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第四位伟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伟人论文,中国历史上论文,第四位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惠才译
编译者按：被日本誉为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泰斗的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先生在1994年4月发表的纪念退休演讲和他近期的一些文章，引人瞩目。可以说演讲和文章集中体现了竹内实教授几十年研究中国的成果。不仅内容丰富、见解独到，而且富有新意。现将论述“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第四位伟人”等部分编译如下。
一、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第四位伟人
对照中国的历史，我认为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第四位伟人。
回顾中国悠久的历史，许多人物浮现在眼前。有英雄豪杰，有义士贤达，还有宰相和皇帝。如果让我从中只挑选一个人的话，那我选秦始皇。
为什么选秦始皇？因为他统一了天下。在平定了以前的国家乱立状态之后，他在可以说是中华世界的这块辽阔大陆上建起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秦”。而且，他为英雄豪杰们提供了谁都可以夺天下的广阔舞台。据《史记》上讲，在秦始皇巡游天下时，项羽喊出“我也能当皇帝”，那以后刘邦也说出“不是按血缘当皇帝的”。制造一个舞台，自己首先成为主角的是秦始皇。他没有说谁都可以当皇帝，而是说自己的子孙应把皇位延续下去。
中国历代王朝的荣枯盛衰和兴亡交替，实际上都因为有始皇帝提供的舞台才能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剧（同时也有现代剧）来。
中国历史上第二人，要算孔子。他开创了中国思想的骨架。中国的思想不仅仅是儒教，但是孔子创立了它的主流。至于其他的思想，我认为有的是对儒教提出异议，有的是对儒教作出补充。由于有了孔子的存在，中华世界才具有“中华文明”的面貌。如果没有孔子的话，那中华世界只能是一个由汉民族、满民族和蒙古民族等相互随意胡乱撕杀的战场。
孔子没有权力。他没有权力，不依靠权力却至今不朽。每当时代转换时，总要提出批孔，然而，孔子却是一个打不倒的人物。
如果把秦始皇作为权力政治的第一人的话，那么，孔子就是没有权力的精神世界的第一人。这样，权力方面的代表是秦始皇，权威方面的代表是孔子。这是中国历史上两位有代表性的人物。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仅有秦始皇和孔子已经不够了。于是，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把自己塑造成既掌握权力又拥有思想这一类人物。似乎可以说，毛泽东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秦始皇留下的全国乱立状态和军阀混战局面。他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中国。所以，我认为把秦始皇和孔子合在一起的人，即集政治的统一和思想的统一于一身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位以中华世界为对象奋斗终生的人物。如果把他放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研究的话，他应该在中华世界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毛泽东与孔子不同，毛泽东恐怕依据的是外来的思想。
在传入中华世界的外来思想中，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进入近代还有基督教。太平天国的“革命”就是由基督教触发的，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由马克思主义引导的。
我在1960年会见毛泽东的时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毛是个书斋人，是个读书人。他是一位不亚于李白和杜甫的大诗人，作为中国文化的学者，毛泽东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学者。不用说，他同时又是位政治家，他创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版——毛泽东思想。
总之，毛泽东把一个国家放到历史的舞台上来，抹杀毛泽东的名字，也就没有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在毛泽东之后，中国出了第四位伟人邓小平。邓小平从1980年前后开始着手改革开放，他是一位极有见识的人物。邓小平是在干前无古人的事业。现在，中国的经济很有生气，商店里食品、服装等琳琅满目，电视普及。近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这些都是邓小平新政策带来的结果。
如果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在国家这部车子前进的道路上挖开了一个大坑，而且他就那样地离开了人间的话，那么填埋这个大坑使车子和人们能够顺利通过的是邓小平。他是用改革开放政策填平因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形成的这个大坑的。不仅如此，他还让这部车子跑起来了。这部车子不是沿着锁国的方向，而是沿着开放的方向疾驰着。
比毛泽东和周恩来年轻的邓小平，出现在政治舞台稍晚一些。他大显身手时首先必须做的是，清理前辈们在世时形成的混乱局面。与其按照自己的意志提出理想并采取行动，莫如首先从填平道路上的大坑开始更好些。
近10多年来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邓小平恐怕难于成为现实。他不赞成全面否定毛泽东是出于真心。
邓小平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毛泽东的“自力更生”，似乎只能看成是一种闭关锁国，而开放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他比毛泽东开明。邓小平在看清方向的时候，又不与毛泽东断绝，而是一面继承毛泽东，一面看准新方向。也就是说，他在毛泽东铺设的轨道上跑的同时，又在同一个共产党内执行新路线，以敢闯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惊险动作。我认为这就是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了不起的本领。
在我翻译《邓小平文选》时，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在党内会议上谈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那部分。他以三七开评价毛泽东的错误与功绩，阻止了对毛的批判。这样，中国的团结与稳定得到了维护。
苏联的情况则不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突然把共产党变成非法。在这之前，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些都给苏联公民带来相当沉重的负担，这是众所周知的。
中国主张社会主义，苏联也主张社会主义。仅凭这个就类推“苏联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在中国发生”，恐怕是不合适的。只要对照中国的历史，就会清楚了。
