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与“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本质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认识党的本质，对党的建设理论、乃至于对整个党的理论和党的事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进入21世纪，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他就如何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以及如何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做了详细论述。笔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价值，在于它深刻而全面地概括了党的内在规定性，科学地揭示了党的本质，从而成为继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之后，党的又一重大理论突破和理论创新。
一 怎样考察一个政党的本质
毛泽东说：“任何运动形式，其内容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或者叫做根据”[1-1]。这就告诉我们，本质作为事物根本性质，指的是组成事物基本因素的内部联系，它蕴藏在事物内部最深层的，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始终，并且具有相对稳定性，从整体上规定了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依据。
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并为该利益而奋斗的政治组织。列宁指出：“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2]。分析政党的上述含义可知，在政党这一类事物中，每一个政党都有三个方面的内在规定性：1.以一定的生产力为物质根基。政党是为适应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而阶级和阶级斗争本身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级的产物，每一个时代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性质和内容都是由该时代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因此，政党无非就是生产力的人格化代表，生产力是政党的物质根基，与何种性质的生产力相联系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政党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及其发展的历史进程、历史结局，不同阶级政党在斗争中的兴衰存亡，归根到底要取决于它所代表的生产力的属性。2.以一定的文化为精神指引。政党之所以能成为一种严密的、巩固的、有战斗力的政治组织，在于政党用反映本阶级意志的指导思想、政治信仰、价值体系、奋斗目标、纲领宗旨等这些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来武装各个成员的头脑，利用它们把原来没有联系或联系松散的千万个个体组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用它们来统率自己的所有活动，以在活动中贯彻本阶级的阶级主张和阶级意志。也就是说，文化是政党的灵魂，任何政党都是在与一定的文化相互依存中产生和发展的，越是与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文化相联系的政党，就越具有生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指出，“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3.以谋求一定的阶级利益为现实动因。一个阶级之所以组建自己的政党，是因为它能够成为维护和实现本阶级利益的有效工具。政党从事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谋求本阶级的利益，政党和政党斗争的背后，是阶级利益与阶级利益的斗争，是阶级实力与阶级实力的较量，哪个阶级处于历史上升时期，代表该阶级利益的政党就最终能够在斗争中占得优势。另一方面，因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政党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本阶级成员的向往和认同，从而在现实中发挥出它的威力，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维护和实现本阶级成员的共同利益。显然，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包括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该利益），也是事关一个政党是否有前途、有生命力的根本性问题。可见，以生产力、文化、和阶级利益为内容的物质根基、精神指引、现实动因这三个因素，是一个政党赖以存在的根本，是政党生存的“命根子”，它们缺一不可地构成了政党的内在规定性。生产力决定文化，生产力和文化共同决定阶级利益的实现程度，文化反作用于生产力，阶级利益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和文化，所以，政党的物质根基、精神指引和现实动因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正是这三个因素的结合从整体上规定了一个政党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成为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依据。因此，探求某个政党的本质，必须综合从它所代表的生产力、文化和阶级利益的视角来进行考察。
二 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本质
面对新世纪的新条件和新考验，江泽民同志在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出“三个代表”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从字面含义看，所谓“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实际上指的就是党的本质，因为只有作为党的内在规定性的、使党之成为党并赖以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党的本质，才有资格成为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可见，江泽民这一论述隐含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三个代表”是党的本质。从实质上看，这一论述也恰恰是从党所代表的生产力、文化、阶级利益这一综合角度，对党的本质做出了科学揭示。
从物质根基的角度看，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党的内在规定性之一。回顾历史，自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昔日辉煌帝国沦落到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处境。为了挽狂澜于既倒，近代以来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几大政治力量，都曾试图把中国引向一条资本主义或带有强烈资本主义倾向的社会发展道路，结果，所有这些社会改革和改良的实践都破产了。事实说明，由于西方列强的残酷打压和中国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挽救中国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中国共产党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壮大，适应中国工人阶级变革旧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的客观需要而诞生，换句话说，乃是解放生产力的历史要求把中国工人阶级推上历史的前台，进而催化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如江泽民指出的，“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建立时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党本身就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产物，她从一开始就自然代表着这种历史要求。不仅如此，党还一以贯之地代表着该要求，诚如邓小平所言，“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4]，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内在特质，党的使命和阶级特性决定了党必然要、也必然能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他阶级的政党也许在某个历史阶段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但肯定不能做到“始终代表”，因为它们在发展生产力方面都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不能危及它们赖以生存的所有制基础——私有制。与此不同，共产党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是没有限度的，共产党追求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为最终消灭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阶级与政党创造条件，就像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5]。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内在特质，在中国共产党的生涯中通过各个方面不断表现出来：党以先进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无产阶级为主要阶级基础，以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最终奋斗目标，以谋求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根本任务，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判断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党领导革命斗争摧毁旧社会制度、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领导社会主义改革、打破各方面过时体制的束缚以最大限度地释放社会主义制度对发展生产力所固有的优越性。
