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顾演变、推平和层次的汉语方言历史关系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方言论文,平和论文,模型论文,层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的历史关系可以从多种角度观察，本文只从音韵的角度追溯汉语方言的历史关系，文中提到的“历史关系”、“演变”、“接触”都仅限于音韵方面。
汉语方言的变化涉及到方言自身的演变分化和方言之间（甚或与其他语言）的接触，接触又可能造成覆盖替换、叠置分层、交界区的混合和地域联盟等不同结果。本文评说历史语言学已有的理论模型，讨论汉语社会和汉语音韵史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更加适用于汉语的方言历史关系模型。
壹 已有的主要模型和理论
1.1 演变分化——谱系树模型及其重要概念
谱系树是历史比较法的理论模型，它用生物学的亲缘关系来类比语言的演变分化：一个语系的语言有一个共同的祖语，祖语因演变而不断分化而子一代、子二代、子三代以至更多代的后代语以至方言，从而形成母女、姊妹、表姊妹、祖孙等等级不同、亲疏不同的谱系。需要注意的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中与谱系树相关的如下重要概念：
有证语言和原始语 有证语言指现在仍在使用的活的语言或方言和只保存在文献中的语言或方言。原始语则是指根据历史比较法的原则和工作程序经过比较多个大致同时期的有证语言而构拟的早期语言。因而，在谱系树上，除了最下层的现代方言，会有层级不同的原始语。需要指出的是，历史比较法所说的“某方言的原始语”是指对某现代方言的多个方言点进行历史比较而构拟的“共同祖先语”，它并不等于该方言产生之初最早期的语言状况。如果各个后代语都发生了相同的演变，历史比较法就无法构拟出演变前的情况。比如，比较所有现代北方方言所构拟的“原始北方方言”，很可能只相当于宋代北方通语，这要远远晚于《诗经》所代表的先秦北方话。先秦北方话的信息仅在闽语中有很零星的保存。
谱系层级和层级构拟 历史比较法认为，原始语的构拟，有条件的话最好按照谱系关系由低层级到高层级逐层进行。不过，很多时候，材料不全或语言接触会导致谱系关系无法梳理清楚，那么，“跨层”判断亲缘关系并直接构拟高层原始语也是可以的。比如，目前研究最充分的印欧语系，目前也只做到在原始印欧语语之下平列出10余个子一代的语族，主要根据经典梵语、古希腊语、古拉丁语的文献构拟了原始印欧语。
共同创新原则 理想化的谱系分化就如同生物的种属分化，某一族群因发生了对外排他（其他族群未发生）、对内一致（本族群内各点相同）的“独特的共享创新(unique shared innovation)而分化为一个独立的种属分支，也即谱系的每个节点因各自“独特的共享创新”而分化出该节点上的子一代。反过来，子一代语言特有的“共同创新”，是判断它们同属某一个上层节点的根据。
1.2 接触趋同——扩散波模型及其重要概念
扩散波模型是描写地域相邻的语言或方言因接触而发生趋同变化的理论模型。与该模型相关的重要概念有：
中心音变与边缘音变 一个语音变化总是在地理上的某一点上率先发生，然后以该点为中心逐渐向外扩展。离中心越近，音变力量越强，变化越整齐；离中心越远，音变力量越弱，变化越不整齐；正如在水面上投下一块石头后的水波扩散。处于两个音变中心交界处的方言，同时受两个音变波的影响而发生方言混杂，如同水面上两个同心圆水波的交涉处出现乱纹。
覆盖与重新洗牌 两个波浪的圆心点可能不同，扩展的强度和范围也可能不同，时间在先的波浪可能被后来的波浪完全覆盖。同此，曾经存在过的历史方言可能因后来另一强势方言的扩散和覆盖而完全消失，也即说这种方言的人全部换用了另一种方言，但覆盖过来的那个新的强势方言又会沿着自己的演变规律再次演变分化为新的后代方言。比如，早期希腊语曾有4个方言，但随着雅典城邦的兴起，其文化、武功大肆扩张，雅典方言成了通行希腊各地的共同语(koine)，原来方言的分野逐渐泯灭。古典希腊时期结束之后，各地在希腊共同语的基础上重新萌发方言，这些新生的方言与早期希腊语的方言完全没有继承关系。这种现象叫做“重新洗牌”①。同理，今天湖北方言、山东方言、陕西方言并不一定是先秦文献记载的楚语、齐语、秦晋方言的后代。
1.3 接触与层次——层次模型与拉伸式旅行杯模型
“层次”本是地质学的术语（“地层”）。它是指在相同的地点上因不同历史时期的岩浆活动和沉积作用而形成的不同岩体性质的地质分层。地层既有岩体性质的不同，也有时间早晚的不同：正常情况下，早期地质活动形成的地层在下，晚期地质活动形成的地层在上。早在历史比较法的时期，地层的观念（汉语语言学界译做“层次”）就被借来类比一个语言成批地借用另一语言的词汇而形成的语言层次：一个有历史同一性的语素或词有本地和外来两种语音形式，从而形成与祖语的两套语音对应。与“地层”类似，语言的层次也是当地早期原有的语音对应关系居底层，到达当地时间居后的语音对应关系居上层。
