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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集第1卷俄文与中文版（注：见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ъ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T.I.1920-1925(MockBa:PAH,199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出版；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陶文钊、王建朗和李玉贞同志先后惠寄北图版文件集并惠赠俄文版复印件，台湾的沈茂廷寄赠东大版文件集，特此感谢。本文在引用该档案集内容时，不拘泥于某个中译本的译文，故一律只标出文件号。）相继问世以来，国内外有关学者纷纷进行详尽研究，（注：俄国学者如舍维廖夫、卡尔图诺娃、佩尔西茨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利用有关档案写出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对蕴含在里面的大量信息做出各种解读。其中，若干文件中出现的上海等地的“革命局”（另译“革命委员会”）的记载引发了颇为热烈的讨论。据笔者所知，目前关于此问题至少有五位学者公开发表了意见，简要归纳如下：杨奎松认为，“革命局”是社会主义者同盟“派生出来的”，并进而断言：“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指导中心的上海‘革命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中共上海发起组。”（注：见杨奎松《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这里有必要先对“中共上海发起组”正名。“中共上海发起组”不是当时具有的名称，而是后来学者的创造。一般是指1920年在上海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即后来人们所称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杨在文中试图厘清“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概念，但其所写的“包括中共上海发起组在内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包括上海发起组在内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等语句，显示出他把“上海发起组”视为各共产主义小组之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其他四位学者也是如此认定。为使讨论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笔者在本文也按照党史学界通行的看法，把中共上海发起组当作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别名，否则后面的行文将无法言顺。）金立人则指出，“革命委员会”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无直接关系”，而只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1]。针对上述两种看法，田子渝提出，“革命局”既不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也不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而是一个“包括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2]。任武雄也持“上海革命局并非是中共发起组”的意见，并认为“它们是两个独立存在的组织”[3](P346-349)。谢萌明除了断定“革命局”不是包括中共上海发起组在内的各共产主义小组，还明确指出它（们）是“俄共（布）在华直接建立的组织”，并在其文章的题目和行文中直接称之为“俄共（布）在华革命局”。[4]这五种说法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但仔细分析起来，可以大致归为两类：杨奎松、金立人、田子渝三人的意见虽然各异，但却有着某种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一致认为“革命局”是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产生的中国的革命组织或机构。谢荫明的看法则明显不同，认为革命局“隶属于俄共（布）的组织系统”。任武雄肯定上海“革命局”“是由维经斯基直接领导的组织”，又说维经斯基是俄共（布）代表，似乎比较靠近后一种意见；但由于他没有明确指出“革命局”究竟是个什么组织，因此其意见难以准确归类。
笔者在1997年阅读刚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译本（北图版）时便认定，设立在上海的“革命局”是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下属机构。然而，面对先后出现的几种不同看法，觉得要讲清楚为什么“革命局”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级组织，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是中国人的革命组织及其领导机构，或是俄共（布）的在华组织，就必须要拿出充分的理由来。因此，本文拟从“革命局”的机构名称、组织系统结构、功能作用、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以及结束原因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并对若干有争议的问题加以辨析。
一、机构名称的考察
“革命局”（Ревбюро）是个合成名词，由“革命”的缩写“Рев”和“局”（бюро）两部分构成。“Рев”在这里用于指明该机构具有革命的性质，应当没有什么异议。对于我们的讨论有比较重要意义的，是要弄清“бюро”这个词，以便了解在华“革命局”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机构。бюро源于拉丁文的“burra”，意为“粗布”。古法语的“burel”将其含义发展为“用来铺桌面的布”。以后的“bureau”又逐渐有了桌子、柜子，特别是写字台、办公桌的意思。近、现代人使用法、英、俄、德语中的“bureau”、“бюро”、“büro”等词汇时，多半指涉从办公桌引申、演变出来的词义，如：办公处、事务所、政府机构的局、署、处、所、管理委员会等。通过对“бюро”(bureau)词源和语义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个词用于表示组织系统中的单位时，主要指各类办事、管理、公共服务机构，并多是指从上到下成立的机关。从其衍生的“bureaucrat”（官僚）、“bureaucracy”（官僚政治、官僚主义）等词的词义就可以看出，“bureau”多是指由上级指派、主要对上负责，而非由下面选举的人员组成的一级科层机关。（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及仿照其成立的一些共产党的最高机构政治局除外。但最初政治局也是为方便应对和处理紧急事务而在党中央委员会内设立的一个精干的决策机构（还有平行的组织局），只是以后的发展使政治局实际上成为凌驾于党中央委员会之上的机构。）这是中文的“局”所基本能涵盖的意思。一般来说，“局”不用于自发成立的组织的名称中。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个名称问题，我们不妨看看那一时期同共产主义革命有关的“局”在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形。俄共（布）党和政府的一些机构称为局，但那主要设立在俄国境内。由俄共（布）一手建立起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强有力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为了便于就近领导一些地区和国家的革命工作，1919-1921年间在基辅设立了南方局，在柏林成立了西欧书记处，并在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维也纳等欧洲大城市设立分局(sub-bureau)。