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义娇[1]2013年在《贵州省县域经济低碳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县一直是我国行政区划的基本单位，县域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小康社会的新切入点。而发展县域经济过程中，往往消耗大量资源能源，产生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环境问题，得不偿失，不利于县域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要提高经济效益，解决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走低碳经济模式值得推广。贵州省县域面积广，县域经济比重大，经济发展对能源资源的依赖性强。因此，本文选取贵州省为研究对象，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全面深入研究其县域经济的发展问题。在第一章，本文首先介绍了县域经济低碳化发展问题的研究背景及研究价值，然后阐述了关于县域经济低碳化发展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对其进行评述。接着，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第二章，本文对县域经济低碳化的概念作了界定，同时介绍了环境库茨涅兹曲线、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梯度推进理论，为本文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奠定理论基础。第三章，本文实证分析了贵州省县域经济低碳化发展的现状，通过查询年鉴和简单计算，得到各州（含县）近年来生产总值、能源消耗、碳排放量的数据，并用数理统计分析了这三组数据之间的关系。第四章，是关于贵州省县域经济低碳化发展的SWOT分析，也即是对贵州省县域经济低碳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只有充分发挥优势、避免劣势，利用大好机遇和积极应对挑战，才能推动贵州省县域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第五章在前两章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一些推进县域经济低碳化发展的建议。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贵州省县域经济，因此，在本研究中，一直注意把握贵州省地方实际情况，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特色。本文依托了贵州省统计年鉴、办公与统计软件，结合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充分考虑到贵州省县域的实际情况，最终希望该研究对改善县域经济、推进县域经济持续发展有所帮助，对政府、服务机构等在决策上、提供服务信息上发挥一定的借鉴意义。本研究有所突破的地方有：第一，在分析问题的切入点上和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上有所创新。本研究主线是低碳经济，而研究问题仍是常见的县域经济，但得到的推进县域经济的方法则与其他研究有所不同。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比较丰富。既运用了简单统计，用数据和图表定量说明问题，具有很强的说服性；又运用了SWOT分析，深入调查贵州县域的相关情况，定性分析其低碳化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说明系统、深入。
杨亚淋[2]2017年在《开阳县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研究》文中指出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从整体看我国城乡经济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由于制度供给的差别,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总体上是扩大的趋势。特别是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的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的短板。国家为了补齐短板采取了系列措施,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从“区域性扶贫”转向贫困县“整村推进”,再到“扶贫入户”,这些举措的实践,将我国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据央视2016年10月9日报道减少到了5000余万人。为了彻底消除贫困,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又推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行动,按照这种脱贫速度,到2020年实现全部贫困人员脱贫,是完全能够做到的。本文是基于民族地区在脱贫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论文从转型升级发展视角,以贵州省开阳县为个案,分析其新型工业化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从区位战略地位和资源禀赋自然条件,以相关理论为支撑,提出了开阳县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及相关对策建议。本文研究成果望能为开阳县的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发展提供参考,为同行所进行的相关研究以启迪,起作抛砖引玉的作用。全文共分三大部份。第一部份主要介绍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与思路及文章可能的创新点;第二部分介绍相关支撑理论和开阳县相关情况等;第三部分主要分析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对策建议。
李文军[3]2000年在《贵州省县域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阐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与研究进展、内涵与目标。结合贵州省的区域特点，建立了贵州省县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确立了相应的指标理想值，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指标权重。为评判贵州省县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其确定合理发展方向和途径提供了理论方法。 县域是具有比较完整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功能的基层单元，有较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调控能力，进行其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较普遍的意义。本文以开阳县为例，得出1998年开阳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数。针对开阳县农业发展条件和特征、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实现开阳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分析预测了影响开阳县农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预测的前提下，得出2010年开阳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数。
