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八十年代访谈录》并论对“80年代”的认识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事人论文,访谈录论文,身份论文,年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年6月，海归文化人查建英女士采访并编选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书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后，立即在知识界热销，并登上包括该书店在内北京各大书店的“本月排行榜图书”。尽管编者声称：“这本书虽然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往事，却并不是一个怀旧项目。”①但事实上，阿城、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崔健、甘阳、李陀、栗宪庭、林旭东、刘索拉、田壮壮等十一位“被访者”讲述历史的角度、材料剪裁和实际效果仍有相当浓厚的“怀旧”色彩。“中国人的经济生活这十几年来一直处在令人晕眩的急速变化之中，大家对‘现在’尚且应接不暇，又能有多少精力去认真清理‘过去’？”“我讲这一番‘以史为鉴’的常识大道理，倒不是暗示80年代已经成了无人理会的孤魂野鬼，恰恰相反，近年每每在饭桌旁、朋友间听到有关那个年代种种人事的即兴回忆，而且永远伴随着生动的细节和风趣的评论。至少在过来人当中，大家并没有忘掉那段历史”。“历史学家不是说过吗，没有被叙述的历史不能算历史”②。被访者是小说、诗歌、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名人”，除崔健、陈平原等外，大多数人还有长期呆在欧美和香港，或有“海归”经历。这段话采取的历史回叙视角，包含着文学想象成分，并尽力凸显自己和被访者在“历史”之中的“当事人”(或见证人)身份，这或许成为我们进入问题的一个角度。
一、“出国名人”精神和知识上的优越感
最近几年，在知识界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掀起了一股“归国热”，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潮流中若隐若现的“精神贵族”现象。作为80年代文化名人，他们经过欧风美雨和知识洗礼，身份和眼光中无疑有欧美知识界的垄断权和高端想象，再加上国内名校硕士、博士生的热烈围堵，这种“历史反省”便产生了一种难以自控的“优越感”。“优越感”形成了这本书的鲜明叙述特色。阿城说：“‘寻根’是韩少功的贡献，我只是对知识构成和文化结构有兴趣。”“我的文化构成让我知道根是什么，我不要寻。韩少功有点像突然发现一个新东西”，而“我知道这个根已经断了。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已经消失了半个世纪了，原因是产生并且保持中国文化的土壤已经被铲除了。中国文化的事情是中国农业中产阶级的事情，就是所谓的地主、富农、上中农，这些人有财力，就供自己的孩子念书，科举，中了就经济和政治大翻身。”“艺术啊文化啊什么的是奢侈的事情，不是阿Q那种人能够承担的。结果狂风暴雨式的土地改革是什么意思？就是扫清这种土壤”。在他看来，“文化构成”就是“常识”、“最基本的信用”，例如：“你知道在美国经常碰到有人来问：要帮忙吗？这个中国原来就有，‘要搭把手？’”“到‘文革’，尤其是到现在，没有了”，“搞来搞去半个世纪了，我们还没到起点！”③
作为“寻根小说”主将之一，韩少功也是“80年代文学”的重要“当事人”。但是在阿城对那段文学的历史回叙中，他变成了一个知识和眼光都很“狭窄”的小说理论家。这是由于，他没有从20世纪中国下半叶的“文化构成”上思考“寻根小说”的问题，他不知道“根已经断了”，还在那里提倡什么“思想启蒙”。虽然对熟悉二十年前就在中国大陆出版过《中国意识的危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的华裔美籍著名学者林毓生的人来说，阿城此说并不新鲜。林著正是以“反省五四”为基点来重审20世纪中国文化中的激进主义思潮和诸多复面影响的；然而此说转移到“80年代访谈”这一历史平台，显然又成为“新论”，而且对“狭窄”的“80年代新潮文论”构成了有力压制。它还由于，这是从西方“优等语境”为根据，以“出国效应”为预设的对“80年代文学”的“再批评”，那么对于事实上缺乏80年代文学记忆和知识构成的年轻一代阅读者来说，这种回叙不光客观上阻断了他们对前者的“重返”，而且造成的印象可能是，“80年代文学”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文学历史。
