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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与存款准备金制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要使存款准备金制度对整个宏观经济的调控发挥有效作用，必须至少满足两个外部条件：第一，货币乘数应当是稳定的或者可预测的；第二，货币当局必须能够有效控制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来源，使商业银行不能轻易获得[1]。实际上，在金融市场国际化、一体化和高度发达的大环境下，货币当局要做到这两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是由于存款准备金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二是外部经济金融环境的问题，包括金融市场高度发展下金融经济过程的不完全可测性、商业银行等主体行为的不完全可控性，以及各种金融变量关系的复杂性。
一、各种金融变量关系的复杂性分析
(一)货币乘数的复杂性
货币乘数反应货币供应总量与基础货币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只有准确把握货币乘数及其变动，才有利于我们灵活运用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货币调控能力[2]。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工具、网络金融、电子货币等一系列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乘数变得复杂和其规律的不可预测。这样，存款准备金制度失去了赖以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前提条件，存款准备金这一调控宏观金融的制度在新的金融环境下也就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一般来说，在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既定时，货币乘数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性变量，只有对货币乘数能够预测，中央银行才能对货币供应量加以调控，对货币乘数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通货比率、定期存款比率、电子货币存款、法定准备金率和银行超额准备金率[3]。而金融发展与创新使这几个因素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设D代表活期存款，E代表电子货币存款账户，T代表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r[，d]和r[，t]分别代表活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和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电子货币账户的法定准备金率规定为r[，d]，r[，e]代表超额准备金率。电子货币存款账户与活期存款账户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将它们合称为存款账户，用Z表示。
以K代表通货与存款账户的存款之比，即C=KZ，t代表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与存款账户的存款之比，即T=tZ；d代表电子货币存款与存款账户的存款之比，即E=dZ，则活期存款账户存款与存款账户的存款之比为(1-d)，即D=(1-d)Z。整个存款系统的准备金总额(以R代表)就可以用下列式子表示：
其中，M[，1]为狭义货币，M[，2]为广义货币(这里假定M[，2]等于M[，1]加上定期存款)，m[，1]为狭义货币乘数，m[，2]为广义货币乘数(对公式进行变形，通过让其中一个变量变化，而让其他所有变量都不变，可推导出各个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具体推导过程略)。
在这些因素中，m[，1]与r[，d]、r[，t]、r[，e]、k均呈负相关，m[，2]、与r[，d]、r[，t]、r[，e]、k均呈负相关，与t呈正相关。这里k和t由社会公众决定，r[，d]、r[，t]由中央银行决定，r[，e]由商业银行决定，由此可见，货币乘数是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共同决定的。
综上所述，有表1所示：
所以，随着流通领域中现金的减少，货币乘数m[，1]和m[，2]将变大。但是，由于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毕竟有多个，货币乘数的最终变化要取决于各个因素的综合制衡。因此，影响货币乘数的各个因素的不确定性及其复杂性，会使货币乘数的准确测度和控制变得不再可能。
(二)基础货币的虚拟性
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实行法定准备金制度以控制存款扩张和货币创造的一个特殊的货币层次，存款准备金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必须有确定的基础货币量，它是由流通中的现金M[，0]和商业银行存入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R两部分构成，即B=M[，0]+R[4]。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创新中涌现了大量货币性极强的新型工具，如MMMFs货币市场互助基金、MMDAs货币市场存款账户、CDs及超级NOW账户等均具有良好的支付功能和变现功能[5]；另外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金融电子化和支付清算系统的改革，缩小了现金的使用范围；金融市场的高度发达和证券化趋势，使得介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金融工具大量增加，这些新型的金融工具是对原有金融资产流动性、盈利性的重新组合，获得了交易支付便利。当所有这些交易支付工具不断增多、完善和成熟，成为新形式的现金货币，加入基础货币行列时，则可能使得基础货币虚拟化[6]。这样就使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变得更为困难。
(三)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不可测性和不可控性
