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谶谣的社会功能与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价值论文,功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1)05-0121-05
谶谣是带有预言形式的歌谣，谶谣不是凭空出现的，它的产生和传唱是与一定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的。《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上《五行志》、《文献通考》卷两百九十五《物异考》、《唐开元占经》卷一百一十三《童谣》中称谶谣产生的原因是：“下既悲苦君上之行，又威严而不敢正言，则必先发于歌谣。歌谣，口事也。口气逆则恶言，或有怪谣焉。”[1](卷19《五行志》381)宋人叶廷珪在《海录碎事》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炕阳而暴虐，臣畏刑而柑(箝)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固有诗妖。”[2](卷28《五行中》，P833)可见，古代史学家和文人已经认识到谶谣的产生是源于社会黑暗和上层统治者实施暴政。但由于谶谣本身的神秘性和预言性，就使其不可避免地同中国古代的五行观和天命观有关联，也就不免被人利用，如一部分方士、巫师、方士化的儒生根据历史发展的趋势对时局变化进行预测，以及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阴谋家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有意地制造，这就使得谶谣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但正是因为谶谣独特的产生因素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使得谶谣这种民间表达形式具有特殊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一、宋代谶谣的发展背景及情况
谶谣的历史很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左传》载僖公五年卜偃引晋献公时童谣，就是晋灭虢的谶谣；《史记·周本纪》记周宣王时的童谣：“檿弧箕服，实亡周国”[3](卷4《周本纪》，P106)，则是褒姒亡周的谶谣。谶谣在历经先秦的起源、两汉的盛行、魏晋南北朝的持续流行、隋唐的萎缩后，到宋代的发展属于平流期。
宋代谶谣同前代谶谣相同，在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下，谶谣的数量及涉及的内容都不同。北宋建国初年，国家仍面临着南平、楚、后蜀、南汉、南唐及吴越、北汉等藩镇割据、小国林立的局面，但北宋统一全国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宋太祖、太宗两代，一直致力于统一全国的战争。北宋末期，国家内忧外患严重，内部是统治者的奢靡享乐、宠幸奸佞、欺压百姓，造成社会动乱黑暗，以致民不聊生，揭竿而起；外部是金国的步步紧逼，北宋朝廷无力抗衡，这使得北宋统治岌岌可危。南宋政权在战乱中匆匆建立，仍面临着与金国战、和不稳定的局势。南宋末年，政治腐败，国家衰败，在元军的紧逼中节节败退，南宋王朝处在崩溃的边缘。宋代这四个政权交替的动荡时期，社会上人心惶惶，流言四起，谶谣应时而生，数量也相对较多。而北宋中期和南宋中期，是两段国家政治相对稳定时期，社会相对安宁，百姓安居乐业，谶谣出现就较少。
宋代谶谣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开始出现文人对谶谣进行记录和研究。如果从正史收录的状况看，宋代正史中关于谶谣的记载仍然很多，而从民间收录的情况看，当时文人的笔记小说中对谶谣的记录也在不断增加。宋代正史中所记载的谶谣数量和内容表明，宋代的统治者及官方史官对谶谣很重视，并刻意记录下谶谣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而宋代笔记小说及其他文人著作中对谶谣记录的增加，不仅反映出谶谣在民间的存在非常普遍，而且反映出大量的宋代文人开始对谶谣感兴趣，并对谶谣进行系统的整理、记录、阐释和研究。如北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七中说：“谣谶之语，在《洪范》‘五行’，谓之诗妖，言不从之罚，前世多有之，而近世亦有焉。”