北岛是近年来一位因“传闻”、“轶事”急剧添加而致使“个人故事”日益膨胀和丰富的文化名人，《北岛诗选》、《失败之书》等上市后未因作者诗歌写作水平下降受到影响，反而在读者中持续热销就证明“传闻效应”的感知并非空穴来风。在这本书中，“北岛访谈”可能是“新意”最少、与他许多回忆文章重叠最多的一个部分。但即使如此，强调自己作为当代诗歌“前辈作者”和新时期文学“启发者”的叙述风格仍然贯穿始终：“现在看来，小说在《今天》虽是弱项，但无疑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只要看看当时的‘伤痕文学’就知道了，那时中国的小说处在一个多么低的水平上。”所以，“80年代中期出现的‘先锋小说’，在精神血缘上和《今天》一脉相承。”它还孕育出美术品种：“除了《今天》的人，来往最多的还是‘星星画会’的朋友。‘星星画会’是从《今天》派生出来的美术团体。另外，还有摄影家团体‘四月影会’等，再加上电影学院的哥儿们(后来被称为‘第五代’)。陈凯歌不仅参加我们的朗诵会，还化名在《今天》上发表小说。有这么一种说法‘诗歌扎的根，小说结的果，电影开得花’，我看是有道理的。”他认为，“诗歌在中国现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就是地下文学和《今天》。”某种意义上正是前者“启发”了“80年代文学”。“80年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化高潮，此后可能要等很多年才会出现这样的高潮”。④
北岛的观点并非没有根据，《今天》及其诗人创作对80年代文学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他的看法与阿城可能不同，如果说阿城是通过对80年代的“狭窄化”来获取领导这一思潮的“当事人”身份的话，那么北岛则将这种身份更明确地定义为“少数人”。在他看来，正是《今天》杂志的“少数人”启发了“80年代”的“多数人”，才真正启动了“很多年才会出现”的“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高潮”。出国多年，北岛很多方面都可能变化了，例如喜欢到外国大学“讲学”、到处“演讲”等等，但唯一没变的是他对“时代先觉者”身份的不断维护与反复强调。而在“出国”之前，人们并没有发现他有这种外在强烈、却内在脆弱的“自我建构”意识。针对有些人把“历史活动”看成是“个人发明”的现象，韦勒克曾警告说：“这种极端的‘个人人格至上论’(personalism)必然会导致一种观点，即认为每一部个别的艺术品都是完全孤立的，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它是既无法交流也无法让人理解的。我们必须相反地把文学视作一个包含着作品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随着新作品的加入不断改变着它的各种关系，作为一个变化的整体它在不断地增长着。”⑤也就是说，北岛也许无意但事实效果却是把“少数人”建构在了“多数人”之上，把“《今天》”建构在“80年代”之上，从而简化、牺牲并可能使人会逐步遗忘“80年代文学”实际是一个“作品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随着新作品的加入不断改变着它的各种关系”；这种不断改变的“各种关系”，恰恰会激发我们对“80年代文学”历史认识的不断变化并引发“重读”、“重返”的热情。而北岛的“固定化”工作，一定意义上就在“重返”过程中设置了障碍和阻力，因为它可能会把“80年代”想象成仅仅受到少数“启蒙者”启发才会这样的一个“唯一性”的历史结果。
二、“历史回叙”中的“文学想象”
“当事人”身份中既有“启蒙者”的成份，同样就会包含“文学想象”成份，这种“文学想象”会把“历史事实”充分地增大、扩展，从而增加神话和诗歌的因素。一般人认为“历史叙述”都是“忠实”于历史原貌的，而“文学想象”往往是小说和诗歌的专利品。但海登·怀特并不赞成这种看法：“历史，无论是描写一个环境，分析一个历史进程，还是讲一个故事，它都是一种话语形式，都具有叙事性。作为叙事，历史与文学和神话一样都具有‘虚构性’”。他指出：“为了赋予对‘过去发生的事件’的叙事以可理解的发展进程的属性，就仿佛戏剧或小说的表达一样，情节结构就成了历史学家‘阐释’过去的一个必要成分。”⑥