负责亚洲工作的有中亚局、远东书记处等。以后，共产国际改建或新设了西欧局、东欧局、斯堪的纳维亚局、南美局、南非局、东方部、远东局等。可见，“局”是共产国际惯常使用的地域性领导机关的名称，而且往往隶属于地区书记处。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因此它在国外的一些指导机构除了通常由俄共党员负责之外，也有当地共产主义者的加入，这是共产国际驻外机构的一个特色。此外，由于俄共（布）实际上控制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权，同时它本身又算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因而有时俄共的地区组织下设负责外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其派遣人员亦有权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在海外设立共产国际的派出机构。这样，大概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俄共（布）远东局（注：据А．И．卡尔图诺娃《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援助》（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第四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俄共（布）远东局成立于1920年3月，是年夏天改组为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下属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科派出的俄共党员维经斯基（Г．Н．Войтиский，以下用其中文名吴廷康）等一行得以在中国设立共产国际的机关了。
因此，谢荫明认为“革命局”是“俄共（布）在华直接建立的组织”并没有什么错。但他说“革命局的设立，使这些俄共（布）在华党员得以组织起来”，等于是把革命局当成了俄共党员在中国各地自己组成的组织。如果是那样，一般应当称之为俄共某地“支部”，而不是某某“局”。的确，革命局是由俄共党员建立与领导的。但由于它主要是为了指导中国革命运动而设立，又有若干以前从未到过俄国、并非俄共党员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参加，所以，更准确地说，“革命局”与俄共（布）的在华党组织不同。此外，如果“革命局”是以中国人为主的中国革命组织或其领导机构的名称，那么，至少应该有参加或知道“革命局”的中国人提及。然而，所有早年参加过中共小组和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人在回忆中从未提到过这个名称；被吸收为“革命局”成员的少数中国人，或可能未必自知参与其中，或可能出于保密缘故而不提“革命局”。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革命局”不像是中国人自己的组织，否则参加者便不必讳言或全然不知。
由上所述，笔者认为“Реъбюро”是共产国际在中国设立的类似在其他海外国家存在的局或分局的东亚书记处的次级机构。为更符合其机构性质和统一名称，本文下面不再用“革命委员会”，而一律使用“革命局”的译名。这里要说明：本文题目和行文中的“革命局”，一般指上海革命局，有时也包括中国其他地方的次一级的革命局。为简化起见，除在特别需要的情况下，“革命局”这个词一般不再加引号。
二、组织系统和结构的考察
笔者认定上海革命局是属于共产国际的一级机构的最直接根据，其实就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集第1卷里。维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В．Д．Виленский－Сибиряков，以下简称维廉斯基）（注：维廉斯基(1888-1942)早年在西伯利亚从事革命活动，1912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选为西伯利亚苏维埃代表，十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在1918年2月担任西伯利亚人民委员会委员。高尔察克统治西伯利亚期间，他在莫斯科的中央政府从事与西伯利亚和远东事务有关的工作，曾执笔起草苏俄政府1919年7月25日发布的“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1919年9月以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身份到俄国远东，兼负责在东亚各国推行共产主义的工作。1920年夏曾赴华指导工作，1922年又以苏俄驻华使团顾问身份来华。他以后在《消息报》和塔斯社工作，于1927年被开除党籍，1942年遭到镇压。）在1920年9月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写道：“为在东亚（中国、朝鲜和日本）直接进行实际活动，（在上海）成立组织中心——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三个分部，（注：这里俄文原文为“Секций”，两个中译本分别译成“科”和“支部”。Секция原意是指组成一个整体的部分。笔者以为这里译为“分部”比较合适。）即中国分部、朝鲜分部和日本分部（每个分部由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选举3至5人组成）。书记处全会选出三人执行局，并有由在东亚工作的俄共党员代表会议推举的两名俄国人参加该局工作。”同日，维廉斯基以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的身份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一份正式报告，详述了中国分部的工作纲要和具体工作成绩。[5,6]将它们与吴廷康1920年8月17日的信[7]中所述上海革命局的活动，如宣传、出版工作和工运、学运、兵运等一一进行对照便会发现，所谓的上海革命局就是维廉斯基报告中的东亚书记处的“中国分部”。
吴廷康于1920年5月在上海设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注：K.Shevelyov在“On the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一文(Far Eastern Affairs,1981,No.1)中指出，吴廷康来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维廉斯基在1920年9月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明确告知1920年5月“成立了”驻地设在上海的“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以后，遂着手筹建其下属的各国分部。在8月17日的信中，他在报告于上海成立了由他本人和中国革命者组成的上海革命局的同时，还写道：“同中国上海革命局并行工作的还有朝鲜革命局”。这个“朝鲜革命局”实际上就是维廉斯基报告中所提到的东亚书记处的“朝鲜分部”。这清楚不过地表明，上海革命局实际上应当准确地被视为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设立的、与“朝鲜革命局”平行的“中国革命局”。上海革命局成立之后，吴廷康又指挥和调遣若干俄共党员先后在北京、广州、汉口、天津等地进行革命局的组建。这些地方的革命局直接受上海革命局领导。因此，上海革命局实为介于东亚书记处和其它各地革命局之间的负责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央局”（ЦБ）[7]。相信只要认真阅读俄国档案本身的相关文件，并仔细加以分析、比较，应该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关于东亚书记处，根据俄国学者И．Н．索特尼科娃的介绍，它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成立之前存在的、直属共产国际执委会本部的一个研究东方问题的机构。后来，俄共和共产国际决定整顿并集中远东工作，于1920年7-8月设立了隶属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的东方民族部。该部除了下设各国别科和宣传出版、联络、情报等职能科外，还在远东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如在中国设立了4-5人组成的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局。同年9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在远东成立共产国际书记处，远东书记处经筹建于1921年3月正式成立。[8]在这个机构变更的过程中，东亚书记处以及上海革命局的隶属关系发生了变化，并且本身归于消失。