[4](卷7，P69)并在此卷中收入了五代十国至宋初的不少谶谣，北宋张知甫在《张氏可书》、叶梦得在《石林燕语》、范镇在《东斋纪事》、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等众多宋代笔记小说中也都收入了一些关于当朝军事、政治或民间街头巷尾所流传的谶谣。此外，就宋代的笔记小说和文人著作所记录的谶谣来看，增加了对题壁谶语、语谶、梦谶等不同形式谶谣的收录，其所记录谶谣的内容，也不像正史中只记载有关国家兴衰和大人物的谶谣，而是更多地涉及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命运。宋代谶谣的这些发展特点，影响了宋以后的元、明、清各朝谶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笔记小说和文人著作中涉及和收入与谶谣有关的内容。
二、宋代谶谣的社会功能
1.政治斗争的舆论武器
谶谣的流传性和民间性使谶谣具有反映社会现实和预言未来事件发展的舆论作用，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体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的共同意志”[5](P11)，“是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对特定事件表现出的特定意见”[6](P118)。就宋代谶谣涉及的内容及应验情况来看，宋代不乏一些政治家、野心家、帝王将相打着天命神授的旗号，制造谶谣并散布到民间，广为流传，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营造相应的舆论氛围，此时谶谣就成为他们篡位夺权伪托天命神授的手段。如《宋史·太祖本纪》卷一载，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柴荣北征时，在进奏的文书中发现了一个皮囊，囊中写有字云：
点检作天子[7](卷1《太祖本纪》第1册，P4)。
当时张永德为殿前都检点，他不仅是周世宗的女婿，而且屡建战功、盛名在外，周世宗心存疑虑，班师回朝后，就免去了张永德“点检”的职位，并任命赵匡胤任此职，此后不久，周世宗病死，继位的周恭帝柴宗训只有7岁，政局极不稳定。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北汉联合契丹入侵后周，赵匡胤率领禁军前去抵抗，在大军到达离开封20里地的陈桥驿时，赵匡胤手下的禁军将领们发动兵变，散布谶谣“点检为天子”，并以黄袍加在赵匡胤的身上，拥护其为天子。其年正月初四，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逼使恭帝禅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建立了赵宋王朝。这可能是后周时，有人认为“殿前都点检”这一官职位高权重，会对皇权产生威胁，或是与张永德有隙，而以谶谣的形式上书给周世宗，使其疑心留意，但周世宗虽然以赵匡胤代替张永德“点检”的职位，却没改变此职的权势，才使得赵匡胤利用此语为其篡夺皇位进行舆论造势，将其称帝归于天命。
谶谣有时也成为大臣们钩心斗角的武器，如果是普通的奏议也许很难改变帝王的决定，但散布一些不利于对手的谶谣，在社会上形成舆论，就很容易左右帝王的意见，令帝王疏远并罢黜对手。宋仁宗时，将领狄青骁勇善战，屡胜西夏。后广西蛮人侬智高起兵谋反，夺城称帝，朝廷派兵征讨，数年无功，后用狄青，大破侬智高，平定了岭南。狄青受到重用被任命为枢密使，这样就更加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不久，关于狄青的谶谣出现了：
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只在汾州州子畔[8](P103)。
狄青是汾河人，而“狄”字有“胡人”之意，称狄青有狼子野心。这条谶谣马上在朝中引起了恐慌，臣僚百官纷纷进言，不仅有始终反对狄青做官者如王举正竟以罢官威胁，就连原来屡屡称颂狄青战功、誉之为良将的庞籍、欧阳修等人也极力反对任命狄青。到至和三年(1056年)，仁宗终于在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作出了无奈的决定，罢狄青枢密使，出外知陈州。据说，狄青将行时，曾对旁人说：
陈州出梨子，号青沙烂，今去本州，青必烂死[9](卷2《青沙烂》，P66)。
