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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5)03-0098-07
一、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波动的比较
从1953年开始我国经历了9轮完整的经济波动，第10轮波动刚开始，具体情况见图1和表1。以1978年为界，我们发现改革前后中国经济波动的特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均发生了变化：
第一，波动峰位逐步降低，经济波动过程逐渐变得平缓。一般来说，如果峰位过高，扩张过强，往往会导致其后的波谷过深；如果峰位过低，扩张微弱，则表明经济增长乏力。每轮波动内的峰位均以适度为好。改革前共有5轮半波动，其平均峰位即各波峰年份（1956、1958、1964、1970、1975、1978年）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为15.73%；改革后共有3轮半波动，其平均峰位（1984、1987、1992年）为13.67%，比改革前下降了2.06个百分点。这说明，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盲目扩张性。
第二，波动谷位从负值变为正值。谷位的状况决定了波动的性质，波动的性质有两类：如果谷位为负，即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GDP出现绝对量的下降，称作古典型波动；如果谷位为正，即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正值，则称为增长型波动。改革前的波动以古典型为主，改革后均转变为增长型。改革前的平均谷位，即各波谷年份（1957、1961、1967、1972、1976年）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为-5.1%；改革后的平均谷位（1981、1986、1990、1999年）为6.2%，比改革前上升了11.3个百分点。改革前后相比较，谷位的上升极为显著，这说明，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增强了抗衰退力。
第三，波动的平均位势大幅度提高。每轮波动内务年度平均的经济增长率，改革前为6.9%；改革后为9.6%，比改革前上升了2.7个百分点，这说明，改革后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第四，波动的波幅逐渐减减缓。波幅可分为扩张期波幅与收缩期波幅，扩张期波幅是前一轮波谷与本轮波峰之间的离差；收缩期波幅是本轮波峰与本轮波谷之间的离差。改革前的扩张期波幅平均为18.5个百分点，改革后为7.7个百分点，减少了10.8个百分点；改革前的收缩期波幅平均为21.7个百分点，改革后为6.9个百分点，减少了14.8个百分点。改革前后相比较，波幅的减小极为明显，这说明，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增强了稳定性。
图1 1953-2003年中国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
注：本图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数据计算得到。
表1 1953-2003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
注：本表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数据计算得到。
二、膨胀型波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波动的主要特征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虽然经历了几次经济波动，但这几次经济波动平均位势均较高，每次波动均未造成经济的大幅度衰退或缓慢增长，这说明我国的经济波动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上的波动，我们将这种波动定义为膨胀型波动。
1.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趋势性质的检验。二战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变得较为平缓，对经济周期的理解和测定已经从过去的古典型周期转变为目前的增长型周期，即宏观经济总量围绕其长期趋势的离差型波动。在考查主要总量指标的波动特征之前，我们首先确定并分离出经济指标中包含的长期趋势成分。
通过检验时间序列数据生成过程中是否含有单位根来判断时间序列是否具有确定性趋势是人们广泛采用的有效方法。目前已出现很多种检验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的方法，这里采用扩展的Dickey-Fuller检验（也称ADF检验）来考查GDP、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的趋势类型。
剔除趋势的方法依赖于变量时间序列的趋势属性，即变量是趋势平稳序列还是差分平稳序列。有鉴于此，我们对主要经济总量指标长期趋势的性质进行严格的统计检验，对各指标长期趋势性质进行检验和确认，以确定适当的趋势分离方法。
由于关注的是关于经济周期最基本的典型事实及其成因，因此这里着重考查GDP及其两个主要构成分量——最终消费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情况。为研究方便，各总量指标均采用1978年不变价，其中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最终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是根据统计年鉴中的总量数据，采用社会零售商品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得到。（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1年后的数据来自相应统计年鉴，其余部分来自林森木主编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透析》。）
从计算结果中我们发现，GDP、最终消费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变动都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很可能都包含确定的时间趋势，当然也可能还具有随机性趋势。根据Perron等人提出的单位根检验过程，检验从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的一般检验方程开始，各指标的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各总量指标的ADF检验结果
