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俄国产业工人的地位
[俄] Л. И. 鲍罗特金1著，李牧群2译
(1.莫斯科大学，莫斯科 119991； 2.吉林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产业工人及其家庭生活水平的变化对1917年2月革命，以及后来的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全国、省州和地方的档案史料，以及当时某些大型企业的数据档案反映出，尽管一战期间国家、政府、企业及社会机构采取了各种措施，对应征入伍人员及其家庭提供了各种物资援助，依然未能避免产业工人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和粮食匮乏问题，最终导致社会局势的混乱。
[关键词]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产业工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是研究20世纪初俄国历史问题的重要内容。苏联史学中，强调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很高的生活成本，粮食危机，货物短缺，以及工人和农民生活的灾难性恶化。在诸多相关问题的著作中，学者们对这些负面变化性质的评价不尽相同。本文试图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产业工人及其家庭生活水平的变化问题。研究过程中为了评估工人物质生活状况与战前平均水平相比变化的程度，使用了全国、省州，甚至是地方层面能够说明该问题的史料，以及某些大型企业的数据档案。当然，不能孤立地对一个社会群体进行孤立地分析。为了帮助应征入伍人员的家庭，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公共组织和企业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救助行动，这些因素亦不应忽视。
应该指出的是，革命前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著作中，表达了战争期间俄国各阶层生活水平变化的不同观点。著名经济学家特维尔多赫列波夫教授(1917年，《工商业报》主编)在1917年1月22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俄国“经济衰退期间，居民消费和支出均超过和平时期；大部分家庭开支增加”，“正常的士兵伙食已经成为那些应征入伍的农民的奢侈品”。他认为，城市居民的收入总体上有所提高，工人数量的削减促使手工业者和轻产业工厂工人的工资增加，而国防工人的“工资则达到了闻所未闻的水平”[1](p.143)。与此同时，特维尔多赫列波夫教授承认：“重要生活用品，像鞋类和服装的价格翻了一番，甚至两番，而且由于交通运输被破坏，许多产品已经完全从市场上消失了”。在讨论居民生活支出增加这一问题时，特维尔多赫列波夫得出的结论是，不是价格上涨导致工资提高，“相反，价格上涨是由于收入提高和商品需求增大造成的”[1](p.144)。
俄国著名经济学家，临时政府贸易、工业和粮食部长普罗科波维奇非常重视战争期间俄国城市居民的消费问题。1918年，他对这种情况进行了不那么乐观的评估。正如彼得·葛特尔所指出的：“食品供应是俄国军事经济的致命弱点。”[2](p.694)普罗科波维奇认为，战争期间所有商品价格的上涨增加了“那些通过销售手工制品和食物来支付其费用的居民的福祉，包括黑土带的农民”[3](p.245)。战争给这个地区的农民带来了“巨额资金”，战争期间农民的伙食“无疑有所改善”，但商品供应情况却恶化了，特别是在战争的第三年，“市场上基本上没有商品”。至于工厂工人，确实如普罗科波维奇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福祉取决于工资增加与物价上涨的速度比[3](p.246)。在谈到工资变化的影响因素时，普罗科波维奇指出，数百万男人应征入伍，工人的职业技能和工作能力降低之后，女性和青少年代替入伍的男性到工厂工作。另一方面，出台了像“禁止星期一旷工”这样的生硬法令，导致工作强度提高，工作质量改善，从而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25%)[3](p.246)。
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可用于研究包含在固定类别中各截面成员自变量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而不会推及到不同的类别中去［19］，适合用于研究有区域差异的面板数据。为了研究各城镇化因素对水资源消耗影响的区域差异，本文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且为了消除异方差和序列自相关性，本文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法 （SUR）构建如式 （2）所示的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