李旭东[4]2007年在《喀斯特高原山区人口空间结构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文中提出人口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第一位的问题,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人口的空间结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研究人口问题的案例逐渐增多,特别是人口空间结构已成为人口问题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在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山地环境的特殊性,使其人口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着一系列与可持续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些问题同过多的人口数量、较低的人口质量以及不合理的人口结构交织在一起,给山区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和破坏,因此,寻求山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过程,采取有效措施减缓山区人口压力,实现山区人口合理分布是一项关键性的工作。贵州位于中国西南部,属多民族的省份,地处云贵高原东部,全省面积17.61万km2,介于东经103°37′～109°32′、北纬24°37′～29°13′之间,由于褶皱,断层和侵蚀作用,境内地表崎岖破碎,地貌类型复杂,山地、峡谷、丘陵、河谷和山间洼地等相互交错,大部分地区岩溶分布广泛,并伴随着大量的洞穴和地下河流,处处突兀出“地无三里平”的山原地貌特征。由于裸露型、半裸露型的喀斯特广泛分布,形成了最典型的喀斯特脆弱生态环境,严重制约了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产生了许多严峻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表现为:人口的严重超载、低素质、毁林毁草,陡坡垦殖,水土流失与石漠化加剧等,有一些地方出现了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惨状,这在全国和世界喀斯特贫困区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在有关文献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地理学、人口学等相关理论,运用模型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贵州高原山区人口空间结构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展开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在总体把握贵州省人口空间状况及与可持续发展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时间和空间差异两个层面,定量分析了贵州省人口空间结构的状况,并从影响贵州省人口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入手,进行有关其人口空间结构合理性探讨,揭示喀斯特山区环境恶化与人口贫困化的特征和规律,提出喀斯特高原山区如何通过政策导向和结构调整,合理解决人口分布受地域、产业限制所呈现出的封闭凝固化的问题,实现高原山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协调。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本论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第二章节为理论基础部分,主要是对有关本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以及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将主要集中讨论和研究本论文所进行的必要性,拟采用什么样的分析方法及思路等等。在对有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进行人口空间结构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应当同人口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在通过对相关概念和理论的介绍及展开阐述的过程,认为本研究从两个层次开展研究,一是把区域看成是一个包括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以及人口等综合地域系统,从理论上分析人口空间结构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第二层次是就具体区域,本文认为行政区域是研究可持续发展以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区域。最后,在明确了人口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之后,本文对有关区域人口空间结构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展开了理论分析。从第三章节开始是结合贵州喀斯特高原山区具体实例的部分,在总体上把握贵州省人口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对其人口空间结构进行必要的研究,从影响贵州省人口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出发,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进行有关区域人口空间结构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定量研究,意在为探寻合理的贵州省人口空间结构,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具体如下所示:第3章节在对贵州人口发展历史过程进行阐述的基础上,从人口规模和质量两方面出发,集中探讨其人口规模和质量空间的现状及其特征,并就有关突出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第4章节主要从静态的角度,对贵州人口空间结构与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找出在这些因素影响下贵州人口空间结构规律,在此基础上,对目前贵州人口空间结构合理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第5章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贵州高原人口空间结构演变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人口分布的重心以及人口集中指数进行了必要的研究。力图探讨在山地环境条件下,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历史特征和规律。第6章节利用1990年、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资料以及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有关数据,并结合其它统计资料,运用模型方法和地理信息技术,从人口数量增长、年龄、性别以及质量等人口属性特征入手对人口空间结构变动的特征作进一步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找出这些人口属性特征在空间分布上的变动规律。第7章节是从动态方面研究人口空间结构与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关系,将贵州高原进行分区,研究各区域之间的动态变化过程。第8章节就贵州城镇化发展的水平状况进行研究,从时间和空间上对其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因素的协调性问题进行分析,说明贵州城镇化水平的滞后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贵州自然环境的特点,对山地条件下贵州城镇化应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探讨。第9章节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以及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对迁移流动人口的空间结构现状以及移民的有关属性、成因以及流向等状况进行定量分析,然后借鉴有关人口流动理论,对高原山区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利用有关数据对山区迁移流动人口与社会环境因子作相关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找出影响贵州省迁移流动人口现有的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最后对高原山区人口贫困化以如何治理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指出人口迁移流动是山区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之一。第10章节针对贵州高原山区人口(劳动力)转移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利用人口梯度转移的相关理论提出如何推动贵州山区人口梯度转移以及实现合理分布的构思。第11章节为主要结论。