苏俄、共产国际选定上海设立东亚书记处有许多因素。首先，由于上海当时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有相对自由的、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华洋杂处的租界，从国外派去的人员比较容易在那里活动；上海还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故比较容易与各国和中国各地联络；（注：马林1922年7月11日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就详细列举了从上海乘船到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爪哇等国家和地区的天数及上海与俄国、朝鲜、美国、英国、德国等国通讯的方便，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卷第224-225页。）上海又是中国的工业中心，是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被视为最有可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和发动中国革命的城市；此外，朝鲜“三一运动”后，大批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人士流亡来沪组成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不久，韩人社会党的领导和许多重要成员亦来到上海。（注：韩人社会党在布尔什维克指导下于1918年6月在哈巴罗夫斯克成立，1919年4月成为共产国际支部。据说，促使韩人社会党领袖来上海参加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下的反日统一战线，是在上海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特别是1919年5月抵沪的John Rozardovtch）和朝鲜独立运动人士秘密会谈后决定的。1919年夏秋之交，随着韩人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又称主席）李东辉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上海担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总理，韩人社会党总部亦迁沪。参见Sooyoung Kim:The Comintern and the Far Eastem Communist Movement in Shanghai,1919-1922(Ann Arbor:Bell & Howell Co.1997)。）综上种种优越条件，上海便成为苏俄和共产国际“远东革命工作的中心”。[9]由于东亚书记处存在的时间不长，所以在俄国档案文件公布之前，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机构。日本的朝鲜总督府警务局情报中曾提到第三国际的“东洋秘书部”，当时个别日本革命者也听说过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个负责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局”，（注：见G.M.Beckmann & Okubo Genji,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1922-1945,(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31;R.A.Scalapino,The Japanese Communist Move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17,p72;R.A.Scalapino & C.S.Lee,Communist in Kore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Part 1,p13；金俊烨、金昌顺：《韩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第1卷第217页。）可能都是指东亚书记处及其后身。东亚书记处三人执行局除维廉斯基和吴廷康外，另外一个东亚人是谁尚不能确定。东亚书记处有其他俄共党员协助工作，特别是作为其掩护机关的《上海俄文生活报》的报社人员。（注：参见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上海俄文生活报》社址上海蓬路12号即为东亚书记处所在地。石川祯浩和徐曰彪先后指出，Seward Road（熙华德路）即长治路，Boone Road（蓬路）即塘沽路。因此作者原不知这些路名变化而作出的报社大概曾暂时易址的判断有误。）据有关记载，东亚书记处及其后身的工作人员除了俄国人，还有其他国籍的革命者。（注：日本、英国人的情况见《〈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在俄国加入了俄共的扬明斋（1919年底来华）和朝鲜人金万谦都可能参加了东亚书记处的工作。在东亚书记处工作的印度人大概就是1920年夏参加传达共产国际精神的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的印度人和后来出席在上海召开的远东社会主义者联合会议的印度代表。此人很可能是1920年底参加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会议的“道桑”，及大革命中与苏俄、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党人一同工作的Daswanda（据悉，这是印度旁遮普邦的锡克人名字）。）按照有关档案显示的俄共、共产国际负责中国方面工作机构的组织脉络和变迁，推测上海革命局隶属关系的变更大致如下：
1920年8月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正式成立后不久，东亚书记处领导成员之一和上海（中国）革命局主要负责人吴廷康就开始向位于伊尔库茨克的东方民族部汇报工作，该部似成为其上级领导机构。自9月1日维廉斯基以东亚书记处名义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过一份报告，以后的文件中就再未提到东亚书记处。大概9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议决成立远东书记处以后，后来成为远东书记处主要筹备机关的东方民族部就逐渐取代了东亚书记处。同年12月东方民族部的报告里仅谈到在上海有个“上海分部”。笔者认为，这个“上海分部”虽然与东亚书记处有承继关系，（注：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ъ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T.I.第8号文件中谈到东方民族部的“上海分部”曾向日本派去两名朝鲜人进行联络。对比第1号文件可以知道，这两个朝鲜人实际上是东亚书记处派遣的。档案集的编者没有弄清这两个朝鲜人的姓名。据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撰委员会编的《韩国独立运动史》（三）（汉城，1970年版，第22页）和金俊烨、金昌顺著《韩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第1卷第246页）等书记载，这两个朝鲜人分别是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的李春塾和毕业于明治大学的李增林，他们都在上海参加了高丽共产主义小组。李春塾当时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里担任军务次长（中译“朝鲜临时政府”的“军事部副部长”或“军事部长助理”均不够准确）。）但已经成为直接附属于东方民族部的国外分部之一，即索特尼科娃所说的东方民族部设在上海的“局”。
