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迁徙是解读我国民族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格局论文,因素论文,关系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迁徙是普遍现象
在历史上，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大都有过迁徙的经历，而且每次迁徙都给该民族以及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打上深深的烙印。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迁徙，主要有这样三个特点：
1.我国古代大多数少数民族迁徙的走向，是从东向西，而且很多是举族迁徙。自秦汉以来，就西北少数民族来说，古代的月氏族、乌孙族、匈奴族、鲜卑族、柔然族、
哒族、突厥族、回鹘族、蒙古族等，几乎都是举族和部分向西迁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迁徙到了国外。就南方少数民族来说，自先秦以来，有历史记载的主要是“三苗”的一部分北入中原，融合成为羌族，春秋战国以来，又逐渐向西迁徙，或进入青藏高原，或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昆仑山北麓等地，促使各地产生了许多新的族体。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由东向西迁徙的路线，主要是三条：
一条在东北地区，由大小兴安岭北部溯黑龙江、额尔古纳河，或从大兴安岭中部沿海拉尔河，或从大兴安岭南端以及西辽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东行进入蒙古高原。蒙古高原的民族一般沿杭爱山南北麓，越阿尔泰山进入西域；或越阴山沿黄河从贺兰山东麓进入河西和青海。这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主要是北方少数民族西迁的线路，可以称之为北部民族走廊。第二条迁徙路线是中原和南方少数民族迁徙的路线。在长江以北，从湖北以北的大别山北麓、河南南部的伏牛山南麓、陕西南部的秦岭北麓、甘肃南部的岷山北麓，形成一条天然通道，通道中有淮水、汉水、西汉水、白龙江、洮河，溯这些河流西行，即可进入今甘青地区。这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主要是南方和中原少数民族西迁的一条路线，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原和南方少数民族向西迁徙的民族走廊。第三条是祁连山南北麓。北麓是著名的河西走廊，南麓沿湟水经青海湖南北西行，经阿尔金山东端，越当金山口或索尔库里山口西行或东来。经河西走廊西迁的有月氏、乌孙，经祁连山南麓西行的有羌，东来的有西蒙古和硕特诸部。
2.我国少数民族南北向的迁徙也十分频繁，但这种迁徙一般是一个族的局部或部分迁徙。南北向的迁徙中，涉及到很多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突厥、蒙古、藏等民族都有很大一部分或向南或向北迁徙。在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南北迁徙活动中，主要一个特点，就是南迁的大部分少数民族，迁徙路线比较短，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得到当时政府的同意和安排，但同时受到农业文明的阻挡和限制，最后都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之中。同时也有大量汉族通过这些通道北上，融入少数民族之中。因此，南北迁徙是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种民族流动。
南北迁徙，在我国境内也有几条主要的民族通道。大体来说，东北与内地的通道主要是辽燕道，即从今大兴安岭东西两麓，沿河流南下至今河北等地的通道；蒙古高原与内地的通道主要是云中道，即从蒙古高原进入晋北、陕北等地的通道。这两条通道是古代一部分匈奴、鲜卑、乌桓、突厥、回鹘迁入内地的主要通道，也是中原汉族进入东北和蒙古高原的主要通道。如东汉时，东汉政府曾允许一部分匈奴族进入西河（郡治今山西离石县）、北地（治富平县，今宁夏吴忠县西南）、朔方（治临戎县，今内蒙古磴口县北）、五原（治在今内蒙古包头市）、云中（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定襄（治善无县，今山西右玉县南）、雁门（治阴馆县，今山西朔县东南夏关城）、代郡（治高柳县，今山西阳高县西北）等八郡。三国时的乌桓大部也进入这一地区，晋代鲜卑先进入这里，然后南下进入中原建立北魏。唐初，也曾允许突厥部落进入上述各地。
在南迁通道中，最主要的是经河套，沿黄河南下进入青海以及沿弱水、黑水（额纳河）南下经河西走廊进入青海的通道。这方面的通道又直接与西藏相连，把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紧密连接起来，在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中，起着特殊的作用。晋代的鲜卑、明代的蒙古都是经这里进入青海、甘肃等地。
3.伴随着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迁徙，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得到了广泛而密切的交流。佛教、摩尼教、景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儒家文化、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衣食起居、喜庆婚丧、历算医药以及农牧产品等都通过这里进行了交流和传播，使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和生活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因此，历史上我国各民族的迁徙，不仅是认识和解读我国各民族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认识和解读我国多民族格局形成、发展以及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我国古代少数民族迁徙的原因
古代少数民族的迁徙，从总体上看，一种是举族由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迁徙，一种是一个民族的一部分由原居住地向另一地区迁徙，而其他部分仍留在原地。不论是举族迁徙还是部分迁徙，都有其一定的原因，而且大部分是多种原因起作用的结果。但不管其迁徙原因多么复杂，总体上看，大部分的迁徙活动是被迫的或被动的。特别是一个民族中的部分人口的迁徙，其原因更是被迫的。就古代少数民族迁徙的主要原因，或迁徙的主要目的，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种：
1.社会经济发展与少数民族的迁徙
与农业经济不同，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对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来说，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往往引起游牧民族一部分部落的迁徙。这种情况，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游牧封建领主经过若干代的传承分封，大小领主日亦增多，而可供分封的土地和属民却日益减少，于是封建领主之间为争夺土地和属民的斗争日益激烈，导致一部分势力小的封建领主率部迁徙，另觅新的牧地；另一方面是经过一段和平发展时期，人口和牲畜都有较快、较大的发展，使争夺有限牧场资源的斗争更加激烈，并导致游牧民族内部各封建领主间的战争，失败的一方只能迁徙他处，另寻出路。例如匈奴的五单于争位，本身就反映了由于汉昭帝、宣帝之时，匈汉之间战争减少，匈奴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一些游牧封建领主的势力有了很大增长，从而引发数个强大封建领主争夺最高统治权，即争夺游牧地和属民的支配权，最后使呼韩邪单于稽侯珊率部南迁至汉边，后来又使郅至单于率部西迁至西域中亚一带。