“拉伸式旅行杯”（徐1991）是根据叠置式音变理论（徐、王1986）提出的音韵层次模型。该理论强调汉语的文白层次是以声韵调为单位的音韵层次而非词汇层次，强调本地层次和外源层次已经同居一个共时的大系统，因此文白层次还将作为同一个共时系统发生演变。因此，该说主张用“拉伸式旅行杯”来做类比汉语的文白层次：从共时看，不同来源、不同时间的层次好像是未拉开的旅行杯，各个层次叠合成一个多心圆形状的平面；从历时看，则这些伺心圆呈拉伸开的状态，不同的时间坐标上各有自己的一个同心圆。
1.4 并行不悖的演变分化与分层竞争——两类模型
叠置式音变理论（徐、王1986；王1986/1992）最早明确提出，一般来说，汉语的文白异读所反映的历时变化是两种不同性质音变的并行不悖：一方面是以扩散方式进行的、来源不同的层次之间的相互竞争，一般是时间居后的外来权威方言的成分以声韵调为单位的扩散方式替换时间居前的本地成分，演变结果是向权威方言靠拢。比如祁县方言梗摄等开口字中，白读i（非知系）／
（庄组）／
（知章组）形式只保留在少数当地土语词汇中，并且在不断减少；与权威方言语音比较相近的文读
形式则在词汇和字音中不断扩展；另一方面是沉积有不同层次的共时大系统以共时音韵为条件发生音值漂移，演变结果是偏离权威方言。比如祁县方言的新派口音中，梗摄白读i跟蟹开四非白读音一起高化为
，梗摄白读因卷舌声母消失而与止摄知组非白读音一起并入
；文读的韵尾也沿本方言自身演变规律向唇化的m演变。徐通锵(1991)最早给出了“谱系树+扩散波”的四维模型来说明以上两种音变在时空中的并行不悖，如示意图一：
实线椭圆圈表示祖语分布区域，祖语已有方言A1和A2。
虚线大椭圆圈表示文读扩散波，文读中心点是A21。
A122的虚线小椭圆表示它保留了从A21借来的文读。
这一模型清楚地显示了方言自身演变和外方言影响的同时并行：外方言影响在图形上表示为虚线椭圆圈，这就把文读的空间分布范围以及是否在方言发展的下一阶段是否保留均表示了出来，而方言自身的演化（文读和白读一起经历的音值漂移）则用谱系树的分叉表示。这一模型较好地容纳了时间和空间、演变与接触，但是一个方言完全覆盖另一个方言的情况没有能够表示出来。
潘悟云提出过两个模型。其中模型2应该算一种“谱系树+层次”的模型（潘2008）。这一模型用在谱系树上加箭头的方法来说明方言中的哪些音是从其他方言传播来的，同时在一个方言节点之下的不同连线和不同字母分别代表本方言正常演变的主体音、从其他方言借来的音、本方言演变中滞后的音，如示意图二（本文略有删减）：
注：B之下用双线连接的C表示从A借来的成分，用虚线连接的D表示B方言演变中滞后的成分。
这一模型主要是用来显示方言中的哪些成分能够用来构拟方言原始语，因此不仅要在一个共时方言中区分出外来层次，并且对于方言自身的演化还进一步区分了主体演变和个别滞后演变。由于设立模型的目的不同，所以该模型未引入四维空间的观念，只是用箭头来表示方言借用的方向，而不考虑方言扩散的空间范围。另外，对于文读和白读还作为同一个共时大系统发生语音演变，模型也未予考虑。模型的形象性较差，如果不配以文字说明，一般人很难想到B节点下的字母C和连线表示的是A方言传播过来的成分。
汉语方言音韵史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现代汉语的各个大方言都是不同时期从中原方言分化出去的，二是后来进入土语方言的历史层次与文化教习使用的书面语音系统（韵书、韵图、戏曲音韵）或通语有关，而书音或通语的依据多半是不同时期的中原音（比如兼顾南北朝时古今南北音韵的《切韵》反映的是西晋洛阳的读书音）。总之，汉语各大南方方言及其方言中的文读音都来自不同时期的北方中原音，这一点曾有不少学者论述过（袁家骅1960／1983；丁邦新1988/1998；张光宇1989）。潘悟云(2004)的模型1抓住了这两个特点，如示意图三：
这一模型的突出优点是反映了汉语方言音韵史以不同时期中原语音为源头的基本特点。另外，这一模型暗含了由接触影响而来的文读也与当地形式一起参与了之后阶段的演变，这一点也较模型2为好。如果再能用不同的箭头区分出演变分化与接触影响（如“影响”换用上图左侧我添加的双虚线箭头）就更理想了。模型简单有重点突出、一目了然的优点，但也正由于太简单，而无法表示出中原或南方方言各个阶段上分化出的分支也可能受到下一阶段中原正支方言的影响，无法表示出一个方言具体叠置了多少个外来层次。
贰汉语方言分区或历史分类的已有研究
历史音韵标准是汉语方言的分区或历史分类的重要标准，因此前面所讨论的音韵史模型也与分区或历史分类问题有关。笔者曾从这一角度较详细的地评述了汉语方言分区或历史分类的几种方案（王洪君2008），下面择其要简述之。还有一种方案之前没有介绍过，下面放在最后，介绍也详尽一些。
2.1 根据多项音韵标准的方言共时分区
这是运用最广泛的方言分区方法，比如史语所的几个方言分区地图（丁文江等1933、1939；曾世英等1948）、袁家骅(1960/1983)、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1987/1989)。以上几家，尽管分区的结果和采用的具体音韵标准不同，但从分类的原则方法上看，都主要是以若干条历史音韵条件在现代方言中的反映形式为标准。这些标准要求在一个方言区内部基本一致（对内一致），同时加在一起又能够与其他方言区分开来（不要求每一条都不同，但不同方言至少应有一条重要的不同）。这些音韵标准不是同一时期的一组演变，且既有不同时期的“共同创新”式标准（比如“全浊声母归送气清音”），也有不同时期存古的标准（如“保留全浊声母”或“有