事情发展变化的复杂常常超出人们的想像。东方民族部自从收到吴廷康8月17日的报告以后，同上海方面的联系一度被远东共和国驻北京使团团长优林截断，吴廷康甚至被通知由优林领导工作。（注：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ъ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T.I.No.8；石克强整理、李玉贞译：《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第2号、第4号文件（《百年潮》2001年第12期）。F0228/3214，1920年9月报告显示，吴廷康(Zarkhin)和考夫曼(Kaufman)不久前去过北京，并曾与优林面谈。）连东方民族部本身也差点被划归远东共和国。然而，东方民族部自认为是“唯一拥有全权在东方国家进行革命工作的组织”，[10]故始终没有放弃对上海分部的控制。这样，就一度形成双重上级的局面。优林使团除了在行政上属于远东共和国政府以外，实际上同时也受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的指导，而远东局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亦直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其海外工作。布尔什维克利用政府派驻国外的外交使团从事共产国际工作，是早期惯常的做法。（注：不少苏俄驻外代表机构成为共产国际活动的指导中心和掩护机构，如在纽约的苏俄政府局；共产国际海外代表也常兼有苏俄外交代表身份，如1919年鲍罗廷被共产国际派到美洲时就有驻墨西哥“大使”头衔。参见B.Lazitch and M.M.Drachkovitch,Lenin and the Comintem(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2);L.Holubnychy,Michael Borodi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3-1925(Ann Arbor,1979)。1921年10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到中国的代表利金就在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建议，把共产国际的工作同某种合法的国外工作切实结合起来。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ъ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T.I.No 21.）所以，共产国际同俄共（布）党和政府在海外的工作其实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呈现出一种十分错综复杂的局面。为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兹将前后不同时期革命局的隶属关系以图表的方式列出，并用文字稍做解释：（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两种事物在发展交叉和过渡中，常常产生某些亦此亦彼的现象，甚至忽隐忽现，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难以用准确的语言加以表达，所以这里只能用图解辅以文字说明勾勒出大致情况。此段文字写作参考了李桂海《谈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模糊方法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3期。）
如图1所示，上海的中国革命局是与朝鲜革命局和筹建中的日本革命局并行的一级机构，如果把在中国各地的革命局当成由俄共在华党员组成、在中国直接建立、并隶属于俄共（布）系统的组织，那么依此类推，朝鲜革命局就应当是由在朝鲜的俄共（布）党员组成、并在朝鲜建立的组织。如此，便无法解释，何以朝鲜革命局会建立在中国的国土上，并主要由朝鲜人组成。况且，当时在中国有俄共党员的地方，并不都有革命局的组织；在个别地方，比如哈尔滨、北京、上海、天津，俄共党员人数均多于革命局的规定组成人数——3至5人，并非所有俄共在华党员都参加了革命局，比如1920年在上海以裁缝身份活动的B.E.鲍良克、在天津的俄共中央远东局成员В．И．霍齐姆斯基、在北京的优林及E.奥扎宁等一些重要俄共党员就没有参加革命局。
最初，上海分部继承了东亚书记处的职能，仍负责远东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后来这些职责逐渐为东方民族部所收管。由此，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机构上海革命局便渐渐与东方民族部的上海分部合为一体。但无论上级机关和本身名称如何变化，上海革命局或“上海局”职能部门基本如下：
由于空间的限制，图3无法纳入上海（革命）局的所有隶属部门和组织。并且由于资料的缺乏，没有列出其他城市革命局的下属机构（仅知道广州革命局设有情报鼓动处和组织处）。然而，仅从图示的上海（革命）局基本结构便可以看出，它下属的一些部门，特别是负责情报和通讯的机构，更像是共产国际的各级机关通常设有的部门，而不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或社会主义者同盟领导机构所应当具有的。
一些学者之所以没有认识到革命局是共产国际为专门领导中国革命运动而设立的机构，可能是由于他们没有弄清革命局同东亚书记处的关系。有的学者在讨论革命局时，根本没有提到东亚书记处；杨奎松则错把上海的东亚书记处写成了“远东书记处”；谢荫明虽然很可贵地指出“东亚书记处和革命局的工作是互相联系的”，但却误认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是维廉斯基于1920年5月在上海所成立，而上海革命局是俄共系统的吴廷康建立的。（注：根据有关档案，1920年6月19日中国外交部才允准维廉斯基的赴华请求。见《发驻崴邵领事电》（6月19日），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俄关系史料（中华民国九年）一般交涉》，6月底优林使团在恰克图遇到正要跨越俄蒙边界的维廉斯基（化名Gusev）和阿布拉姆松（先后任俄共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科和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中国科负责人），见优林使团秘书柯尚宁(M.Kasanin)著China in the Twenties(Moscow:Central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iterature,1973)P28。可见，维廉斯基不可能于1920年5月赶到上海亲自设立东亚书记处，而是他委托先行抵沪的吴廷康建立的。）
这种史实认定上的误差，大概是导致不正确结论的重要原因。
三、功能的考察
接下来的考察将集中于上海革命局及一些下属机构的功能。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仅举几个例子来进行详尽分析。
上海革命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指导中国的建党和建团工作。俞秀松1930年1月1日在苏联撰写的《自传》中讲到，“陈独秀他被委派负责四个大城市（上海除外）成立我们的组织。”[11]作为中共上海发起组书记的陈独秀，能够被谁委派呢？显然有在他之上的领导机构。笔者认为，这个机构就是东亚书记处或其下属的专门负责中国革命工作的上海革命局。东亚书记处及上海革命局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努力并不限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共。随同吴廷康一道来沪的金万谦（注：金万谦为长期在俄国居住的朝鲜人，加入了俄共，是以“布尔什维主义宣传员”的名义来华的。他就是共产国际文件中记载的本姓КиМ（金）、俄文名为谢列布里亚科夫（В．И．СеребрякоВ）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参见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ъ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T.I.第8号文件和书末的人名索引。）