普罗科波维奇注意到，战争期间工资增长明显滞后于物价上涨的速度，以及卢布购买力下降的速度。根据他的计算，在莫斯科工厂区，1915年男性工人的工资平均比1913年高19%，而此时食品价格平均上涨53.3%。总结这些数据时，普罗科波维奇写道：“农民的收入能够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而工人阶级，除了少数特例外，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3](p.253)然而，在他看来，更糟糕的是，工人家属的情况：他们获得了“食物性”补助，但完全不够在城市生活。我们简要叙述当时提供给前线工人家属的补助，因为这些补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除上述污染来源外，农业生产中有机肥和农药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以及一些有机盐类的污染，也可能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和生物体内的生态毒性。
一、国家和社会对应征入伍者家庭的支持
粮食问题是叶卡捷琳堡社会经济状况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供应中断和高昂的物价导致贫困人口自发不满的情绪愈发严重。自1915年中期以来，该市多次地经历断粮。战争年代，工业城市乌拉尔市的居民生活水平下降速度更是超过整个国家的平均水平[6](p.318)。为了克服粮食问题，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城市自治机构和公共组织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但是，由于交通运输无法保障，仍然没有足够数量的粮食运到工厂。叶卡捷琳堡的面粉价格不断上涨，物价居高不下、粮食供应中断，这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该市出现了食品骚乱[7](p.318)。1916年底至1917年初，叶卡捷琳堡市民的情况严重恶化：军用和过境货物几乎吞没了乌拉尔铁路的所有运输车辆，城市粮食供应很“不顺利”，而粮食库存已经耗尽。1916年12月，叶卡捷琳堡城市杜马审议了必需品限额草案：限额清单中包括面包，面粉和糖[7](p.175)。
按照1912年法律规定，如果家庭成员中有应征入伍者，他们的配偶、子女及其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会获得国家的补助。若应征入伍者的子女年满17岁，且有劳动能力和已婚的女儿则不享有这种慈善待遇。法律规定，他们有权以现金获得食品福利：每月至少获得1普特28磅面粉，10磅谷物，4磅盐和1磅植物油；但是，对于5岁以下的儿童，发放的食品补贴金额为上述产品的一半。作为伙食标准(口粮)的一部分的食品成本是在每个地方宣战后确定的。到每个军事年度的9月1日，以及食品价格有任何重大变化情况下，口粮的成本都需要做相应调整[4](p.196)。根据该项法律，1914年8月开始向较低级别军衔的服役人员家庭发放政府津贴，随后根据口粮本身的额度增加津贴数额。由于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口粮本身也随之增加。
需要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对1914—1917年俄国各省市的粮食情况进行的研究尚十分有限。最近，戈卢比诺夫发表的文章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戈卢比诺夫在博士论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粮食问题》中指出，在后方地区，只有省级中心(而非全部)感到生活成本高，食物匮乏——这是“由于难民涌入，驻军增加，铁路通信中断”[10](pp.194-195)，而农村地区实际上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作者强调这是因为对应征入伍的士兵家庭的补助政策在当时起到了重要作用，补助的额度往往超过了家长的月收入)。尽管战时存在困难，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粮食生产仍然足以确保居民不会受到饥饿威胁[11](p.195)。这也有赖于一些消费者协会对投机行为的有力打击。自1916年以来，自治会和市政当局开始协调行动，这对居民食品供应产生了积极影响。尽管食品价格逐步上涨，1914—1916年，中伏尔加地区居民的不满只表现在少量的怨言，投诉以及个别的商店骚乱案件中，最常见的原因还是买卖双方之间发生口角争吵[11](p.19)。
从大多数省议会的报告来看，政府津贴的额度对于生活在城市的家庭来说是不够的，城市居民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只能通过购买获得。战争期间，住房、燃料、衣服和鞋子、食品的价格明显上涨；对于有土地的农村居民来说，国家津贴一般来说足以满足眼前的需求[4](p.200)。在农村，中等家庭的住房、燃料，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食品都可以自给自足，加上国家的补助，还不至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那些没有土地，家庭人口少的和孤寡老人，被剥夺了收入的人，生活状况则相当糟糕。正如彼得格勒州议会所指出的那样，食物配给量已经足够，人们普遍对此感到满意。对于5—6口人的农民之家来说，国家的补助是至关重要的，有时甚至可以有些许存款。居住在出租公寓的城市家庭的情况则令人担忧：“对于他们，补助几乎不足以满足最基本的需求，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首都和其他靠近首都城市的家庭。”[4](p.201)
