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往理性到总体——论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总体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理性论文,论哈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1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4)07-0010-04 哈贝马斯不满早期批判理论那种悲观的乌托邦色彩。在他看来，理论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和危机的根源，而是通过批判来重新捕获概念与现实之间的联系，由此来寻求一个美好社会理想。因此，批判理论的落脚点应该是其肯定的维度。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交往理性来建构这个美好的社会总体，但其重建也最终陷入困境。 一、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总体图式的渊源 哈贝马斯深受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影响。他一方面把黑格尔主义的总体观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对那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总体观进行积极地改造，试图由此消除其乌托邦特色，突出其现实主义色彩。 在他看来，理论不仅能够，而且应该与实践达成统一。理性则是达成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前提和基础。但他所理解的理性不是工具意义上的理性，而是一种交往的理性，是一种前理论的世界观之理性。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病的根源不在于理性本身，而是工具理性对交往理性的殖民化。因此，化解现代社会危机的有效办法就是要把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区分开来，使工具理性回归自己的效用范围。工具理性只要不超越自己的适用范围，其积极意义依然存在。哈贝马斯始终没有失去关于理性的解放作用的信念，他甚至把理性看作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正如马丁·杰所指出：“哈贝马斯所谓对理性的‘偏爱’，是他整个计划的核心特征，并因此处于他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整体论的核心地位。”[1](P468)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主义的理性总体观起源于维科的真理-事实原则。“维科寄希望于人的[依托]是，在人类创造了历史之后，能够认识历史，人应该能够想到历史是他的产物。人应该把自己的精神理解为历史的产物，并且把历史理解为自己的产物。”[2](P290)就是说，维柯对历史理性的理解，使得历史作为一个总体成为研究对象成为可能，由此开启历史哲学之路。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对康德二元论的辩证和解是马克思主义总体观一个的必要准备，因为他将维科与康德巧妙地结合起来。显然，哈贝马斯赞成黑格尔关于历史总体是元主体对象化结果的观念。但这种历史的元主体却是非常成问题的。例如，约瑟夫·内维尔(Josef Revai)曾诘难，如果无产阶级是历史的元主体，是历史主客的同一体，是唯一普遍的阶级，那么怎么解释前无产阶级历史的创造者呢?对此，哈贝马斯指出：“历史哲学只有在黑格尔从人类既是历史的主体，又不是历史的主体这一矛盾中发现人类正在摆脱历史哲学的种种表象，并且正在创造自身的前进力量，并在这种矛盾中看到了自身运动着的历史的辩证法之后，才能够做到这一点。”[2](P294)也就是说，只有黑格尔辩证的总体观才能化解历史元主体的内在矛盾。但哈贝马斯同时认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实质上是一种颠倒的历史观，因为他把历史仅仅理解为精神的发展史，是用一种绝对意识来概括历史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随着历史的辩证法转变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哲学才丢掉了历史作为总体性赖以进行哲学的自我反思的绝对观点”[2](P294-295)。 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总体观，哈贝马斯引入了胡塞尔和舒茨的“生活世界”概念。胡塞尔率先在《论欧洲科学危机》中引入了“生活世界”这个概念，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能够被主体体验的多元世界，存在无限的可能性，其目的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遗忘了科学的根基。舒茨则将“生活世界”理解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哈贝马斯将他们的观点结合起来，把“生活世界”理解为其理论背景。在他看来，“生活世界”是语言性的，人们可以通过它来确立、维持和修复与他人的社会关系。 对于哈贝马斯而言，“生活世界”与交往理性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这个生活世界始终都是参与者的背景，这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背景，参与者凭着直觉就可以把握住它。言说情境就是各个主题涉及到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对于理解过程而言，生活世界既构成了一个语境，又提供了资源。生活世界构成了一个视域，同时预先提供了文化自明性，由此，交往参与者在解释过程中可以获得共识的解释模式。价值共同体的团结以及社会化个体的能力，同文化上根深蒂固的背景假设一样，都属于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3](P349)“生活世界”作为资源，它依靠交往行为而进行符号的再生产，以确保新出现的语境与现有世界状态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但哈贝马斯同时指出，解释学预期的总体必须在理论和对象辩证的相互作用中证明自己，它们之间的相对一致性，只能通过实践来证明。