辽东慕容鲜卑的一支在其首领吐谷浑率领下的迁徙，也与经济发展有关。据史书记载，吐谷浑率部从辽东迁往西部，其直接导火线是因两部落马匹相斗，吐谷浑一怒之下率部西迁。慕容鲜卑当时是一个以游牧经济为主的部落联盟，主要生产资料是牧场和牲畜。史书既言“二部马斗”，暗示随着人口的增长，牧场狭小，已满足不了牲畜的需要，于是两部落发生了争夺牧场的斗争。吐谷浑的属民当时仅有一千七百家，势力较弱，显然在斗争中处在下风，只能采取远徙的方式避免矛盾的激化。
明代蒙古族以俺答为首的一批部落迁徙至青海，也与当时大青山南麓和鄂尔多斯地区牧业经济的发展，人口和部落增多有密切关系。明代蒙古保持着严格的封建领主分封制。领主的诸子在成年后，均要得到一份相当的领地和部众。正德年间（1506-1521年），达延汗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一系占据河套、云中和宣大边外之地。到嘉靖时期，巴尔斯博罗特诸子——吉囊、俺答、老把都等的子孙日益增多。吉囊有子二十一人①。俺答有子九人。隆庆间随俺答封贡的共四十七枝（王崇古：《王鉴川文集》），到万历时，已是“诸昆从百十，皆有分地”（《四夷考》卷7）。随着“整个‘黄金’氏族的繁衍，份地也就无限增多起来”[1]243。河套、云中等地虽然广阔，对如此多的子孙来说，就显得份地不足了。因此从嘉靖年间开始，寻找新的领土，解决份地不足，就成为当时稳定统治集团的团结，巩固吉囊、俺答等在各部中的首领地位的重要问题。明代人当时就指出：河套吉能（吉囊子）因“部落日繁”，分其子弟宾兔、白马、银定等于河西和大小松山（褚铁：《褚司农文集·条议茶马事密疏》）。而俺答多次进入青海，一个重要的目的也是因“部落日繁”，要解决分封领土的尖锐矛盾，同时也是为了巩固他在一部分蒙古部落中的共主地位。
根据这些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农业经济与草原游牧经济有很大不同，农业经济的发展，可以使农民更加稳定的固着在土地上和农村里，本质上届内向型经济；而草原游牧经济的发展，使草原超负荷，使领主的份地越来越少，从而迫使一部分部落游离于母体而进行迁徙，草原游牧经济从本质上说，属于外向型经济。正如有的学者认为：“草场面积是基本固定的，载畜量也是相对固定的，……当人口过量，……草原上的部落，或者联合起来向外扩张，夺取牧场，或者发生内战，将一部分部落消灭或赶走”[2]。也有学者认为：“在整个中世纪里，亚洲腹地草原地带游牧民族一次次的大迁徙，……也应是人口对生产力的压迫”的重要表现之一[3]188。
2.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与少数民族的迁徙
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自然灾害的发生，是游牧民族迁徙的重要原因。气候对历史上的游牧和农牧兼营的民族或部落的生存、发展有重要影响。在世界历史上，由于气候的变化而引起民族迁徙、社会变迁，也是不乏范例的。我国古籍中多次记载了自然环境变迁给我国游牧民族社会带来重大影响。如西汉元封六年（前105年）冬“匈奴大雨雪，畜产多饥寒死。”[4]2915西汉本始二年（前72年），匈奴“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户冻死，还者不能什一”[5]3787。西汉地节二年（前68年），“匈奴饥，人民畜产死十六七。”[5]3788东汉光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唐开成四年（839年），回鹘“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6]1748，再加内乱及外敌的侵入，使回鹘汗国灭亡，迫使回鹘举族迁徙。据竺可桢先生《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的论述，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是我国气候的第二个寒冷期，公元3-4世纪为最冷，以后逐渐减弱。而这个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迁徙最频繁，少数民族大量迁入中原的魏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魏晋时期灾害多而重，“终魏晋之世，黄河长江两流域间连岁凶灾，几无一年或断，总计二百年中，遇灾凡304次，其频度之密，远逾前代。举凡地震水旱风雹蝗螟霜雪疾疫之灾，无不纷至沓来，一时俱见。以言旱灾，则二百年间见于史书者凡60次。以言水灾，亦达56次。”[7]13随着气候的干冷化和土地的沙化，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许多湖泊沼泽逐渐干枯消失，游牧民族生存条件遇到挑战，于是被迫迁徙。如匈奴的内附迁徙、鲜卑的南下，氐、羌等族的迁徙关中，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隋文帝时期沙钵略统治的突厥汗国，“每冬雷震，触地火生，种类资给，惟藉水草，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迁徙漠南，偷存晷刻。”[8]1867贞观三年，突厥“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绥”[9]5159。这也是突厥迁徙的重要原因。关于铁勒、回鹘的迁徙，陈子昂《上西蕃边州安危事》第二条云：“碛北丧乱，先被饥荒，涂炭之余，无所依仰……然臣窃见突厥者，莫非伤残羸饿，并无人色，有羊马者，百无一二。然其所以携幼扶老，远来归降……故其来者日益众。”2140-2141铁勒部众为了生存不得不迁徙，寻找新的牧场。
3.战争与少数民族的迁徙
一些民族的迁徙，直接原因就是各种战乱。战乱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外族的入侵，另一类是内乱，或者兼而有之。
外族入侵促使民族迁徙，这是导致民族迁徙最为普遍的原因。
古代民族之间常常因争夺牧场、掠夺人口而发生战争，战败的一方被迫放弃故地远徙他乡。这是一种强迫性迁徙。汉初月氏的迁徙，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秦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执政后，匈奴奴隶制国家开始强盛起来，他乘中原楚汉相争之机，“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然后回师“西击走月氏”。秦汉时期，月氏游牧于河西走廊，在匈奴打击下，月氏被迫西迁“塞地”，到达伊犁河流域，击败了生活在这里的塞种人，占据了塞地。以后乌孙又从河西西迁，进入塞地，迫使月氏继续南迁，引发了公元前中亚和南亚地区许多民族的迁徙，对中亚、南亚的民族格局和历史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隋唐时期的一系列战争，也引发了党项族的迁徙。隋末唐初，党项族活动地区大约在今川、甘、青交界处。贞观十二年（638年），吐蕃势力不断向北扩张，至永隆元年（680年）前后，“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巂等州……”[11]6396，迫使内附于唐的党项内徙。据《西夏书事》载，至唐玄宗时应党项要求，“元宗诏庆州（治合水县，今甘肃庆阳）置静边等州处之。”可见，这一时期党项内迁的“主要原因是吐蕃的侵害侵逼”[12]39。安史之乱后的迁徙则是党项乘唐朝内乱，寇边入侵，失败后被唐政府强迫分别安置，内徙党项逐渐集中到灵、庆、夏、银、绥、延、胜等州，形成几个大部落集团。另外，唐朝的强大，军事的征服，以及吐谷浑政权瓦解使党项失去靠山，都是促使党项迁徙内地的原因。
此外，在西北地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将其征服的其他少数民族迁徙本土。如后赵灭前赵后，占有秦陇之地，“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治今河北邢台）、冀（治今河北冀县）。”[13]2745石虎在击败氐酋蒲洪后，听取蒲洪的意见，“徙雍、秦州华戎十余万户于关中”[13]2755，以实京师。氐、羌的内徙，促进了西北氐、羌与内地汉族的融合。前秦建元六年（370年），苻坚灭前燕，“徙关东豪杰及杂夷十万户于关中”[31]2893，“迁慕容啤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鲜卑四万户于长安”。