辛比尔斯克税务局的简报中还指出，相对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每月的津贴更为充足，特别是对于人口多的家庭而言，因为人口越多，补助越多，每个成员的平均生活费用也相对越低。在这方面，农村居民的优势之处在于，他们自己的农产品可以满足大部分的基本需求。即使他们需要购买食品，通常也可以享受到低于城市价格的第一手价格。此外，农村居民到军队服役后，他在一定程度上会得到其农村家人的帮助，至少“他们的家人可以得到其他农民的帮助”[4](p.202)。而辛比尔斯克州政府指出，如果城市居民家中养家糊口的人应征入伍，那么他的家庭生活状况则非常恶劣，因为 “在他被征入伍之后，这个家庭只有依靠福利补助生活，而这些补助在一些城市是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的”[4](p.202)。根据弗拉基米尔州议会意见，食物配给从3.30卢布到4卢布不等。随着“近期生活价格的大幅上涨”对于只能得到1—2份配给的人口少的小家庭来说这些配给是不够的：“当时那些有4—5口人的家庭每月能得到13—20卢布的配给，还能勉强维持生活；而那些人口少的家庭，特别是生活在城市的，则极度贫困。”[5](p.203)
如戈卢比诺夫所述，直到1917年2月，当局才非常有效地应对该地区的粮食问题。农民自愿将粮食卖给政府采购代理商。然而，从1917年3月到10月，“新政府取消了旧的供应体系”。就在那时，戈卢比诺夫写道：“某些人群开始在食品供应的直接道路上掠夺食品”，“在仓库，商店，私人住宅中随意组织搜查”。1917年3月以来，当局未能确保城市的食物供应，并被迫开始用武力从农村掠夺粮食。因此，戈卢比诺夫驳斥了苏联史学的论点，认为直到1917年2月，正是粮食危机在促成中伏尔加地区的“革命形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的研究表明，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新政府无法应对粮食困难才“ 是国家社会矛盾加剧的重要罪魁祸首”[11](p.19)。
战争最初，政府补贴对于城市居民和部分农村居民来说不足以维持生计，这种情况下为了帮助应征入伍人员的家庭各种组织开始采取措施进行援助。最先采取行动的是城市和地区机构，提供资金支持那些前线士兵的家庭，并组织城市，县和城镇监管机构帮助这些家庭。然后开始组建慈善委员会，教区教会监护部门和各种形式的公共组织以不同形式支持这些家庭——从发钱(在城市)用于支付住房，取暖，买鞋，衣服以满足生活需要，到发放实物(在村庄)——面粉，谷物，稻草，粮食，茶，糖等[4](pp.203-204)。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组织是全俄自治联盟(ВЗС)和全俄城市联盟(ВСГ)，该组织成立于1914年8月，最初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医疗卫生活动，后来两个联盟的活动范围都有所拓展。
考古学发现的诸多史前遗存，由于分布地域不同，时代不同，为了准确的描述和研究它们，需要给遗址进行准确严格的命名，这样就确立了考古学文化。
(3)病人生活若不规律,经常出差,应随身携带一些方便食品,如奶粉、方便面、咸饼干等,外出吃饭不可暴饮暴食以免加重病情。
1912年6月25日法律规定，国家对应征入伍人员的家庭提供帮助，组织对普通士兵家属的援助; 地方自治和市政机关、慈善委员会、教会托管和各种社会组织都采取措施对这些家庭进行援助。
如西多罗夫所述，战争的前一年半，农业部很容易应对军队的食品采购，在这方面他得到了地方当局政府的协助——他们行使了价格调节权利[8](p.479)。1915年8月，政府组织了关于食品的特别会议，设定了“固定价格”，并与当地价格进行协调。1916年，特别会议就提高固定价格的可行性进行了辩论。目的是使买卖双方达成妥协：一方面市场的面包生产商希望提高价格；另一方面，考虑到工人对面包价格“极其尖锐”的态度(如军事部门代表所说)[9](p.483)。辩论的结果是在1916年9月，面包的实际价格平均上涨了14%[9](p.485)。但是，这还远远没有反映市场实际的价格，因为固定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在1916年底的议程上，提出了关于面包以及向各省和县提供强制性供应品的问题。与此同时，不同城市的供应情况也不同。因此，1916年5月至6月出台的莫斯科消费规范给出了“食品业务普遍相对良好的图景”[9](p.487)。莫斯科的配给制逐渐发展起来。糖的配给制于1916年8月推出。1917年3月，配给制度扩展到面包，然后扩展到一系列产品[10]。
根据1912年法律规定，在战争前9个月中，财政部向较低级别军衔的家庭发放的津贴总额超过2.67亿卢布(这一数额几乎达到了1913年俄国帝国军事部预算的一半)。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口粮的标准设定因所在地不同而定额各不相同。那么这个补助是否足够家庭维持生计呢？
(11) (x → y) → 1 = (x → 1)(y1), (xy)1 = (x1) → (y → 1);
