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毛泽东与“八大”路线的改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线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1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十大关系是党的八大的指导方针。”〔2 〕刘少奇与周恩来的这种评说，道出了毛泽东是“八大”路线形成的主设计师。事实确实如此，建国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全国人民在革命胜利后的任务和目标将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八大”前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更进一步阐明了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关问题。但较多的事实证实，毛泽东又是改变“八大”路线的总裁判长。“八大”路线从形成到改变所经历的时间较短，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发生这一转变？这很令人深思。
“八大”路线所包含的内容是丰富的，其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及经济建设方针和经济体制的有关精神则是其核心内容和根本所在，毛泽东对这两个核心内容的改变，实质上也就导致了“八大”路线的改变。本文主要从毛泽东为什么要改变这两个核心内容、为什么能够轻易使“八大”路线改变这三个问题作些探讨。
一、毛泽东为什么要改变“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3〕我党历来是依据主要矛盾确定主要工作任务。因而， 这一论断实质上是“八大”正确路线的根基。
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会议上发言指出：国内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却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4 〕进而在时隔几个月后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大会最后的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5 〕改变了毛泽东自己在“八大”前后的观点。毛泽东为什么会在短期内，对“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论断从肯定到否定？我们可从下面几个方面找到其主要原因。
（一）国际原因——防止中国出“匈牙利事件”
1956年国际上是“多事之秋”。而对毛泽东与中共产生直接震动的，主要是苏共20大对斯大林的批判，波兰事件与匈牙利事件，这三件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大事，对中共“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的改变，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20大， 重申了无产阶级的一些基本原则，批判了个人崇拜现象。但在大会闭幕的当晚，赫鲁晓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以“反对个人迷信”为借口，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也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些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口实。接着在1956年6月与1956年10 月先后爆发了波匈事件。波匈事件的爆发，都导致了原政府的垮台、发生在后的匈牙利事件情节更严重，导致了匈牙利国家实质上的改朝换代。中国会不会步匈牙利之后尘，发生更为严重的事件呢？这是摆在中共高层领导、特别是毛泽东面前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波兰事件刚结束，匈牙利事件还未爆发。毛泽东就组织中共高层领导对波兰问题进行研究。匈牙利事件的爆发使中共高层更为紧张。“仅仅从1956年10月21日到11月9日的20天时间内， 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三四次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11月10日至15日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其中议题之一也是讨论波匈事件及其教训。”〔6〕从1956年11月15日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到1957年7月写给省委书记会上的文章即《1957年夏季的形势》这段时间，不论是高干会议，还是党内指示和重要文章，毛泽东都要反复指出波匈事件的严重性。在毛泽东当时的意识中，“匈牙利事件”仿佛就会降临中国，甚至其来势和规模比“匈牙利事件”还会大。因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还必须进行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的社会革命，要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毛泽东心中那一触即发的战备状态，对我们理解1957年整风反右和对“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论断的改变，都很有帮助。
（二）国内原因——“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
1956年国际上是多事之秋，国内也是多事之秋。由于三大改造的过粗过急，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和利己主义及预料不到的自然灾害等原因，全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罢课等现象，有人甚至喊出了“不获胜不收兵”、“斗完小的斗大的”，“看来，我们不学习匈牙利是不行了！”等过激口号。
毛泽东面对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一是看到了“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二是考虑到整风所造成的社会压力，为了使中共整风成功，并取得完全的主动，以便推动社会各界整风（这里首先指知识界）。因此把原定的党内整风变成了邀请党外人士积极参加的开门整风运动。
开门整风运动，让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以提高整风效果，提高党的威信，这无可非议。但毛泽东心灵深处时刻在担心中国出“匈牙利事件”。所以，当各种座谈会和社会上陆续出现一些激烈的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言辞时，毛泽东的感觉比谁都强烈。开门整风不过两周，毛泽东在5月15 日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真正的过激言辞是在此文之后提出来的）。文中，一方面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另一方面又严肃告诫全党：“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7〕从这些话语可以看出， 毛泽东对后阶段的开门整风有着另一层含义——引“牛鬼蛇神”出笼，识别“香花毒草”。所以当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组织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一下发，一场反右“大战”拉开了序幕。这场从开门整风到反右扩大化的运动，不仅给国家和个人带来了不幸，而且使毛泽东改变了自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初衷，把“阶级斗争”与“革命”引进了思想领域，进而使毛泽东改变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
（三）历史原因——“缺乏阶级斗争观点是错误的”
波匈事件爆发后，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8〕国内出现的罢工、 罢课、请愿、闹退社和恶言中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等，毛泽东除了一般性从党内自身找原因外，重点又是用阶级的视角去分析：认为“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9〕“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 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10〕同时在反右的方法策略上，搬来了战争年代的战略战术，“诱敌深入，聚而歼灭”，“这是一场大战”“还是急风暴雨式”等。反右扩大化显然是难以避免的。
面对波匈事件造成其政府的更迭，面对国内各种动荡事实，如何捍卫马列主义？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在缺乏新的经验前提下，迫使毛泽东重新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当然也就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
二、毛泽东为什么要改变“八大”关于经济建设方针和经济体制的有关精神
“八大”确定我党的工作重心是搞经济建设，确立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经济体制虽是以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目标，但吸收了陈云同志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精神，也吸收了李富春同志分级管理的建议和薄一波关于积累与消费的“三条杠杆”的建议等等。可以讲“八大”的经济建设方针与经济体制的有关精神基本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当时的国情，也为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决策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遗憾的是，1958年5月八大二次全会上确定的总路线与后来的大跃进， 人民公社等运动的掀起，就完全把“八大”的经济建设方针和经济体制的有关精神改变了。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一）经验上的原因——“搞经济建设，我们还是个小学生”