继承了毛泽东的邓小平路线，同毛泽东时代在内容上有变化。如果我们认真研究毛泽东在世的那个时代的话，也许会有什么新发现。毛泽东自己如果亲眼看到今天的时代，能否同意，我不大清楚。不过，我想他或许会出乎意料地同意的。这是因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有循规蹈矩的一面，另外还有现实主义的一面。毛泽东的功绩之一是反对共产国际（应该是反对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编者）。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搞革命，最后也许能取得成功。但是牺牲会大得多，需要的时间还要长得多。新中国成立的当初，是中苏蜜月时代。如果原封不动地沿着那条路线走下去的话，恐怕今天就要全面地受到苏联解体的影响了。毛泽东通过开展游击战反对了共产国际的做法，最后将革命引向胜利，后来又同苏联展开论战，最后决裂。可以说，中国没有受到迎面袭来的苏联解体的冲击。
两三年前，我去中国的时候曾说过“中苏论战从结果上看是好的”。当时在座的中国学者认真地记笔记。关于中苏论战，可以从各种意义上进行研究，但是从近四五年发生的事情来看，似乎可以说它有积极的意义。
由于这些原因，对邓小平今天从事的事业，从感觉上讲，我认为毛泽东也许会同意这条路线的。
有人问起，为什么不再担任党的要职的老人，会有那么大的力量？我告诉他们：这是因为邓小平先生的洞察力和他指引的方向。
二、我的“体制寿命说”
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大致是300年。唐朝300年，宋朝（分北宋和南宋）也是300年。以后的明朝和清朝都是300年。但是在这之前的前汉和后汉合在一起是400年，稍长一些。整个周朝为850年，但是西周是350年。后来都城迁至洛阳后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在这个时期，虽然存在周朝的王室，但是各国相互作战，作为一个“分裂时期”，它持续500年。周朝之前的商（殷）是500年，夏也是500年。
这样，古代的王朝持续500年、400年。但是越靠近现代，一个王朝也就大致是300年了。把王朝作为一个体系考虑的话，一个体系的寿命到300年之后无论如何也要发生变化的。至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由于朝代的不同，其变化也各异。总之，是要变化的。
当然，我讲300年是个粗略的算法。严格地讲，汉朝是426年，唐朝是289年，宋朝是319年，明朝是276年，清朝从进入北京后算起是266年。所谓300年。只是个粗略的说法，各王朝都有二三十年之差。
清朝垮台后开始了下一个300年的体系，即从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开始了“人民王朝”。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150年，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今年（1994年），实际上经过154年。也就是到一个王朝周期300年的一半。然而，今天与昔日的王朝时代不同，现今是信息时代和国际化时代，大概300年周期会缩短吧，即便缩短到200年，这个人民王朝后面至少还要持续50年。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不可把过去的王朝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日而语”。把鸦片战争以后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解，可不是我的独出心裁。中国的史学家们也持这种看法。就是说，按照中国的正式说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摆脱这种困难局面，进行了各种思考，开展了各种运动。这些运动是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样，一个新王朝开始了。这个“人民王朝”是中国民众经过各种尝试，经过反复的失败后才取得了今天的结果。我想这样认识是妥当的，这也就正确地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的功绩，正确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继承下来的中国历史。
今后的150年（也许是100年，或50年），“人民王朝”大致仍然要追求本来的目标，并进行反反复复的摸索，或者继续维持现状。再大的变化，就是说发生全盘否定“人民王朝”那样的变化好象很难。
即使领导层有变化，或者指导思想上有若干修改，但是大的潮流恐怕不会变的。从宏观上研究，恐怕至少今后50年，中国将继续沿着维持现状的方向前进。
总而言之，现代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有联系。我根据中国历史的这种连续性，在去年提出“一王朝300年周期说”，即“体制寿命说”。
人们关心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将向何处去？他们举出经济过热、收入的差别在扩大等，可以把这些问题概括成：“过热、差别、不满、叛乱”。
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上的居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这是事实。这种改善，由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而得到了加快。因此，如果剥夺了这一成果，民众会生气，很可能要发生叛乱。但是，若能保住这一成果，即便多少有一些不平等，恐怕也是能够忍受的。
人们担心邓小平以后的中国，我认为这主要是心理上的因素在起作用。
三、中国的历史没有“浪费”
关于“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国的学者和关心中国的人们都认为有问题（我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就好了，可是…）。然而，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却成长起一批新人。我在1972年出版的《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中公新书）一书中阐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见解。不过，作为总结，我是这样写的：“然而，对运动的记忆很难从他们的头脑里消失（当时我所说的“他们”是指红卫兵）。在农村，一天天迎来的黎明，理应不断引诱那些可能作为红卫兵而被洗了灵魂的，持有灵活精神的人们对新的思想上的展望进行思索。”
我把红卫兵看成是政治上被毛泽东利用的木偶。他们虽然打算搞革命，但是他们的外侧有人民解放军保护着。可以说那只不过是在游泳池里搞训练而已。最值得珍惜的是白白浪费掉了应该在初中、高中和大学里学习的时光。所以把他们当作令人可怜的一代，然而他们得到的东西也相当多。
这些人，现在都已经五十岁左右了。在今后的中国社会上如果发生政治性大变动，这一代人的动向值得注目。那时，红卫兵时代的经验将发挥作用。我在写《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时，在这个地方是很下功夫的。可是当时发表的一篇书评说：“哪能有那种事情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派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中国著名的小说家巴金先生也来了。剧作家、《夕鹤》的作者木下顺二先生出席座谈会时说：竹内君这段话的含义原来不大明白，但看到今天（刚开始实行改革）的中国后，算是搞懂了”，虽然用话引诱了一下，可是由于巴金先生在“文革”中倒大霉了，所以他没有怎么明确回答。
受害一方，还有当了红卫兵的人，双方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把“文化大革命”放到历史中去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说，中国的历史没有“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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