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情况不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妙论文,情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6月，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隆重召开， 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一纲领性文件。——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各类学校，当然要大张旗鼓地学习、宣传。但是，举世皆知，在公开的旗鼓背后，普遍性的补课照常进行，名次排队还在继续，过重的课业负担和精神压力仍然是广大青少年学生摆脱不掉的梦魇。在这样一种现实面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只能停留在口头和纸面上。推进是极其艰难的；但事关根本，不推进又绝对不行。于是，这场推进与反推进的“斗争”最终升格为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的公开谈话——在今日中国的政治行为与社会生活中，代表党和政府意志的最高规格的表达形式。
很快，寒假前后，“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被浓缩成一个现代汉语中的新词汇——“减负”，频繁地出现在舆论媒体，引起社会公众的极大关注。一时间，“素质教育”似乎终于打开了突破口，占据了桥头堡。然而，当我们轻轻推开校门，迈进校园，很多地方却是别有一番风景……
“减负”雷声大，“加压”雨点急
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抓两头，躲中间，化整为零打游击”——期末考试刚刚结束，寒假正式开始前后，立即进入“状态”，先补你个措手不及。春节刚过，正式开学前一周，突然启动再补上几天。避过“风头”，打时间差——区教育主管部门决不会认真检查，迫于举报或上级督察，也必先下点毛毛雨。我所在的那所中学，春节前补两周，春节后又一周，因为受举报，才惊动教委副主任亲临，极不情愿地掐断三天。
“战略转移，曲线救国”——校中校、校外校，打着“补习”、“培训”种种招牌，通过任课教师、班主任或校长，或暗示或明说或强化动员（说法当然有含蓄些的：“校内优先，校外限额”），广纳本校学生。某学校由一退休教师出面，申办了一所“培×学校”，开班名目有“走遍×国”、“××英语”……授课时间是周六、周日和寒暑假，教师、教室、教学设备当然是本校的，学生几乎是连锅端。我所在的中学也开办了一所“精×学校”，坚持不懈地在每周六进行全员全天补课。这“民办”的合法外衣包的是什么货色，教委主任能不知道，谁信？
“见缝插针，全方位全天候运作”——早自习、自习课被分配净尽，一律变成了教师强化训练的战场（非中考、高考科目当然退避三舍）；午休的两个小时，更是黄金时段“中午1点，全班到校，讲××”， 醒目的大字早早地就写在了黑板上（写晚了等于拱手相让）。某市重点中学的一位老师，布置学生写一篇“中午补课利弊谈”的作文，借学生的嘴撒撒气。其实，有众多的教育法规在，这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吗？班主任机会多多，“晨检、班会”（班级德育专用时间）不用白不用，讲什么不是讲？轻描淡写说两句，马上转入“正题”；科任教师望洋兴叹，退而求其次，发卷子！我不发他发，时间全被他占了，我这科怎么办？于是你两篇我三篇，反正这时间是大家的，都得有份！谁想过这时间理应是学生自己的，谁想过学生一晚上还有几个钟点？谁想过学生债台高筑的心态？我所在的那所中学，上一学期，不算区发、外买、外定，单只学校自印的卷子竟用掉了一百多万张纸——总共不到1500名学生，每人近1000张！教师有如此积极性，只能说校长调动有方。
“关停并转，集中保重点”——音乐、美术、劳技这类科目的“待遇”是不言而喻的。检查怎么办？课程表上绝对不少，教案？写就是了。教具？买就是了。这些科目教师的课时费？照发就是了。学生的嘴？训练训练，堵上就是了。反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外面光鲜，内囊谁管？
如此羞羞涩涩，“犹抱琵琶半遮面”并没有多久，看看风声渐松，地下便适时地转为地上。我所在的那所中学，每天七节课，只维持了开学一周，现在又恢复为每天九节。你问校长，他极其负责地历数：××学校、××学校，一天十一节课呢！似乎自己已很收敛，也很委屈。在这一地方，共同的心态是：别人“减负”，正是我大肆加课，乘机超越的大好时机，我不补，傻啦？