曾用共产国际的资金资助过正在组织共产党的大同党，（注：大同党是黄介民于1917年发起成立的（参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东京：岩波书店2001年版，第150页），1919年末到1920年春它曾得到数位朝鲜共产主义者提供的共产国际资助，在上海组织“共产党”。笔者在《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论》（《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中曾误以为“大同党”成立于1920年初，特此更正。杨奎松在《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4期）中说“大同党”是“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是姚作宾于1921年9月成立的，亦误。）他们成立的共产党后来被称为“东方共产党”。上海革命局还同真理社等无政府共产主义团体有关系，后来这类团体中有人曾利用共产国际资金组织“支那共产党”。[12]然而，这两个“共产党”组织并不为陈独秀、张太雷、俞秀松等自视正统的共产党的创始人所承认。此外，上海革命局的主要成员还力图劝说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如陈炯明、戴季陶等发起或加入共产党，（注：孙中山、戴季陶、陈炯明等国民党重要人物都曾被劝说充当共产党发起人或加入共产党。孙中山后来曾对韩麟符透露，列宁本来是想要他（孙）当共产党创始人的。见1924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转引白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53页）。吴廷康和杨明斋1920年还曾在上海力促担任过广州护法军政府司法部司长（署次长）的吴山出来担任筹组共产党的工作，见黄季陆主编的《革命人物志》（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1年版，第6集第2-3页）。）而在1921年7月，大多数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对国民党采取排拒的态度。这些都有力地证实，上海革命局同中共上海发起组并非为一回事。
上海革命局的组织处曾召集十个地方工会和行会的代表成立了工会中央局。这十个工会组织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所批评的由政客、学生组织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招牌工会”，（注：《共产党》第6号（1921年7月7日）刊登的《上海劳动界的趋势》就把曾活跃一时的中华总工会之类，称为“有名无实，并不知劳动运动的方法”的“莫名其妙的工会”。邓中夏1930年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和蔡和森于1926年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中也提到过这类招牌工会组织及其领导人。在出版的蔡的《提纲》中，黄介民和陈家鼐被印为“黄个民”和“陈家谋”，可能是原手稿太潦草之故。）而不是经过中共发起组成员的努力于1920年10月以后陆续创立的机器、印刷等工会。金立人敏感地注意到了这点。其实，当年不少所谓招牌工会得到了一些苏俄、共产国际人员的直接指导。（注：中华工会总会、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上海船务栈房工会、归国华工同人会的领袖如陈家鼐、冯自由、曹亚伯、黄介民、张福堂、夏奇峰等都与苏俄、共产国际人员有直接联系。大概在某种力量的促使下，陈独秀、张国焘到上海之初亦曾参与中华工业协会和上海船务栈房工会的一些活动。这类工会组织值得探入研究。）革命局在上海所从事的学生工作也主要由吴廷康直接同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狄侃、程天放、何世祯等直接联络，并间接地通过在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里的大同党成员来进行。（注：维廉斯基在1920年9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提到的领导全国学生运动的18人“中央委员会”和3人主席团实际上就是他在《共产国际》(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第16期（周祖羲译、李玉贞校的中译文载《党史通讯》1986年第1期）中写到的中华民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由18人组成的评议部和6人组成的执行部。他特别指出执行部（实为理事会）成员中的康白情、姚作宾、王德熙为大同党党员。在后一文章中，他提到全国学联下辖193个各地学生会，与“报告”中举的数字完全相同。）上海革命局“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6]的工作则主要通过与俄共党人合作的真理社（撰印了《兵士须知》等小册子，其不少成员直接到军队中进行宣传）等无政府共产主义社团来施行。（注：详见李丹阳：《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第3部分“AB合作之宣传”，《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申报》1920年4月29日报道，那时在漳州约有三十多人“受雇”向各处士兵、学生等演讲。究竟谁出资雇用这么多人从事兵运（最后惹恼了陈炯明、陈炯光兄弟等带兵的军官）等工作，值得探究。尽管许多在军队中的工作开展于上海革命局成立之前，但一些活动后来被归于东亚书记处和革命局的工作成绩。）很明显，上海革命局从事的某些工作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活动并不相干。
上海革命局情报鼓动处的俄华通讯社（或称华俄或中俄通信社）实际上是俄罗斯电讯社(POCTA)在中国的分社，1920-1922年间是罗斯塔－达尔塔在华分社的别称。“俄华通信社”的中文新闻稿上有Rosta & Dalta News Agencies的英文抬头。（注：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曾看到不少有这种中英文抬头的油印中文新闻稿。）吴廷康等在上海提供给《大陆报》(China Press)稿件时，曾使用“北京达尔塔通讯社上海分社”的名义。[13](P121)可见，被归于上海革命局的俄华通讯社应当是设在北京的罗斯塔－达尔塔的在华总部的上海分社。也许从共产国际的系统，上海革命局领导北京俄华通讯社及其他分社的某些工作，特别是与建立中共有关的工作。（注：担任罗斯塔—达尔塔北京分社经理的霍多洛夫和任广州分社通讯员的斯托扬诺维奇1920年4月曾在天津与吴廷康、柏烈伟等商讨工作（据в．усов，Советская разведка в Китае 20-е юды хх века，стъ．137，由李玉贞提供有关译文）；霍多洛夫1920年曾经手向陈独秀转交若干经费（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May 5,1922,I.O.4514,Reel 64，引自Sooyoung Kim:The Comintern and the Far Eastern Communist Movement in Shanghai,1919-1922,p.57）；1921年中共方面的一个报告通过霍多洛夫寄给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据石克强整理、李玉贞译：《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第9号（1921年7月20日），《百年潮》2001年第12期）；这些都说明霍多洛夫等罗斯塔—达尔塔在华分社人员的某些工作同中共建党有关。）但无论如何，若把上海革命局当作中共发起组或社会主义同盟的领导核心，便等于是说中国的一个革命组织领导了属于苏俄政府的海外通讯社，这当然是荒谬的。情报鼓动处（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里将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аrитационная секции翻译为“宣传报道部”，不够准确。）的情报工作主要是从中国收集有关情报，然后汇报到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有关部门。