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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法研究百年之历史嬗变
具有现代意义的、系统的汉语语法研究肇始于清末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百年来汉语语法学追踪世界潮流，完成了由语文学向语法学，由传统语法学向结构主义语法学，由结构主义语法学向多元语法理论，其中包括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并存、互补的历史嬗变，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回顾百年来的发展进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演变轨迹。十九世纪末叶，随着西学东渐，具有维新思想的学人马建忠“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论知华文义例之所在”，写成《马氏文通》，开了独立的、系统的汉语语法研究的先河。《文通》的诞生是传统语文学向现代语言学的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它不是从字义上诠释经传，而是从虚字、实字、句读等方面说明经传，在汉语言学史上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
《文通》问世以后，评家峰起，褒贬悬殊。评价《文通》必须注意两个背景，一是“共时”的历史背景，一是“历时”的语法研究史的背景。例如，《文通》说：“各国皆有本国之葛郎玛，大旨相似，所异者音韵与字形耳。”此话一直为人所垢病。在今天看来，人类语言语法的共性不仅不是谬误，而且是我们认识语法学的研究对象，把握这个对象的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出发点。换个角度看，即使在当时，《文通》也并不是只有模仿，没有创新。马氏发现了汉语特有的助字，发现了汉语的“介字”和西语的不同，他把传统的成说加以改造，融汇了句读之学、虚词、语序、省略等多方面的语文成就。因此，《文通》不是舶来品，把它说成“模仿之作”是有失公允的。
《文通》问世以后，各种语法著作叠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文法》成书于五四时期，是第一部比较完备的白话文语法著作。把白话文从“不登大雅之堂”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成为语言研究的对象，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文法》本身也是用白话文写成，所以深受读者欢迎，几十年盛行不衰。从《马氏文通》到《新著国语文法》，研究对象由文言转向白话，研究方法也从词本位转向句本位。《文法》把句子分为六大成分，然后依据在句子中的职务划分词类，以句法控制词法。“句本位”不是静止地孤立地看问题，而是从整体中看个体，从动态中看结构，显然这对于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更为合用。
汉语语法学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也暴露了因模仿西洋语法忽视汉语特点而造成的削足适履的缺点。三十年代后期在上海开展的“文法革新”讨论，便是一场矫正机械模仿之弊端，倡导独立研究之新风的学术之争。这场争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法革新的口号，要求“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较深入地讨论了语法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一线制和双轴制、划分词类的标准、析句的原则、语和文的分合等，虽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为摆脱模仿，进行独立的研究，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四十年代是汉语语法研究的第一个丰收年代，涌现出一批足以引以为豪的语法著作，主要有：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中国语法理论》(1945)，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1948)。这三家语法体系的共同特点是：都借鉴西方语法学的理论而不是语法学的体系；都主张详尽地占有汉语语法材料，发掘汉语语法的特点；都普遍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纵向（古今）或横向（中外）的比较，寻求古今中外语法的相异之点。因而，它们的中国化的程度都比较高。除了共性之外，三家语法系也有明显的个性。王力的两部著作既有规律的描述，又有理论的阐释，互为参证，相得益彰。吕叔湘的《要略》分为词句论和表达论两部分，包括了“从内到外”（意义到形式）和“从外到内”（形式到意义）两个方面的描写，语料丰富，表达精细。高名凯的挠跋欤瑣汉语语法研究开始系统地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其标志是赵元任的《国语入门》(1948)和丁声树等人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52～1953)。这两部著作的问世，预示着汉语语法学进入结构主义时期。