从精神指引的角度看，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党的内在规定性之二。隐藏在社会制度后面的是社会文化，开创新社会的前提是开创新文化。近代中国的历史使人们认识到，以封建意识形态为主体、以维护封建制度为目的的腐朽的封建文化，已经成为中国贫穷落后的重要根源，中国文化变革刻不容缓。于是，“中体西用”、“变法维新”、“三民主义”、“教育救国”、“平民革命”……各色各样的方案、主张、理论纷纷粉墨登场。可是，这些方案、主张和理论最终统统被现实击得粉碎。事实表明，所有以改良封建主义或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思想、理论，都无法摆脱注定要沦为幻灭的命运。历史客观地要求产生一种适合中国国情，能指引中国推翻封建主义又不至于使中国沦为西方资本主义附庸的新的文化和理论。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苦苦寻觅之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的有识之士终于迎来作为人类优秀文化集大成者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它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已经比较深刻暴露、无产阶级已经比较成熟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以解决无产阶级解放这一时代主题为核心的、符合时代需要的最先进的理论。由于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一时难以在现实中创造出“新世界”，但是，历史规律终究要为自己开辟道路，在历史辩证法的作用之下，马克思主义必然要首先在相对落后的、无法重走西方资本主义老路的东方社会开花结果，必然要通过武装东方各国的无产阶级、特别是首先武装无产阶级政党，在实践中发挥出它的巨大威力。中国共产党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历史地产生的，党的生命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孕育而成，这就必然使党的体内天然蕴含着先进文化的基因。这一基因将永远伴随着党的生命。党不仅一经诞生就赋有先进的文化品格，而且，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6]，它的生命力在于同每一时代的实践紧密结合，从发展变化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创新。党必然善于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善于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阶段，从而也就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个“始终代表”也是其他阶级的政党所无法做到的，它们也许在开始时能够代表相对先进的文化的前进方向，但它们的文化无论怎么前进都始终是私有观念主导下的文化，这一历史局限性是它们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立志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的共产党的文化，则克服了私有观念的阶级偏见和狭隘性，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具有不断与时俱进的品格与能力。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内在特质，同样在党的生涯中一再表现出来：党在成立之初，便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中，都注意把“从思想上建党”放在党建的首位；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毛泽东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建国以后，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建设了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新时期，创造了邓小平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提出和实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及“科教兴国”战略。
从现实动因的角度看，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内在规定性之三。在近代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共同操纵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严重阻碍历史进步，历史舞台的主角已经到了非更换不可的地步了，于是，太平军、维新派、国民党、“第三党”等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纷纷登台亮相，力图夺得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动权。然而，由于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决定了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加上后来世界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要么维护落后生产方式、要么维护少数剥削者利益的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已经明显落伍了，他们注定要被历史所淘汰。“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外另辟蹊径，必须把解决中国的主权和独立问题同解放包括本国无产阶级在内的中国劳动人民的事业统一起来，乃至于同解放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劳动人民的事业统一起来，由此，由一个既与先进生产方式相联系、又能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的组织来担任“掌舵人”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辛亥革命后一段时间里，中国曾经成立过三百多个政党，但包括国民党在内，所有这些政党最终都被历史淘汰了。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等其他党派不同，“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7]。党是应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历史需要而产生的，它必须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内在价值取向，因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先天禀赋。并且，由于党所领导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8-1]，注定了党在奋斗历程中必然要持之以恒、一如既往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他阶级的政党出于对付共同敌人的需要，也许在某个时段上能代表多数社会成员的某些方面的共同利益，但一旦政权到手，其维护私利的本性便原形毕露。在中国，只有“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8-2]的中国共产党，才能自始至终担任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这也就是江泽民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党是在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也是在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过程中成长壮大的，同前两个内在特质一样，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内在特质，势必在党的生涯中一再表现出来：党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人民为根本依靠力量，以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为制定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观点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尊重群众意愿和群众首创精神，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革命时期，党和群众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在建设时期，党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争取早日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民主政治，尊重和保护人权，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三个代表”与党同存亡共始终，是手段与目的、功能与价值的统一，它们从生产力、文化和阶级利益这一综合的角度，在深刻而全面地概括了党的内在规定性；它们互相联系、紧密结合，从整体上决定了党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决定了党的整体面貌、发展进程和历史命运，并分别从经济、文化、政治三方面揭示了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可见，“三个代表”是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的科学概括。