六个辅音韵尾”）。可以看出，这种分类的主要着眼点在于方言的“共时分区”，也即共时语音差异度的大小，而不在于方言历史关系的远近。
2.2 根据比较法共同创新原则的方言历史分类
丁邦新(1982/1998)可能是最早提出方言的历史分类应该分层依据历史音韵条件的：“以汉语语音史为根据，用早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大方言；用晚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次方言；用现在平面性的条件区分小方言。”这一思路符合历史比较法的谱系树模型。但是，他提出的具体用以区分同一层级各方言的是多条历史音韵标准，并且不完全是同一时期的。
王福堂(1999/2005)同意了(1982)提出的原则，但不同意他的具体标准。王提出以①中古浊声母、②轻唇音声母、③舌上音的音值做为早期方言（=今天的大方言）的分类标准；以③照二照三组声母、④见晓组声母、⑤阴阳入的韵尾、⑥中古调类的分合做为晚期方言（=今天的次方言）的分类标准。王的这两组标准较好地符合了汉语音韵史上各项演变时间先后的大阶段。但这些标准只区分了两个大的阶段，所以每个阶段上同层并列分支也就比较多，比如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都属于第一层次。这属于粗放型谱系树的分类。
徐通锵(2004)提出了严格按照历史比较法谱系树模型的分类原则和具体标准。分类原则包括①历史的，即以音变规律的先后为序；②系统的，即以影响汉语音系的体系性演变为根据；③区域上广泛分布的。他不允许根据并列的几个无关联的历史音韵条件而一次性分化出多个并列分支方言的粗放方案；而主张从祖语开始，根据一组有系统性关联的创新音变分裂出一支方言，从而形成每个层次上只限于二分支的严格的谱系分化树。如示意图四：
从理论上说，徐方案是最符合严格的历史比较法的，但遗憾的是有个别具体的标准不符合方言音韵史的实际情况（比如闽语章组声母并入齿音不同于上古汉语，粤语白读的全浊声母不是因平仄分音而是平上送气去入不送），详见王洪君(2008)的分析。如果改为符合实际情况的语音条件，汉语方言的谱系分化图就不会这么漂亮了。
2.3 兼顾历史音变和地理分布类型的计量性方言分类
这是项梦冰的系列论著(2004、2005)提出的一种汉语方言分类新方法。该方法首先根据汉语音韵史上一些重要的、且在方言中有明显差异的音韵演变得出一些重要的古音类条件，以此作为音韵特征，对尽量多的汉语方言点上它们的反映形式进行定量统计，并确定出统计学上有显著价值的差异类型。就是说，不仅仅取“有／无”式截然两分的定性判断，而是要细化到量的多少。量的多少通常不是均匀连续的：如果把定量统计的结果放到量值多少的连续统上，则某些方言之间的量值差异较小，在量值连续统上呈密集分布；而另一些方言之间的量值差异很大，在量值连续统上呈现出较大的空白段(gap)。量值差异小的密集段上的方言类聚成类，量值差异大的空白段则标志出方言类聚的边界，从而区分出不同的方言类型。
其次，把这些音韵特征的定量式类型作为方言地理学同言线的标准，表示到地理区域图上。通过这一步可以看出，有些音韵特征的各个定量类型在地理上的分布广度小且不连片，这样的音韵特征不适于用作方言分区的标准，比如知庄章三组声母的分合。相反，有些音韵特征的各个定量类型在地理上的分布广度大且连片（当然要忽略个别点，如方言岛，它造成负同言线），它们就具有很好的方言分区功能。
再次，根据分布区域大小和历史时期早晚这两条标准，从区域连片分布的音韵特征中筛选出方言分区不同层级的标准，从而对方言进行不同层次的分类。具体结果是：①根据[±微母轻唇化]，划分出官话方言和非官话两大类；②根据[±保留阳上调]，再把非官话方言划分为南部方言（吴粤客闽）和中部方言（湘赣）两类，③更下位的方言，比如粤语的鉴别，使用多条音韵标准区分。
该方法吸取了历史比较法的原则和方言地理学的方法，但又有许多自己的创新。它与完全谱系树式的方言分类有如下明显不同：①所选用的方言分区标准，既有“共同创新”性的（如微母轻唇化），也有“共同存古”性的（如保留阳上调）；②由于同时考虑区域大小的标准，所以方言分区的层次不一定等于谱系的层级。比如，按照谱系层级，闽语具有未发生“端知”分化、未发生“支／歌”等韵部重组的上古音特点，应该是最早与北方方言分道扬镳的；而按照该方案，闽方言只是属于“非官话方言—南部方言”之下的第三甚至第四层级上的分类。它与方言地理学的不同也很明显：①所取的同言线标准不是具体词汇或字音的而是古音类的；②古音类条件的今音形式不是根据现实的今音，而是经过历史比较法的分析而得到的方言早期形式。比如，归为［+保留阳上调］的闽客方言，实际上有许多方言点（如厦门、福州、建瓯、梅县等）的今音并没有独立的阳上调；之所以把它们归为保留阳上调，是根据多方言点的比较而得出的该片方言早期的情况。第②条很重要，它使得该方法也面临着与历史比较法相同的难题：方言点组片方案不同，经比较法程序而得出的原始语就不相同。