此外，本民族内部的斗争也是引起迁徙的重要原因。
这种战争一般表现为同一民族内的不同家族、支系或利益集团之间的内乱和斗争，往往是失败的一方，率其所部迁徙。而且这种内乱和内争往往引出外部的入侵，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出现了大规模的迁徙。
如840年回鹘的迁徙就是这种情况。天灾人祸交织在一起，使回鹘部落南下、西迁，离开蒙古高原，并导致显赫一时的回鹘汗国灭亡。史载：“开成初（836年），其相有安允合者，与特勒（勤）柴草欲篡萨特勒（勤）可汗，萨特勒（勤）可汗觉，杀柴草及安允合。又有回鹘相掘罗勿者，拥兵在外，怨诛柴草、安允合，又杀萨特勒（勤）可汗，以盍馭特勒（勤）为可汗”，[9]3627-2628使“君长之间，自相疑阴。”次年，将军句录莫贺引黠戛斯十万骑攻破回鹘城。
4.统治阶级的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的迁徙
古代少数民族的迁徙、迁徙地区、迁徙规模、迁徙方式等，与当时的中央王朝的民族政策和当时的民族关系，有密切的关系。
两汉时期，我国少数民族迁徙十分频繁。由于这时期匈奴构成汉朝边境的巨大威胁，所以华夷之辨十分突出，特别是对居住在汉朝政府直接控制地区的少数民族，多采取迁徙的政策，以“分其势”。例如氐族原居住在今天水以南至四川茂汶的涪江、白龙江、西汉水流域广大地区。自汉武帝一直到三国，氐人部落被迫由此向北进行过几次大的迁徙。第一次迁徙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和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在白马地区置武都郡，生活在这里的氐人一部分被迫向境外的山谷间移动，一部分移至河西的禄福（酒泉），一部分移至关中的汧水、陇山之间，经过这次迁徙，氐族遂分布于陇西、河西和关中的许多地区。第二次迁徙发生于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将氐人5万余落迁徙到扶风、天水二郡内，武都太守杨阜又前后徙武都汉、羌等万余户于京兆（长安）、扶风、天水、南安（今甘肃陇西县）、广魏（今秦安县东）等郡县内。第三次是从公元220年到240年，曹魏政权又三次将氐人移入魏之内郡。经过这三次大的迁徙，西晋时的氐人，除了武都、阴平二郡原有的一个分布中心外，在关中和陇右又形成两个分布中心。后来正是在这些氐人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前秦、后凉及清水氐杨氏仇池政权，对西北地区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到汉代，羌族经过长时期的迁徙分化，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一个是河湟地区，一个是塔里木盆地以南至葱岭的西域诸国，一个是陇南至川西北一带。在西汉景帝和宣帝时，统治阶级为了断绝匈奴与西羌的联系，把羌人迁徙到塞内，使之实行屯耕，并对外发生一种保塞作用。西汉时统治西羌的有金城属国都尉。东汉时统治羌胡的有西河、上郡、安定、张掖等属国都尉。两汉还设有护羌校尉，进一步加强了对羌人的统治和剥削。东汉时，为了防止羌族的反抗，对羌族进行大规模的迁徙，先后把聚居于青海湖周围的羌族部落迁到天水、陇西、扶风、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洛阳、安定诸郡。致使“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迁的羌人“与华人杂处，数代之后，族类藩息”，但矛盾也日益尖锐，从而引发了羌族的三次大起义。
此外，中原统治者为了笼络少数民族上层和民众，对内迁的少数民族采取优待政策，对吸引大量少数民族内迁起了一定的作用。
汉朝为了削弱匈奴的势力，对内迁的匈奴部落十分优待。汉武帝在出兵攻打匈奴的同时，对于附汉的匈奴贵族和部众，均采取优待政策。浑邪王归汉后，对其上层则封侯、食邑、赏赐，对于其部众则置五属国安顿。汉朝对待匈奴属国“各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4]2934，尊重其固有习俗和生活方式，并且不征租赋，遇有灾荒还要“赡其衣食”，“供以牛羊”，属国人民安定的生活，对塞外匈奴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后，匈奴大量向中原地区迁徙，并且主要由中原政府或地方政权安置。规模较大的迁徙有三次：一次是公元50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经东汉政府的允许将其部落分散居住于北方八郡，即从今甘肃庆阳以东至陕北、内蒙古、山西一带；第二次是东汉末，南匈奴继续南迁，匈奴与汉族进一步杂居；第三次是西晋时期有30万匈奴人入居内地。这些内徙的匈奴人曾在十六国时期建立过国家和政权，如前赵、后赵、夏、北凉。在这些政权灭亡后，匈奴逐渐融入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
隋、唐两代，继续采取对少数民族迁徙优待、开放的政策，中原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较前增强。周边各族纷纷“委身内属，请同编列”[11]6239。如果所在地遭遇自然灾害，这些移民同汉人一样得到抚恤。唐太宗在打败西突厥后，就将其部迁入塞内，安置定居，与内地居民同等待遇。对于少数民族的首领、贵族则提供优厚待遇，赐予高官田宅，从政治、经济上加以笼络。这无疑对促使少数民族迁徙内地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唐朝对降附的吐谷浑部采取特殊的政策，并以高官厚禄加以笼络，对受吐蕃统治的吐谷浑颇具有吸引力。武后时，对降附的吐谷浑部的安置，不是强迫迁入内地，而是按照“当凉州降者，则宜于凉州左侧安置之；当甘州、肃州降者，则宜于甘、肃左侧安置之；当瓜州、沙州降者，则宜于瓜、沙左侧安置之”[14]2696的政策，充分照顾了吐谷浑的生活、生产习惯。同时，对吐谷浑上层给予高官厚禄，便于加强对吐谷浑部众的统治。在吐蕃统治之下的吐谷浑人民因负担沉重的徭役和兵役，居住在青海的许多吐谷浑部大批投归唐朝[15]164。
唐朝的招抚政策，对党项人也颇具吸引力。在政治上，注意选派党项聚居诸州官吏和节度使，直接任命一些有功的党项部酋为州刺史或任其他官职。在经济方面，内徙党项人还享受免征赋税的待遇。白居易在《代王泌答吐蕃北道节度论赞勃藏书》中说：“且如党项久居汉界，曾无征税，既感恩德，未尝动摇。”（《白氏长庆集》卷56）对党项人内附迁徙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三、我国古代少数民族迁徙的影响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迁徙，诚如前面所说，对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对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及现代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形态的发展与形成，对我国各民族密切关系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和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古代少数民族的迁徙，大多是被迫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迁徙也给各民族带来过严重的灾难和破坏。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迁徙对中国社会和各少数民族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迁徙使有关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