从石克强整理、李玉贞翻译的有关中共建党的一组俄国文件（可视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集第1卷的重要补充），我们可以看到，前面6份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与吴廷康之间的来往电报，都有要求汇报、关于情报传递和汇报中国各种情况等方面的内容。[10]情报鼓动处所属俄华通讯社的任务之一就是广泛收集在中国出版发行的中外报刊上登载的有关消息、文章，择其要者翻译成英、俄文，然后通过电台发回赤塔和莫斯科。（注：参见拙文《霍多洛夫与苏俄在华最早设立的电讯社》（《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譬如，据刘仁静回忆，他1920年以后在北京的“华俄通讯社”的工作任务就是“把北京报纸上的消息译成英文，再有人译成俄文，通过电报发回到莫斯科。”见王川记录整理的《访问刘亦宇谈话记录》（1979年5月7日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组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内部资料，1979年印，感谢中央音乐学院教师王得山赠）。）一般共产国际机构设有情报机构，如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及其前身东方民族部均有情报部门。上海革命局所属的情报鼓动处从事情报工作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上海革命局是共产国际的机构，而收集情报显然不是中共发起组或社会主义者同盟应该承担的任务及其组织本身应当具备的功能。
上海革命局出版处所属的印刷厂不仅出版、印刷了中文的《共产党宣言》、《劳动界》、《共产党》、《新青年》、《自由》等书刊，而且根据吴廷康报告，印刷厂还由朝鲜革命局共同拥有和使用。（注：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ъ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T.I.No 2.除了郑佩刚主持的“又新印刷所”，有关资料还显示当时上海有一处朝鲜文共产主义宣传品的印刷所。它们可能同属于一个管理机构——上海革命局出版处。）1920年5月开始在上海形成的高丽共产主义者小组（高丽共产党）（注：以韩人社会党为主筹建，该党1921年1月正式改称高丽共产党，同年5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参见金俊烨、金昌顺：《韩国共产主义运动史》，高丽大学出版部1967年版，第1卷。）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编辑的（共产）等朝鲜文书刊以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机关报《新大韩独立报》也由共产国际提供资金的印刷厂印刷。（注：在朝鲜人中的出版工作是在吴廷康和金万谦的指导和资助下进行的。参见《共产党在上海的状况——大正十年七月二十六日附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发信外务次官宛通报要旨》（该日本档案文件系石川祯浩提供，特此感谢）；Sooyoung Kim:The Comintem and the Far Eastern Communist Movement in Shanghai,1919-1922,p.185.）上海革命局出版处所属印刷厂的这种出版、印刷多种文字宣传品的功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革命局所具有的共产国际机构的性质。
四、与其他组织关系的考察
在上述几位学者探讨革命局的文章中，都对革命局与中共上海发起组、社会主义者同盟和其他共产主义小组的关系进行了定位，兹简要述之：杨奎松视上海革命局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核心”、“指导协调机关”和“主要工作机关”，即中共上海发起组；金立人则认为上海革命局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无直接关系”，而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田子渝认为中共上海发起组与上海革命局“是两件事”，但又有密切联系，上海发起组是“上海革命局的重要成员”；任武雄把上海革命局和中共发起组看作“两个独立存在的组织”；谢荫明文中的一个子题即为“革命局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如果不考虑对革命局性质的判定，笔者倾向于后四位学者在这个组织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其中，田子渝的表述比较完备；而杨奎松的看法也有某些合理之处。为厘清这个问题，笔者需要在有关学者（主要是上述几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革命局与中共上海发起组以及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关系分几个方面作进一步辨析：
A.组成人员的不同
根据维廉斯基1920年9月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东亚书记处下辖中国、朝鲜、日本三个分部，每个分部由选举产生的3-5人组成。作为中国分部的上海革命局成员肯定有吴廷康、陈独秀和李汉俊。（注：吴廷康1920年8月17日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社会主义报》出版者李同志是我们革命局成员”（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ъ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вие 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T.I.No.2）。这里的“李同志”是指李汉俊；《中国社会主义报》即为《星期评论》，即刘绍周在共产国际二大发言中说的“中央位于上海社会主义党”所办的“一名称朴素的杂志《周报》”。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4页。）根据吴廷康1920年8月的报告，工会中央局的代表（估计是李中或李启汉）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大概是俞秀松）也可能加入了上海革命局。其他地方的革命局一般大约只有三名成员。北京局除了柏烈伟和斯托扬诺维奇，另一个成员很可能是李大钊；广州局是斯托杨诺维奇（米诺尔）到广州设立的，成员应当有佩尔林和某个中国人（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者）。透过上述远非完全和准确的名单，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各革命局的主要负责人是俄共党员，在一些地方局成员中，俄国人占了相当的比例。而上海以及各地的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者同盟分部则主要由中国人所组成。
Б．З．舒米亚茨基1921年2月26日致м．в．科别茨基的信在谈到中国的工作时指出：“事实上我们在上海的那个三人小组——革命局才是领导机关。”（注：见《百年潮》2001年第12期。据李玉贞和石川祯浩函告，此件确切日期应当为1921年2月26日。据译者李玉贞告知，这里俄文原文为ревбюро，故笔者径将原译“革命委员会”改为“革命局”。由于考虑到邮件传递需一定的时间，舒米亚茨基谈的可能是稍早时的情况。）此函透露了上海革命局那时只有三名成员，说明不是上海革命局后来减少了成员（可能因陈独秀离沪赴粤，吴廷康先赴粤，随即又返俄），就是工会中央局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从未按原计划吸收进革命局。而在1921年初，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绝不仅有三个人。几乎所有学者，包括杨奎松都认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而此时它已经发展到约有十名成员，远多于上海革命局组成人数。其它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也均多于各地革命局成员。所以，中共小组和革命局成员人数的不同显示它们不会是同一个组织。杨奎松在《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一文中根据档案也写明：“上海‘革命局’最初由五人组成”。但他在所著《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中认为，“由于这些‘革命局’最初所具有的统一战线性质，因此，它的成员开始时相当复杂。戴季陶、张东荪以及大批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参加筹备酝酿，甚至加入其中……”他进而把革命局写作“统一战线组织”。显然，这里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如果把革命局当作有社会民主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统一战线组织，那么其成员就更不会仅只区区三至五人了。