查建英编著《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于2006年5月，这个“新世纪”的标志与“80年代”相比可能被认为是最没有“文学性”的年代。但它某种意义上却是最具“文学性”的历史时期。如果说，“80年代”的“文学性”基本是由作家、批评家所提供的，那么“新世纪”某些方面的“文学性”却需要商业广告、名人轶事、明星绯闻、历史揭密、出版营销策略来推动来生产。后者就是通过“文学想象”带领读者一起“重返历史”，因为大多数人都没见过“80年代”是什么样子，这在无形中会强化和扩大对前者的“虚构”空间。其中一个最大秘密，即是尝试着建立一个关于“80年代”的“情节结构”。
甘阳回叙的“80年代”于是就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线索：被政治困扰的“家史”——插队经历——进入北大和社科院精英圈子——编委会组成与分裂。“我父亲是一个大学教师，理工科的”，“他是大地主家庭出身，所以我们家属于成分不好一类。”这种出身背景埋下了“反抗”的因子。它促发了他“下乡”、“供职大庆油田”时对“历史”的严肃思考。他大量阅读《民约论》、《世界通史》、《中国通史》、康德、黑格尔、《当代英雄》、《多余的话》、《奥涅金》等等。他供述：“我‘反动’很早”，“那些一般人思想上到大学经历过的什么‘解冻’，对我都早就过掉了。”这种“先觉意识”，使他捷足先登地进入北京“精英圈子”，并因主编大型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而一举成名，站在了历史高端。“当然最熟的还是北大外哲所的这些人。但是北大外哲所是和当时社科院这些的现代外国哲学室熟悉”，“在那里有像苏国勋、赵越胜、徐友渔、周国平这些人”，另外，就是北大外哲所研究生同学陈嘉映、朱正琳、王炜、王庆节、刘小枫等人。甘阳以“总结”的语气说：“80年代有几个特征，一个是经济改革不是当时知识界的discourse，而且不在人们的头脑里面，没有人谈这个经济改革，觉得是很boring的事情。第二点是人文科学为主，第三点是西学为主，绝对是西学。这样当然我们就处在比较特殊的一个位置上。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对社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当然我们的书当时对大学生、研究生影响很大，因为整个氛围是人文的氛围，而且人文氛围是以西学为主的氛围。”当有人请他从“知识视野”、“自我定位”、“问题意识”和“学术水平”等方面来评价“编委会”对80年代知识界的“影响”时，甘阳很自信地回答：“我觉得评价非常高。第一个很简单，在‘文革’以后很短的时间，而且这些大多数都是从知青上来的，很短的一个时间内确实进入到西方哲学思想史的一个最深刻的问题里面去了，学术走点很高”。⑦
如何看待关于80年代“历史回叙”和“文学想象”中的“情节结构”对于今天读者的“意义”，我觉得顶为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出身——知青——名校——社会影响这几个词组之间紧密自然的历史关系。这种联系令人想到关于“五四”的历史叙事，对于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人来说，那就是“从旧营垒出发”——留学——北大——反封建的历史叙事。每逢历史转折，这些“名人故事”往往都借助文学性的叙述被充分放大，形成社会传播的特殊效应。而2006年的“商品经济”、“大众文化”和“市民社会”也是这样一次历史转折。以“商业性阅读”为焦点的这次历史转折与以神话、诗歌方式来传播五四故事一样，都容易增加关于“名人”历史回忆和想象，进而将之曲解、扩大、讹传和戏剧化。同时，也使上述“历史回叙”的市场效果在社会公众中实现它的最大化。人们会由此想到，这是一个理想、浪漫而且绝对并永远都将一去不复返的“80年代”。因此，本书访谈人查建英曾不止一次地用“惋惜”和“无比珍贵”的语气来强化我们这种“可惜”性想象。例如，“你们有没有讨论小组？”、“已经对‘文革’幻灭了？”、“哎，先别跳到编委会，说一下你在北大念研究生那段的事”、“回顾八十年代的时候，一般认为有三大丛书，你们这个《文化：中国与世界》是一个，金观涛夫妇俩的《走向未来》是一个，然后就是汤一介他们的《中国文化书院》”、“你是指什么东西这么弱？人文精神？在中国？”等等。⑧它令人想到，当历史故事因年代久远而磨损、破碎而消失在人们记忆长廊的时候，鲜活的文学想象也许是能够将它的碎片再组合，拼接成另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故事的。
三、客厅、咖啡馆和“当事人”身份