大多数少数民族在迁徙到新地区后，其社会经济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特别是边疆各族内迁前，大多都以游牧畜牧业为主，迁入中原或农业区后，由于处在新的环境下，受汉族的影响和政府的引导，逐渐改变了其社会生产结构，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并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社会生产水平逐渐也接近汉族，并逐渐转化和发展成封建制的社会。
例如羌族在公元前5世纪处于游牧畜牧业经济，“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到爰剑时从秦国逃入三河（即今青海），“教之田畜”[16]2875，羌人至此才有了农业。到公元前1至2世纪时，河湟一带的羌族虽仍以游牧为主，但已有了农业，先零、卑浦、烧当羌先后因居大小榆谷，“绿山滨水，以广田畜”。建武十年（34年），来歙破先零等羌于金城郡，获牛羊万余头，谷物数十万斛[16]588。章和二年（88年），邓训“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迷唐于写谷……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颇岩谷，众悉破散。其春，复欲归故地就田业。”[16]610永元五年（93年），护羌校尉贯友“遣兵出塞，攻迷唐于大、小榆谷……收麦数万斛”[16]2883。这表明，青海地区羌族的农业已有较大发展。
到东汉中后期，内迁的羌人在汉人的影响和帮助下，都逐渐走向定居的农牧生活。如北地郡“属国降羌胡数千人，居山田畜”[16]3520。元初二年（115年），汉征西将军司马钧命令扶风太守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等把滇零羌在灵州的庄稼抢刈而去[16]2889。
西迁西域的羌族由于定居于绿洲和河谷中，与当地土著民族杂处，从事农业和园艺生产，种植五谷、葡萄和瓜果，并以畜牧和狩猎为副业。有的羌人还从事商业活动，如阿钩羌和波路羌，因地处中西交通要道，村镇都有市场，交易时使用金钱、银钱和铜钱，生活习俗也慢慢发生了变化。
羌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广泛分布于北方地区，尤其是后秦灭亡，羌人形成几个相对集中的地区，如秦州、泾州、河州、华州等地。在羌人反抗北魏遭到镇压后，羌人四处流散，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接触面更加扩大了，促使羌人的社会较迁徙前发生了更大变化。内迁南匈奴长期与汉人杂处，脱离了大漠南北的地理环境，其原有的游牧经济逐渐转变为农业或半农半牧经济。到西晋初，内迁南匈奴部众的社会地位已“降同编户”，经济上也大部转为定居农业。西晋末年匈奴部众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形成的“山胡”、“稽胡”也基本上改变了游牧和食肉衣皮的习俗，史载：稽胡“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麻布。”[17]896-897安定属国的匈奴人，自西汉以来，长期与汉人杂居错处，有许多人逐渐学会了农耕技术，有的甚至逐渐放弃了或部分地放弃了畜牧生活而从事农耕或半农半牧。内地豪强大族乐于“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13]2412，内迁的匈奴人已掌握了较高的农耕技术。
乞伏鲜卑迁徙到陇西后，在当地封建经济的影响下，其生计方式也逐渐由游牧经济转向定居农业。陇西地区汉族豪强地主占有庄园，领有部曲，坞堡经济盛行，西秦政权建立后，乞伏鲜卑成为陇西地区最有势力的地主阶级代表，对境内各族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秃发鲜卑所建的南凉，其统治的河湟地区自汉代以来就一直实行屯田，农业较为发达，秃发鲜卑迁徙于此，随着自然、社会条件的变化，对其经济方式影响很大。到4世纪初，秃发乌孤“养民务农，循结邻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而乌孤筑廉川堡，标志着秃发鲜卑转向了农业定居。东突厥汗国灭亡前后，大部分突厥人南迁，受当地自然条件和农业民族经济的影响，突厥人开始从事农业生产，畜牧业经济受到冲击。唐贞观四年，突厥思结部迁移到代州，代州都督张俭“遂劝其营田，每年丰熟”[9]2776。开元八年（720年），为了安置关内、河东、河西民族，唐廷下诏说：“部落有疾苦，使量给药物，无令田陇废业，含养失所”（《唐大诏令集》128卷“赐入朝新降蕃酋敕”）。南迁的突厥各部“年谷屡登，种粟增多，畜牧蕃息，缯絮无乏，咸弃其毡裘；菽粟有余，靡资于狐兔”（《唐大诏令集》卷128“突厥李思摩为可汗诏”）。此外，还有一部分南迁的突厥部落，后来又迁回大漠南北，他们同时带去了农业生产的技能，对整个突厥社会生产的影响也十分巨大。唐初，“突厥诸部落来降附者，多处之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谓之降户”，后突厥可汗默啜时，“索此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兼请农器、种子。”经武则天同意，“遂尽驱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种子四万余硕，农具三千事以与之。默啜浸强由此也。”[9]5168-5169回鹘迁居河西走廊和吐鲁番盆地一带，也由游牧经济转变为农业定居的生活。河西走廊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宜农宜牧，自战国秦汉以来，一向是月氏、乌孙、匈奴等游牧民族驻牧之地，后来汉武帝在河西四郡从内地移民，发展农业。回鹘是游牧民族，迁徙到河西后，自然以经营畜牧业为主，但受到当地经济文化的影响，逐渐学会了农耕并转向半农半牧生产。史载：“其地宜白麦、青稞麦、黄麻、葱、韭、胡荽”，而且在耕作上“以橐驼耕而种”[18]。
西州回鹘所迁入的地区地理条件适于农耕，当地的少数民族很早就开始了农业生产，《北史·铁勒传》说，分布在西部的铁勒“颇为艺植”，农业生产发达。回鹘迁入吐鲁番地区后，引水环城，灌溉农田，农作物除荞麦外，其他五谷都有，以棉布为原料的纺织品和刺绣品也十分丰富，据《西夏书事》卷15记载：“帛有兜罗绵，毛氎，狨锦，注丝，熟绫，斜褐；从而使回鹘人的衣着也发生了变化。回鹘在漠北时以畜牧业为主，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生产工具简单，迁入西域后，由于从事农业生产，因而继承了当地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如坎土曼、宾铁制造技术、驼耕和坎儿井[20]等，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回鹘的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高昌附近山中蕴藏着丰富的矿藏资源，如玉、硇砂、金刚石、砺石等，回鹘人利用这种有利的条件，发挥本族人的聪明才智，重新创建了一系列新的手工业，史载回鹘工匠“性工巧，善冶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制造出了许多质地优良、工艺精致的手工产品。
在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在研究少数民族的经济，特别是游牧民族经济方式改变时，应对这种变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即不能认为游牧民族经济方式的改变是因为农业生产方式比畜牧业生产方式更先进。其实游牧或农业生产方式无所谓先进与落后之分，而是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对不同生产方式的选择。内地地狭人多，地理、气候条件适合发展农业，游牧民族迁入内地后也不可能把肥沃的土地变为放牧畜群的牧场，即使一时出现这种情况，也不会持续太久，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在相同的土地上，农业比畜牧业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从历史上来看，曾有大量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内地农民因种种原因而迁入少数民族生活的草原地区，但他们并没有因其具有“先进文化”而把草原开垦为农田，相反他们逐渐从事了游牧生产，改变了生活方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这其实与文化本身的高下之分无关。”[21]123因此，可以说，游牧民族生产方式的变化是一种文化适应现象，而不是“先进”征服或改变了“落后”。