总体来看，项的方案是一种结合了区域和历史观念的汉语方言的分类，所用的同言线反映的是一片区域根据今音所能追溯到的最早时期上的共同创新或共同存古及其与其他区域的差异。由于同时使用共同存古的特征和计量统计，所以能够反映各个南方方言后来又被北方方言扩散波覆盖程度的差异。
虽然既能一定程度反映历史，也能反映后起扩散波覆盖程度的差异；但其方言分类的层级与方言演变分化的层级没有投射关系（作者也特别声明了这一点），与扩散波的时间层次也没有投射关系（作者似乎原本也没有这个意图）；这使得历史的时间因素不能完全体现。另一方面，由于使用了构拟性质的特征，该方案也不属于共时性的分区方案。笔者以为，该方案应该属于兼顾历史和区域的汉语方言共时分类（而非分区）方案，有自己的价值。
叁论方言历史分类不能仅仅根据共同创新
3.1真实的汉语方言音韵史
如前所述，方言自身不断地演变分化与已分化的方言因接触而不断趋同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过程在四维时空中并行不悖。其中，方言的分化既包括因天灾人祸（旱涝、烈性疫病、战争）引发大规模远距离移民而造成的突发性空间隔离式分化，也包括空间稳定的渐进式演变。方言的接触则主要有方言交界区多个邻近方言的自然接触和以文化教习为传播媒介的权威方言与地方土语的接触。
从演变与分化看，汉语方言音韵史的特点是：①汉民族的发源地在黄河流域，所以元代之前各个不同时期大规模移民的原发地几乎都是北方方言。除客家方言外，现在不同的南方方言其实是不同时期从北方方言中直接分裂出去的。②北方方言和从北方方言不同时期突发分裂出去的南方方言，都在不间断地发生自身的演化，包括激烈变化和平稳变化。音韵上的激烈变化大多因外语言或外方言接触而触发，平稳变化则大多对应于社会稳定的时期（何大安2008）。而北方方言的激烈变化期，一方面因为有足够多的变化而成为北方音韵系统演变分阶的标志点（下面称做“阶点”），另一方面这些阶点也大多同时是北方向南方大量移民、因突发性分化而产生新的南方方言的谱系分叉点（下面称做“节点”）。
从接触趋同来看，除了多种语言都存在的方言分界区上邻近方言的自然接触外，汉语方言音韵史的特点是：①历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几乎都在北方，因此不同时期的文化教习用的通用书音系统也都是以不同时期的某个北方方言为基础。②北方方言对南方方言的影响，可以分为“覆盖推平”和“层次叠加”两种。a、覆盖推平是指北方方言的音系在某个时期完全替代了南方原来的方言，比如今天的武汉、成都方言并不是先秦、三国时期的楚语、蜀语的后裔，而是明清时期的“湖广音”，它应该是宋元明时期大量而不间断的北方移民带来的不同区域的北方话与当地居民的语言“互协”而产生的结果。b、整齐的层次叠加是权威方言以文化教习为媒介（包括文字和书面语的学习、诗歌词曲戏剧的传唱）与地方方言接触的结果，发生在与北方方言的自然接触很少但统一的文化教习力量却同样强大的地区，如吴闽粤客家赣等大方言和晋南晋中吕梁忻州等地区。不同时期的北方权威方言音系只以“文读”音韵层次进入地方方言，形成同一字音（或称语素音形）有两种或多种语音形式，同一中古音类有两套或多套不同对应的层次叠置。
演变分化与接触趋同并行不悖，这是说，不同时期从北方权威音系进入到地方音系中的文读音不仅与地方音竞争替换，还与地方音一起作为一个系统整体而发生新的演变和分化。
3.2 已有研究再评说
汉语学界新建的音韵演变模型不少已经较好地注意到了汉语方言音韵史的以上特点，特别是徐通锵(1991)的“拉伸式旅行杯”模型、“谱系树+扩散波”模型和潘悟云(2004)的模型1。但徐模型中的扩散波未能区分推平与层次叠加，潘的模型未能表示方言分叉后的继续演变和北方音对分叉的影响，因此还不完全理想。更加重要的是，这些音韵演变模型均未能与方言的历史分类很好地结合起来。
方言分区或历史分类的方案则未能很好地容纳或投射出汉语方言音韵史的如上特点。比如：徐(2004)的方案只考虑了晋中晋南吕梁地区全浊声母的文读音而将山西方言归入北方方言，白读的情况却只是以长长的文字来做附加说明；项(2004、2005)方案的方言层级分叉与历史分化的节点和叠加层次的来源节点没有直接的投射关系。
3.3 方言的历史关系与共享创新原则
汪和王(2005)、陈忠敏(2009)强调，确定后代语的谱系关系只能根据共享创新而不能根据共享存古，也即只有共享创新才能使一片区域内的多个后代语从共同祖语中分化出来。笔者认为，仅用共享创新原则并不能很好地描写汉语方言音韵史，如下三个问题不能不考虑：
汉语方言方言的演变分裂并不是典型的“一分为二、二再各分为二”的“支对称”的树型，而基本上是从北方方言的主支上每间隔一段时期就因动乱而分裂出一支的“单向分支”树。同时该单向分支树还有如下特点：