今年是2009年，“改革开放”已经走过整整30年的历程。时间拉长了人们与自己“当年”的历史距离，但是这种久远的陌生感，却令人惊异地在强化着人们对自己历史的寻找和认同。反过来说，这种寻找和认同本身也在强化着寻找者作为“历史当事人”的身份。
21世纪初的北京，已与北岛的“朦胧诗”、阿城的“寻根小说”、崔健的“摇滚”、甘阳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刘索拉的“现代派小说”和田壮壮的电影等所营造的80年代“文化氛围”大大不同。在海淀众多著名大学里，“学院派”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美术馆东街周边，虽然密布着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国美术馆、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社科院考古所和人艺等闻名全国的文化和学术机构，但此地已为乱七八糟的商铺所包围，“红尘滚滚”的时代大环境正在悄悄改写由《读书》所主导的中国知识界的历史。时间已经翻过《八十年代访谈录》“被访者”希望留住的“历史一页”，值得珍惜的东西早已“时过境迁”。这正是罗朗·巴特在《写作的零度》里宣布的：这是一个以“古典主义语言”为基础和理由的现代诗歌“死去了”的时代。⑨
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中关村图书大厦等巨舰型书店庞大“码洋”数字的进逼下，著名的北京三联书店已退缩到美术馆东街的一角，它的少得可怜“码洋”记录，实际象征着它在今天的文化命运。换句话说，它就像王府井北大街那些孤零零的“文人客厅”或“咖啡馆”，在文化惨淡的年代经营着一份摇摇欲坠的知识分子的文化事业。“在《波德莱尔与十九世纪的巴黎》中，本雅明用他特有的飘忽不定的线条勾勒了‘文人’的轮廓。他首先在密谋者策划起义的烟雾弥漫的小酒馆里发现了文人，他把他们一同归入了‘波希米亚人’一类；他们生活动荡不定，由偶然事件所支配，毫无规律可言”，“文人随着‘波希米亚流浪汉’进入了‘游手好闲者’的行列，他们是大城市的产儿。在拥挤不堪的人流中漫步，‘张望’，决定了他们的整个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同时“展开了他同城市和他人的全部的关系。”⑩
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就充满了这种“文人客厅”和“咖啡馆”的浓厚气味。在该书的“主持人手记”中，有很多关于前者的记述：“夜宵吃毕，换上云南咖啡、茶点，这才开了录音机，准备‘聊天’”，“每次待我重新将女儿哄睡，回到客厅里，总看到阿城坐在那里静静地吸着烟斗”，“就这样，谈话多次被打断，又接续下去，关了录音机，意犹未尽，接着聊，直至天明。”(11)“数周之后一个下午，谈话地选在另一家酒吧。那天崔健已经连续接受了好几个采访，因为新CD即将上市，媒体所有问题聚焦在崔健目前的创作及其市场上。”(12)她还为读者描绘了“客厅”中的某些细节和气氛：“那次人很多，杨炼、友友、刘震云都在，似乎杨炼还和谁辩论了起来。老林并没有怎么说话，我只隐约记得有一位皮肤白皙、书生模样的人沉静地坐在那里”，(13)“这次访谈我是第一次见到田壮壮，感觉得到他的诚挚，不爱拿别人说事，主要反省自己，他讲话时有一种沉思的调子，但似乎也有一丝隐约的消沉”。(14)……
通过北京三联书店，《八十年代访谈录》编选者试图重讲80年代文化“当事人”的故事。不过，这些当年文化的弄潮儿，已经变成了在“客厅”、“咖啡馆”里的“说客”。“客厅”、“咖啡馆”尽管包含有抵抗商业化的文化姿态，但三联书店对这本书的运作策略里，实际也暗藏着露骨的“商业营销”动机。不妨说，今天时代里的“知识”、“精神”、“回忆”已经被巧妙地包装成更具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它们以“回到历史现场”为宣传，以“当事人”身份为“诚信证明”，重建与广大读者之间的“信任管道”。这种宣扬“高雅”、抵制媚俗的文化产品在“红尘滚滚”的美术馆东街，反而具有了自己鲜明的出版特色。它同样有露骨的商业营销动机，但它声称自己传播“干净精神文化”的外观和内容，尤其容易得到喜欢一起重温那“永埋记忆”之中的“80年代文化”的读者和研究者的谅解。因为在今天，包括三联书店在内的“美术馆东街”已经变成人们心目中的“北京文化时尚”的领跑者、形象代言人，它的码洋虽然远逊于西单图书大厦和中关村图书大厦，但它所据有的21世纪初中国文化的高端位置却是前者无法比拟的。试想想，季羡林、海子、顾城、格瓦拉等“新世纪文化英雄”不正是从这条著名的大街上走向中国的吗？正如英国学者弗兰克·莫特在《消费文化——20世纪后期英国男性气质和社会空间》一书中所证实的：这是“一种对更广义的文化教育，传播文化影响的渴望”。