《国语入门》根据词的组合能力来划分词类，根据结构关系来划分造句结构，还区分了简略句和完整句，注重分析简略句（后来通称为“零句”），反映了本书的口语特色。《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以形式作为语法研究的出发点，从形式到意义，把语法形式归结为分布环境、位置先后、层次结构等，把语法意义归结为功能位置意义、句法结构关系、施事、受事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结构主义语法学是传统语法学的对立面。《入门》和《讲话》成功地将结构主义的方法运用于汉语分析，在语法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的视野拓宽了，思路变换了。此后语法学界所进行的一系列专题讨论，如“汉语词类问题”讨论、“汉语主宾问题”讨论、“汉语单句复句划分问题”讨论，都是在结构主义直接或间接地冲击下发展起来的。
五十年代是传统语法向结构主义语法过渡时期。一方面，传统语法在教学和研究领域里还有着强大的力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结构主义语法从形式特征、层次分析等方面入手，向传统语法的意义、范畴、中心词分析法发起了冲击。与此同时，也有些学者开始探索把两种语法结构起来研究的新途径，代表人物是胡附、文炼。
1955年胡附、文炼出版了《现代汉语语法探索》，书中既不同意传统语法以意义为主要标准的研究方法，也不赞成结构主义语法纯以形式为标准的研究方法，而是主张在传统语法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吸取包括结构主义语法在内的新的语法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尽力做到“形式和意义相结合”。此外，《探索》还对形态学作了深入的探讨，认为应该按照汉语的特点找出自己的形态，这就是词与词的相互关系、词与词的结合能力，即方光焘的“广义形态”。《探索》的“兼收并蓄，熔于一炉”的思想，既是理论，又是方法。任何一种来自国外的语法理论都不可能完美无缺，都必须接受汉语事实的检验，而不能生搬硬套。同时，汉语语法学也必须吸取多种理论营养的滋养，“杂取种种，合成一个”。《探索》作者的这种兼收并蓄、融汇贯通、为我所用的思想，后来发展成为三个平面的理论，影响了一个时代。
结构主义语法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波三折，“左”的思想泛滥时期曾被诬之为“形式主义”“机械主义”“形而上学”而受到批判。但是仍有人在作勇敢地探索，表现了对科学的忠诚。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朱德熙，他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所搜集的八篇论文，集中反映了五十～七十年代结构主义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成果，堪称经典之作。七十年代末，朱德熙在一系列论文和稍后出版的《语法讲义》(1982)中，又成功地运用、推广和发展了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1957)中提出的同形异构的转换分析法，从结构层次的分析转向深层语义和表层形式对应关系的分析，并且使这种分析方法成为分析汉语语法的犀利工具。
朱德熙先生的这些重要论著，说明他是一个大胆探索、敢为天下先、有独特研究风格的学者。他吸收了结构主义语法和转换生气语法的精髓，同时并不拘于它们的框架，而是巧妙地结合汉语事实，改造出新，合理地解决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他立于语法研究的潮头，勇敢地弄潮，为推动汉语语法研究历史性的跨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的语法研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断了10多年，本来同国外语法研究正在在缩小的差距又拉大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语法著作是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这是一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语法著作。它回顾和检讨了八十余年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特别是涉及语法体系的问题，指出症结所在，评议各种研究方法的得失。它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促使读者思考和探索。这部书的出版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经历了文革萧条期以后，走了复苏，繁荣的道路。
吕叔湘治学一向以稳健、严谨著称，他注重传统，但又绝不墨守成规，而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吸收各种新的理论和方法来不断地丰富自己，努力探求适合于汉语语法研究的、中国化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八十年代以后，我国语法研究走上了一种多元互补的发展方向，不能说与吕叔湘倡导与身体力行没有直接的关系。吕叔湘的方向代表着当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主流方向。