①北方方言的演变并不是匀速的。何大安(2007)用翔实的材料说明，从上古到两汉的数百年间北方方言韵母系统发展平稳，有不多的有音韵条件可言的韵部合流或分化；而在魏晋和刘宋，却在两个短短的几十年间发生了相当多数量很难有音理可言的韵部“重组”（许多韵部一分为多，并交叉重组为新的韵部），这使得上古汉语音系（《诗经》音系）与中古汉语音系（《切韵》音系）区分为差别明显的两个阶段。汉语史上的“共享创新”往往是这种重组式的激烈的音韵演变。比如，《诗经》的阴阳入配套的韵部系统，《切韵》的阳入配套且有大量同等重韵的韵部系统（这是从韵图的角度来看的说法，姑且用之），宋代的两呼四等十三摄（果假、曾梗、宕江可分别归并）韵部系统，等等。也即，汉语方言自身的演变是“续”“断”交替的：较长时期的缓慢而连续的匀速变化形成“阶段”，两阶段交界处（即“阶点”）则是短期快速的激烈重组，把匀速的演变离散、断开为不同阶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阶点大多对应因外族的入侵而发生激烈社会变动的时期，而在这些短时期内往往同时发生多个“创新”音韵演变而非一个演变。
②北方方言音韵史上的“阶点”，不仅对应北方音系激烈变化的时期，也同时对应北方居民向南方大量移民而形成新的汉语方言的时期，形成谱系树上方言分化的新节点。像这样方言在南北地域上的突然性的分化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如西晋和刘宋大量北方移民进入江淮、吴、北赣，唐中期粤北大庾岭的开通及后来的安史之乱使得赣粤成为北方移民南下的新通道。值得注意的是，南迁的移民大多未经历北方音系当时所经历的创新演变，从而保留了北方上一阶段的音韵特点。于是，音韵上的创新和守旧构成对立的一对：把各个“阶”分界处有共享创新的北方方言划分出去，也就意味着该节点上的一支不共享创新（即守旧）的南方方言分裂了出来。可以类比的是，高地日耳曼语支的特点是发生了第二次辅音大转移，而低地日耳曼语支的特点就是未发生该音变。这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创新”需要按照北方方言的演化分阶来看，南方方言与北方方言的分道扬镳主要体现在，南方方言共享与北方方言分裂节点之前北方方言各个阶段的创新，但不共享该节点及其之后阶点上北方方言的创新。因此，不共享北方方言演化哪个阶点之后的创新（共同守旧）是判断一个方言从北方方言分裂出来的谱系节点所在的根据。
③汉语南方方言特有的创新演变是从北方方言分裂之后陆续发生的，发生在分裂之后多久却不确定，既可以比较靠近与北方方言分裂的节点，也可以是很近期的。所以我们认为，南方方言与北方方言的分裂取决于不再共享北方的创新，它自身的创新演变反倒不是分裂节点所在。当然，特有创新作为从北方分裂出去的某分支再分化的根据（比如赣语和客家话）倒是合适的。
汉语音韵发展史不是单纯的演变与分化，还有后来的接触趋同。接触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以文化教习（包括文字书面语和戏曲教习）为媒介的通用书面音系传播而造成的层次叠置。方言中叠置的各个层次，是北方方言不同时期通用语传播过来的结果。简单地剔除这些材料，无法反映汉语音韵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要想利用这些材料，也必须兼用创新和守旧特征：只有根据“符合北方方言某阶点的新特征（相对创新）且不符合北方方言下一阶点的特征（相对守旧）”，才能确定方言某个文读层次的谱系原点。另一个方面是被覆盖的汉语方言或其他民族语言的底层遗留，这通常表现为发音或音值上的一些特点和一些当地特有的地方词汇。底层遗留也使得该地区的新汉语具有不同于扩散原点方言（比如北方通语）的特点，成为汉语方言新的分支。
汉语音韵史各个主要阶段都有丰富的文献材料，这些材料大多是书面通语的。仅仅利用这些材料，无法揭示汉语方言演化分裂、扩散推平、叠置分层并行不悖的真实过程；但是，仅仅比较方言，也无法确定方言从北方方言分裂出来的最初节点和后起叠加文读层的原点。
肆我们提出的汉语方言音韵史新模型及其主要特点
我们希望提出一种能够涵盖上一节所阐述的汉语方言音韵史主要特点的新模型，它将可以同时表示汉语方言的历史关系。这一模型将要涵盖①北方方言自身续断间隔的分阶演化，②北方通语对地方土语的推平，③不同时期从北方方言分裂出来并保留至今的方言，④不同时期北方通语进入这些方言而形成的层次。下面我们先把模型分解为两部分加以说明，然后讨论确定方言分裂节点和方言层次来源节点的工作程序，最后把我们目前掌握的汉语方言音韵史的有关资料放入这个模型中。
4.1北方通语续断间隔式分阶演变和对已分化方言的推平
这类变化需要的主要符号及其含义如下：●表示北方通语演变各个阶段的阶点，阶点之下的分支是由该点分化出来的各个后代方言，
表示北方通语空间推平的范围，之外的分支则是未被推平的分支。见示意图五：
字母表示具体方言，B为北方方言。罗马数字表示演变的阶，I为上古汉语。权威方言●不出北方，但有下位方言的不同。在北方方言的每个阶上，均有方言分化。上一阶段已分化的方言，下一阶段还可能被推平（如楚语、蜀语），因此北方方言的地域越来越大。在扩散圈内的方言是下位次方言，它们保留自己的音值特色和较小的特点，但共享●的主要创新。
4.2 分裂并保留至今的南方方言及后进入的通语层次
空心圆○表示地方方言。同心圆表示有多层叠置的地方方言。见示意图六：