“减负”的反弹势头强劲。学生说，减负、减负，负负为正，现在的负担比当初更重。
排队——师生摆脱不掉的噩梦
节假日补课、铺天盖地的材料、试卷，这些有形的负担，对学生还只是表层压力；无形的深层压力更沉重。名次排队，已明令禁止多年，但屡禁不止。学生排队，教师排队，的确已成为师生摆脱不掉的噩梦。
无形的深层压力形形色色。
目前，高中的升留级制度可由各校自定。制定苛刻的升留级制度，刷掉一部分“高考危险分子”，是一些学校提高高考上线率的法宝。所谓高考上线率，即达到录取分数线人数与参考人数之比。显而易见，达不到录取分数线的人数越少，上线率越高。苛刻的升留级制度，正好可以将那些“分母”（校方对学习成绩不理想，高考不可能上线的学生的戏称！）拒于高二，特别是高三的大门之外。理由是你的学年成绩有×门补考后仍不及格，必须留级。也有坚持不肯留级的，那好，可以作为“试读生”跟班学习，但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必须写出书面保证：“……如果年终考试仍有×门不及格，我自愿分流，保证不在本校参加高考……（以下是学生本人和家长的签名画押）”字据中“分流”的内涵，是放弃高考（学校反复说服的结果）直接到社会民办大学读书。需要进一步说明的还有，所谓“×门补考后仍不及格”，是指参加学校自行命题考试仍不及格，会考成绩是不足为凭的。这倒应了那句“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相声经典。既是自行命题，难度当然由学校控制，你捏在如来佛的手心里，跑得了？某区一所因办公益班而闻名遐迩的重点中学，有几名高二学生因补考不及格被通知留级，家长拿着学生参加全市会考的成绩（五门成绩均获及格）找学校理论：“高中会考成绩是国家承认的毕业成绩，我们的孩子会考都通过了，为什么不让升高三？”校长说：“我们主要看的是高考，学校也得考虑自己的声誉嘛！”为了自己的所谓“声誉”，不惜消耗学生一年的青春，而且竟然如此地直言不讳——这校长的观念已多么自觉，这又会是多么普遍呀！
在这种苛刻的升留级制度下，能够顺利地读完高三参加高考的学生该是多么幸运！某市一所中学高一新生入学时两个班近百人，三年后高考上线率为50%，但相关的人都知道，为了这50%，却有40名学生没能上到高三！
还有一些学校，采用“人员出口”的手段输出“高考危险分子”。定员付款，将差生转入其他“不要面子只认钱”的差校，以提高自己的上线率。某区第二中学，历年是个中高手，1999年手段不够老辣，被某区三中以更高的输出量占得先机，上线率败于对手。在区高考总结会上，也只能哑巴吃黄连，因为区教委明明知道其中奥秘，但是只看结果，不问过程和原委。要想得到区教委的好脸色，只能明年在“出口”方面憋足一股劲，“更上一层楼”。被强行注销，转入另册的学生，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据说，还有强迫学生开“弱智”证明的，你不开吗，在班里，你将受尽歧视。报载，更有当众对学生进行体罚、羞辱的……
阻碍“减负”的瓶塞
从表面看，升学是“减负”的瓶颈；事实上，中等学校任务与职能根本错位是“升学”瓶颈上的瓶塞，也是素质教育举步维艰的症结所在。
相当一部分中学根本没有把自己的任务定位于培养教学大纲要求的合格毕业生。虽然由国家颁发的初高中毕业证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成绩及格，准予毕业”，但这些学校从来没有认准该由自己承担的工作任务。在他们看来，升学率才是检验他们工作的硬道理。中学承担的就是“升学教育”。国家教委早有规定，不能以考试成绩作为奖惩学校、教师的惟一依据；第三次全教会进一步去掉“惟一”，再次明确规定，不能以考试成绩作为奖惩学校、教师的依据。但是，某些区县政府、区县教委的排队、奖惩依然故我，依然是惟一的硬性指标。升学，固然是一个客观瓶颈，而这种决定荣辱的奖惩犹如塞子牢牢地塞在瓶颈上。
——如果，中学不负责中、高考报名，不负责组织学生参加考试，不负责发放录取通知书——一句话，彻底与选拔性考试分道扬镳，而只负责达标——达教学大纲要求之标——教育，拔掉瓶颈上的塞子，使针对应试的奖惩干脆找不到靶子。再佐以方方面面的改革，“减负”的突破是不是可以变得从容些呢？这种想法也许太天真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较量也不是一回了，粗略统计，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先后下发的有关“减负”的文件，已不下三四十种……