狄青到陈州之后，朝廷仍不放心，每半个月就遣中使，名曰抚问，实则监视。这时的狄青已被谣言中伤搞得惶惶不安，每次使者到来他都要“惊疑终日”，惟恐再生祸乱，不到半年就郁郁而死。这位曾驰骋沙场、为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名将，没有在兵刃飞矢之中倒下，血染疆场，马革裹尸，却死在猜忌、排斥的打击迫害之中。终究应了“青必烂死”一语。这些谶谣的奏效虽和宋朝不信任武将，并对武将有较重的防范心理分不开，但这些蓄意编造形成一定舆论效应的谶谣对狄青被贬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北宋前期，政治还比较清明，但利用谶谣制造社会舆论，来污蔑打击政敌的事情还是屡屡成功。等到了南宋后期社会黑暗、政治腐败之时，利用谶谣来污蔑迫害忠良就更不足为奇了。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任命声望很高的直臣吴潜为左丞相，可又任命了善于擅权拍马的贾似道为右丞相，事实上理宗并非想真心纳谏，只是仍一味偏宠奸臣、荒废朝政。由于吴潜兄弟耿直贤良，多次上书直言边境危急，但国家谀佞成风，朝中奸臣当道，触犯了贾似道等权臣的利益，马上就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时有谶谣云：
大蜈蚣，小蜈蚣，尽是人间业毒虫。
夤缘攀附有百尺，若使飞天能食龙[10](卷3《理宗》)。
吴潜当政时年近七十，被称为吴公，谐音就是蜈蚣，这条谶谣用意很明显，就是说吴潜是祸害国家、威胁皇权的毒虫。理宗竟然相信了这个流言，把吴潜发配到循州(今广州龙川)，不再任用。
2.老百姓的心声表达
《礼记·乐记》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乖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11](卷7《乐，P204)谶谣作为一种特殊的民间文学形式，即可视为“音”，体现社会不同时期百姓最真实的想法。就宋代谶谣来看，其中不少是百姓在深受战乱之苦和压迫之苦后的愿望和心声。
北宋末期，社会黑暗，百姓对上层统治者完全失去信心，反而支持农民起义，当方腊起义失败后，百姓并不灰心，而是希望有类似方腊的农民起义军再出现，与腐朽的北宋王朝抗衡，遂有谶谣在民间流传：
水籴胡大殿，方腊出二遍[12](卷2，P23)。
在这种代表民心所向的社会舆论的支持下，农民起义持续不断。靖康元年(1126年)，即方腊起义失败后5年，遂安风林乡广洲源又爆发了倪从庆领导的农民起义。北宋末年的黑暗局势固然是众多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而这类谶谣却是促成起义队伍蓬勃发展的间接动力。
南宋前期的一些有志之士，以及原北宋统治地区的北方人民渴望南宋政府能够收复沦陷的土地，并实现统一。孝宗淳熙年间，黄河决入汴梁时，有谶谣云：
黄河灾，天水来[13](卷309《物异考十五》，P2428)。
天水是宋王室赵姓的发源地，将洪水比作天水，进而视作南宋军队前去收复汴京的预兆。这表明在金朝统治下的北方百姓已将天灾带来的痛苦置之度外，只一心希望南宋军队能够迅速北伐收复故土。
淳熙末，金世宗死后，立其孙完颜璟(即金章宗)为帝，从而引起诸王争立的内部争斗，再加上金朝北边崛起了强大的蒙古，多次将金军打败，百姓认为这是朝廷趁机收复中原故土的良好时机。民间遂有歌曰：
胡孙死，闹啾啾，也须还我一百州[13]卷309《物异考十五》，P2428)。
可见南宋初建时，民间百姓仍时刻希望国家能收复故土，重新统一。然南宋却不具备与金对抗的实力，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辜负了百姓的期望。
宋代蔡京、秦桧、韩侘胄、贾似道等权臣都曾以宰相兼任枢密使，擅权专政，不顾国事，奢靡享乐，给朝政、时局及百姓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从而引起上至朝官、下至百姓的不满，当时出现的谶谣多是诅咒擅权者命运的怨谤谶谣。
蔡京、章惇等人在宋哲宗和徽宗朝时把持朝政，权倾一时，他们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为迎合宋徽宗的享乐欲望，蔡京下令用20万斤铜铸成九鼎，安放在九座大殿中，称九成宫。随后修建工程浩大的“明堂”、延福宫、艮岳官，费资巨万，直至北宋灭亡后10年间仍不断修筑，使国库空虚。在这期间又大兴“花石纲”，东南的奇花异石用运粮的漕船以十船为一“纲”，由苏、杭运往都城，以供应修建皇家园林及达官贵人的府第，致使东南地区许多人户倾家荡产。蔡京等为弥补财政亏空，尽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使币制混乱不堪，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从而导致民怨沸腾，咒骂他们的谶谣不胫而走。北宋末年京师流传的童谣有：