如上所述，俄罗斯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分析了1914—1917年战争期间和未来10年俄罗斯经济形势的变化进程，以及各个阶层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这些研究中包含了不同的观点[12]。近年来，因为俄罗斯纪念一战爆发100周年，许多研究著述应运出版，学者们分析了战争的各个方面，包括与本文主题相关的议题[13]。总体而言，对俄国战争时期后方的整体情况的分析和评估，与苏联史学的观点明显不同。
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通货膨胀更加严重，这也反映在工人工资增长的幅度上。在1917年4月29日的公告中，丹尼洛夫大型纺织公司董事会提请所有工人注意“1917年复活节假期后基本工资将有所增加”。与此同时，对于临时工人的薪酬，提出了一种新的工资增长方案，所有人的工资增长幅度相等(10%)，这加剧了工资差异化程度，为了对低收入工人做出补偿决定给每位员工增加1卢布。
二、战争期间企业家的社会政策：以大型纺织企业档案资料为依据
本文这一部分引用了革命前俄国工业劳动力激励因素研究项目框架内获得的数据，并基于对俄国中央工业区大型纺织企业档案的分析[14]：包括雅罗斯拉夫尔大型制造厂(ЯБМ)，康绅大型纺织协作社(莫斯科州、谢尔布哈弗市)，丹尼洛夫大型纺织公司(莫斯科)的档案。对档案材料的分析表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由于政府对应征入伍人员的家庭补贴不足，并且当时物价居高不下、生活费用大幅增加，这些股份制企业的董事会开始为工人分配战时津贴和定期涨工资。
对雅罗斯拉夫尔大型制造厂(ЯБМ)的档案数据研究表明，该企业在战争三年期间工人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由于对其产品的需求加大工人数量增加了12.8%，1916年达到了10 617人。1916年成年男性工人的数量约占战前的82.8%，而在工厂工作的成年女性人数增加了1.3倍，青少年增加了1.5倍，未成年人增加了4.9倍。在1915年春天，物价上涨，实际工资开始下降，结果，工人开始要求提高工资，用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支出，比如购买基本生活品、住房和其他额外支出。1915年至1917年1月，雅罗斯拉夫尔大型制造厂(ЯБМ)的工人12次在没有罢工的情况下要求增加工资，只有一次(1916年)这种诉求伴随着纯粹经济性的罢工。工人们在要求提高工资时，往往特别强调不要提高日工资的百分比(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工资增长比率)，而是以相同的数额增加工资，这样才会缩小工资差异，对低薪工人的支持更加有力[15](pp.243-254)。
1914年秋，全俄自治联盟(ВЗС)和全俄城市联盟(ВСГ)出现在俄国的许多城市和地区。1914年9月，叶卡捷琳堡城市杜马的公共组织加入了全俄城市联盟，并成立了一个地方委员会，负责组织医院帮助前线士兵和预备役人员的家庭，向士兵支付额外的配给。在战争的第一年，叶卡捷琳堡的市政当局就拨出大量资金支援前线，帮助应征入伍的家庭和伤病士兵：该市给全俄城市联盟基金的捐款就超过1万卢布[5](p.8)。
当前，乡村旅游从业者的素质普遍不高，因为好多是从农民转变过来的，无论学识、修养、管理水平等各方面素质都跟不上，只会沿袭传统的那套简单方法：招待客人吃饱睡觉就可以了。乡村旅游机构要定期组织各类人员参加培训，既接受文化知识学习，也接受管理、服务技能的熏陶，让他们开阔眼界，懂得主动出击，吸纳外面先进的管理经验为自己所用，从而在乡村旅游的发展上进行积极转变。
在研究其他大型纺织企业的档案材料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康绅大型纺织协作社的档案资料显示，在1915年4月至1917年5月之间，工人工资涨了12次，其中男性工人的工资涨幅高于女性和青少年[14](pp.90-91)。在收集资料工作期间，收集了丹尼洛夫大型纺织公司的诸多公告，这些公告涵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6]，以16个公告为代表，这些公告主要张贴在工厂厂房的墙壁和车间里，内容大多旨在向工人通报企业董事会为工人加薪的情况。 结果，到1916年底，丹尼洛夫大型纺织公司工人的额定平均工资大约翻了一番，但遗憾的是，此时物价上涨的幅度更令人发指。
很大程度上，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是因为在分析俄国当时生活水平变化这一问题时不同作者使用的数据指标不同。比如，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物价，当时物价指数由某些地区(或城市)确定，这样那样的“消费者篮子”和构建指数的方法不同，这无疑对当时的物价指数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数据甚至不足以称之为物价指数，而只是关于战争期间居民生活的描述(通常这种描述更带有戏剧性)。在这种情况下，切换到微观分析的层面则可能对研究大有裨益。因此，可以对大企业的档案进行研究，通过这一棱镜透视出企业家在生活成本增加的条件下为维持工人的基本生活而采取的措施。
