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记忆研究的思想资源发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忆论文,思想论文,档案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档案记忆研究作为档案学理论新范式，与社会记忆(包括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等)研究的丰富性相比，还有很大距离，需要我们对社会记忆的经典文献做认真细致的解读梳理，发掘提炼社会记忆的理论成果和思想观点，并将其引入、运用到档案学中来，作为我们的思想资源。
1 扬·阿斯曼的文字起源观
扬·阿斯曼是德国古埃及学、宗教学、文化学学者，海德堡大学教授，著有《文化记忆——早期发达文化的文字、回忆和政治同一性》等。扬·阿斯曼致力于文化记忆理论研究，是文化记忆理论奠基者之一。他用“沟通记忆”和“文化记忆”来表示社会记忆的两种结构类型，认为沟通记忆生存于个体和群体回忆过去事物的互动实践之中，系于活着的经验承载者和交流者们的存在；而文化记忆是通过“文化造型”，即通过对过去进行的有组织的仪式化的沟通和交往而持久固定下来的记忆，是“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的总和”。[1]
在《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社会》一文中，扬·阿斯曼特别强调了各种记录系统的源头最初都是为记忆服务的：“一切都表明，文字是被作为储存的媒介物而非交流的媒介物发明出来的。如果我们追溯到各种记录系统的源头，就会发现它们最初都是为记忆(而不是为声音)服务的。它们被用来保存那些因其偶然性和复杂性而无法在人类的头脑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数据。这些数据产生于多元的经济和管理系统，随着早期国家的出现而出现。文字在国家的意义上起着已经不能单凭记忆来完成的‘簿记’的作用。比如埃及最早的文字记录所记的就是国王和头领们的名字、征税登记和物品的产地。它们服务的对象显然是组织、控制和计划大范围且多元化的经济行为的宫廷经济。文字帮助了早期统治者的记忆，使他们的控制力和总揽力能够达到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高度”。[2]
扬·阿斯曼的文字起源观为论证档案的社会记忆性、档案起源与国家形成的关系都提供了新的论据。
2 雅克·勒高夫的“记忆制度”观
雅克·勒高夫是享誉国际的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继布罗代尔之后的第三代重要代表人物，著有《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历史与记忆》、《圣路易》等。勒高夫致力于中世纪文化、心态和感觉表象的研究，他认为历史研究要深入探讨人类经历过的“客观的”历史，就必需首先弄清楚历史与回忆的关系：回忆是历史的原材料，存在于话语、文字和脑海中，但最容易受到时代和社会的操纵；历史科学由此承担了反哺回忆的责任，历史学家应主动出来解释记忆和忘却，以使之成为一门科学。[3]
在《历史与记忆》中，勒高夫专门对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史进行了考察，分别论述了人类记忆沿革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①种族的记忆，即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的“原始的”记忆；②记忆的飞跃，即从口语到文字，从史前到古代；③中世纪的记忆，口语、文字各半；④自16世纪至今，书面记忆的发展；⑤现今的各种记忆。论述中，勒高夫不仅从词源学意义上考察了“记忆”一词的由来及其与档案(行政公文)的关系，如1320年，一份“记忆”指的是一份行政公文，而且明确使用了“档案记忆”概念：“史学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文献革命，计算机只是这场革命中的一个因素而已，档案记忆已被一种新兴的记忆所颠覆，这就是‘数据银行’”。[4]
勒高夫用“记忆制度”来表示历史上各种“刻意”的记忆行为、设施和要求。他指出：“制度，也就是记忆的制度，它让人察觉到记忆的社会功能法令化时代的到来”；“君主们为自己建立起了记忆制度，如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记忆是政府的一种职能和目标”，“构成社会、政治环境的国家，以及有着历史经历的社群或者代代繁衍的群落，都会根据不同的用途建立各自的档案，从而形成了‘记忆’。诚然，这是一种新的集体记忆”……勒高夫还意味深远地指出：“从事记忆研究的这类学科中的某一学科，它的每一个方向都或明或暗地展现出历史记忆与社会记忆中的某些特征或问题”。[5]