可见，哈贝马斯仍然没有超越黑格尔主义表现的总体图式。 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哈贝马斯论证自己的整体主义的一个重点问题。哈贝马斯认为，“在纯理论当中，实践的需求是无法满足的”[2](P228)。只有实证哲学才能解决二者的统一。但他同时认为，“把理论变为实践，不同于科学结论的单纯的技术运用；理论变成实践的任务就在于使理论成为准备行动的市民的意识和信念：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即实践上必须解决问题，必须证实它满足了客观要求，即使理论也不一定从一开始就是从行动者的认识水平上设想的”[2](P131-132)。可见，哈贝马斯试图从经验实证的维度去超越黑格尔的总体模式。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虽然揭示了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源泉，但他却忽视了反思活动，甚至还把反思活动归入工具活动，因而是极其错误的。在他看来，马克思将生产劳动理解为人类解放的过程，实质上是把反思的知识变成了生产的知识。“在范畴的层面上，他(马克思——引者注)把通过劳动的类的自我产生理解为生产过程工具活动，即生产活动意义上的劳动，标志着自然史赖以发展的维度。相反，在具体研究的层面上，他始终考虑的是包括劳动和相互作用的社会实践。”[4](P46)显然，哈贝马斯并不认可马克思关于劳动与相互作用的那种含混关系，而是认为应该将相互作用置于生产劳动之外，那样才能彰显理论的反思维度。 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实际上没有真正阐明劳动与相互作用的关系，他只是从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中发现了历史主体无法成为真正的主体的根源。“推动历史的是被理解为异己的劳动(als entfremdet begriffene Arbeit)，而不是概念的劳动(Arbeit des Begriffs)。‘贯穿于’物化关系的不是重新寻找的意识(sich wiederfindendes Bewu? tsein)，而是实际的占有本身(tatige Aneignung selbst)。这种实践以理论活动为媒介，或者说，通过理论活动来进行。但是理论本身，甚至理论活动，即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或者用辩证法观点洞察历史运动规律的理论和理论活动，则始终先于理论上仅仅是先导和向导的实践。”[2](P295)然而，马克思在探究社会发展的历史时，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实践和革命实践上，而把沉思当作了批判的对象。 在《知识与兴趣》中，哈贝马斯批判传统理论将知识孤立地看作目的本身，因而导致了与实践无涉的结果。在他看来，人类不同的知识对应于人类不同的兴趣。他把人类兴趣分为三种，分别对应着人类三种不同的知识。第一种兴趣是技术的兴趣，对应于人类的技术性劳动，并由此构造出一种经验-分析的知识。第二种兴趣是实践的兴趣，对应于个人和集体之间的价值评估活动，由此创造了社会共同的价值体系，并构造出一种历史-解释的知识。第三种是解放的兴趣，对应于交往的知识。哈贝马斯认为，这些兴趣虽然是由人的本质所派生，即具有先验性，但它们又只能在具体的历史中发展，因而又是经验的。其中，对应于交往理论的解放的兴趣是人类最重要的兴趣。一旦没有这种兴趣，就无法走出纯粹解释学的相对主义。通过强调解放的可能性是建立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上的，就可以避免唯心主义虚构的解放这个困境。 有人认为，哈贝马斯这种解放的理论是建立在精神分析法的基础之上的。这实际上是对哈贝马斯解放理论的一种曲解。因为哈贝马斯对精神分析法的引用，仅仅是他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的一个继承而已。他既不像阿多尔诺把精神分析看作社会和哲学非同一性的一个判断，也不像马尔库塞把它理解为回忆总体的乌托邦，他只是想通过它来揭示当代社会病症的原因。在哈贝马斯看来，精神病的根源在于内部交流的障碍，这个障碍阻止了个人将他的情感、冲动和欲望与理性结合起来思考问题。单纯的解释不足以消除这些精神症状。要想消除这种症状，必须引用深度的解释学，这种解释学通过移情的过程来再现最初的冲突。由于这种深度的解释可以对个人内部交流的不充足进行补充解释，因而能够建构一种真正的交往总体。哈贝马斯由此把精神分析法拓展到社会学当中，认为当代社会病的真正原因，就是交往的障碍，必须通过精神分析来消除。其实，哈贝马斯这种精神疗法缺乏真正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忽视了被分析对象的利益诉求，因而无法推动社会发生真正的改变。 为了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哈贝马斯将解放的知识兴趣进一步分为理性重建的知识兴趣、自我反思的知识兴趣和战略行动的知识兴趣。在他看来，自我反思知识不仅与理性的重建知识不同，也与战略行动的知识区分开来。理性重建的知识兴趣在于从认识上来研究经验，其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自我反思的知识兴趣在于“能使那些从意识形态上决定当前的实践行动的形成过程和观察世界的形成过程的决定者们的醒悟”[2](P24)，它仅仅是无意识地渗入到生活当中。战略行动的知识兴趣则是为了获得理想的实践结果。传统哲学因为没有区分这些不同的解放的知识的兴趣，把它们混为一谈，结果造成了实践与理论的严重脱节。 从某种意义上说，哈贝马斯关于知识与兴趣的这种区分，的确洞察到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内在原因，即不同兴趣的理论的僭越使用。但他试图以此来寻求理论与实践的真正统一，则是不成功的。事实上，他非但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反而加大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这是与他的初衷相背的。 三、交往理性对总体的重建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病的根源就在于颠倒了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关系，让更加本原的生活世界听命于由它派生出来的各个系统。