表2中的结果显示，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FI和最终消费FC在最一般的检验方程下，均以5%的显著性水平拒绝了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可以认为它们都是趋势平稳变量。根据以上检验结果，我们可初步得出以下结论：到目前为止，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等总量指标均为不含随机趋势的趋势平稳变量，从而可按加法（或乘法）形式分解成确定性长期趋势与平稳波动两部分。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虽因受到各种冲击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程度的偏离趋势的上下波动，但这种偏离是暂时性的，从较长时期来看，经济增长总体上沿着确定的均衡增长路径平稳运行，是在确定性增长趋势基础上的波动，即膨胀型波动。
对3个总量指标剔除趋势后的波动成分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具体结果略），它们均是平稳变量，从而进一步确认了GDP等总量指标都是（指数型）趋势平稳变量的结论。
趋势的估计：拟合方程。对具有上升趋势的经济变量原水平值，通常采用指数函数或多项式函数来拟合趋势，这里我们选择指数函数。
设序列y[,t]按y[,t]=a·b[t]（或y[,t]=a·(1+g)[t]）的指数型趋势增长，g为年平均增长率。取对数后变成时间t的线性函数，即：
lny[,t]=lna+t·lnb=A+B·t(1)
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GDP、GFI和FC进行趋势拟合的结果见表3。
表3 主要总量指标的长期趋势拟合
表3结果显示，从长期趋势来看，1978-2003年，GDP、最终消费(FC)、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FI)分别以平均每年9.71%、8.83%、12.98%的速度增长。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三个总量指标的拟合方程
GDP[,t]=3531.14×(1+0.09713)[t] (2)
FC[,t]=2287.52×(1+0.0883)[t](3)
GFI[,t]=673.24×(1+0.12982)[t]
(4)
2.经济增长波动的基本特征
总量周期波动。为揭示每个指标的周期波动特征及与GDP的相关程度，我们计算了剔除时间趋势后，各指标的自相关系数和指标间的互相关系数。为了比较每个指标的相对波幅和各成分对GDP波动的贡献程度，还计算了相对标准差和标准差比率（见表4）。
各指标在分离出长期增长趋势后，显示出很明显的波动性，从表4所显示的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有关增长周期波动的以下主要特征：
第一，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基本对应的峰谷转折点和波动形态，呈现出相似的周期规律性。
第二，最终消费波动的周期规律性相对较差，与GDP的变动不太一致。最终消费自1985年开始下降，到1990年达到谷底，但从1990年以后基本呈上升趋势，到2001达到波峰。
第三，通过对相对标准差的分析结果表明，与其主要构成指标相比，GDP波动幅度最小，波动较平稳，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波动幅度最大，波动最为剧烈。
第四，从互相关系数我们可以发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与GDP具有高度相关性，同期相关系数达到0.403；而最终消费波动与GDP波动之间相关性相对较弱，同其相关系数只有-0.248，这说明最终消费对经济波动有一定的“熨平”作用。由此可见，固定资产投资波动是导致GDP波动的主要原因，这与获得广泛共识的经济周期投资成因理论是一致的。
表4 各指标增长周期波动的有关统计计算结果
注：相对标准差为增长周期波动的标准差相对原序列均值的百分比。
增长率周期波动。为了避免不适当的趋势分离方法对总量指标周期结构的影响，除了基于前面的确定性趋势分解所得到的增长周期波动外，我们还同时考查3个总量的增长率指标即增长率周期波动，以比较和确认周期特征。容易证明，对于很小的变化（经济指标通常如此），变量的增长率相当于对变量做对数差分处理，这是另一种常用的剔除趋势的方法。增长率波动具有较直观的经济含义，且因为没有量纲而便于各指标间的比较，其缺点主要是对短周期波动或不规则成分的振幅有所放大。
从各总量指标的增长率中我们看出，与增长周期波动相比，虽然各增长率指标中不规则的小波动增多，但GDP和固定资产投资仍具有相似的较明显的周期规律性。
我们同样计算了各指标的相关系数和指标间的互相关系数（见表5），结果表明，GDP的波动在各时期与固定资产投资波动的相关系数均大于与最终消费的相关系数。
表5 主要总量指标增长率波动的有关统计计算结果
从上述有关统计结果中可以得到我国增长率周期波动的一些典型事实：(1)反映总体经济增长的GDP增长率波动程度小于投资和消费。(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波动形态和周期长度与GDP很接近，周期为9～10年，两者的同期相关系数高达0.702。前者的波动幅度要明显大于后者。结合居民消费增长率波动可见，固定资产投资波动是导致GDP波动的主要原因。(3)居民消费增长除1989年出现较大回落外，其他时间相对较为平稳，变动的周期规律性不强。
根据上面对主要总量指标周期波动基本特征的考查，可以确定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特征是，经济波动在经济高速、持续增长基础上波动，属于典型的膨胀型波动。
三、投资与消费增长在膨胀型经济波动中的作用
1.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对增长趋势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都有一个确定的持续增长的趋势，按可比价格计算，2003年最终消费为1978年的8.69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978年的18.95倍，消费和投资的持续扩张带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消费和投资的扩张是否在同等程度上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二者对GDP增长的贡献程度是否相同？为此，我们根据方程2、3和4的拟合结果计算出GDP、最终消费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各年的趋势值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GDP=-415.237+1.50346FC+0.600238GFI (5)