3 王明珂的“文献中的社会历史记忆”观
王明珂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史、族群认同、历史与社会记忆等研究，著有《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等。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他主要从民族历史与族群本质及其认同的角度研究了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意义上的社会(历史)记忆理论，并实证性地具体考察了华夏边缘族群各自历史记忆的演变及其与该族群的形成、扩张之间的相互关联，由此提出并倡导一种兼顾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的历史研究。
王明珂在对社会记忆的理解上，既继承了哈布瓦赫的观点，即认为社会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需要借助社会群体得以凝聚和延续；同时也有新的拓展，认为社会记忆依赖某种媒介，如实质文物、图像、文献、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重温。[6]因此，他不仅将社会记忆定义为“所有在一个社会中借各种媒体保存、流传的‘记忆’。如图书馆中所有的典藏，一座山所蕴含的神话，一尊伟人塑像所保存与唤起的历史记忆，以及民间口传歌谣、故事与一般言谈间的现在与过去”；而且对“文献中的社会历史记忆”进行了专门的论述，认为“将史料作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然后由史料分析中，我们重新建构对‘史实’的了解”，“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以文字记录保存的‘史料’，只是这些‘过去史实’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与虚构的‘过去’……正确地说，它们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7]
在王明珂的“文献的社会历史记忆”观中，一个重要核心就是“社会情境”思想，即从文献产生的社会历史情境来透视文献的形成及其对过去的反映。“由社会记忆角度分析历史文献，我们所得到的历史知识主要是产生这些社会记忆的社会情境；特别是在当时的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体系下人们的社会认同与区分”。[8]社会情境包含了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各种权力、资源、愿望、诉求，是分析和把握文献记忆或档案记忆的关键，也是档案记忆研究方法走向“文献的田野考察”的根本动因。
4 托夫勒的“记忆力革命”观
阿尔温·托夫勒是美国著名未来社会学家，因其《未来的冲击》(1970年)、《第三次浪潮》(1980年)、《权力的转移》(1990年)未来三部曲，而享誉全球。
在《第三次浪潮》中，托夫勒将人类发展史划分为第一次浪潮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浪潮的“工业文明”以及第三次浪潮的“信息社会”，给历史研究与未来思想带来了全新的视角。他指出：所有记忆都可分成单纯个人的记忆和社会共有的记忆。个人记忆随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而社会记忆却永久存在。我们创立、储存和利用社会记忆方法的任何重大改革，都会深深触及我们命运的根源。在原始社会，人类被迫把他们储存的共有的记忆和个人记忆放在同一个地方，这就是储存在个人的大脑中。部落的长老、圣人以及其他人，以历史、神话、口头传说、传奇等形式，把记忆保存下来，并且用语言、歌咏、颂歌等形式传给他们的子孙。第二次浪潮文明冲破记忆的障碍，它传播了群体文化，保存了系统的业务记录，建造了上千个图书馆和博物馆，发明了档案柜。一句话，它把社会记忆扩展到人们大脑之外，找到了新的储存方法，这样就冲破了原来的局限，加速了社会进程和人类文明的急剧变化。当工业文明把很多社会记忆从人类头脑中取出来时，记忆变成了客观对象，体现在人工制品、书籍、工资单、报纸、照片和电影中。但是一旦符号被写在纸上、复制在照片上、摄入电影中、印刷在报纸上，就变成消极静止的东西了。只有当这些符号再一次被人脑所吸收时，这些东西才变活了，并且以一种新的方法操纵和重新组合。第二次浪潮文明在急剧地扩大社会记忆的同时，实际上也将社会记忆“冻结”了起来。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着人类向一个完全新的社会记忆阶段跃进。传播工具急剧地非群体化、新的传播工具的发明、卫星绘制全球地图、医院采用电子传感器观察病人、公司档案计算机化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能把文明活动的微末细节都精确地记录下来。除非我们毁灭地球和随之而灭亡的社会记忆，否则我们不久将获得几乎能保持全部文明记录的能力。第三次浪潮中社会记忆的转变，并不仅仅限于量的变化，我们还正在向人类记忆输入生命。它不仅极度地扩大了社会记忆，而且还让它起死回生。因为计算机能处理它储存的数据，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社会记忆变得既丰富又活泼。为此，托夫勒预言：“建设新文明的工作，将在各个方面集中全力奔腾向前”。[9]