2.迁徙促进了有关各民族族体的交融和整合
民族的迁徙，促进和形成了民族的交往和杂居，推动了有关民族之间在族体上的吸收、融化和整合。使我国各民族在族体上发生了密切的内在联系。
古代羌人的迁徙，构成了西部中国民族流动的主流。羌族在迁徙中，适应不同的自然生态与不同的族际环境，发生了许多族体形态的变迁，包括分化、融合与重构等，成为中国西南许多现存民族最为普遍的古代族源成分。发羌、唐牦与西藏的原有居民混为一体，形成了古代吐蕃的重要族源构成。藏缅语族的纳西、彝、傈僳、拉祜、哈尼等民族，均有其先祖来自北方的传说，在一些习俗中也有远古羌人的某些文化因素。普米族、怒族、独龙族、基诺族、纳西族等，也都有古代羌族的族源成分[22]388。
我国古代蒙古高原民族迁徙十分频繁，民族族体的交融十分明显，特别是匈奴族，人口最为众多，活动时间最为长久，因而其影响也最为强大，匈奴族几乎与以后在蒙古高原兴起的各民族都有族体的交融。如东汉和帝时，匈奴为汉军击败，“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16]2986，是鲜卑族中吸收了大量匈奴的部落。此后的柔然、高车（铁勒、丁零）、突厥、回纥都曾有所谓“匈奴别种”、“匈奴之后裔”之说。这也都反映出，北方各族确实在族体上存在着互相交融、吸收的情况。
北匈奴在西迁的过程中，有不少匈奴人留在迁徙的路程上，融合到其他民族中。其中迁徙到乌孙地区的那部分匈奴部落，留下的部分遗民，以后逐渐形成“悦般国”。[23]2268同时在西迁中沿途大量吸收各地的群众，在经过二三百年后到达欧洲时，其人种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与从蒙古高原西迁时的匈奴人已有很大的区别[24]61。
回鹘的西迁，为维吾尔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840年回鹘西迁后，兼并、融合了河西、新疆等地的突厥、铁勒以及当地原有的各个民族，最后形成了维吾尔族。
党项的迁徙，带来了其部落的分离与整合。党项未迁徙之前，以姓为部，一姓又可分若干小部落，大者万骑，小者数千。迁徙后，由于迁徙及战乱，部落离散，如静边州的拓跋部既迁往银州，又置于灵州；芒池州的野利部既徙于灵州，又迁于延、绥二州[25]6217。同时党项迁徙后还和吐谷浑、鲜卑、室韦、汉族杂居，氏族的血缘关系遭到一定的破坏，吸收了许多族的成分，形成了一些新的部落集团。如内徙前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律）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八大部，内徙后逐渐演变为细封氏、费听氏、折氏、野利氏等五大部，并出现了许多新的部落，如庆、灵之间的大虫族，庆州北面的野鸡族，丰州的藏才族等[26]912。在迁徙中或迁徙后以地域关系为纽带的部落集团逐渐取代了血缘关系的部落集团，为党项民族向更高一级的发展，为西夏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3.迁徙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涵化”
民族的迁徙，促使各民族之间产生更多接触，长久的、持续的接触，使一些民族的部分文化逐渐发生区域性涵化。特别是由于少数民族内迁的多，因此其涵化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汉化。
西北少数民族内迁后，与汉族杂居，除在经济、政治上深受内地封建化影响外，在文化上其汉化倾向更为明显。这种汉化倾向，在秦汉以前表现得不是很明显，只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了逐渐加强的趋势。特别是十六国时期，内迁的少数民族建立了民族割据政权，其统治之下的人民主要是汉族，为了统治和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生活的需要，采取一些汉化政策，加速了内迁少数民族文化的涵化过程。
北周时期，关中的蒲城、白水、宜君、同官（今陕西铜川县）、宜州（今陕西耀县）等地是西羌诸姓的集中分布所在地，过去汉族就一直在那里居住，羌人的迁入，形成了汉村和羌村的犬牙相错的状态。刚开始两族在语言、习俗、经济社会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天长日久，羌汉两族逐渐同村而居，又冲破传统的族内婚制，各民族相互通婚，经济生活、宗教信仰、语言逐步趋向一致，走向了各民族融合的道路。
匈奴的内迁，其文化、习俗也发生深刻变化，深受汉族的影响。尤其是上层为了统治的需要，积极实行汉化政策。建立汉赵的匈奴刘氏一族中，刘渊曾师事上党名儒崔游，“史、汉、诸子，无不综览”[13]2645。刘聪自幼学习汉族典籍，“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工草录，善属文”[13]2657。同时还极力在国内推行汉族文化，设置太学，从学生中选拔官吏，“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13]2692。
氐族迁徙的地区主要是汉族聚居区。三国时，氐族已“多知中国语”，“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27]858。内迁至关中扶风、京兆等地的氐族，与汉族杂居，多变为编户，使其在生产、生活方面与汉族更加接近。前秦苻坚所采取的与民休息、劝课农桑、广兴学校的政策，实际上是汉魏以来中原制度的延续。前秦统治者受汉文化的影响也很大。如苻坚，“八岁，请师就家学”，及长，“性至孝，博学多才艺”[13]2884，从小受汉文化的熏陶。前秦建立后，苻坚不仅广兴学校，还“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13]“淝水之战”后投奔东晋的苻朗，汉化程度也很高。他“在任甚有成绩”，“既至扬州，风流迈于一时，超然自得，志陵万物，所与悟言，不过一二人而已”。又著“《苻子》数十篇行于世，亦老庄之流也”[13]2937。苻坚幼弟苻融，聪辩明慧，下笔成章，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时人比之王粲。“至于谈玄论道，虽道安无以出之”，“尝著《浮图赋》，壮丽清赡，世咸珍之”[13]2934。中书令梁谠，博学有才，与弟梁熙俱以文藻清丽见重一时，时人称赞道：“关东堂堂，二申两房。未若二梁，瓌文绮章。”（《太平御览》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且梁熙曾为前秦史官，颇有著述[28]103。可见氐族迁徙到关中等地后，受汉文化影响之大、之深。
隋唐时期，文化繁荣，经济发展，统治阶级采取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周边少数民族迁入内地后，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隋唐文化，并逐渐汉化。因此，隋唐时期内迁的少数民族之汉化，主要从其上层开始，强迫同化的现象较少。
吐蕃向西北地区的扩张和迁徙，导致了当地许多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化。首先，吐蕃占领河陇、西域地区后，逐渐完善了一整套从本土演变而来的行政体制和机构，设置了节度衙，节度衙下包括管理军事、行政、司法、经济、佛教等事务的官吏，使这些地区从政治机构上吐蕃化。同时实行同化政策，在河陇地区强迫推行吐蕃服饰，禁止汉人着汉服。大量吐蕃土卒及随从迁入该地，与党项、羌族杂居通婚，成为今甘南、青海地区藏族的前身。在青海的吐谷浑也大部融入吐蕃。西域地区一直是东西方和北方民族迁徙之地，汉族、塞种、匈奴、月氏、乌孙、突厥等民族都曾在这里游牧征战。吐蕃政权由南向北深入西域，打破了当地历史的传统格局，促进了西域地区民族的融合。从本世纪以来在敦煌、新疆等地发现的大批藏文文书和简牍可以看出，吐蕃语言文字在官方和民间广为流行使用[29]，又据有的学者研究，在藏文佛经的写校者中，除吐蕃人外，大部分是汉族、吐谷浑和西域诸胡[30]。此外，吐蕃人在其所占之地往往掠夺汉族妇女西归，强迫其嫁与吐蕃人为妻，或做奴婢。敦煌藏文卷子P T1083号载：“沙洲汉户女子每为蕃苏部落及个别象论以婚娶为名，掳掠而去，多作为奴婢”。王建的诗句：“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31]3374；司空图的诗句：“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31]7261，这些诗句就是吐蕃文化涵化汉族文化的反映。正是吐蕃涵化了当地的民族文化，最终形成了以吐蕃居民及其文化为主的吐蕃文化圈。当然，随着河陇地区吐蕃政权的瓦解，迁徙生活在这里的吐蕃人及其被涵化了的汉族，又逐渐融合到汉族和当地民族中，这也是民族融合中一个有趣的现象。