为此，他特别分析了类似北京“美术馆东街”的伦敦著名的“苏和区”的历史变迁和都市结构：19世纪末，“一大批形形色色导游和文学纪念册”就向“四条大道包围的方圆一英里的热闹街区”集聚，它们分别是以牛津街、考文垂街、查林十字路口和摄政街为代表。“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里，苏和区已经是一部分文化艺术先锋派的中心”，“摄政大街上的皇家咖啡店是一个有影响的团体的沙龙，它的常客是艺术家奥布里·比尔兹利和沃尔特·西科特，戏剧评论家和企业家马克斯·比尔博姆，大文豪萧伯纳”。20世纪40、50年代，更成为威尔士、爱尔兰移居作家的“大都市避风港”，并集中了一批“新左派知识分子”。到80年代，这里已成为“大都市梦幻的中心”。但弗兰克·莫特不为这表面现象所迷惑，他的分析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对“美术馆东街”的历史观察：“历史地看这些都市神话就可以发现它们是有选择的、有目的的。它们实际上精心编辑修改过的关于苏和区改造工作的故事”。其用意是，既“引出一幅消费欲望的图景”，“同时又编织的有条有理，天衣无缝。”(15)
我们发现，经过30年风雨沧桑而出现在这部“回忆录”中的历史追述者们，其“当事人”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的变化，它实际是以“二元结构”的方式出现在今天的。一个是“80年代”的“亲历者”，另一个是“80年代文化”的“消费者”；一个是当年思想文化的探索者，另一个是只有通过“客厅”、“咖啡馆”这种途径才能回到“过去”的“讲述人”；一个是“80年代历史”的创造者，另一个则变成了北京三联书店“市场营销”路线的“合作者”和“同谋者”。他们神情严肃的精神自传里，无意识地夹带着参与美术馆东街文化图书市场激烈竞争的目的。他们是在通过这部书去寻找对“80年代”历史的认同，但是，这种事实上已经被美术馆东街商业化环境所“强化”的“当事人身份”，那些“客厅”、“咖啡馆”所具有、而一般普通图书所缺乏的“精神号召力”，也正在为这部回忆录成为“畅销书”提供着最强有力的制度性的保证。岂知在今天的时代，“专家建议”、“专家提示和指南”已经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商品的最醒目的标志。“专家”、“学者”、“大师”的自我形象建构中，已经在配送着难以统计的商业宣传和竞争的内容。
四、“插图”正在融入80年代的“历史建构”
“80年代”已经成为历史，但关于它的历史建构也在进行之中。而它的建构手段之一就是“插图”。上世纪90年代，山东友谊出版社首开这一记录，它推出的《老照片》杂志在勾起人们温暖的历史记忆的同时，也把那些曾经被“革命时代”赶走和扫除的老故事、老典故、老街道、老人物重新请回到今天社会，请它们参与90年代的社会文化建设。1999年，批评家吴亮策划的历史回顾性丛书《日常中国——5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日常中国——60、7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出版，吸引了众多作家和学者如钱理群、余华、蔡翔、莫言、赵园、吴福辉等的参加，他们以“叙述”自己“故事”的方式，给今天的社会增加了一份新颖的“历史参照”。(16)这些图书中出现的插图，不是“客观”、“一成不变”地停留在它们自己的“时代”，而实际有一个主动参与策划、制定21世纪初中国文化蓝图的勃勃野心。这正像查建英们“讲述”的并不是过去那个“80年代”，而是以他们重新建构的“80年代”为标准，来审视、示范和检验今天人们的文化生活一样。
《八十年代访谈录》的“插图”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共11张，起自1980年8月，终至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它包括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11月25日江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上被审、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干部出席十一届六中全会、胡耀邦在1982年9月十二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总书记、1984年国庆节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城楼下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总书记一职、退居二线的邓小平的日常生活、1990年1月当时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解除戒严”以及邓小平“南巡”等记载了“80年代”重大事件的珍贵历史照片。