二蔡二惇，必定沙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14](卷180《去邪》)。
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14](卷180《去邪》)。
大惇小惇，殃及子孙[7](卷356《崔鵬传》第32册，P11214)。
这首谶谣直接诅咒蔡京、蔡攸，章惇、安惇等权臣终究会被从军发配，死后也入地无门，他们的子孙也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大观三年(1108年)蔡京被罢，何执中为首相，政和二年(1112年)，蔡京复相，何执中为副相。在蔡京等人擅权跋扈下，何执中并不能有大的作为，但也注意开源节流，为百姓谋福，如南宋永嘉人徐自明在《宋宰辅编年录》中称何执中：“其在政府尝戒边吏勿生事，惜人才重改作，节浮费、宽民办，虽富贵不忘贫贱时，斥缗钱万(拿出俸禄一万贯)置义庄以赡宗族。”这不只是士人对何执中有中肯的评价，当时的百姓也将其与蠹国害民的蔡京等人划清关系，时京师有童谣云：
杀了穜蒿割了菜，吃了羔儿荷叶在[15](卷9《京师童谣》，P86)。
“穜”指童贯，“菜”指蔡京，“羔”指高俅，“荷”指何执中，以谐音法表达了百姓对童贯、蔡京、高俅三人专权误国的愤怒和咒骂，但“荷叶在”又体现百姓对何执中为官当政的认可和支持。
南宋韩侘胄以册立宁宗有功，至宣州观察使累升至平章军国事，序班丞相之上，执掌军国大事，专政13年，在其当政期间，结党营私，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将朝中正直的大臣排斥殆尽。当时有市井百姓摹印了一些乌贼鱼出没在海潮中的图片，以一钱一张的价格出售给儿童，并到处散布语云：
满潮都是贼，满潮都是贼[16](戊集《满潮都是贼》，P188)。
当时还有个卖酒人，在街上大声叫卖云：
冷底吃一盏，冷底吃一盏[16](戊集《满潮都是贼》，P188)。
这两则谶谣都是当时百姓用隐晦的手法表达对擅权者不满的方式，其中“冷”即“寒”，“寒”与“韩”谐音，“盏”与“斩”谐音，即是预言韩侘胄将被斩杀。至开禧二年，韩侘胄主持北伐抗金，因指挥失当而大败，于是吏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密谋，派人杀死韩侘胄，将其首级奉送给金人以求罢兵。
三、宋代谶谣的价值
1.宋代谶谣的史学价值
谶谣所表达出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大大地拓展了“谶”关注的对象。传统的“谶”关注的焦点是政治，而谶谣除了涉及政治以外，还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社会重大历史事件，到一般的民情风俗，从社会风貌到历史人物的活动，从社会表层到人们的内心生活，可谓无所不包，谶谣展现了一幅幅形象生动的历史画卷，一个层次分明的社会背景，它较为真实、自然、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谶谣可视为活的史料，而谶谣独特的表现形式又使其反映的社会历史比正史中的记载更为生动活泼，切实逼真。谶谣可以作为史料的一个来源。通过宋代谶谣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看宋代的社会历史，可为宋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素材和视角。
宋代谶谣为研究宋代科举、职官、经济、军事等提供了最直观的材料。从大量涉及到科举、职官等的谶谣中可以看出宋代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革，人们的身份地位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贵族不再永远是贵族，富人也不再永远是富人。普通百姓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和手段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例如迁移、经商、参加科举等。尤其是宋代的科举制度，成为宋代职官的重要来源，这种不问门第、不看家世的职官选拔制度，相对公平，推动社会人才的涌现并改变了很多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命运。宋代经济的繁荣、纸币的出现发行与“纸钱使不行”[7](卷66《五行志四》第5册，P1450)、“使到十八九，纸钱飞上天”[7](卷66《五行志四》第5册，P1450)等谶谣是紧密相连的，这些谶谣中所涉及的史实正是宋代纸币发行、流通及影响的缩影。此外，有关宋与辽、金、西夏、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战与和的谶谣，则清晰地再现了两宋时期的军事与外交。