实线连接音系自身演变的先后阶段，虚线连接地方方言与外来权威方言层次的原点。字母M表示闽方言。不加方框表示地方方言层次的情况，加方框表示文读层次原点方言的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在北方移民语言替换其他民族语言的过程中，原住民语言也会对移民语言发生影响，这是形成新的汉语方言的重要因素，这需要另外增加一个谱系树才能描述。另外，新的汉语方言形成之后，也会形成该方言内部的权威方言（比如吴方言的苏州话），也会有不同时期权威方言的替换（比如民国以后上海话逐渐取代苏州话成为吴语权威方言）、方言地区的扩大或缩小和次方言的分化，也即，每个空心圆和同心圆也跟北方方言●一样有面与点线的复杂关系，这需要在每个空心圆节点上再加椭圆和分支连线来表示。限于纸面二维空间的限制和笔者之前研究的范围，以上对于汉语方言音韵史来说十分重要的两点未包括在我们的模型之中。
4.3 确定方言初始分裂节点和后叠层次原点的工作程序
方言的分化可以在北方方言的各个阶段上发生，后阶上分化的方言也可能覆盖原来已分化的方言。确定方言最初分裂的节点只能根据今方言中保留的证据，不考虑已完全被覆盖的情况。确定某方言从北方方言分裂的节点，必须有如下程序：①剔除各个层次的文读，运用历史比较法，通过今方言的内部对比而重建出某方言原始语音类分合的特点；②根据文献材料得出北方通语各个阶段上音类分合的特点；③通过前两程序工作结果的对比，确定其从北方方言突发分裂的阶点。具体说就是，如果某方言原始语具备北方方言某阶点之前的所有共享创新，但不具备北方方言该阶点之后的共享创新，则这个“阶点”就是该方言从北方方言分裂的节点。
从人文历史材料看，汉语方言突发性分裂的节点跟北方民族入侵造成的大规模移民（如西晋八王之乱）或新交通要道的开通有关（如唐永乐年间开通粤北大庾岭）。
后叠层次也可以在北方方言的各个阶点上发生，叠置的层次可以不止两层。不过从目前汉语方言的情况看，除去普通话的层次，主要的或者说比较完整的文读层次，最多不过三层。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北方方言重要的变化阶点与北方方言作为高层语言对南方方言影响最大的时期是一致的，都是在我国南北分立，北方由非汉族政权统治，南方由南迁的汉族政权统治的时期。如东晋南北朝（有《切韵》）、南宋（有《切韵指掌图》和朱熹《诗集传》反切）。确定方言中文读层次来源的节点需要有如下程序：①根据文读音与无异读音的同音关系，利用析层拟测法重建文读层音类分合的特点（王洪君2006a、b），②根据文献材料整理出北方通语各个发展阶段上音类分合的特点；③通过前两步程序工作结果的对比，根据方言中文读层具备或不具备北方方言哪一阶段的共享创新，确定该文读层的来源节点。
总之，汉语方言音韵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比较法，只有通过历史比较和重建，才能揭示今方言中实际保留的最早的历史信息是什么。汉语方言音韵史的研究也离不开对汉语书面通语文献的研究，只有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才能定位汉语北方通语演变的重要的“阶点”，各个阶点上有哪些重要创新，进而确定地方方言分裂的初始节点和后叠文读层的原点和阶点。总之，只有综合历史比较法的研究成果和音韵文献研究的成果，才能重建出汉语方言自身演化分裂、扩散推平、叠置分层同时并行的复杂进程。
4.4 运用新模型描写的汉语方言音韵史与汉语方言历史关系分类
本节尝试把笔者目前收集到的汉语音韵文献和汉语方言音韵的研究成果放到我们提出的新模型中去。见示意图七：
符号说明：节点上的不同圆圈分别表示：●历代通语，○保存至今的地方方言，◎多层叠置的地方方言。字母表示不同方言：B北方方言、M闽方言、W吴方言、G赣方言、K客家方言、Y粤方言、X湘方言、J山西的晋南、晋中、吕梁忻州次方言。*和罗马数字表示演变阶段的不同：*远古，Ⅰ上古，Ⅱ两晋南北朝，Ⅲ晚唐五代，Ⅳ宋，Ⅴ元明清；数字带框表示文读层（北方权威方言的音类及音值都经过了方言音系的折合）。实线连接单个音系自身创新演变的先后阶段，虚线连接外来文读音系的原点和地方方言。
下面分述各个阶段上北方通语共享的创新以及方言分裂和文读层扩散的情况。
●B*远古汉语（先周、初周的中原音）
甲骨金文保留一些远古音韵的信息，但总体来看，仅根据文献，这个阶段还不足以建立完整的音系。该阶段汉民族分布的区域还比较小，但应该已经有了方言的差别。另外有一些小规模的移民似乎并未能在中原以外的地区替换当地语言。但存在pl-、pr-之类的复辅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BⅠ上古汉语（周秦两汉通语）
以《诗经》音系为代表。该时期的音韵文献可以较完整地反映韵母的分类及格局，但声母的情况比较模糊。从谐声字和异文等材料看，端知章不分、庄精不分、轻重唇不分、娘日归泥、喻三归匣、喻四为舌近音、部分匣母归群、部分章组归见组等应该没有问题。远古存在的复辅音是否延续到了上古还有待确定。
第一阶上，由●BⅠ分裂出去并部分保留至今的方言只有闽方言。
○MⅠ：闽方言的起点。今闽语有部分匣母归群、部分章组归见组、部分支韵同歌等少量与●BⅠ相同的特征。
尽管人文历史的材料说明这一时期汉语已分化为多个方言，广大的南方地区当时也已经有较多汉族居民，但今天的湘赣粤方言中完全没有上古音的留存，吴语中仅有极个别“匣归群”、客家仅有极个别“章归见”的痕迹。这说明，这些方言被后来北方移民的语言覆盖过。