4.少数民族内迁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少数民族迁入内地，弥补了内地因战乱而造成的劳动力的不足，促进了内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例如戎的迁徙与移动，促进了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丰富了各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经过几次迁徙，戎族遍布西北地区的陕、甘、宁以及山西、河南等地。他们在那里从事农业或牧业生产，开辟荒地，建筑城镇，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补充了中原劳动力的不足。《左传》襄公十四年（前559年）戎子驹支对范宣子说：“晋惠公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把不毛之地开垦成可耕之农田，为中原农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义渠戎曾筑城数十，促进了陇东地区城镇的形成和发展。骊戎迁入当地后，不断发展牧业生产，培养了有名的“文马”。
如氐族迁徙到关中，弥补了当地劳动力之不足。据《晋书·食货志》载：“京兆自马超之乱，百姓不专农植，乃无车牛。”但到了曹丕统治的黄初年间（220-226年），关中面貌大变：“编户皆有车牛，于田役省赡，京兆遂以丰沃。”曹魏能顶住蜀汉的频频进攻，关键在于关中有丰足的粮草作后盾，而粮草的生产，有一大半的功劳应该归功于氐人。因为氐人所居的京兆、扶风、始平三郡，正是关中农业最发达的地区，统治者迁徙氐族至三辅的原因之一，也就是利用氐族来从事农业生产。
第二，西北少数民族迁徙内地，对中原地区政治、军事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作为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在政治斗争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西北少数民族基本上是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生，英勇善战，军民合一，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他们迁徙内地，在中原王朝的政治军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内迁的羌族成为中原各种势力利用的重要军事力量。董卓在中原的混战中，其部众大多来自于羌胡[16]2801。蜀国的姜维在后期的北伐中很大程度上依靠了羌人的人力、物力。西晋政权瓦解后，北方形成了四分五裂的局面，羌人更成为各个集团争取的武力资源。匈奴刘渊所建立的汉国，刘曜所建立的前赵，都吸收了大量氐羌之众。汉族所建立的前凉，位于多民族的河西地区，由于执行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包括羌人在内的民众成为抵抗刘曜西侵的重要武装力量。公元322年，刘曜进攻陇西，前凉“发氐羌之众，击曜走之，克服南安”。公元326年，前凉想乘刘曜为石勒所败的机会，收复陇西。前凉的将军辛岩说：“我握众数万，借氐羌之锐，宜速战以灭之。”可见氐羌在前凉军事中的重要地位。
唐朝将内迁的少数民族组织为军队，其首领为番将，部落为番兵，参加唐朝在各地的军事行动。“唐代前期之武功卓著亦与民族迁徙有关，贞观期间与开元天宝期间之番将番兵，绝大多数由于民族迁徙而成为有唐之武装力量。”[32]49迁徙到中原地区的突厥人，在以后唐朝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安史之乱爆发后，一些南迁的突厥部落参加唐军，对叛军作战。保卫潼关之战，担任指挥的就是内迁的西突厥人哥舒翰，20万军队中有不少突厥人。当然也有一些突厥人参加了安史叛军，如突厥酋长阿史那从礼，曾率5000骑攻唐军。
唐朝时铁勒迁徙内地，成为中原中央政府和割据势力的重要军事力量。武则天时，铁勒诸部迁入河西，增加了当地游牧民族的比重，也成为河西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置官进行统治。《新唐书·方镇表》四记：“景云元年(710)，置河西诸军州节度、支度、营田、督察九姓部落、赤水军兵马大使。”九姓部落指河西铁勒部落。安史之乱爆发后，内迁的铁勒成为安史叛军的中坚力量之一。安禄山的军队中有一部分来自阿布思率领的部落，一部分来自同罗部落。他们在长安、睢阳等地攻城掠地，还作为各郡的防兵驻守在河北道。同时唐朝也利用铁勒等英勇善战的将士平叛。为了保卫长安，朝廷委派哥舒翰为副元帅，“统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剌、颉、跌、朱邪、契、浑、
林、奚结、沙陀、蓬子、处蜜、吐谷浑、思结等十三部落，督蕃汉兵二十一万八千人，镇于潼关”[11]6943。其中颉、跌、契、浑、林、奚结、思结7部属铁勒。郭子仪任朔州节度使时，其下将领，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右武锋使浑释之，分别是仆固部和浑部的酋长，后来都参加了平叛的战斗。
少数民族迁徙内地，其军事力量的强大，增加了对中原王朝的政治、军事威胁，削弱、分散了中原王朝的政治、军事力量，在关键时期，又对中原改朝换代起了一定作用。历史上所谓的“五胡乱华”之说，尽管持有民族偏见，但确实说明了这些少数民族移民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封建政权的建立，对汉魏以来形成的汉族世族门阀制度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使之日益衰弱，为大批的出身胡族的贵族或寒门庶族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33]198。陈寅恪先生曾指出：“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32]49即使唐朝的内乱，也与少数民族迁徙有关。安逯山、史思明及其所辖将领、军队主要是内迁的少数民族移民，因此，“唐后期地方上的藩镇割据……可以说主角都是周边少数民族移民或其后裔。”[34]167此外，吐蕃迁徙到甘青一带，唐朝不得不屯驻重兵防守。天宝年间，安西、北庭、朔方、陇右五节度使所辖兵力达25万多人，占全国节镇兵总数49万人的一半还多[9]，其重要目的也是为了抗击吐蕃的侵扰。以上说明，少数民族迁徙内地对中原王朝既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支持力量，同时又是一支无法控制的势力，但其对中原政治的巨大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少数民族迁徙内地，尤其是一些政治军事力量强大的民族迁徙内地，改变了迁入地民族人口的构成，并在某些迁入地出现了少数民族化的倾向。少数民族对迁入地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程度，一般取决于移民数量的多少和时间的长短，“如果移民数量过少，那么移民一般会被迁入地的文化所同化。如果移民数量很大，且移居时间较长，则必然会引起迁入地文化的改变。”[35]411所谓的胡化也好，民族文化圈的形成也罢，都离不开少数民族人口的大量迁入。民族迁徙，使少数民族在西北的数量激增，改变了民族的分布格局，形成了大错居、小聚居的局面，进一步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和联系。