托夫勒的记忆力革命观，充分肯定了档案记忆是社会活动的结果，同时也反映出在新浪潮下档案记忆变得更加“丰富又活泼”。
5 保罗·康纳顿的“刻写记忆”观
保罗·康纳顿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是继哈布瓦赫之后社会记忆研究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在《社会如何记忆》中，他不仅承认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现象的存在，而且肯定了“研究这类问题具有无可置疑的价值”。
康纳顿主要从外在形式化的层面上寻找社会记忆得以传播和保持的手段，并对这些形式化、制度化的社会记忆手段进行社会文化层面上的意义挖掘，乃至人类学视角下的微观考察。
康纳顿十分强调体化实践的操演对表达和保持社会记忆的重要性，并运用大量个案进行精彩的分析，但他也充分肯定了刻写实践对社会记忆记录、保存和传播的重要性。他认为从口头文化到书面文化的过渡，是从体化实践到刻写实践的过渡，用刻写传递的任何记述，被不可改变地固定下来，形成记忆的人工制品，简化了记忆的处理过程，并有利于记忆进入公共领域。
“在一个单一文化里以文本形式得到传承的东西，传承起来似乎始终如一，从过去那个文化传给现在的我们。一个文本可以脱离它的制造者，也可以脱离任何具体的读者，一个文本可以有它自己的生命，它享有相对的文化自治。正是词汇的想象空间，使语言对象超越了过去经验之遗绪的有限性和短暂性。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的对象，进入了公共意义的领域，从而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阅读这个作品，成为这个公共意义的潜在共享者。”[10]
康纳顿在阐述自己的研究要旨和意图时说得很明白，即“我要寻求描述既在传统中又作为传统的一种非刻写式的实践，如何得到传输”；“我要试图表明，社会结构中有一种惯性，没有任何一个关于何谓社会结构的现行正统学说对它有确切解释”。[11]他在《社会如何记忆》第一章的结尾处还特别补充道：“正是为此目的，我把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作为至关重要的传授行为，加以突出。正如我们所知，这些绝不是社群记忆的唯一构成成分”。[12]
透过康纳顿的论述，我们不仅要认识到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是社会记忆的两种传承渠道，体化记忆和刻写记忆是社会记忆的两种结构形态，更要认识和思考刻写记忆的存在和价值：“我们通常把刻写当做传递社会记忆的特许形式，我们认为社会刻写体系的传播和周密化，有可能让它的记忆能力得到有说明意义的发展”。[13]
6 阿莱达·阿斯曼的“存储记忆”观
阿莱达·阿斯曼是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英美文学教授，著名文化记忆理论专家，著有《记忆的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及其变迁》等。虽然由于语言的原因，我们对阿莱达·阿斯曼的文化记忆了解不多，但通过冯亚林、阿斯特莉特·埃尔合编的《文化记忆理论读本》等文献，我们可约略窥见其“存储记忆”的某些思想。
阿莱达·阿斯曼将社会记忆的构造解析为“交际的短时记忆”(简称“口头交际记忆”)和文化性的长期记忆(简称“文化记忆”)，然后又进一步将文化记忆解析为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她认为，“伴随着向文字性的过渡，文化记忆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字作为一种媒介的出现，除了提供某些实际的功能外，还为文化意义的外部存储从根本上提供了可能，这意味着社会记忆的结构发生了一次深刻地转变”；[14]“伴随着文字的出现，一种全新的展现过去的形式，即‘今日里的昨天’也跟着出现了。文字不仅能记下不再被使用的东西，还给了被孤立的(反对的)声音一个机会，打开了社会共识的视野”。[15]她建议将人工记忆称之为存储记忆，而对于人的身份认同起到重要作用，有指导人们行为功能的自然记忆，称之为功能记忆。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的区别在于：①功能记忆是有选择性的，而存储记忆是没有选择性的；②功能记忆是不稳固的，存储记忆是稳定的；③功能记忆有随时更新的能力，而存储记忆则没有。
