中国制度变迁的程度，加快制度变迁的速度。
这些都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实践中带来的制度性成果。
三、从双重轨迹统一的层面透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理论思维创造轨迹与制度变迁设计轨迹的统一。它展示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独特的理论思维创造性和深厚的实践基础。揭示其双重轨迹统一的层面，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一理论体系的深刻内涵。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思维创造与中国制度变迁中对这一理论的实践，从深层次上分析，两者统一于邓小平关于主体社会主义的构想。邓小平在冲破传统的大一统社会主义观点的同时，首先用主体社会主义的思维，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本质等同于计划经济的旧思维内部打开缺口，沿着“计划经济为主，结合市场调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些认识深化过程展开其创造性思维。这种创造性思维的实质是，首先在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旧框架内，在主体计划经济以外，给市场、市场调节、市场经济留下了空间。从中国制度变迁的设计来看，通过农村承包制、乡镇企业、经济特区作为制度变迁的突破口和途径的选择，也是在不改变城市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体制、国内主体地区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在体制外部给市场、市场调节、市场经济留下空间。这种主体社会主义的构想既冲破传统僵化社会主义模式，同时又为理论思维创造和中国制度变迁找到了渐进可循的道路，最终使主体社会主义构想演化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然后，从双重轨迹统一这一基础的确立开始，逐步创立起较为全面系统的体系。如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一国两制”中必须坚持中国主体地区实行社会主义，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等等。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实践的丰富与发展随着主体社会主义构想的完善与深化展开。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作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合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是以主体社会主义构想为深层基础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在这里，主体所有制形式与主体分配制度形式就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体基础。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而言，计划与市场作为两种经济手段或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可供我们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而选择使用；但运用计划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时必须以不损害以市场为主体的基础性作用为限度。
社会主义能否在中国及世界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这是邓小平始终关注的大问题。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思维的创造性也以这一问题为重要支点。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过去几十年在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中曾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存在着严重弊端，不改革没有出路。要重建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必须进行改革。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引入市场、市场调节是为了寻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新优势，而搞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相结合则是为了既保持计划经济的优势，又发挥市场、市场调节的优势。后发社会主义国家优势包括一般后发国家的优势和社会主义的优势。作为一般后发国家的优势，是指它可以借鉴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体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管理方法、手段和体制规范；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则是指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所以邓小平提出计划与市场都得要。在理论上阐明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现代化体制与资本主义本质不能等同后，邓小平又进一步明确了计划经济也同样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最终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支柱树立起来。
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中国制度变迁的实践来看，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注重宪法秩序对制度供给的影响，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制度的性质，注重借鉴与转化的结合等等，都强烈地显示了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社会主义国家优势的孜孜追求。党的十四大则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宏观调控上的优势，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这本身就是双重轨迹统一于后发社会主义国家优势观的集中表现。
后发社会主义国家优势观的确立，为我国制度变迁中发挥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制度的长处，将我们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优势，加以重构和革新，并使其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优势，开拓了新思路。不仅如此，上述两方面优势的结合又可能造成中国后发社会主义国家优势的新生长点，必然会进一步丰富后发社会主义国家优势观的内涵与外延。如国家计划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要调控手段和资源配置手段，通过更新计划观念，改进计划方法，可将重点转到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调控，重大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规划上来，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综合运用经济杠杆，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这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优势。
邓小平从提出市场经济、市场、市场调节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命题，到最终确立成熟的理论思维，无不以经济体制系统的开放性为依据。经济体制系统的活力基础就在于经济体制的开放性。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必须改革，就在于那样的大一统封闭式经济体制窒息了经济体制系统的活力。因此，首先必须通过经济体制系统开放，才能实现其在新的基础上的均衡和活力。邓小平理论思维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实质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开放，而这种开放，又使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市场调节之间相互发生体制内外的交换，从最初的“为主”、“为辅”式结合，向水乳交融式结合转化，并最终使市场、市场经济成分经济体制系统内新的基质，并随着新的基质的壮大，生成足以改变原有经济体制系统的制度变迁力量，在新的基点上实现经济体制自身的进化与更新。因此，没有对经济体制系统开放性的宏观把握，就不可能有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
从制度变迁本身来看，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实践，也无不体现与遵循了经济体制开放性的特点。如对制度变迁突破口的选择是在以计划经济体制控制外围的前提下，实施对封闭式经济体制的突破，从而使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开放，使市场经济通过开放逐步渗透、推进、植入计划经济体制系统内部，最终完成整体上的经济体制系统变迁。又如在个人分配制度等方面也体现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体制系统向其他多种分配制度的开放。在制度变迁中注重借鉴与转化的结合，则体现了中国经济体制系统向其他国家经济体制系统开放的历史性安排，并且使之逐步由个别方面、个别环节向全方位、全系统转变；最终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的总体设计和制度变迁的行动纲领。
上述各个层面是一个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主体社会主义构想是基础，后发社会主义优势观是核心，对经济体制系统的开放性把握是前两者的具体体现。
注释：
①⑤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大不例颠百科全书》副总编辑吉布尼等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
②③④⑥⑦⑧⑨⑩(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373、306、83、203、306、364、367、148-149、203、166、277、278、240、241、372、373、133、192、23、307、374、355、192、373页。
(11)(12)(13)(1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327、282、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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