如秦汉时期的关中地区，主要是汉人分布区，但从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关中汉族人口大量南迁，少数民族大量迁入，汉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下降，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日趋上升。所以，晋朝人江统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13]1533，是当时真实的反映。据有的学者研究，在西晋末年，关中及以西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当在二百数十万，数倍于汉民族的人口[36]325。
隋唐时期，在关内道的中部和北部主要是突厥、铁勒和党项、吐谷浑的迁入地。据研究，天宝元年（742年），胜、夏、宥三州的突厥、铁勒诸部著籍人口近1.1万户、约4.9万人，占当地著籍户数的44.4%和人口数的39.6%[37]。安史之乱后又有大批党项族迁入关内道北部一些州，如夏州，少数民族已成为当地人口的主要部分，北宋初年，夏州著籍户数中，汉人2096户，而蕃人达19290户（《太平寰宇记》卷37），几乎占户口的90%。
陇右道东部的河西走廊和陇东南部也是少数民族的迁入区。如贞观年间京府、凤府、华州、灵州、秦州、凉州、甘州、肃州的户数是27.7万户，而到了天宝年间户数增加到52.2万户[38]134，户数几乎翻了一番，其中除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口自然增长较快外，大量的边疆少数民族包括突厥的迁入也是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
吐蕃向西北的军事征服和迁徙，改变了某些地区民族人口的分布，出现了吐蕃化的倾向。河陇地区自秦汉至隋唐，汉文化占统治地位，汉族的人数占有一定的优势。但随着吐蕃占领河陇地区，吐蕃文化开始传入这里，汉族等也沦为被统治民族，被吐蕃征服的许多民族，如分布在今四川、甘南、青海等地的吐谷浑、党项、羌族等均有吐蕃化的倾向，使吐蕃人口数量增多。据《宋史·吐蕃传》记载，五代时凉州城只有汉民300户，“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说明这里的吐蕃人口已占多数。后晋天福三年（938年），高居诲奉使于阗，沿途“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往见吐蕃族帐，而于阗常与吐蕃相攻劫”。陇东地区也有不少吐蕃人分布[39]。由此可见在河西、陇东某些地区，吐蕃人口占有很大的优势。
第四，促进了内地畜牧业的发展。少数民族内迁，将他们的畜牧业生产技术带入内地，促进了内地畜牧业的发展。同时，以“食肉饮酪”为生活习惯的游牧民族人口在内地的增加，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就有所增加，从而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匈奴的内迁，其养马技术传入内地，促进了中原内地畜牧业的发展。如汉朝前期，从高祖到文帝，皇家只有“厩马百余匹”[5]3069。至武帝时，出现了“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40]138的兴盛景象。汉武帝时，汉朝在太仆牧师管理下官营的畜牧业基地牧师苑就已达到36所，分布在北边、西边，共养马30万匹[5]。这实际上与匈奴人的内迁、牲畜的大量输入和畜牧业技术的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
唐朝时期，养马业空前发展，马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前代，重要原因之一，与西北少数民族迁徙内地，发展畜牧业，培育优良马匹是分不开的。西北少数民族输入内地的良马有吐谷浑马、党项马、焉耆马、疏勒马、葛逻禄马、突厥马等[6]1305-1308。尤其是游牧民族的良种马与内地马杂交，出现适合本地区的优良马种，“既杂胡种，马乃益壮”[25]1338。随着少数民族迁居中原，对内地的羊种也进行了改良，南北朝时，蒙古羊在华北已占优势，南宋时，中原人大量南迁，又把蒙古绵羊带到了江南。
第五，在文化艺术、服饰、丧葬习俗等方面对内地汉族影响也很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如高车族民歌《敕勒歌》，其长短句的句式及韵律，影响了唐代以后的诗词[41]。另外，如高车舞、吐谷浑的“马上乐”和“舞马”也传入内地，丰富了人们的娱乐生活。唐代马球的传入流行，与吐蕃移民也有关系。羌笛传入内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音乐艺术。羌笛是一种竹制的三孔单管横吹乐器。《说文解字》云：“羌笛，三孔。”段注：“言此以别于笛七孔也。马（融）曰：‘近世双笛从羌起。’谓长笛与短笛皆出于羌，汉丘仲因羌人截竹而为之。”羌人的迁徙使羌笛流传各地，到南北朝、隋唐时期成为中原地区的主要乐器之一。这在一些文人墨客的诗词中也有所反映。南朝陈贺彻《赋得长笛吐清气诗》云：“胡关氛雾侵，羌笛吐清音。”[42]庚信《咏怀》第七首诗云：“胡笳落洄曲，羌笛断肠歌。”王之涣《出塞》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种悲壮哀婉的乐器的传入和推广，也反映了羌族艰难的迁徙历史。
关于服饰，西北少数民族对内地汉族有很大影响，到了唐朝尤盛，这与唐朝时大量少数民族迁徙内地，尤其是居住在大城市有很大的关系。《旧唐书》卷45《舆服志》载：“讌服，盖古之亵服也，今亦谓之常服。江南则以褐裙襦，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挎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贞观初，随着数千家突厥移民的迁入，胡服、胡帽开始在长安流行，太子承乾及随从皆喜胡服。史载，承乾“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剪綵为舞衣……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帽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25]3564。到了开元、天宝年间穿载的人更多。《安禄山事迹》卷下载：“天宝初，贵族子弟好衣胡服为豹幅，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襟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戎也。”安史之乱后，回鹘迁入长安居住者甚多，在长安等地流行回鹘服。花蕊夫人《宫词》有对回鹘服装流行的记载：“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31]8978。关于吐蕃服饰，白居易《时世妆》云：“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43]82。所谓的“元和妆”，指的是元和年间流行于长安的吐蕃妇女的妆饰。由于内地服饰深受少数民族的影响，以至诗人元稹发出“女为胡妇学胡妆，使进胡音务胡乐”[31]4617之叹。
少数民族迁徙对内地丧葬习俗也产生了影响，这在早期表现得明显。戎族的迁徙，对中原文化和习俗造成了影响。周人的葬俗，一般都是仰身直肢葬，但是从平王东迁以后，在河南、山西、河北等地的春秋墓葬，突然一变旧俗，极为盛行路曲得不太厉害的曲肢葬。曲肢葬是起源于甘青地区羌人的葬俗，中原地区采用这种葬俗肯定是受到西北地区民族影响的结果[44]187。另外，在青海苏志曾发现两座卡约中期偏晚到卡约晚期的坟丘墓，这种墓葬是古代戎和羌的习俗，当时的商人和周人还没有这种习俗。可是到了战国时期，从黄河中、下游到长江中游，在墓上筑起封土堆的情况已十分普遍。因此这些葬俗很可能是随着平王东迁，大批戎族部落移居中原，于是把曲肢葬和坟丘墓的葬俗传到了中原[44]206。可见戎族在当时势力之强大，对中原影响之深刻。