阿莱达·阿斯曼认为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那么清晰，而是相互转化相互影响的。“存储记忆需要特殊的形式和特殊的机构(档案)，这些形式和机构保存了‘昨天’，而这个‘昨天’在‘今天’的视野里却不再被使用”；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能低估存储记忆对社会的意义，它为各种不同的功能记忆建立了语境，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提供了外部视角”。[16]
阿莱达·阿斯曼和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有共同之处，这或许两人本是一家之故。
7 哈拉尔德·韦尔策的社会“记忆能量”观
哈拉尔德·韦尔策是德国汉诺威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研究领域为记忆与传承、政治心理学等。他主编的《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一书，集合了欧美优秀的历史学、文学、心理学、传播学、电影学、社会学、医学等学者的论文，从多学科综合的角度对“社会记忆”这一课题进行详尽而精辟的阐释，“都试图揭示社会记忆的要素和形成过程”。韦尔策在序言《社会记忆》中，认为社会记忆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在此基础上，他援引德国学者阿比·瓦尔堡[17]的“记忆能量”概念，对互动、文字记载、图片和空间四种记忆媒体将来在社会记忆中具有的意义进行了探析。
在对上述四种媒体的记忆能量进行分析时，韦尔策指出：①社会记忆范畴里的互动包括这样一些交往和沟通实践，它们要么本身就涉及对过去事物进行回想的形式，要么附带地以过去为题目，“人们在通过沟通而传承过去的同时，也在附带地承载着历史。这时，叙述者不知不觉地、附带地和无意地承载着历史”。②一些文字记载，它们根本不是为了进行历史回忆而完成的，然而却是承载过去的准文字材料。③图片，尤其是照片，在极大程度上具有准文字资料的特性。照片，特别是影片，总是在它们有意表现的内容之外，还承载着例如以前的服饰、市容、汽车型号等过去的东西的形象，而且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视觉被极端特权化了，所以它们很可能被看做是最出色地传承着过去的媒体。④空间、高楼大厦和城市，都具有毫无疑问的和不言而喻的性质，恰恰是它们的这种性质，让人们很少注意到它们作为无意图地表达着历史的媒体而具有的功能和强大效果。[18]
韦尔策认为经验是可以跨代传递的，“过去未能如愿的未来希望，可能会突然和出人意料地具有行为指导作用和历史威力”；同时社会记忆研究要更加重视媒体对构建和塑造历史意识的作用。虽然目前社会记忆层面的记忆能量研究还较少，但“记忆能量”的思想对我们深度思考档案在社会记忆传承、建构、控制过程中的能量优势和能量释放的各种影响要素具有重要价值。
如果继续挖掘，我们还可探察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双重性质观、美国历史学者沃尔夫·坎斯特纳的记忆再生产观、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记忆权力观、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的记忆场所观等，限于篇幅，容后另述。通过上述学者社会记忆思想的发掘展现，我们大体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其一，档案记忆研究的思想极为丰富，广泛蕴含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传播学、社会心理学、思想史等诸多学科领域，弥散但富藏，只是我们以往未曾关注；其二，档案是社会记忆的一种形态，在社会记忆结构体系中，可视其为刻写的记忆、“冻结”的记忆、文本的记忆或者说是一种存储的记忆，能够得到有力地证明；其三，伴随着社会发展和记录方式的转变，社会记忆的形态在发生变化，由口述、实物、体化记忆向文字、图片记忆，再向影视、电子化、多媒体记忆发展，体现出人类力求记住过去的意图和努力，也是档案记忆研究需要体现的历史观和发展观；其四，引入社会记忆的理论成果和思想资源，可以为档案记忆研究开拓出广阔的问题意识和思维空间，不仅引发我们去思考档案与社会记忆的传承、建构、控制和保护，更促发我们去思考主体意愿、主体能力、社会权力结构、社会情境对档案记忆的影响，促发我们去探讨档案记忆功能与机制、权力与能量、结构与变迁、生产与消费，将档案学推进到新人文主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