●BⅡ《切韵》（两晋南北朝通语）
以《切韵》音系为代表。较之谐声字系统，声母的创新主要有章组改归齿音；韵母则较《诗经》发生了大规模的交叉重组。
除闽语残存的白读层外，所有汉语方言都共享了以上创新。所以，汉语方言是否是在相当于《切韵》的阶点上分裂出去的，只能依据是否未参与下一阶段创新且留有只属于《切韵》阶段的守旧特征。这一类特征有：舌头舌上不分、区分重韵和重纽、区分三四等韵。据此，
第二阶上，由●BⅡ分裂出去的方言有吴、赣两方言，以●BⅡ为文读层原点的有闽方言。
○WⅡ：吴方言的起点。今吴方言（含通泰、徽语）普遍存在部分重韵（覃／谈、支脂／之等）分立、喻三归匣，部分吴方言点有区分三四等韵的痕迹。
○GⅡ：赣方言的起点。今赣语北部方言留有部分重韵（覃谈等）的分立。
◎MⅡ+
：闽方言的《切韵》层留有舌头舌上不分、喻三归匣、重韵大量分立、三四等韵对立、元近魂痕、江近东冬等大量与●1 Ⅱ相同的特点，所保存的《切韵》特点最多。
吴（含通泰、徽）、赣两方言虽然在早于《切韵》的时期就已经是汉族居住区，但从今方言的情况看，西晋之后的北方移民语言应该是替换了当地更早期的汉语方言，湘粤等方言则是被更晚的北方方言替换过。
●BⅢ晚唐五代的北方通语
南北朝之后，初唐中唐的社会相对稳定，通语语音有较稳定的变化。根据《切韵》同用条例，中唐时期北方方言明显的共享创新是《切韵》的多个韵发生了合并，重韵不再对立。声母方面则有唐中期天宝年间的舌头舌上完全分化（《晋书音义》的反切）。轻重唇分化比较复杂，它在初唐长安音中（据颜师古的反切）已有反映，但当时多半还是不对立的变体区别，所以《经典释文》、《玄应一切经音义》、《晋书音义》的反切，甚至晚唐的守温三十字母还没有分出与重唇对立的轻唇声母。
晚唐五代社会陷入动荡，音系开始激烈变化，同时地方音系的分歧加大。根据朱翱反切和36字母等材料，这一时期北方通语接受的共享创新主要在声母方面，非敷奉母已经变为擦音并与帮滂亚形成对立，而微母仍是鼻音。由于在北方通语的下一阶段上微母也变为擦音，所以微母读鼻音是与下一阶段区分的最好证据（麦2009）。另外，下一阶上北方通语发生了入声韵尾的合一，所以属于本阶且未发生下阶创新的特点——入声区分-p、-t、-k三个韵尾，也是判定是否属于本阶的重要证据（麦2009）。
全浊声母的清化、次浊上归清上、全浊上归浊去在晚唐的一些北方方言已有发生，但似乎尚未被通语采纳。
第三阶上，由北方通语●BⅢ直接分裂出去的方言有粤方言，从三阶赣语◎GⅢ分裂的有客家方言，以●BⅢ为文读原点的有赣方言。
○YⅢ：粤方言的起点。粤方言与晚唐五代通语（●BⅢ）共享如下晚于《切韵》的创新特征：重韵合流、三四等韵合流、非敷奉擦音化而微母保持鼻音；但又与下一阶宋代北方通语（●BⅣ）有如下不同：次浊上不归清上而归阳上、全浊声母不是平送仄不送而是平上送去入不送、入声保留-p、-t、-k韵尾。
OKm：从重韵和三四等合流看，客家方言与粤方言一样属于晚于《切韵》但早于宋代的晚唐五代层次。但它也留有一些更古老的特征：不少非敷奉仍读塞音而未擦音化；个别江韵字韵同通摄；个别章组字声母同见系。这些更古老的特征应该追溯到更早阶段的北方通语。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晚唐五代的赣语并未被同时期的北方通语完全推平，它吸收了同阶北方通语的特点的同时也保留了一些更早期北方通语的一些特征。宋末乱世元兵入侵，原赣南地区保留了更早北方通语特点的一部分居民进入闽西，在避开了南北通道的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发生了不同于赣语的独特的创新演变（如次浊上归阴平），形成客家方言。与躲入闽西的客家人群不同，未进入闽西仍处于南北通道上的赣语居民与同阶北方方言的接触密切，非敷奉仍读塞音等古老特征反而没有保持住。
◎GⅢ+
：赣方言同样共享●BⅢ的重韵合流和非敷奉擦音而微母鼻音的特征，且微母鼻音因之后文读的再覆盖而表现为今天的白读。
粤客赣在元音格局上十分一致，都是低元音韵（≈外转）的主元音一等大多为
、二等为a的类型，这三个方言也都比较好地保持了-p、-t、-k三个韵尾（赣语的大多数土语因与北方接触密切而有所简化）。这些共同点应该与唐永乐年间开通了粤北大庾岭，从中原—江西—广东形成了新的直线交通通道而带来的大量北方移民有关。朱熹曾说：“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盖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来，只是太边南去，故有些热。若闽浙则皆边东角矣，闽浙声音尤不正。”（《朱子语类》一百三十八卷）据此我们设想，粤客赣共同的元音格局属于晚唐五代北方通语的层次。从中唐到晚唐，特别是晚唐五代到达粤北韶关地区的大量北方移民，形成了今粤语人群的主流，他们在宋末元兵入侵时从粤北迁徙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并逐渐取代了原来以广西为中心的地方通语的地位。赣语是在《切韵》层次上又叠加了晚唐五代层次。客家话则并非由北方方言直接分裂而来，而是由第三阶赣语白读层分化而来。