当前,在中央政府致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宏观背景下,分析研究贵州高原山区人口空间结构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和影响,对于促进贵州山区的资源开发与转换过程、合理调控其人口空间结构与生态环境之间严重失调的矛盾,以及跨世纪稳定脱贫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杨昌鹏[5]2012年在《贵州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走向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贵州城镇化作为西部城镇化、中国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水平严重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也滞后于其自身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贵州城镇化发展滞后的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不但会严重影响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会严重影响贵州现代化进程,还会严重影响贵州科学发展、后发赶超蓝图的实现。本文以贵州城镇化为研究对象,就是要力图通过多维度地对贵州的历史与现状辩证分析,合理地判断贵州城镇化水平,明确贵州城镇化的发展目标,设计出相对完善的理论,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使贵州的城镇化既遵循世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又结合贵州的地方特色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对贵州城镇化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能丰富马克思城镇化理论,还对研究西部地区其他省市(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贵州具有特色的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本文采用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方法、比较与系统的方法、反思与批判的方法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出发,深入分析了贵州城镇化面临的问题与机遇,应坚持的原则,应处理的关系,提出了贵州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全文共分10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导论。主要说明研究的缘起和意义,并对国内外关于城镇化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提出了本文的创新点、研究方法与研究的重点难点以及需要突破的方向与主要目标。第二部分：全面分析了现代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这部分是理论基础分析,主要阐述了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内涵、特征、发展理论,运用矛盾运动的方法分析了现代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第三部分：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分析了城镇化对现代化的作用。首先简要介绍了世界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发展特点与一般规律,然后从历史角度、从“三农“问题,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等方面说明了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贵州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四部分：贵州城镇化的历史与现实。该部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从贵州城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出发,分析了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城镇化发展地区差异、城乡差距,发现贵州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水平低以及城镇化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第五部分：贵州城镇化面临的困难。该部分全面分析了当前阶段,造成贵州城镇化发展的困难之处,即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差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导致城镇化发展的基础较差,由于城镇化根本动力不足-人的素质低、产业转化动力不足、持续动力不足-创新能力弱,由于经济薄弱与地理限制,使得贵州城镇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第六部分：贵州城镇化面临的机遇。该部分主要分析了贵州具备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有利条件,即国家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优惠政策的支持、自身优势的支撑,以及区域合作的深入推动等几个方面。第七部分：贵州城镇化应遵循的指导思想与贯彻的基本原则。该部分认为贵州城镇化应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发展、内涵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协调同步发展；坚持以能源资源、文化资源、旅游资源以及农业产品等地方特色。第八部分：贵州城镇化的目标构想。该部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想了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目标,建立了空间布局与发展战略。第九部分：贵州城镇化要处理好带有全局性的几个关系。该部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运动的方法,分析了几对矛盾关系：(1)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2)城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3)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关系；(4)城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5)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6)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7)城镇化与以人为本的关系。第十部分：贵州城镇化的对策与建议。该部分认为要解决贵州城镇化面临的问题,就应充分考虑贵州面临的困难,发挥贵州的特色优势,通过完善城镇化建设体系,强化产业支撑,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实现制度创新,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
孔德帅[6]2017年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文中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对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重点生态功能区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在国土空间开发中需要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城镇化开发。我国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大多属于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贫困地区,并因生态建设承担了巨大的经济成本。由于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生态产品难以实现市场化交易,因此建立合理的利益均衡机制是保障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实施的重要基础。近年来,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代表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已初步建立,"完善重点生态区域补偿机制"也成为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创新的重要任务。