宋代谶谣是宋代民风民俗最真实的记录。五代后至宋，每至过年家家户户贴对联、贴门神的风俗在谶谣“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7](卷66《五行志四》第5册，P1450)、“金人在门”[17](卷下)中得以展现。在宋代出现的新奇冠帽、衣裳以至鞋履的名称，不仅是预言国家衰亡的“服妖”，更是宋代服饰风格及社会状况的形象再现。宋代以服饰预言衰亡的谶谣很多，可见当时服饰推陈出新，已经不再恪守古代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其中北宋徽宗与南宋理宗时期较多的“服妖”谶谣则与宋徽宗、宋理宗推崇的奢靡享乐之风是分不开的。而“不制衿”[18](卷五《宣和服妖》)、“偏顶”[7](卷65《五行志三》第5册，P1430)、“鹁角”[7](卷65《五行志三》第5册，P1430)等服饰，原本是辽、金、蒙元等地的特有形式，却在宋朝地域上广为流行，这就为研究宋代民风民俗在宋与辽、金、蒙元等政权之间频繁的战争和交流下，所受的影响和改变提供了依据。
2.宋代谶谣的文学价值
谶谣作为民间文学的一部分，有着自身的发展轨迹，始终保持着不同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相对独立的通俗灵活的形式，保持着语言简练的风格，以及关注社会现实的基本内涵。谶谣预言方法中的生肖法、双关法、谐音法、拆字法、关系法、特征法、五行法、直言法、综合法等，也是文学修辞中常用的方法，这些修辞方法在文人创作中偶尔使用，但民间文学却经常使用，并成为民间文学的一大特色。而谶谣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使用了这些方法，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些简短却寓意深刻的谶谣，表面看来大都简单质朴，但仔细探究，就可发现其中蕴涵的深意，不禁令人豁然开朗。这就是谶谣的修饰方法所带来的妙用。就宋代的谶谣而言，不管预言最终应验与否，真实性是否得到验证，都不影响其具有的文学价值。
首先，宋代谶谣促进了宋代俗文学的发展。中国文化至宋时，开始呈现出由“强调以天下为己任的群体意识”雅文化向体现“世俗人生的价值追求”的世俗文化转变的发展趋势。宋代谶谣的杂言形式，与宋代兴起的俗词中长短句相杂的形式都有共同之处，二者之间都有互相影响和借鉴。谶谣多是起于民间流传于民间，而宋代的俗词人在热闹繁华的文化氛围下，开始融入民间生活，吸收民间歌谣、谶谣的语言风格，创作了大量接近、反映市民生活的俗词，进而刺激了宋词的传播和繁盛。像柳永的“针线闲拈拌伊坐”，黄庭坚的“抱著琵琶凝伫”，石孝友“船儿吹得去如飞”等俚言俗语在宋代文人的作品集中俯拾可得。
其次，宋代谶谣的整体风格向诙谐风趣、嬉笑怒骂的方向发展，出现很多咒怨讽刺的谶谣，这些谶谣以独特的语言风格，朗朗上口，寓意鲜明，给传唱者和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起了他们的义愤情绪。此外，宋代谶谣的形式变化为宋以后的谶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影响了宋以后谶谣的发展。
最后，形式自由活泼的宋代谶谣还对宋代及后世的诗歌、话本小说、人物传记、文人笔记、地理类著作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宋代谶谣有些直接来源于民间歌谣，如曾在京师流传的“五来子”[7](卷66《五行志四》第5册，P1446)、“臻蓬蓬”[19](《说郛》卷47)民歌、谣，如果后来没被附会成谶谣，解释成神秘的预言而载入相关典籍，就很可能已经失传。宋代谶谣为研究宋代歌、谣的形成、发展、流传情况都有一定的帮助。宋代大量的文人对谶谣的收集和整理，使得宋代的笔记小说中关于谶谣的记载和解释增多，使笔记小说不再局限于记载士大夫们的官宦生活，而更多地关注百姓的生活。这些谶谣还激发一些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将其延伸为以“灵怪”、“传奇”、“公案”故事为主的话本、小说等。这些作品主题鲜明，忠奸、善恶、美丑、真假价值判断泾渭分明，便于理解，易于接受，体现出百姓的普遍道德理想和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