B.关于成立时间
有关学者认为，上海革命局是在东亚书记处于1920年5月成立之后和同年8月中旬吴廷康报告中提到它之前成立的。笔者赞同对这个时间范围的判断，但倾向于认为其成立时间稍微靠前。因为作为东亚书记处最重要分部的中国革命局，不可能在东亚书记处成立后2-3个月后才成立；但其筹备确需花费一些时间，所以估计大约在6月9日吴廷康汇报（注：见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ъ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T.I.No 1.吴廷康在该信中提到《大陆报》“在今天的这一期全文刊载了《告世界劳动人民书》”，石川祯浩查到了《大陆报》发表《告世界劳动人民书》的日期是1920年6月9日（见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121页）。吴廷康1920年6月9日信没有谈到革命局，说明在此之前，革命局尚未成立。）之后没有多久即形成。
杨奎松曾对社会主义者同盟、上海革命局和中共发起组三个组织的成立给出了如下时间表：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者会议产生了社会主义者同盟，其后派生出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领导核心”的上海革命局，到1920年11月上海革命局开始向中共发起组转变，到1921年3月转变最终完成。又说，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立时间，应以上海革命局的成立时间为准，大约在7月下旬和8月上旬之间。杨明显的失误是，无视有关记载，大大推后了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成立时间。根据有关资料，社会主义者同盟至迟在1920年初陈独秀赴上海之前就已经在北京组成，在上海也于1920年5月就成立了。（注：参见郑佩刚、梁冰弦、刘石心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忆。关于社会主义者同盟，任武雄、沈海波和胡庆云等学者有专文介绍、研究，这里不详述。）威廉斯基在1920年9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说，在5月组建东亚书记处的目的之一，便是“为了领导业已展开的工作”，所谓已经展开的工作中实际上包括了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创立和活动。对于杨提出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即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时间，其他几位学者多表示了不同意见，金立人、田子渝和任武雄在有关文章中举出大量证据说明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大约于1920年5-6月间创立，（注：比如，中共“一大”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一大”前后》一，第20页）董必武说“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一大”前后》二，第292页）蔡和森认为党的发起成立是1920年五一节后。（《“一大”前后》三，第62页）张太雷给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写道“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支部是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卷第175页）1927年“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写道，陈独秀到上海，适有《每周评论》（应为《星期评论》）在谈马克思主义，“独秀同志即联合他们发起组织共产党（民国九年五月）”。（《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13页）1920年7月10日《俞秀松日记》提到以前曾组织过“社会共产党”。（《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第291页）施复亮回忆说，“党的上海小组成立于1920年6月间”。（《“一大”前后》二，第35页））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建立先于上海革命局的存在。
笔者认为，中共组织的筹建确同上海革命局有关，也与社会主义者同盟有联系，但其最初酝酿甚至早于吴廷康来华。根据1927年张作霖的部队从苏联大使馆中查抄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1920年初中共的“胚胎”就在上海存在了。（注：《中共简史》是黄埔军校政治部苏联顾问纳乌莫夫（с．н．наумов）依据中共党员提供的资料，以卡拉切夫（с．калачев）的笔名发表于《广州》（俄文）1927年第1期的。（参见B.尼基福罗夫：《中国工运与中共的诞生》，林荫成译自《苏共历史问题》1982年第1期）张诚译中译本将该文作者写成葛萨廖夫(N.F.Kiselev)，实际上此人是苏联驻华军事参赞处的打字员，并一度担任负责核对文件的秘书。苏联驻华使馆中的《中共简史》文本上有他的签字只是说明文件经他核对过。(C.M.Wilbur & J.L.How:Communism,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1918-1927,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p.490））吴廷康1920年4月刚到上海就同陈独秀以及《星期评论》社中的社会主义分子进行过接触，并开始指导这批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活动。（注：陈公培回忆，在1920年“五一”以前他曾在《星期评论》社碰到吴廷康，后者同一些人一起座谈过。（《“一大”前后》二，第564页）任武雄的文章中认为，直到1920年7月中，吴廷康才了解陈独秀在6月中建立了社会共产党，并才开始支持他们的建党活动。这种说法似不确。）中共最初的“胚胎”实际上蕴含在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社会主义者同盟里，同时也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社等形式从事活动。5-7月间，先后成立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及上海革命局不断召集讨论筹建共产党的各种座谈会，并可能在某些会上讨论过党的纲领，宣布过党的成立。经过一系列努力，中国共产党（此按当时的称呼，即后来的研究者所称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注：《李达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负责同志的信》中说：“1920年夏季，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施复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中写道，1920年6月在上海成立的组织“一开始就叫‘共产党’”。（转引自《共产主义小组》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邓中夏1930年撰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也提到“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迟于1920年8月成立。