本研究尝试借鉴国内外生态补偿(或生态服务付费)的相关理论,结合贵州省的实地调研,对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中的实践进展、空间选择、考核激励以及社会参与等关键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优化我国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本研究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研究进展和政策实践进展的基础上,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为重点,通过核算贵州省各区县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分析了该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空间选择问题。然后,通过分析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绩效考核机制,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贵州省各区县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中央与区县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研究了现有激励机制的效率损失和可能的改进路径。最后以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为例,对社会资本参与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公私合作模式进行了探讨。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1)贵州省2015年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约为9222.36亿元。通过聚类分析划分了贵州省88个区县的区域生态补偿优先级,其中优先补偿区主要集中于贵州省的南部和东部地区,次级补偿区主要集中于东北部地区,也包括西部地区的部分区县,潜在补偿区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由于区域生态补偿资金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倾向,现有的补偿资金分配格局与区域生态补偿优先级之间产生了较大偏差,将影响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瞄准"效率。(2)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所采用的是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绩效考核方式,县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标(EI)是该考核机制的核心依据。贵州省各区县的生态环境质量存在明显的空间效应,并受到自然气候等风险因素的影响,县域生态环境状况改善过程中所面临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的生态建设积极性下降。(3)中央与区县政府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表明,现有激励机制因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而产生了效率损失。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出和活动类型的考核激励机制相结合,并把能够反映地方政府努力程度或风险因素的相关指标纳入激励合同,将有助于提高激励效率。此外,建立基于相对绩效的考核激励机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过滤掉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保护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有助于降低激励机制的代理成本。(4)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区域生态补偿的关键在于提高社会资本的收益水平,需要构建社会资本参与区域生态补偿的利益共享机制,以调和生态补偿公益性与社会资本逐利性之间的矛盾。将公私合作等模式应用于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时,应将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作为重点,在提高社会资本收益的同时惠及区域生态补偿的其他利益主体。
张鼎良[7]2011年在《我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文中认为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层级实行“省-市-县-乡”四级制。这种多层级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常常导致行政机构臃肿、行政人员过多、行政成本大、行政效率低,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迅速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减少行政层级,改革市管县体制,实施省直管县体制,扩大县域权力。在行政管理理论、行政区划理论方面,国外学者、专家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对我国的省管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国外行政管理的实践为我国实施省直管县体制提供了示范作用。我国的省管县体制改革,受到学术界、政府官员的高度重视。许多学者、专家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发表学术论文,阐述了市管县存在的弊端、探究了省管县体制。我国政府官员一方面及时出台了关于省管县的基本政策,另一方面在全国22个省级单位实施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这些试点省份,立足自身省情,根据我国政策和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了各具特色的省管县财政政策,扩大了县域权限,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形成了省管县体制改革的独特模式,这些改革实践,为我国进一步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提供了示范作用。我国中部、东部省份,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们的文化素质高,省管县体制改革基本上都在中部、东部省份进行。我国西部地区多山地形,受自然条件限制,交通发展缓慢,经济发展不快,少数民族多,因此,在中部、东部省份实施省管县改革后的较长时间,西部省份仍然实行的是多层级的管理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科学技术、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在西部省份实施省管县体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贵州省位于西部,全省大部分是山地,少数民族分布广泛,贵州省实施省管县体制必须立足贵州省省情,借鉴我国实施省管县体制改革的经验,制定适宜的政策,通过合理划分省、县的行政权限、明确省、县的财政权限、适当扩大县的规模、实行市、县分治等路径,积极推进。贵州的少数民族分布广泛,民族自治机构自治州对于维护各少数民族权利、加强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挥了了重要作用,在当前条件下,贵州省必须继续完善自治州体制,等条件成熟以后,逐步实行省管县体制。贵州省的地级市对贵州经济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根据贵州实际情况,重新确立地级市的地位,寻求处理市县的正确关系。贵州省的地区行政公署在贵州的经济发展中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贵州经济发展,尤其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区行政公署对县域经济的制约日益明显。因此,实施省直管县后,根据贵州省省情,地区行政公署应仍然作为省的派出机构存在,地区行政公署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必须进行精简,提高行政公署的办事效能。探索贵州省实施省管县体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方面,进一步丰富我国省直管县理论；另一方面,为我国西部其他省份实施省管县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郝静[8]2017年在《生态人类学视域下民族地区乡村绿色发展研究》文中指出作为第三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能继续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突破传统发展模式,实现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因此,在生态人类学的视域下,运用生态人类学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分析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原因、参与者、内容,提出今后经济文化绿色发展的具体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雷山县依托雷公山,在绿色发展过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保存较为完好的民族文化。