即使过去了20年，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不免为这些“老照片”而激动。因为它们记述的不光是永远逝去的历史生活，同时还深深镌刻着我们每个人充满激情、矛盾、追求和痛苦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的所有哪怕是最细致的印痕。我们看到这些老照片，会感觉自己还“活在”那部伟大的历史中；正像《八十年代访谈录》将它们以“插图”的特殊形式推到我们面前时，我们对“今天生活”的看法和观点，会不自觉地被这“插图”的目的所规范、所规训，我们好像就跟着这本书爬上了巴黎著名的埃菲尔铁塔，正在以严肃的表情来重新审视“80年代”，回到“历史现场”。
通过这些“老照片”，编选者和被访者是在强调自己所具有的“历史制高点”。
这些照片是在告诉读者，他们才是“历史”最为合适的“解释者”。对普通的亲历者，比如我来说，我之所以为它们而激动，是因为那里面有我的全部青春、生活和思考；对于编选者和被访者，他们正因为是那段思想文化史的重要建构者，所获得的就不是像我那种情绪性的感受，而是对“知识—权力”的自觉想象和掌握。“插图”在这里并不是作为“视觉材料”而存在的，而是具有了进一步证实编选者和被访者“当事人”身份的“重要史料”的作用。“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在这个意义上，“我关心的问题从来都是一贯的：权力的效应和‘真理的生产’。”(17)而编选者、作者和出版社向来都对一般读者具有这种“无可置疑”的权力，与马克斯·韦伯所发现的“教师”对“学生”的权力有某种潜在的一致性：“如果在讲座或课堂上，以这种方式使用词语，那未免荒唐透顶”，“如果要在课堂上讨论民主，就应当考虑民主的不同形态，分析它们的运作方式，以及为每一种形态的生活条件确定具体的结果。然后还要将它们同那些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加以比较，并努力使听讲人能够找到依据他个人的最高理想确定自己立场的出发点。”然而，“他必须明白，这是两个完全异质的问题”，“在课堂上，坐在学生的面前，学生必须沉默，教师必须说话，必须听某位教师的课，而在课堂上又没有人能批评教师”。(18)这些“插图”实际是在加强编选者和被访者的这种“教师”的地位。
但是，通过“读图”经验，当“80年代”以“插图形式”被固定在历史某一时刻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被这些“历史插图”的绘制者所规训和教育的“学生们”。与其说“插图”正在融入80年代的“历史建构”，不如说他们利用这些插图对他们历史建构的强大支持正在把“80年代”变成一座不容置疑的“历史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在参与今天文化建设的同时，实际是以“高高在上”的历史亲历者和类似神父的身份对我们“发言”的。也就是说，它被装上了无法攻破的“历史的装甲”，它被剥去了成为历史反省对象的可能性，它还被不经意地放上了只能仰视的圣坛，任何对它的“反思”、“质疑”和“讨论”都被宣布已经“毫无意义”。这些“插图”还让我想到，最近几年，或者最近十几年来，它的后台老板“北京三联书店”一直试图在众多书店中，向社会大众扮演着最为权威的“思想牧师”的角色。它总是在组织生产“最高端”的“精神产品”，如《读书》杂志、“名著译丛”、“大师系列”，好像只有它才能担当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大任，而其它出版社，已经不配这种历史角色。这种“孤芳自赏”和“自我神圣化”的“插图意识”与“策划意图”，被查建英女士的《写在前面》说得再清楚不过：“我一直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随着岁月流逝，当年发生的那一切是不是正在被人淡忘？中国人的经济生活这十几年来一直处在令人晕眩的急速变化之中，大家对‘现在’尚且应对不暇，又能有多少精力去认真清理‘过去’？”