八十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的环境里我国语法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呈现出百年来最为繁荣的局面。思想的解放，学术的交流，社会对语言应用的需求，带来了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研究的景象。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三个平面理论的提出。
“三个平面”是胡裕树（胡附）、张斌（文炼）八十年代初在一系列论著里提出的学术主张，指的是语法研究中存中着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截然不同但又密切联系着的平面。其中句法平面主要研究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系，讲的是表层结构；语义平面研究的是符号和所指之间的关系，讲的是深层结构；语用平面研究的是符号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讲的是语言结构的应用与变换。在句子分析中，任何单一平面的分析都是有价值的，然而又都是不自足的；只有作三个平面的综合透视，才能达到科学地认识和把握。
“三个平面”既是语法的本体观，也是语法分析的方法论。说它是本体观，是因为句法、语义、语用是语法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语法结构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说它是方法论，是因为语法分析必须从句法、语义、语用三方面着手，才有可能做到描写得充分和解释得充分。
回顾汉语语法研究的百年历程，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以西方语法研究的成果为坐标，不断地引进新理论，不断地改变汉语语法学的研究系统；一是以汉语语法事实的描写为根据，不断地纠正引进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努力地建立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法学体系。这两个方面构成两个不同方向的动力，共同推进了二十世纪汉语语法学研究。由于不同时期这两个方面作用力的大小不同，形成汉语语法学史的不同面貌。又由于不同学者受这两方面力的影响不同，形成了学者之间不同的研究风格，有的强调引进，有的注重描写。发展到八十年代以后，汉语语法终于形成多元研究的可喜局面。
二、语法研究当代之学科走势
八十年代以来，语法学界倡导“务实”“创新”学风，语法研究进入一个无论或广度或深度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时期。审视这一时期语法研究的发展走势，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迪。
语法观是人们对语法的总体看法，规定和制约着语法研究的方向。每一次人们对于语法研究对象新的本质特点的揭示，都推动着这门学科的发展和飞跃。当代人们对语法特点的认识正经历着一个由一维到多维，由平面到立体的转变过程。
传统语法可以《马氏文通》为代表，认为语法是“字”（词）的分类和组“字”（词）成句的规则。这种看法比较多地继承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强调词语组合中的意义联系，目的在于“致用”。这种语法观在指导描写汉语的实际、建立汉语语法学方面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过分偏重意义，往往主观臆断，见仁见智因人而异。
结构主义语法观认为，语法是形式的哲学，语法是词、短语、句子等语言单位的结构规律，强调形式在语法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主张通过形式来发现意义。比起传统的语法观来，这自然有着明显的进步，但是这个学派的一些学者往往过分重视形式而忽略意义，滑入形式主义的泥坑。
八十年代以后，随着转换生成语法、格语法、功能语法等传入中国，一些语法学家开始意识到对于语言这样一个复杂多交的系统仅仅从意义，或者仅仅从形式方面研究是不够的，必须使二者结合起来，互相渗透。同时也意识到，语言不只是静态的，不只是具有结构形式和意义内容，而且是动态的，语言总是在应用之中。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多维的、立体的语法观，即三个平面的语法观。
三个平面的语法观认为,一个具体的句子总是句法、语义、语用的结合体，也就是包含着句法、语义、语用这三个不同的平面。三个平面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影响和制约，其中句法和语义是表里关系，或者说是显层和隐层的关系；“句法、语义”和语用是内层和外层的关系，或者说是信息和载体的关系。语法研究要以句法为基础，向隐层深挖语义，向外层探求语用。（注：参见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复旦学报》1994年5期。）
三个平面的语法观，扩大了语法研究的视野，是一种开放的大语法观。它启发人们运用新的思路和方法对汉语语法规律和现象作全方位、多角度的观察、描写和解释。在这种语法指导下所形成的分析方法已经和正在展现出诱人的发展前景。
在不同的语法观的观照下，汉语语法学曾经出现过许多不同的表述体系，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即词本位、句本位、词组本位。当前随着大语法观念的建立，正在酝酿着新的突破。