但是由于社会化进程的加快,雷山县在今后进行经济文化的绿色发展时,面临着人口问题严峻、市场经济冲击以及民族同化严重的问题。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平衡雷山县原住民和政府、外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成为雷山县寻找发展路径时亟需思考的问题。所以,以“四圈模型”为导向,将雷山县绿色发展的路径发到其中进行思考,通过对自然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的详细分析,最终发现,要继续挖掘传统生态知识,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经济文化的绿色发展。民族地区乡村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决定了绿色发展之路是明智的选择。面对发展问题,只有在生态人类学的视域下坚守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保护两条主线,将民族地区乡村多样化的、碎片化的民族文化整合起来,集腋成裘,建立民族地区乡村自然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经济系统绿色发展的“四圈模型”,才能在未来的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乡村发展新路。
张俊飚[9]2002年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充分地融结和考虑贫困地区自身的特点和可持续发展所关注的主要内容。为此,本文在研究时,紧紧抓住了贫困、贫困地区、中西部贫困地区和可持续发展等关键词,将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实现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并将之贯穿于论文的始终。致力于全面和深层次地解析中西部贫困地区与可持续发展各个要素(即PREE)之间的关系,归纳和总结典型贫困地区在现实发展中所存在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成熟做法,寻找和研制可将之推广的基本路径,以实现点与面的结合。同时,将对相关要素的分析纳入到制度的范畴,探索制度创新的方法和通过制度创新来引发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层次的不断提升,为理性判断中西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提供铺垫。为此,本文运用了调查研究方法、计量分析方法、数理分析方法、实证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等,对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全文的主体结构主要分为九章。第一章为导言,主要对论文的选题意义以及国内外在本选题领域所开展的相关工作进行评述。第二章是对我国贫困问题的演变轨迹进行分析。首先对相关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梳理,进而对我国贫困地区的空间变异进行了分析,归纳出变异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又展开了对政府的扶贫政策和贫困人口的数量变化过程的分析,以全面了解我国贫困问题在过去和目前的基本状况。第三、四、五、六章则分别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展了研究。集中探讨了中西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中的一系列核心要素,从不同的侧面研究了各个要素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系和如何围绕可持续发展来做好各个要素的开发与管理工作。第七、八章主要就现实发展中存在于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或者符合可持续发展思路的一些典型地区的成功经验与做法进行了总结性的描述和归纳,同时对这些经验与做法如何顺利地推广到面上进行了探讨。第九章则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将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到制度的层面,探讨制度因素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影响,并就如何实现制度创新以推动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从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看,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其一是提出脱贫县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模型;其二是提出了新的贫困的概念,拓展了贫困的内涵与外延;其三是提出了可持续脱贫的新概念,认为可持续脱贫是指原有贫困人口稳定离开既定贫困标准线以后所处
王然[10]2016年在《中国省域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文中认为科学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有效把握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及时发现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起点。我国各省域资源环境禀赋、经济发展规模、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所处阶段不同,其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不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挑战不同,有必要构建省域生态文明评价差异化的指标体系,且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应有针对性的导向策略。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层次性和差异性,制定更为系统、具体、科学的差异化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是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任务。较多研究针对31个省市区构建了通用型的省域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但对省域资源环境问题区域差异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差异性的考虑不够。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生态文明评价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依据资源环境问题区域差异,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将中国31个省市区分为三类,各类省域资源环境问题区域差异明显,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承担的关键任务不同；在指标体系构建时,首先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绿色发展的思想等方面的考虑,构建了省域生态文明评价基本指标体系,然后在把握不同类型省域生态文明评价重点的基础上,分别对省域生态文明基本评价指标体系的各维度指标进行调整,以构建中国省域生态文明评价差异化的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集对分析方法测算中国省域生态文明指数,并从生态文明各维度指数、生态文明综合指数两方面分析各类省域生态文明发展水平,从而提出推进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及结论具体如下：1.中国省域资源环境问题区域差异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将中国31个省市区分为三类。