在1917年5月前，丹尼洛夫大型纺织公司工人的额定工资平均比战前的工资增加到3—4倍(女性和青少年的工资涨幅甚至更明显)。然而，1917年下半年，物价涨幅程度越发具有威胁性。我们研究的企业董事会试图减轻价格上涨，以及即将到来的粮食短缺的不良影响。因此，康绅大型纺织协作社、丹尼洛夫大型纺织公司试图控制商品价格，使其低于市场价格水平，同时公司自己承受差价损失。到1917年9月18日，这些企业中物价的涨幅明显低于市价，黑麦面粉比战前价格高出2倍，而荞麦价格是市价的80%，牛肉价格是战前的3倍[14](p.473)。董事会利用企业的农业资源潜力，在企业的商店中降低了物价。但在1917年，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某种程度上讲，企业已经失去了维持固定价格的能力，尽管企业继续支付额外的货币补偿，也无法确保工人能购买到价格相对较低的商品。在1917年5月15日增加附加费的公告中，丹尼洛夫大型纺织公司董事会、康绅大型纺织协作社都发布通报，“由于合伙企业的杂货店转向市场价格，对于企业的男性和女性给予每日76戈比的补助，青少年工人给予每个工作日75戈比的补助，并给予食品价格差异补偿”[14](pp.211-212)。因此，对工人的补助经历了以下演变：在战争之前，工厂商店的食品价格在1915—1916期间几乎与市场价格一致。工厂尽其所能，为工人设定优惠价格，而在1917年，工厂取消了这种优惠支持，但开始向工人支付新的福利作为回报。1916年秋季，董事会开始为工人及其家人提供食品配给卡[14](pp.475-476)。
雅罗斯拉夫尔大型制造厂(ЯБМ)的董事会还在为工人提供基本必需品方面奉行以社会为导向的政策。企业开设的商店，其物价在1915年10月与战前相比仅增加了约8%(即明显低于该市同类商品的价格)[14](p.217)。自1917年7月以来，伴随着工人收入的大幅增加这些价格与城市价格开始均等化。1915年11月以前，雅罗斯拉夫尔大型制造厂董事会每次为工人涨工资都是采取所有人增加相同的比率(这样就加剧了具有不同技能的工人的工资绝对差值)，而从1915年11月到1917年6月间，在工人的要求下，工厂管理部门出台了一项新制度：企业所有人员，无论性别，年龄和所从事工作的工种，都获得了相同额度的工资涨幅。因此，在持续战争和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雅罗斯拉夫尔大型制造厂的管理层意识到：需要维持工人可接受的物质生活水平，同时坚持更有效地支持低收入工人。1916年9月，董事会为工人及其子女推出了糖配给卡[14](p.477)。总的来说，雅罗斯拉夫尔大型制造厂食品问题的解决方案确实是积极而有效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厂区的食品供应相当稳定。1917年1月，雅罗斯拉夫尔省宪兵团长，对地方法院检察官表示：“在像雅罗斯拉夫尔大型制造厂这样的企业的工人……粮食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食品一直提前预支给工人，并且每个工人的配给份额都能得以保障，相比较其他地区，这里的援助措施成效显著。”[14](pp.243-245)在战争期间，企业管理层逐渐失去了设定工资率和加薪的自由：这一职权部分移交给了各级委员会。在二月革命之后，工资变动的大小直接由与调解委员会决定，对所有县工厂具有约束力[14](p.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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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通货膨胀率和工厂工人额定工资增长数据的分析表明，企业家提高工人额定工资的努力无法弥补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特别是自1917年春天以来。通货膨胀率和工资增长率的剪刀差逐渐扩大。研究发现，这一结果不同程度地适用于各种行业。因此，在1916年，国防企业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比1913年的水平高22.8%(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5.7%)，而在非国防领域，工人平均实际工资在1916年下降了15.2%(同时劳动生产率下降了5.5%)[17](p.45)。1917年，俄国工业的所有部门的实际工资水平都急剧下降[17](p.45)。
现代史学关注俄国政府为居民提供食物所采取的措施。尽管这些措施缺乏有效性，但由于担心社会动荡，俄国当局不敢采用严格限制食物消费的制度。相反，德国政府实行了食品供应配给制。无疑，这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当然也导致社会紧张局势暂时加剧。然而，正如彼得罗夫所指出的，帝俄拒绝配给政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16—1917年冬季的粮食危机推动了大规模抗议运动，最终导致二月革命的爆发[18](p.17)。
三、结论