词本位是指以词法为重点，以词类为基础来描写语法体系。它起源于古希腊、拉丁语法，对形态丰富的西方语言是比较合适的。我国语法草创时期，根据“西方已有之规矩”地建立了这种词本位的语位体系，但不久便发现汉语与印欧语言不同，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西方词本位的体系并不适应汉语的实际，以词类为纲来描写汉语语法现象，扞格难通。所以语法学家不得不探求新的体系。
句本位是继词本位之后而产生的另一种语法体系，它一反以词类以纲构拟汉语体系的作法，而是以句子为基点，把一切分析都附丽在句子模型上进行；它依据意义划分词类，采用中心词分析法。句本位语法体系在我国通行了大约六十年，在语法教学和语法研究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句本位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主要是汉语的句子并不存在着一个固定的模型；汉语的词和句子成分并不一一对应；汉语的句子是由词和词组逐层组合而成。这样句本位的体系就与汉语的实际产生许多矛盾，有些甚至是无法克服的矛盾。
词组本位是八十年代初期在革新句本位的基础上由朱德熙先生首先提出来的。（注：参见朱德熙《语法分析和语法体系》，载《中国语文》1982年1期。）它依据汉语的句子构造和词组构造基本一致的原则，以词组为基点进行句法分析；它把词组和句子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实现的关系，即抽象的句法结构和具体的话语之间的关系；它根据分布定词类，承认层次性是句法结构的基本特性，采用层次分析法。显而易见词组本位的语法体系具有词本位句本位不具备的优点。
词组本位是在结构主义语法观的观照下形成的，在句法结构的静态描写中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语法分析不仅要有静态的分析，而且应有语义平面和语用平面的分析。对于后者，词组本位就显得无能为力了。此外，把句法分析等同于句子分析，在理论上也还有问题，因为句子具有词组的不具有的表述性，句子本身的内容要比词组丰富得多，如省略、隐含、移位、暗示、言外之意等等。用词组分析代替句子分析显然是不够的。近年来，有的学者注意到小句汇集了语音、句法、语义、语用多种因素，具有更大的涵盖面和发散力，是其他所有语法实体所从属所依托的实体。于是又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句子，试图寻找出新的更接近于汉语实际的圆通无碍的表达体系。（注：参见邢福义《小句中枢说》，载《中国语文》1995年6期；萧国政《“句本位”“语词组本位”和“小句中枢”》，载《世界汉语教学》1995年4期。）
本位不同的语法体系有不同的分析方法，同一本位系统的内部也可能存着不同的分析方法。分析方法是语法体系的核心构件，研究上的突破往往是从分析方法上的革新开始的。汉语语法分析方法大体上经历“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综合分析法”几个发展阶段，当前正呈现出新法叠出，多法并存，多元互补的发展态势。
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是句法平面的分析方法。前者来自传统语法学，后者来自结构主义语法学。前者认为句法分析就是分析一个单句的句子成份，分析时要求一举找出全句的中心句，以充当主语、谓语或宾语，然后让其他成分分别依附在中心词上。后者认为句子内部的构造是有层次的，析句的目的就是要找出这种客观存在的层次性，采取从大到小逐层剖析或者从小到大逐层归纳的方法。改革后的层次分析法，不但讲切分，而且讲定性，即还要找出所由构成的直接组成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也有人试图寻找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的结合点，提出层次——成分分析法、层核分析法、板块组合分析法等综合分析法的方法。
变换分析法是为了揭示句子内部隐性的语法关系，即语义结构关系而产生的分析方法，是一种动态的分析方法。变换分析法认为，不同位置的成分之间往往会存在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有时是很密切的，可以通过变换分析对它们加以描述，这样可以揭示语言结构更深一层的特点和规律。例如“台上坐着主席团”和“台上唱着戏”的语法构造上看不出它们有什么差别，可是从它们的变换式上观察，就会发现它们的语法性质并不完全一致。前者表示存在，说明事物的位置，着眼点是空间；后者表示动作行为的持续，着眼点是时间。
此外，还有语义特征分析、语义指向分析、话题分析、焦点分析等。
纵观汉语语法分析方法的发展变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复杂化、精密化是其发展的趋势。今后当然还是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但同时也要做好分析手续的综合、简化工作，以便于人们掌握和运用。
八十年代以来，语法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场不事声张的观念和方法革新运动。传统的观点和方法被一一审视，合理的得到保留，不合理的被摒弃；新的观点和方法不断出现，并在运用中得到补充和发展。这些都是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语言研究的面貌。今天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方法论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变化。