“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11〕毛泽东1957年2月所说的这句话，是符合当时中共实际的。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探求的主要是教育、政治和军事知识；战争年代，考虑的主要是政治与军事斗争；过渡时期，国家百废待兴，百事待举，主要任务是恢复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和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未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解放后只去过两次苏联、欧美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究竟怎样，毛泽东没有直接感受。毛泽东对苏联的建设经验很感兴趣。不能说和他亲眼所见的直接感受毫无关系。总的说来，毛泽东从书本上和实地见闻上获取的经济建设间接经验，以及从实践上积累的经济建设直接经验都是很不足的。中央和地方的绝大多数主要负责人的情况，也大同小异。经验的严重不足，是造成毛泽东改变“八大”经济建设方针和经济体制的有关精神的首要原因。
（二）认识上的原因——“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刚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斯大林那种为追求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高速发展而建立的高度集中的单一公有制的行政命令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及这种模式本身给苏联工业一度带来的高速发展是容易令人神往和效法的，同时也易使人产生模糊认识。
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单而又纯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大规模的公有制组织形式；超常规的经济发展速度；又按劳又相对平均的分配形式；一刻也不能放松阶级斗争等。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准。按上述标准的就是社会主义，否则就是资本主义。
“八大”的经济建设方针与经济体制的有关精神与上述标准是有些抵触的。自然迟早得改变。“八大”经济建设方针与有关精神的改变，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大徘徊。1960年6 月遇挫后的毛泽东不得不说：“我们对于社会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12〕
（三）思想上的原因——急于求成，夸大主体能动性
“急于求成，夸大主体能动性”的思想，使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及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干了很多事与愿违的事，怂恿了“左”倾思想的泛滥，改变了八大的经济建设方针，致使国内的政治、经济生活出现了严重危机。
首先，我们应当看到：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无不唤起毛泽东的忧患意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战略无不给毛泽东带来压力；利用国际有利环境、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使中国尽快富强无不成了毛泽东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这些“意识”、“战略”、“使命感”无疑是善意的、崇高的，但这些因素也是毛泽东产生急于求成思想的客观原因。在无数的胜利、较宽松的国内外环境面前，毛泽东也滋生了主观自满的情绪，加之急于求成的思想，必然导致夸大主体能动性的思想产生。
由于产生了“急于求成，夸大主体能动性”的思想，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第一，不是从研究干群本身入手客观地理解把握干群的主体能动性，而是把调动起来的干群积极性与他们自身在本质上的积极性等同起来、把符合某地实际“组织起来”的干群积极性与其他所有地方干群的积极性等同起来。第二，不是从研究国情的真实可能性入手去把握干群的主体能动性，而是在大规模的公有制组织形式、超常规的经济发展速度的虚假可能性中去发挥干群的主体能动性。第三，不是从科学决策入手，采取正确的方法和途径促进可能性的实现，而是凭主观愿望、把过去那种动员群众“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方法用在经济建设上等。提出了“人定胜天”、“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三年超过英国，七年超过美国，”“一天等于二十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等远离实际的行动口号。同时在对“反冒进”的不断批判中，掀起了全国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内更加严重地泛滥起来。结果完全改变了“八大”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有关精神。
三、庄重的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路线，毛泽东为什么能够轻易改变
毛泽东为主设计且经庄重的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八大”路线，由于诸多原因的合力作用，很快在毛泽东的提出和裁定下，并经过八大二次全会的政治报告正式改变了。现在我们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分析毛泽东为什么能够轻易改变这一路线的原因。
（一）“八大”路线本身的历史局限性
“八大”路线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努力探索下，在吸取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关经验的前提下制定的正确路线。但是，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少，还不能从原则上突破苏联经济模式。严格地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一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13〕“八大”路线的提出也就缺乏系统的科学论证。其路线虽迸发了宝贵的思想火花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的闪光点，但难以凝聚和升华为恒定的观点，当然也就难以避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
首先，我们认为“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实质论述是正确的。因为，第一，“八大”召开时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确立。关于这一点，“八大”的政治报告决议已作了肯定。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是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应该是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但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相当落后的。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落后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按马克思“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要与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观点来分析，显然是矛盾的。
其次，我们认为“八大”政治报告决议继续要求贯彻执行“一化三改”的精神，是脱离中国国情的。“一化三改”的总路线是要通过建立单一公有制的行政命令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来保证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高速发展。马列理论与“八大”前的社会实践，都可以说明中国当时已开始存在“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果继续通过“三改”来促“一化”，显然只会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加剧。
再次，“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虽然提出了“我国主要矛盾的实质”的正确观点，但并未提出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的途径与方法；相反，却提出要继续贯彻执行与“实质”有些冲突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主反映了“八大”路线本身的历史局限性。
（二）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弊端
中国处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受到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体制影响。从苏共20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我们清楚地看到斯大林政治体制中，确实存在严重的弊端。受苏联影响的中国政治体制，也存在着较多的弊端。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八大”路线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弊端，毛泽东的权威的超限发挥，加上社会历史中“三纲五常”等遗毒的潜在影响及国际国内风波的冲击等诸多因素，使毛泽东轻易地改变“八大”路线。
注释：
〔1〕〔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48页。
〔2〕《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1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44－345页。
〔5〕〔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29、575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0－475页。
〔8〕《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9页。
〔9〕《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3页。
〔10〕《事情正在起变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 第474页。
〔11〕《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57页。
〔12〕《十年总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13〕《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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