(-4.108368)(36.8843)(12.19221)
R2=0.999885D.W.=0.529958
计量结果表明，最终消费每增加1亿元可以使GDP增加1.5亿元，而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亿元只能使GDP增加0.6亿元。从这一结论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长期增长趋势来讲，最终消费的作用远大于固定资产投资。
自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从总体上供大于求的宏观经济态势，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以及居民消费品物价指数一直到2002年保持在低迷状态。从2003年开始，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继续保持低迷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逐渐表现出高速增长的势头，因此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从政府方面，一个共同的认识是中国经济由此进入了一个存在通货膨胀危险的态势中，宏观经济政策重点不再是扩大消费、刺激投资，而是要控制投资规模，控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的软着陆。
由于宏观经济出现的这些新的变化，在理论界对消费增长的关注相对较少了，宏观政策的制定也更多的集中在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上面，对消费增长的鼓励和刺激让位于对投资增长的限制。投资高速增长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拉动作用掩盖了因消费不足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抑制作用。然而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消费需求的扩张以及消费结构的升级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就整体而言，消费需求不论从占GDP的比重来讲，还是从增长速度而言均出现了疲软的现象，2004年出现的膨胀态势的背后并没有消费高速增长的支撑，从1998年开始出现的消费增长低迷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仅仅在投资扩张方面产生了积极意义，但是在消费需求扩张方面的意义并不明显，现在的通胀压力一旦因为货币政策的调整消减以后，消费不足产生的抑制经济增长的作用重新会浮出水面。因此，在对部分行业投资过热进行控制的同时，必须采取积极的消费扩张政策，激活国内消费需求，以稳定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
2.投资波动和消费波动对经济波动的贡献
由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无论是从总量波动还是从增长率波动，投资波动和消费波动都与经济波动有一定的关系，但究竟二者在经济波动中的影响程度如何，我们无法判断。下面采用格朗哥因果关系检验方法验证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它们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其影响程度如何。
在进行格朗哥因果关系检验之前我们首先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下：
注：滞后阶数为1，含趋势项、截距
原假设F值
P
FC不是GDP的格朗格原因
0.060936
0.55454
GDP不是FC的格朗格原因
1.000540
0.38723
GFI不是GDP的格朗格原因 3.169950.06616*
GDP不是GFI的格朗格原因 1.139340.34205
注：滞后阶数2
检验结果表明，只有“GFI不是GDP的格朗哥原因”被拒绝，其他假设均不能拒绝，这说明GFI是造成GDP波动的主要原因，我们用1978-2003年的数据求得如下格朗哥因果关系检验模型：
由此我们看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是造成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为进一步验证以上分析结果，我们通过对方程(3)、(4)的残差项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对GDP波动的影响较大，而最终消费的系数为负值，这说明最终消费对减轻GDP的波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结论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有如下结论：(1)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的稳定增长对我国GDP的持续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二者的持续增长是我国经济能够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固定资产的波动在波动的方向和波动的周期上与GDP具有相似性，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是造成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3)最终消费的波动在波动周期和波动方向上和GDP的相似性较弱，最终消费在熨平我国经济波动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终消费的稳定增长是我国经济在收缩时期没有出现严重经济萧条的主要支撑力量。
收稿日期：2005-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