因此，治疗现代社会病的根本途径就是恢复生活世界与系统的本原关系。由于生活世界是由交往理性构造而成，因此，必须用交往理性来重建被歪曲的生活世界。“交往行为理论要尽可能地勾画出现代发生悖论的社会生活关系。”[5](P4) 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哈贝马斯指出，系统是以主客二分模式建构起来的，是工具理性的产物，而生活世界则由交往理性建构而成的主体间的世界。建构生活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论证交往理性的普遍性，由此来超越工具理性，从而在交往理性层面来论述道德观念、文化价值与社会规范等上层建筑现象及其发展逻辑，由此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哈贝马斯认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表现的总体缺乏一个可靠的认识论基础，即真理与事实不必然统一。因此，他在建构交往理性总体时引入了卢曼的系统理论。在他看来，尽管卢曼没有使用纵向的因果关系来研究社会历史，也无法给出历史发展的规律，但这并不妨碍其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他的目的是对系统上相互依赖的时间结构的变化，即促进进化的速度，等等做出全面的陈述”[6](P222-223)。卢曼的系统理论，“只相信自己对当时存在的系统状况来说结构上受到限制的偶然发生的事件的活动领域内，有可能对最后的状况(Folgezustande)作出‘有联系的选择’”[6](P223)。即这是一种偶然的因果关系。这种偶然的因果关系能够比较合理地解释共时态的社会系统的普遍联系。 不仅如此，哈贝马斯还把历史理解为一种有差别的进步，并认为这种进步可以给人勇气，以保证政治行动与其目标达到一致。为了论证这种有差别的进步，哈贝马斯还引用康德的世界历史观念来改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纵向总体观念。“康德哲学把理性作为自然，是人类发展的基础；现在，这种理性已经同历史地把人类的独立自主变为现实的理性有了区别。”[2](P293)康德正是把社会历史理解为一个多层次的、变化的理性总体，才使得历史进步的观念能够得到真正理解。传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无法真正理解历史的进步，是因为他们仅仅将生产的经济因素看作历史进步的原因。事实上，生产和社会化、劳动和相互交往，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 此外，哈贝马斯还把语言哲学整合到他的总体理论当中。“语用学转向为走出结构主义抽象开辟了道路。先验能力绝对不会回到语法规则系统本身中去，相反，语言综合是建构在中断了的主体性中的交往活动的结果。”[7](P46)因此，语言学转向后的真理不再是主客体之间的相符，而是对话者通过交往达成的一种共识。为此，哈贝马斯批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循环理论，认为那是一种建立在藐视理性基础上的偏见，无法从中得出任何先验的理论前提，只能陷入到非理性当中。哈贝马斯更加强调对话的语言学外在背景。在他看来，交往行为不仅是权力的表现，而且还是权力的运用。哈贝马斯从来没有把完美的对话看作主客体同一的规范性总体，他仅仅是运用它来重建他的交往理性概念。因此，总体在他那里仍然是一个范导性的概念，而不是完全表达了生活形式。 由于生活世界奉行的是交往理性，而后者又是通过语言和行为表现出来的，因此，通过交往理性就可以使人们意识到生活世界的异化状况。哲学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批判性的，它充当了沟通专家理论和有日常实践之间的解释者。哈贝马斯认为，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具体的生活世界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其非对象性的整体性避免了被理论作为对象加以把握”[7](P49)。在生活世界中，理性表现为一种意识的综合，它对具体的经验生活进行综合，与各种自成总体性的社会传统、社会实践以及切身的复杂经验保持紧密的联系。生活世界的这种特殊结构，使得生活世界自身的合理化成为可能。 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在资本主义“合理性”的制度下，也呈现出一种普遍的“合法性”，由此而表现为一种“合法性”的危机。“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合法性要求用社会一体化力量来维护社会的由规范所决定的统一性相关联。”[6](P268)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一方面通过社会整合作用来抑制经济过程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又必须保障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以实现普通民众的最大利益。 四、结语：总体依然在途中 哈贝马斯吸取了精神分析方法、语言哲学、社会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思想资源，试图重建一种交往理性的社会总体，从而纠正被歪曲的生活世界。由于坚决排斥生活世界的目的理性，使得他的重建过于经验化，无法真正地将交往与社会进化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逻辑成为人们生活、思想、行为的最高原则，交往行为永远无法超越资本的逻辑。因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仅仅是承认资本的逻辑下的一种理论调整，而不是真正的批判理论。 尽管如此，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总体还是具有积极的意义，它揭示了工具理性以一种“合法性”的形式侵入生活世界，无疑是一种非常深刻的见解。他强调运用交往理性来克服工具理性和非理性，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此外，哈贝马斯从一开始就质疑与自然之间任何完全的和解，认为完全和谐的规范总体永远无法实现。因此，总体的重建依然在途中。标签：哈贝马斯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工具理性论文; 哲学家论文; 康德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