一战期间，俄国居民，特别是产业工人生活变化是两年后俄国事态变化的重要原因，特别是1916—1917年事态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因素。这一问题有几个部分需要综合考量，包括企业家制定的工人工资制度和增加工资的制度；企业为工人及其家庭带来的社会福利;国家对应征入伍人员家庭的支持：为这些家庭提供国家口粮，并向现役士兵家庭提供公共援助。后一部分涉及城市和地区机构的活动，这些机构为士兵家庭提供资金支持;慈善委员会、教区教会托管机构都以各种形式帮助这些家庭。上述措施保障了战争前两年主要阶层的居民的基本生活(战时生活的标准)，但自1916年年底以来，特别是1917年2月革命后，食物供给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导致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不断酝酿的不满情绪爆发为抗议运动，最终导致了社会政治局势的混乱。
对档案数据的分析使我们能够确定在战争年代大型纺织企业支持工人及其家庭的具体机制，以追踪企业家为弥补不断上涨的物价而采取的措施的动态变化过程。未来的研究中应该继续深入研究这些机制，充分利用俄国其他行业和地区企业的档案资源。进行此类研究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本文所考量的产业工人生活的动态变化进程及其对社会政治的深远影响。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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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Н. А. Данилов. Экономика 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войне: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подготовки к войне. - М.; Л.,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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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Л. И. Бородкин, Т. Я. Валетов, Ю. Б. Смирнова, И. В. Шильникова 《Не рублем единым》: Трудовые стимулы рабочих-текстильщико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РОССПЭН, 2010.
[15]И. В. Шильникова.Трудов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рабочих н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текстильных предприятияхв годы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анализ архив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науч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4, №3.
[16]这些声明源自企业档案 - Ф. 331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архива г. Москвы (ЦГА г.Москвы), дела № 1452 и № 1540.
[17]Н. Воробьев. Заработная плата, как элемент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в условиях довоенного и воен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времени // Вопросы заработной платы.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23.
[18]Ю. А. Петров.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в годы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1, 2015.
[中图分类号] K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19) 03-0043-06
[收稿日期] 2019-03-09
[作者简介] Л.И. 鲍罗特金(Бородкин Лионид Иосифович)：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吉林大学名誉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19—20世纪俄国社会经济史等。
(译者系吉林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张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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