于是，这种“清理‘过去’”、“保住‘浪漫年代’”并进而对当前“文化危机”挽狂澜于既倒的“时代大任”，就“落在”了这些“只有四年住在中国，其余的时间是在美国留学”、而今天又纷纷归国寻找新路的当年的“高知”、“高干”子弟们的肩上。“不想，我不找80年代，80年代找到我头上来了。此事说来还和洪晃有关：回顾80年代的想法正是在她出版的《乐》杂志召开的一次编辑部选题会上提出的，而我去《乐》‘瞎掺和’也是被晃拉去‘一块儿玩玩’。当时大家是在讨论怎么做‘面对面’这个任务栏目的事，选了几个人由我分别去访谈，记得有人便开玩笑说，把这几位放一起应该叫‘悲壮’系列。我当时惊异道：啊？阿城悲壮吗？我怎么看不出他悲壮呢。后来，因为这几位‘人物’都是80年代出道的文艺家，一来二去，这想法便改成了回顾80年代。”只有到这里，我们才明白前面那些伟大“历史插图”的真正用意，它是被用来证明策划者、编选者们高于一般读者的“社会身份”，它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这个“历史”是“我们”的“历史”。“洪晃忽然大发感慨道：‘嗨，其实现在哪有什么真正的文化，要说文化还得说80年代。’老实说我当时大吃一惊，因为我总觉得晃虽然与我年纪相仿，心态却比我年轻得多，是典型90年代以至21世纪的‘时尚’人物，她怎么竟会这样看？”(21)
由此可知，在这些“历史插图”的编辑过程中，80年代“历史回叙者”和“当事人”的身份中，已经潜在地浮现着北京“高知”、“高干”子弟们的特殊身影。我在《处在转折期的七十年代诗歌》一文中，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特殊阶层子弟”参与“地下诗歌”历史生成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做过一些分析：“参与不同时期的‘诗歌沙龙’成员，多属于处在社会上端的高干、高知家庭的子弟。他们的生活优于普通家庭，能接触并占有许多敏感社会信息和黄皮书、灰皮书这样的高级‘内部读物’。他们组织沙龙，不能都认为是出于‘反省’历史的自觉，有的也可能是某种‘文学时尚’的需要。另一些沙龙，也许可能由于受到警告，成员有些损害，它的‘反省’、‘批判’性质才被后来的叙述者归纳了出来。因此，所谓‘地下诗歌’的历史命名能否成为最后的诗歌史结论，显然还有讨论的余地。一定程度上，根据‘新时期文学’语境需要而得出的文学史结论，在眼下并不少见。需要提到的是，它试图凸显思想艺术活动的神秘色彩(如有的沙龙举办地被讲述成‘秘密地点’)，在强调对精神自由的渴望和探求的同时，可能还会遮蔽其读书、写作和交友的庸常性质(比如那些‘喝酒’、‘恋爱’细节就不被重视)。显而易见，以上结论把它放到比新时期其它诗歌现象更高的历史地位上，其有意识地对诗歌权力的攫取，以及来自某种‘特权阶层’隐秘的社会无意识，应该得到一定的清理。”(20)我的意思是，这本“访谈录”的“被访者”，未必都来自“特殊阶层子弟”，也未必都希望拥有那种特殊视角。但不可否认，鉴于“插图”和“策划”对该书的积极介入，这种“优越意识”已经被“附加”在这本书的“阅读效果”之中。因为就在几年前，人们不会忘记那本同样出自“高知子弟”之手的《往事并不如烟》，不正是以广大普通读者所鲜有的特殊的“历史回叙者”和“当事人”视角，向我们“炫耀”过那种普通老百姓难以想象的“奢华阶层生活”和“奢华历史秘闻”吗？自然，这里面有深刻的历史反思，同时也有掌握着更多“历史秘密”的自足性；这里面又“重返历史现场”的思想敏锐性，同样也有那种“傲视芸芸众生”和“舍我取谁”的“自我英雄化”成分。它包含着的历史复杂性，并不像人们理解的那么简单。
在此意义上，我理解的“历史插图”，是要说明我们就是这些插图“身边”的人。我们是与“历史插图”一起“重返”80年代的。同样道理，我们也在以“重返方式”来到了“今天”的“文化建设”当中。表面上，是这些“插图”正在规划、规训今天人们的社会意识和新的世界观，还不如说正是由于“我们”的“协助”，这些插图的“意志”和“愿望”才能够付诸实施，并在深度影响着今天的知识话语、知识权力的。不了解这一点，我们会真的以为自己的“历史激动”是“发自内心”的活动，而不是一种无形力量潜在地“建构”的结果。如果说，我们不自觉地与阅读的“读物”保持应有的历史距离，那么，我们对“80年代”的“重读”的能力和敏锐度也就有可能逐渐丧失。