第七，西北少数民族内迁对内地饮食文化的影响。在古代，跨地区的文化传播主要通过人的流动来实现的，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传入内地，与他们内迁是分不开的，“自汉代以来，胡食品与胡食法传入华北，主要通过游牧民族的内迁和胡商及僧侣的活动”[21]324。少数民族饮食通过载体的迁徙对内地饮食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内地主食的影响。黄河流域种植粟的历史悠久，并且一直是普通百姓的第一主粮，而西北少数民族所食粮食以麦面为主。《周书·刘瑶传》载：“妻子并随羌俗，食麦衣皮。”至今许多西北人仍喜爱面食。到了唐代，随着西北少数民族迁徙内地并定居下来，麦面食品的制作技术也随之引入，“开元来……，贵人御馔，尽供胡食。”[9]1958唐代流行的胡食主要有饆饠、烧饼、胡饼、搭纳等（慧琳：《一切经音义》37卷），唐后期逐渐成为大众食品。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对所见记之曰：“时行胡饼，俗家皆然。”[45]146面食的流行，对种植业也带来了影响。据有的学者研究，唐代中期以后麦作为华北居民的主要粮食，与饼食的普及有很大的关系，“饼食的普及对中古麦作发展的促进作用尤为重要”[21]73-74。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小麦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粟的种植面积则日益减少[46]。到宣宗时，长安附近农民“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贸易”[6]1637，说明小麦种植已很普遍。因此，“北方许多地区百姓都由过去的主要吃粟米转食麦面，麦面逐渐成为北方百姓的第一主食，这与当时胡食盛行有很大关系。”[47]312(2)对副食的影响。秦汉时期，中原内地人民的副食一般以素食为主，只有贵族才可时常吃肉食。到了唐代，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内迁，将其饲养牲畜习惯和技术传入内地，进而影响到内地的饮食观念，内地食肉者不断增多，尤其是羊，在十六国后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的地位。少数民族的内迁，“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尤其是“伴随着游牧民族涌入内地的畜群，不仅改善了华北家畜的品种，同时也改变了畜产的结构——单纯草食性的羊成为这一地区肉畜的主要种类”[21]106。唐代几种有名的菜肴，如羊殁忽、冷修羊、过厅羊、消灵炙都是羊肉制品。这些羊肉既有从西北地区运来的，也有本地自产的。孟诜的《食疗本草》卷中载：“河西羊最佳，河东羊亦好。”显然河西羊是从西北运来的。同时在今陕西大荔县附近出产“白沙龙羊”，《清异录》卷4载：“膏嫩第一，言饮食者，推冯翊（大荔）白沙龙为首”。(3)乳制品的传入。史载少数民族“食肉饮酪”，不仅吃肉，而且以奶酪为饮料。汉朝时，奶酪已引进中原，但未推广。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北方民族大量迁徙中原地区，酥酪（乳的浓缩物）的制作法始见于《齐民要术》的记载[48]287。(4)禁食狗肉习俗传入内地。据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犬是中原地区重要的肉食之一，但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对食用狗肉的记载越来越少，其中原因，有的学者不明白[21]115-116。但如果对游牧民族习俗熟悉的人就知道，由于狗在游牧生活、生产中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不少游牧民族都有禁食狗肉的习俗。少数民族迁入内地，他们建立政权后禁食狗肉的习俗当然会影响内地的习俗。
第八，丰富、发展了语言文学。语言是人们的交流工具，随着内迁少数民族的增多，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定居和建立政权后，语言文化交流现象日渐增多，从而对汉语的影响增强。许多少数民族的民歌、官号、姓名被译成汉语文，如《敕勒歌》被翻译为汉语而广为流传。这些都丰富和充实发展了汉语文。《颜氏家训·音辞》说“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而切诣；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南染吴、越，北杂夷、虏”[49]45。突厥迁徙到迁入地，经济文化受到当地民族影响的同时，突厥的语言文化对迁入地也有一定影响。如中原有不少人学习突厥语，隋朝的刘世清“能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50]267。武则天兄承嗣子武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语，常于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9]4733。尤其是在都城长安居住的突厥人就有万家，这么多的突厥人“给长安居民的社会生活以颇大影响，突厥习尚不仅渗透民间，连上层社会亦为所染。”[51]281
第九，民族迁徙有利于内地自然环境的保护。在秦汉时期，由于统治者移民实边，修建边塞，修筑长城，使古代冀、晋、陕、宁、甘北部成为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分界线，也成为农业经济和游牧经济的分界线。东汉以后，随着游牧民族的内迁归附，使这条农牧分界线在空间上出现了南移的迹象。内迁的少数民族“在相当大的时间内维持着原先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对与之杂居或邻近的汉族人民产生影响，在沿边的汉族地区，牧业或已成为主要生产部门，或地位上升，甚至与农业并驾齐驱。其中，相当多原先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经历了由农转牧的过程。”[34]144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52]22
河西走廊从秦汉起，随着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治力量的消长，农牧几经变迁，到了唐初，游牧民族大量内迁，当地牧业经济比重加大，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游牧民族重又迁入，经济再次由农转牧[53]。由于畜牧经济发展需要，使一些被开垦的地方重新成为牧场，客观上对自然环境起到了保护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沿边地区，多在黄河流域，由农转牧，减少了黄河的水涝灾害。我们从秦汉与隋唐时期自然灾害的比较中就可以看出，少数民族迁徙到这些地区对保护环境的作用。在陕北黄土高原，秦汉时期由于过度开垦，使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增多，据统计，共发生较大旱灾27次，平均每百年13次，黄河决口7次，改造2次，溢4次，共发生河患13次；而从王莽至隋朝，由于游牧民族迁徙到这里，退耕还牧，植被得以恢复，自然灾害减少，这一时期共发生大旱灾8次，平均每百年仅一次，黄河下游也出现了长达600年的安流局面，这一时期仅溢7次，改道1次，与秦汉时期相比，河患大为减轻（陕西省气象局、气象台：《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54]18-22。因此，“黄河中游地区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原本即与以气候变迁作为条件之一的民族迁移有关”[55]。在鄂尔多斯高原，乱开垦种田，使地表植被与耕层遭到严重破坏和侵蚀，沙化日益严重，草原逐渐缩小，破坏了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因此，游牧民族的迁徙，对迁入地的自然环境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注释：
① 参见《万历武功录》卷7，《俺答列传》上，另外，《四夷考》说吉囊有子九人；郑汝壁的《河套国考》说吉囊有子十人；王世贞的《北虏始末记》亦谓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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