三 科学地揭示党的本质是“三个代表”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重大贡献
马克思说过，“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9]，这也就是说，科学的重要任务是要透过事物的表现形式去研究事物的本质。对于一个事物，只有正确地认识到它的本质，才能算是对该事物有了科学的、根本性的认识。只有在对本质达成科学的认识之后，才能回过头来科学地认识作为本质之外化的事物的表现形式。例如，邓小平之所以能科学地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关键就在于他意识到原来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由此而发，他在长期实践和探索中对社会主义这一事物进行广泛深入的再认识和再研究，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本质论是整个社会主义理论的“主心骨”，原来我们之所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达成科学认识之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认识就获得了根本性、系统性的突破，从而就能从整体上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新阶段。
对于党这一事物，人们可以从很多侧面、很多角度来进行认识。例如，党员和党的干部的言行，从党组织的活动，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党的纲领等等这些角度。但是，所有这些认识都只是停留在外围或中层，都尚未探及党这一事物的深层内核。只有进入到内核，把握了党的本质，才能最终领略到党的真谛。我们可以把党这一事物的大致分层用图表示如下：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党的本质的特点及其在党这一事物中的重要地位。首先，“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1-2]，本质具有稳定性。党的本质具有恒定的特点，在提出“三个代表”之前，党并非就没有做到“三个代表”，党本身就是应“三个代表”的历史要求而产生的，“三个代表”是党的生命的内在基质，它贯穿于党的整个生命历程。“三个代表”中的三个“始终”，就是该稳定性的生动表现。在图中，除了第1层外，其余几层在党的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发生变化。譬如，第2层中的“党的性质”，其表述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就有所不同，革命时期党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建设时期党则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第3层的变动性比第2层强，党的最低纲领，党的根本任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革命时期与建设时期是大不一样的。而第4层中的党员、党组织及其活动，则几乎天天都在变化，天天都有新的形式、新的内容。其次，党的本质隐蔽在最深层，是党这一事物的核心，其它的第2、3、4层都处于中、外围，它们是党的本质的外在表现，是由党的本质决定、受党的本质制约的。第2、3、4层中的东西都由“三个代表”统率，都只不过是“三个代表”的实现形式。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本质与本质的外化形式是紧密联系的，没有不通过一定形式外化出来的本质，更没有离开本质的“本质的外化形式”。作为党的本质的“三个代表”不能脱离第2、3、4层中的东西而独立存在，它只有通过党的性质、纲领、宗旨、根本任务等才能表现出来。反过来，如果党严重违背“三个代表”，党的本质发生蜕变，则党的性质、纲领、宗旨、根本任务等也必定要发生质变。
长期以来，我们对处于“中、外围”的党的性质、党的纲领、党的路线等等做出了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在现实中对于党的事业也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尽管这些研究都从某个或某几个角度涉及到了生产力、文化、人民利益的问题，从而自发地与党的本质要求相应合，但是，我们尚未能自觉地从整体上、从三者相结合的高度上来认识它们对于党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就不能深入到内在规定性层面去认识党的本质，这也就决定了其余一切对党的认识都是不够全面、不够精确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原来我们对于党的认识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一样，都“不是完全清醒的”。这种情况符合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因为本质处于最深层，具有高度隐蔽性，要正确认识它必须经过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这种“不完全清醒”的认识，在党的历史上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党在其发展进程中的很多失误，与此有着内在的联系。例如，脱离生产力，片面追求生产关系的升级；忽视党的发展生产力功能，片面突出党的阶级斗争功能；忽视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物质利益，片面强调精神需求和精神利益；忽视教育和文化建设，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等等。当前，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进步一日千里，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同时，党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对世界大转折和科技革命的逼人形势敏感不足，有的对精神文明建设疏忽懈怠，有的把对上级党组织负责和对本地群众负责对立起来，有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甚至腐化堕落。在这种情况下，推动理论创新，正确认识党的本质，进而自觉按照党的本质的要求来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对于党在风云变幻中保持先进性、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具有极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使我们对党的认识首次深入到本质层面，在党的历史上开创性地对党的本质做出了科学概括，这就是它的理论价值之所在，就是它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贡献之所在。它使人们科学地认识到党在本质层面的内在规定性，使人们从根本上认识了“党是什么”、“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正因为它科学解决了党的本质这一核心问题，“三个代表”理论在党建理论中必定就处于核心地位，对其他方面的党建理论要起到统摄作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通篇贯穿着“三个代表”这一红线。就像社会主义本质论是整个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心骨”一样，党的本质论是整个党建理论体系的“主心骨”，它指导我们对党的性质、纲领、路线等其他方面的党建理论做出新的、科学的概括，指导我们搞清楚在新情况和新考验面前怎样从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从根本上科学回答在充满希望与挑战的21世纪，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如果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的一座丰碑，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体现的党的本质论就是党的学说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是继社会主义本质论之后党的又一重大理论突破和理论创新，它从根本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境界，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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