1)由顿变观到渐变观。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大都认为，汉语和西方语言一样语法单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类和类之间没有过渡带，因此分析时往往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由于汉语缺少发达的形态，许多语法现象就是渐变的，而不是顿变的，类和类之间往往存在着“中间状态”。因此，分析的时候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方式，而要有适度的弹性（注：参见吕叔湘《汉语语法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由封闭观到开放观。以前人们把语法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对词、短语、句子进行孤立的研究，满足于找出一些静止的格式。现在人们承认语法研究有多个层面，将研究领域从表层拓展到隐层，从内层拓展到外层，甚至还有心理、文化、认知等层面参与描写分析。还有人突破共时和历时的区别，将横向的各方言之间的比较研究、纵向的古今语法之间的比较研究和对民族共同语的研究结合起来，以更宽的视野观察语言现象之间的联系。（注：参见邢福义《从静态片断分析到动态多角验证分析》，载《中国语文》1992年6期。）
3)由单视角到多视角。以前人们研究语法的切入角度往往是单一的，或者强调语法研究只能从形式入手，而不能从意义入手；或者强调主语的“意合法”，用语义分析来取代形式分析。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只要能找到相对立又相依存的另一方面的验证，就既可以从形式入手，也可以从意义入手。一个复杂的完整的语法研究程序往往要在形式和意义之间多次变换视角，反复沟通验证。
4)由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以往的语法分析所关心的无非就是切分、等同、归类、组合这一些问题，这些都是静态的结构分析。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视角的变化。现在人们把语言看成生成一解码的系统，建立起了深层与表导的观念，用变换分析的方法研究从深层到表层的转化。
5)由刚性处理到柔性处理。所谓刚性处理就是把语言看成可以离散的实体而加以规格化、标准化的处理。这种处理以穷尽无遗作为目标，努力寻求一种理想的非A即彼的切分和分类系统。以前的语法研究，不论是划分词类还是分析句子，不论是层次分析，还是中心词分析，所采用的大都是这种处理方法，人们也常为那些处理不完的“例外”而绞尽脑汁或争论不休。八十年代以后，有的学者从语言事实中，从离散方法的不自然性和难以处理的实际中，开始认识到语言是一个连续体，语言单位和词语类别只是连续体的一种暂时处理。为此，提出用“柔性”的方法、模糊的方法去处理语言。（注：参见史有为《呼唤柔性》，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柔性观念，柔性处理正符合当代科学的发展。
三、语法研究未来之发展前景
回望数百年来语言学研究的进程，在世纪之交往往会产生语言学研究的新的时代精神。如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产生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历史走到了又一个新世纪的门前，冷静地分析语法研究目前所面临的任务和挑战，促进新的时代精神的产生是摆在语言学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预测未来的可靠方法是认识现在。当前语法研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主要有：
1)汉语语法需要加强系统性的研究。从五十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学经历了结构主义的洗礼，在对某些句式和某些词语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由于结构主义学派本身的先天不足，所以迄今为止，整体系统的设计方案并没有出现。这些年来有两个方面的发展值得注意，一方面是对某些局部现象描写得十分精细，超出了实际需要；另一方面是使用崭新的术语整理和描写一些语言现象，概括性很强，因此，加强系统性的研究十分必要。
2)语法学要重新划分类型。汉语语法学在二十世纪的百年历程中，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即教学语法腿长，理论语法腿短。虽然有过许多次具有相当规模的专题讨论，但至今还没有一部公认的汉语理论语法著作和一套被公众引以为据的汉语语法体系。随着计算机勃起并迅速介入社会生活的多种领域，今后的语法学，即二十一世纪的语法学要重新划分类型。大体为：(1)理论语法，(2)电脑语法，(3)教学语法Ⅰ（适用于母语为汉语的学生），(4)教学语法Ⅱ（适用于母语为非汉语的学生）。不管哪一种类型的语法，都须化大力气搞好。
3)语法研究的重点要放在规则的、规范的、共时的现象上。语法学研究的对象十分复杂，其中包括规则的和不规则的、规范的和不规范的、共时的和历时的等等不同层次的现象。语法研究者把注意力放在规则的、规范的、共时的现象，才能得出科学结论。有了这些结论，才能认识那些不规则的、不规范的、历时的现象。在科学研究中，把规则与不规则的、规范与不规范的看得同等重要，一有人着力研究规则的东西，马上搬出不规则的一面来纠正人家的“片面性”，这只能阻碍语言学的发展。
4)语法研究应该重视口语。长期以来语法研究比较看重书面语言，特别是那些公认的典范的文学作品语言材料，如名家名著，而不那么看重口语。其实口语和书面语都是语言存在的基本形式，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起来的，不少新的用法最初是活跃在人们的口语之中的，只有对口语抱有敏感和热情，才会使我们不断发现新的东西，不断变换角度和方法去解决新的问题。