“减负”难，根子到底在哪里
从表面看，对抗“减负”的关键人物在校长——校长负责制，一校之长，责无旁贷。校长们有哪些心态呢？
一曰顺应民心。社会需求，家长要补。社会评价学校的标准是高考，学校要生存，就得补课。某校为了顶风补课，破天荒地召开全校家长会。以求得家长支持，求得家长掏钱。决定学生补课的问题，不问学生问家长，口口声声却是“学生主体”。这位刚刚号召大家学习江总书记谈话的校长，这位他的校园里同样的号召还墨迹未干的校长，竟然就这样轻易地把总书记的声音抛之脑后。你若问他怎么看待全教会的精神，他会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公然说：“全教会的精神是好，但党中央哪个文件能执行得了五年？”还有相当数量的校长这样认为：“补课停，家教热。学校补课，是为家长减轻负担，排忧解难。”
二曰条件欠缺。学生这样差，不补课怎么办？教师水平低，不补课怎么办？教材、大纲都未改，不补课怎么办？考试体制不改，不补课怎么办？上级要排队，不补课怎么办？
前两个疑问，完全倒置了因果。究竟学生是不是差，以什么标准品评这差与不差，且当别论；就算学生真的差，那么，这差的原因何在？满堂灌的补课，过重的作业负担，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学生的学习环节无非有三个：听、写、想。三个环节中，“想”是核心。离开了学生自己的主动思维活动，听再多的课，写再多的作业，都无助于学生理解能力的提高与创新意识的培养。长年补课、超量作业，又极大地制约着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在课时、作业的重负之下，教师无暇顾及真正的业务进修，无暇深入地钻研教材。身心疲惫中，教师的个性、创造意识乃至职业乐趣被严重窒息。课堂效率越低，越要补课；越补课，课堂效率越低，我们倒要问，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我们中等教育的出路何在？
第三、四个疑问，涉及到一个“系统工程”的问题，与“减负”相关的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有待解决。而几乎每位校长谈起“减负”，都要涉及第五个疑问：“上级要排队，不补课怎么办？”这里说的上级，就是某些区、县教委。他们是站在突破口后面的“督战队”。
一位校长的话很有代表性：“减负”也许有理，可高考成绩呢？我减他不减，“秋后算账”时——区教委统计升学率、平均分——这“亏”就吃大了。校长无能，治校无方，个人前途还在其次；升学率低，校望受损，“好学生”远遁，“择校生”不来，创收大减，这日子可怎么过？社会要的是“升学率”，上级要的是“升学率”，平均分、及格率是绝对的“硬通货”，是学校的“生命线”！全区的高考成绩统计分析表上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千年不烂。什么市平均分、区平均分、校平均分，总分、科分，各项指数一应俱全，一目了然。说到底“升学”这个教育评价标准最重要！校长这样想了，也只好照方处置，老师们一个个榜上有名：个人任课班级平均分、个人年级名次，还要注明每个人的成绩是高于还是低于年级成绩，高于还是低于去年成绩。高出者数字前加“+”号，低于者加“－”号。数字是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有时彼此相差仅二三分甚至零点几分，但第一到底是第一，最后毕竟还是最后。“落后者”能不忐忑吗？“分儿到用时方恨少”呀！校长的补课、排队、加压有了群众基础。教师当然也可以照方处置，给学生补课、排队、加压。于是，所有的压力最终都转嫁到学生头上。
说来奇怪，像区、县一级的地方教育管理部门怎敢一再违反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各种规定？细究，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地方教委主任任命权在地方而不在国家教育部，天高皇帝远，官大不如管大，你奈何得了？而地方各级的教委主任拿什么当政绩？不言而喻，所谓“素质”是软性的，“升学”指标才是硬对硬、响当当的呀！
所以，传统教育的评价标准不改，传统教育管理体制不改，我们能对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成效寄予厚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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