●BⅣ宋代北方通语
根据邵雍的《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北宋洛阳音的主要创新有①声调次浊上归清上、全浊上归浊去，②全浊声母出现与清声母平送仄不送的配对，③非敷奉三母合流而微母变为擦音，④入声改配阴声（这说明-p、-t、-k韵尾合一为
）。但从宋—西夏对音和同时期其他韵书来看，声母的两个特点北宋时期即使在北方方言也没有被普遍接受：在宋西北方音中全浊声母是平仄一律送气，轻唇音是分为非／敷奉／微三类（音值当为
）。
根据南宋韵图（如《切韵指掌图》）、朱熹反切和词人用韵，北宋洛阳音的上述四个特点已经为南北通语所接受，并且韵母归并成了13摄两呼四等的新格局（16摄中宕江、曾梗、果假配成一二等，止蟹发生重组、支思韵产生）。
第四阶上从北方通语●BⅣ分裂出去的方言有湘方言和山西的一些次方言。
○X Ⅳ湘语的起点湖南及周边地区虽然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是独立的大方言，但由于早在中唐以前湖北湖南广西就一直是中原下来的主要通道，所以这一地区受历代北方话的影响很大。但中晚唐赣粤新通道开辟之后，原通道的作用有所下降，最明显的效果是湖北湖南这一线没有替换为低元音韵（≈外转）的主元音一等为、二等为a的唐代北方型韵母格局。今湘方言（老湘语）与北方通语不一致的特征能够追溯到的最早起点仅在宋代，且只有保留全浊声母这一条，其他变化均同宋代通语。
○J Ⅳ山西晋南、晋中、吕梁、忻州四个次方言与北方通语的分歧最早可追溯到宋代。这几个次方言与宋代北方通语未共享全浊声母平送仄不送的变化，且各个次方言全浊声母清化后归并的方向也各不相同：晋南一律送气、晋中一律不送气、吕梁忻州平入送上去不送。其他变化同宋代通语。
闽语中的第二层文读
和吴语中的第一层文读
。由于南宋王室南迁至杭州、朱熹等人在闽北开设书院，这一时期的北方通语应该进入了吴、闽并形成了新的层次。闽语有全浊声母平送仄不送、非组擦音化、次浊上归清上／全浊上归浊去的宋代北方层次，入声韵尾合一则应该是方言自身的演变。吴语文读层有非组擦音化、入声韵尾合一的层次，但未接受全浊声母的清化和次浊上归清上的归派。
宋代以后的阶段，只发生了北方方言对某些地方方言的推平和替换（如新生了西南官话），和已形成的大方言之间的移民和方言接触，没有再分裂出新的大方言，全国的方言类别渐趋稳定。
●BⅤ元明清北方通语
从《中原音韵》开始，北方通语平稳地向现代北方音演化。《中原音韵》较前一阶段最主要的变化有：宕江合流、曾梗合流，新生了车遮韵、入声韵消失等。《中原音韵》之后又发生了-m尾韵消失、桓欢合流、见系开口二等腭化、尖团合流等重要演变。
以上变化中，桓欢并入寒山、宕江合流、-m尾韵消失在北方和吴语湘语中都已完全推平（不排除是平行变化）；曾梗合流和车遮韵只是以文读音的身份进入了山西核心地区及南方各大方言；入声消失、尖团合流则未对大多数方言发生影响（直至民国时期，北方地区的文字和戏曲教习还保留入声和尖团对立）。
伍 余论
汉语方言音韵的特点是，汉语的各大方言均有不同时期北方通语的源头，从北方方言分裂出来后，既有自身的演变，也有更晚阶段北方方言文读层的进入。北方通语的演变分阶和南方方言的分裂和层次叠加都与北方社会大动荡引发的居民或政权迁徙有关。本文提出的综合了谱系树、波浪说、层次理论、演变续断理论的新模型针对汉语的这一特点进行了调整。
运用这一模型，综合汉语音韵文献和汉语方言两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试图展示，汉族居民进入某地的最早时间，不等于该地汉语方言起点的时间。如果在后来的方言竞争中，一个方言被权威方言完全推平，则该方言的起点只能从推平后算起。因此，我们必须先运用历史比较法得出一个方言原始语的音类，再通过与音韵文献的比较，根据“具有通语某阶的创新”和“不具有通语后一阶的创新”两方面的条件，才能确定各个方言从北方方言分裂的节点和所叠加各个文读层的北方方言原点的阶点。
由上面的论述还可以看出，我们主张文读是北方通语在某一方言地区占据了极大的政治文化优势的时期才得以层次的身份进入的，而不是北方通语每发生一个音变就传到其他方言成为层次。采用这样的主张，是因为我们在调查闻喜方言的时候发现，在1958年之前，当地的文读还是知系合口字的声母为唇齿音pf、
、f，假开三、咸山开三四入知章组的韵母为iε，直到大力推广有明确音值标准的普通话后才出现新文读，尽管这些变化在北京早已完成。
本文提出的模型针对过去研究忽视了的若干方面作了改进，但还难言完善。很明显的是，它未能涵盖影响汉语音韵史发展的全部因素，比如与其他民族语言长期共处同一地域、彼此密切接触而发生的影响，被替换语言留下的底层等等，而这些都是研究具体的区域语音史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对于汉语各大方言音韵演变的粗略描述，更仅局限于目前笔者的个人所知，有待于各个区域语音史的深入研究来不断修正。抛砖引玉，我们期待着。
注释：
①引自王超贤老师2006年1月在北京大学音韵学沙龙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