我国目前是以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一般来说，中介目标应具有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等特点，能与经济体制、金融体制良好地适应，即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易于货币管理当局所控制[7]。货币供应量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大因素，根据乔顿模型[8]：M[，1]=Bm[，1]，M[，2]=Bm[，2]，由前述我们已经知道，由于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都变得复杂化和不可预测，因而金融市场的发展改变了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对控制货币总量并对经济做出迅速反应的能力日趋减弱。
1.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不可测性。金融创新模糊了可作为中介目标的金融变量的定义或含义，并使中央银行越来越难以观察、监测和分析。其典型的表现便是造成货币总量定义的模糊局面。金融创新使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打乱了原有的货币定义中的界限。界定M[，1]、M[，2]、M[，3]等不同层次货币的内涵十分困难，特别是创新的持续化使得货币的概念得以不断扩展。中央银行虽然也花费了大量精力试图严格界定货币量的定义，划分层次，但终因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而降低了这种努力的效果。
2.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不可控性。金融创新使各种可充当中介指标的金融变量内生性越来越强，而与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联系却变得日益松散和不稳定。在创新中一方面扩大了货币供应的主体，使货币供应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央银行的控制，从而使货币供应越来越多的受到经济体系内部因素以及市场因素的支配；另一方面，中央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覆盖面缩小且作用降低，使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大为削弱。
正是由于上述各种因素的复杂性，使法定存款准备金这一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大大降低。在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的今天，融资证券化日益强劲，大量资金从银行部门流向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绕开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约束，金融市场的发展又改变了金融机构的负债结构，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的存款大为减少，使得法定存款准备金作用范围随之缩小。存款货币银行还通过创造新型负债来减少甚至逃避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缴。由此可见，金融市场发展所提供的交易工具和行为变化，使市场主体提前控制存款准备金变动带来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力度，这样，金融市场高度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金融环境变化就会使存款准备金的货币政策功能趋于弱化，破坏了存款准备金制度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
二、商业银行主体行为的不可控性分析
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的存款业务受到了来自金融市场的强烈冲击，储蓄存款出现了分流，大部分汇聚到了资本市场，参与直接融资，形成了对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方式的强烈冲击。
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可运用的金融工具增多，居民的投资渠道增多，一旦资本市场上有利好的投资机会，居民便会放弃储蓄存款，寻求收益更大的投资方式。为了保持这种待机而动的灵活性，居民更倾向于持有流动性较强的活期存款。这一方面可以使居民借助于现代化的金融工具，银证转账瞬间即可完成，方便进行灵活投资操作，然而另一方面却使银行存款负债的流动性风险日益增大。储蓄存款流动性持续走高的负面影响使银行资金来源的稳定性降低，一般来说，不同流动性的存款规定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这样由于银行储蓄存款的方向和结构发生变化，存款准备金也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基础。正是由于资本市场发展给投资者带来了新的金融工具，投资者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比较实物商品价格与存款利率之间的差异，而是还要比较它们与资本市场中金融工具收益率之间的差异，以做出消费、实物投资和各类金融投资的选择。储蓄存款分流后，银行的资金来源势必减少，这就迫使银行缩小放款规模，存款准备金率变动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弹性降低。
银行资金大量进入资本市场也使得中央银行对经济发展所需货币供应量的监控和调控更加困难，使得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个方面的货币需求发生混乱，影响了中央银行从实体经济部门获得的货币政策参考信息的真实性。也就是说，资本市场发展对中央银行采用存款准备金制度调控货币供应量影响实物经济运行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导致银行存款结构变化的另一方面是同业存款增加。在一些大中城市银行的同业存款增势更为明显，如建行上海市分行同业存款超过了全口径存款的三分之一[9]。但是，同业存款稳定性较差，券商资金的大进大出会造成商业银行存款波动幅度加大，影响货币乘数的稳定性，使中央银行对货币乘数的监控和预测变得更为困难。
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对商业银行的主营业务产生影响，最主要的是它促进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的开展，多是以银行支付中介和信用中介职能为基础的汇兑、信用证、房地产等业务，对以银行信誉和技术经济条件为基础的投资银行业务和金融衍生品交易也在逐步开展。资本市场的筹资功能提供银行切入一级市场代理中介业务，资本市场的流通功能提供大量代理、结算、咨询、资金转账等业务空间，资本市场的产权交易职能为银行介入企业产权交易提供操作空间[10]。所有这些都会对商业银行的业务转换起到促进作用，银行的存贷款主营业务会逐渐减少，其存款货币创造的能力也就会削弱，进而使存款准备金制度调控经济的作用受到影响。