5)语法研究应注重应用。由于受索绪尔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纯语言观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语法研究带有明显的经院式的倾向，理论研究多，应用研究少。由于缺少应用研究的“中介”，现有的理论研究的成果也无法转化为生产力。语言学家必须完成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即从为语言而研究语言转向为应用（包括社会交际、语言教学、信息处理等）而研究语言。
认清现在才能更好地预测未来。展望二十一世纪，我们认为经过世纪之交的调整、反思和学科自身的积累、建设，到下一世纪二、三十年代语法研究可能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现在应为这一繁荣期的到来总结历史经验，蓄积发展势头，培养跨世纪人才。
1)学科的繁荣依赖于学科自身的积累。汉语语法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演变，现在正在迈向一体化的时代，即与其他学科相互沟通、相互渗透、相互激活的时代。比如“配价”（或“向”），原是化学上的一个术语，用来表示原子在分子中结合或置换其他元素的一定数目。语法学从化学中借用这一概念，是为了说明谓语动词造句时的一种支配能力。又如逻辑学中的“预设”、数学中的“递归”等等也都为语法学所借用。相关学科及语言学内部的渗透、交叉，为语言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产生了许多新的生长点。在下一世纪初叶，这就有可能形成学科高速生长的趋势。
2)在科学一体化的进程中，并行着“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两种走势。语法研究中三个平面理论的提出，反映出这两种趋向。语义、语用平面的析出是高度分化的结果，使得语法研究的对象越分越细。三个平面的理论不仅讲区分，又讲综合，要求在具体分析一个句子时把句法、语义、语用三者互相兼顾地结合起来。很明显，这一理论就是要以语法（狭义）为主体，吸纳、融合别的学科的理论，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理论，直至最终形成一门新的语法（广义）学科。一个学科成为语法学的一个分支，三个或更多个分支（包括语音、心理、文化、认知等）组构起来，就构成一个以句法为中心的放射性的环型网络结构的学科系统。语法学在分化与综合两种力的作用下，不仅没有解体，反而在突破边界不断扩大范围的情况，上升为包含众多理论的开放性的综合学科。三个平面理论的研究在九十年代方兴未艾，但仅仅是个开端，真正获得突破还需假以时日，估计需要10-20年。
3)学科的繁荣还依赖于社会需求的拉动，二十一世纪世界将进入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语言交流与信息传播中高新技术的广泛使用，对语言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目前语言学中许多分支学科发展的强大的动力。语法学在整个汉语研究中可算是最活跃，成果也最为显著的一个分支，在中文信息处理方面担负着“攻坚”任务。计算机科学界希望把语法规则进一步精细化、形式化，以构成可以转化为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计算模型。语法学也正在调整自己学科发展的方向与目标，以适应社会这方面的需求。
不仅现代化需要语言学，而且语言学也迫切需要现代化。语言学需要从传统的手工作业方式中解脱出来，利用现代化科技成果为自己服务。语言研究和计算机“联姻”，将为下一世纪初叶语言学的繁荣奠定物质基础。
4)社会对语言研究成果的需要不仅表现在物质领域，而且也表现在精神领域。语言文明是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文明的实现，依赖于每个公民语言素质的提高。这是一项基础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学校的语言教育更是首当其冲。只有当语法修辞知识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常识，而不再是受高等教育人的专利时，才能实现真正的语言文明。全社会十几亿人的需求无疑是语言研究、语言教学最深厚的推进力。
5)语法学要实现世纪性的跨越，关键要培养跨世纪的人才。老一辈的语言学家要继续做好传帮带的工作，为青年人的成长铺路搭桥。青年人则应继承老一辈务实、创新的传统，少说空话，多做实事，埋头苦干。今后几十年，语言学作为文科中的理科，其理科特点将会愈加明显和突出。因此青年人还应该学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努力使自己成为复合型的人才。
展望二十一世纪，新科技革命的激浪正把语法学推上科学前列。如果说二十世纪汉语语法学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实现了第一次创业；那么下一世纪语法学则可能通过与现代高科技术成果接轨而实现第二次创业，其结果是将人类带入一个信息化的社会。语法研究前途光明，语法研究任重道远，需要语言学家一代接着一代努力。
附记：本文吸收了“黄山语法修辞座谈会(1995)”何伟渔，杨成凯、朱景松、戴耀晶、杨锡彭等先生口头或书面发言中的观点，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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