通过对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不同角度的解读，读者当会察觉：这本因“反省历史”而名世的书籍，正在以“出国名人”精神和知识的优越感、“历史回叙”中的“自我精英化”、“历史亲历者”的无意识助销、“插图”与“特权阶层”子弟的秘密互动等复杂成份，强行进入今天关于“80年代”的叙事。这就不免想到，“讲述”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急躁、强势和令人不快，为什么会如此吸引人同时又令人担忧。它有充分自觉地对痛苦、迷茫和追索的精神生活的历史还原，也有“当事人”今天“豪华社会身份”的集体展示；既有引人深思的反省意识，又在主动对当年的“话语发明权”和“先驱角色”进行巩固性修复；既有带领读者通过“清理过去”来重建未来的美好愿望，却更有携带着“特权阶层”子弟那种“舍我取谁”的浅薄的历史霸权意识。……正是在这种认识中，我意识到那个“历史”其实已经无法“复原”。那个“过去”其实已经无法“回去”。因为对历史的“回忆”，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枯坐图书馆里与那些远逝且永不再来的人物、故事和材料默默的精神对话，意味着你用整个心灵对它的无言拥抱，它厌恶任何做作的历史姿态和戏剧成份。而在我看来，当这些“当事人”希望以“真理化身”并借助图书包装形式来教育今天的人们时，他们的言行就难免包含着“今天”太多的企图、用意和目的。他们的“叙述”中有太多不加掩饰的“今天的声音”。……然而，人世间的“回忆录”大概都莫不如此——某种程度上，这成为我们说服自己的唯一的理由。
注释：
①②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写在前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6月，第9页。
③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阿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6月，第33、50页。
④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北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6月，第74、75、78、80、81页。
⑤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6年。
⑥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0、82页。
⑦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6月，第169、185、191、196、222页。
⑧参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中查的“提问”和“插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6月，第166—245页。
⑨参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56—463页。
⑩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译本序》，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4、5页。
(11)(12)(13)(14)参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主持人手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6月，第13、149、339、401页。
(15)(英国)弗兰克·莫特：《消费文化——20世纪后期英国男性气质和社会空间》，余宁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7、185、186、188、190、199、202页。
(16)吴亮主编：《日常中国》，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年。
(17)《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1、43页。
(18)马克斯·韦伯：《学术政治》，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37、38页。
(19)查建英：《写在前面》，《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6月，第3—5页。
(20)参见拙作《处在转折期的七十年代诗歌》，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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