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等东南沿海省市区(第一类省域)资源环境指标得分最高,资源环境总体上处于最佳状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陕西省等12个省市区(第二类省域)资源环境得分多处于中等排名,资源环境各指标也多处于中等排名；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10个省市区(第三类省域)资源环境指标得分多排名靠后。资源环境问题区域差异的原因主要包括生态基础、产业结构、要素流动、区域科技发展等方面的原因；第一类省域第三产业占比高,多是要素资源的聚集地,区域科技发展水平高:第二类省域土地资源禀赋较好,第二产业占比较高,多为粮食主产区域,有望成为吸纳第一类省域人口的区域,区域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第三类省域生态基础相对较差,多为要素资源的分散地区,区域科技发展水平相对落后。2.省域生态文明评价基本指标体系的构建应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坚持绿色发展的思想,应把握科学性与客观性、定量化与可操作性、权威性与典型性等原则；基于这些思路与原则,从生态文明基础指数、生态文明建设指数、“一票否决”思想三个一级子系统,从生态基础、国土空间、资源管理、环保行动、绿色转型发展、生态制度、“红线”指标七个二级子系统选取33个具体指标构建了中国省域生态文明评价基本指标体系。3.基于不同类型省域生态文明评价重点不同、“红线”指标约束不同的思想以及区域特殊性等原则,对中国省域生态文明评价基本指标体系进行了调整,从而构建了差异化的省域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第一类省域的发展方向是把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提升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层次,同时必须提高人居环境的质量,增加了城区人均道路面积、公共交通车均道路面积、单位GDP建设用地面积下降率、大专以上受教育人口比重等9项特色指标。第二类省域属于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工业与农业须并行发展的区域,其有望成为经济发达、第三产业发展优良的省市,应增强城镇的社会服务和经济生产功能,提高城镇吸纳人口的能力,增加了城镇化率、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重、人均旱涝保收面积等17项特色指标。第三类省域应在现有城镇布局基础上进一步集约开发、集中建设,重点规划和建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较强的中心城镇,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加强中心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增加了城镇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比重、煤炭、石油、天然气基础储量占全国比重等10项特色指标。4.在省域生态文明评价基本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结合资源环境问题区域差异构建了差异化的省域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将差异化的指标体系引入定量化分析模型,运用组合赋权法、集对分析方法测算各类省域生态文明指数,从生态文明各维度指数、生态文明综合指数两方面分别评价分析不同类型省域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第一类省域生态文明综合指数最高的并不是经济十分发达、产业结构高度化、技术水平更好的北京市、上海市,而是多集中在发展相对均衡的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第二类省域生态文明综合指数排名靠前的多为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江西省、湖南省等粮食主产区域,工业与农业并行发展的相对较好。第三类省域生态文明综合指数排名靠前的集中在能源资源较为丰富的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河北省、河南省。另外,无论是经济十分发达的第一类省域、工农业并重的第二类省域,还是生态功能脆弱的第三类省域,大多数省域对“红线”指标的履行是不够的,一方面说明了将生态红线“一票否决”纳入生态文明实际考评约束机制的思想落地难度较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大多数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十分迫切,尤其二氧化硫、PM10浓度超标十分严重。5.分别从推进第一类省域、第二类省域、第三类省域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将“一票否决”的思想纳入规范化的生态文明考评约束机制四方面提出了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建议。第一类省域应推进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包容的、可持续的城镇化；提高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等经济强省资源管理水平,加快绿色转型发展；加速发展海南省第三产业和热带农业。第二类省域应加强关注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四川省环境保护、生态制度的建设；提升江西省、安徽省等中部四个粮食主产省域的资源管理水平,加速转型发展；重点关注云南省等资源管理、环境保护、国土空间开发。第三类省域应优化河南省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升山西省资源管理能力；西藏自治区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贵州省、甘肃省等其他五个省市区应重点关注绿色转型发展、生态制度建设。另外,可将“一票否决”思想纳入规范化的生态文明考评约束机制,强化落实地方政府负责的刚性要求。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将中国省域分为三类。传统的分类方法多按照地理区位将省域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而本文从资源利用、环境质量两方面选取指标评价了中国31个省市区的资源环境问题区域差异,运用变异系数法证明了中国省域资源环境问题区域差异存在的客观性,结合省域资源环境问题区域差异评价指标得分,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将31个省市区分为三类,各类省域资源环境问题区域差异特征十分明显。2.构建了不同类型省域生态文明评价差异化的指标体系。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以及绿色发展的思想出发,构建了中国省域生态文明评价基本指标体系；以资源环境问题区域差异特征为基础,对省域生态文明评价基本指标体系各维度指标进行了调整,从而构建了不同类型省域差别化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不同类型省域设定了差别化的“红线”指标约束值。3.提出具有区域导向性的政策建议。本文运用主观赋权法与客观赋权法相结合的方法——组合赋权方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在运用集对分析方法测算分析不同类型省域生态文明各维度指数、综合指数的基础上,分别针对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省域提出有针对性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县域经济低碳化研究[D]. 许义娇. 吉林大学. 2013
[2]. 开阳县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研究[D]. 杨亚淋. 西南民族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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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D]. 孔德帅. 中国农业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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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态人类学视域下民族地区乡村绿色发展研究[D]. 郝静. 贵州财经大学. 2017
[9]. 中西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D]. 张俊飚. 华中农业大学. 2002
[10].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D]. 王然. 中国地质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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