从以上分析得出，资本市场的发展挤占了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份额；商业银行信用收缩，又会影响商业银行产生派生存款。尽管从这些年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资本市场的发展还没有太明显的影响存款准备金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但是，考虑到未来资本市场发展，这些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会造成存款准备金这一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弱化。
三、金融开放过程中的不可测性分析
金融开放过程中的某些政策性因素也会影响存款准备金制度发挥作用。随着金融市场发展，金融开放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在外资金融机构大规模进入本国过程中，不但国内金融机构面临严峻挑战，中央银行利用存款准备金率调控货币供应量也会面临困难。
由于内外资金融机构在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约束方面有所不同，会因外资银行与内资银行业务的分成而弱化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11]。外资银行在国内业务的发展和壮大，意味着中央银行直接控制的资产规模缩小。尽管外资银行经营外币和本币存款一般也缴存存款准备金，但是这种制度安排对外资银行的制约较小，因为它们可以便利地从国际金融市场和其他金融机构获得资金，这样便影响了存款货币创造的程度，进而使货币乘数变得不可估计。
另外，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到来，浮动汇率制将成为所有国家汇率制度的最佳选择，自由外汇管理体制也会成为所有国家的最优管理模式，贸易额也会大大增加，这样，货币乘数、基础货币也会由于国际收支状况的不同而变得不稳定和不可测[12]。比如国内厂商出口商品获得外汇收入，在自由外汇管理体制下，允许人们自由持有外汇资产，本外币实现自由兑换，这时国际收支状况对国内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进而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人们持有外汇资产的意愿和商业银行的决策偏好。设定B[，0]为在国际收支均衡时的国内基础货币供应量；r为法定存款准备率(为简化，假定定期和活期存款准备率同一)，r[，e]表示商业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率。假定在模型中没有现金漏损率，则货币乘数值为m=1/(r+r[，e])。设国际收支顺差中(以均衡的国际收支向顺差变动为例)，人们愿以比例c(0≤c≤1)持有因对外贸易所获得的外汇，将其余(1-c)部分的外汇资产卖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按汇价为其开出本币支票，从而减少了自己的准备金。为恢复其应有的准备金数额，商业银行用其超额准备部分弥补b比例的准备金减少额，剩下的相当于(1-b)比例的准备金缺口的外汇资产卖给中央银行来弥补。设原来的超额准备金量为E，银行存款总量为D，F(以外币计值)表示国际收支顺差额度，e表示汇价。
此时，超额准备率变为：
若c=0，即人们不持有外汇资产，而将其因对外贸易所获得的外汇资产全部卖给商业银行，上述几式就变成了：
由以上可以看出，货币乘数、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取决于b、c两个变数，即取决于商业银行弥补本币准备金的减少(因兑换外币而减少)而动用超额准备的比例(b)，和人们持有外币的意愿(c)。国际收支状况是否会引起货币乘数、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就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的决策偏好和人们持有外汇资产的意愿，人们持有外汇资产的意愿越强烈(即c值越大)，国际收支状况对货币乘数、基础货币的影响就越小。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商业银行的决策偏好和人们持有外汇资产的意愿都是不断变化而不易被人们所测度的。所以，货币乘数、基础货币这两个变量都因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而变得复杂和不稳定，货币当局也就不可能对其进行准确测度和估计，而存款准备金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就是必须有稳定的或可测度的货币乘数及基础货币。这样，因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使存款准备金制度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作用也就大大降低。
四、结论
存款准备金制度从其早期的维持流动性和为财政筹资到它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再到它退出日常的货币政策工具，回归到最初的保证支付的原始职能，直至其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都可以在经济和金融层面上找到其深刻的原因。从世界各国看，存款准备金率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由低到无，由较多档次到较少档次的变化，这实际上反映了各国对待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态度及相应的操作转变。金融创新及市场迅猛发展的影响使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渐渐失效，也由于其它更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特别是公开市场业务的引入，使各国顺其自然的放弃利用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金融调控。理论上，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演变是其不断适应新的经济金融变化的结果。存款准备金制度随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而产生，随经济金融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中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也会循着这一轨迹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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