尽管中共上海发起组和上海革命局的成立时间比较接近，说明它们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但成立时间的稍许差异却又显示出它们并不是同一个组织。
C.工作重合的原因
之所以会产生将上海革命局与中共上海发起组以及社会主义者同盟混同的看法，是因为它们三者活动的高度重合性。以往人们所熟知的中共初期组织和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一些工作，比如出版《劳动界》、《共产党宣言》、设立印刷所等等，现在几乎都可以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集第1卷有关文件所述的革命局的计划和成绩中找到对应部分。一些学者正是注意到了革命局与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工作有重叠现象，所以才在不同程度上把革命局认作后两个组织本身或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核心。
其实，如果弄清它们之间真正的关系，这种现象便不难得到解释。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党，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的话，共产国际“应当是在不同国家拥有支部的一个单一的共产党”。[14](P127)那么，在它指导下成立的某国共产党，不管其是否承认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威，或是否宣布加入共产国际，实际上都被视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成员都要为共产国际工作。而且共产国际在某一国家的派出机构，一般多依赖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和成员来从事工作，在中国亦不例外。东亚书记处下属的上海（中国）革命局的一系列计划当然要依靠中国的共产党组织（哪怕是刚刚成立）或像社会主义者同盟那样的具统一战线性质的外围革命组织来实行；反过来，这些组织所从事的活动和取得的成绩算到革命局的帐上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这些组织的行为发生高度重合的现象便不足为奇了。
D.不同层面的关系
杨奎松和金立人分别提到上海革命局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指导协调机关”或“领导机构”，如果仅此为止，这种说法倒没什么错，只是不够全面。其实，革命局除了指导或领导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工作，其最重要的工作是指导创建并领导中共和青年团各地小组的工作。据1921年2月26日舒米亚茨基的信，上海革命局“目前领导着中国六个省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和规模相当的五个中国青年团组织。”[10]所谓六个省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实际上就是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六个共产主义小组。所以应当说，上海革命局主要是中国当时所有共产主义小组（包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机构。
田子渝把革命局当作一个“包括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实际上是把它等同于社会主义者同盟那样的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统战组织，而不是功能超乎统战任务的综合性领导机关。其实，促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同无政府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同盟中暂时携手从事革命活动的，正是立于指导地位的共产国际在华机构——革命局及在其成立之前的一些俄共党员。杨奎松认为吴廷康曾“相信各派社会主义者可以结成统一战线并兼容于共产党”，其实，把同盟和党的关系颠倒的想法，吴廷康本人并没有表露过。至于杨奎松提到的其他一些号称“社会党”或“共产党”的组织，特别是由真理社等无政府共产主义团体组成的“支那共产党”和由大同党演变而成的“东方共产党”，都曾一度被苏俄和共产国际视为与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一脉组织并列的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它们之间也并非完全绝缘，在反日斗争、工会运动中，陈独秀等中共的创始人与当时和后来成为另外两个“共产党”负责人的黄介民、张墨池等不乏密切的合作，1920年的“五一”运动就是这几批人共同行动的一例。
上述各种关系大体可由下图显示：
其他：如四川共产主义组织（可能是支那共产党的支部）
它们无论是分别发展为“共产党”，还是合作行动，都有居于它们之上的革命局及其前后在华活动的苏俄、共产国际人员和机构的指导与资助。
五、革命局消失的原因
金立人、田子渝把革命局的消失与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衰亡联系在一起，并为了解释建党过程中一度有无政府主义者加入的复杂现象，提出了“两条线”说，即中国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国际有两种不同的建党思路和实践。金认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是陈独秀、李大钊等独立自主地建立的，并力求组织的“相对纯洁”；而以吴廷康为首的共产国际在华人员则力求“规模效应”，企图通过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革命局这种统战性质组织的方式过渡到建立共产党。由于这种建党方式失败了，所以革命局“随着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解散而消失。”田认同这种看法，说“随着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谢幕，上海革命局也不复存在”，并且认为，“革命局”可以视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失误的开始”，“上海革命局从成立到消失是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国际代表在建党实践和思路上相容与冲突的结果。”
杨奎松也在某种程度上把革命局的结束与清除无政府主义者联系起来，认为直到1921年3月召开“肃清无政府党的大会”，革命局才最终转变为中共上海发起组。不过，杨把两种不同建党倾向和路径看作是主要由吴廷康和威廉斯基两个俄国人代表的。按照他的说法，“维经斯基来华后的主要注意力一时还不是放在组建那种纯而又纯的中国共产党上，而是致力于使中国的绝大多数革命者共同组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大同盟”；维廉斯基等则“更倾向于在中国直接建立纯粹的共产党”。其实，从这两人的经历看，维廉斯基比吴廷康更具包容性和善做统战工作。在华的许多先期统战工作正是在1919年9月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派到远东指导东亚革命工作的维廉斯基的领导下进行的，东亚书记处所做的一些工作也是在维廉斯基赞许、支持下进行的。1920年7月，维廉斯基在北京主持召开在华俄共党员第一次代表会议，提出准备举行“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以成立中国共产党。其中“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用的是复数，[6]即包括了即将成立的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中共之外的其他一些组织。1920年底他在《共产国际》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15]（第16期）特别赞许了真理社和大同党这两个主要成员多为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和国民党社会主义者的新党派。到1921年1月12日，他还在《消息报》上撰文就去年底在上海召开的远东社会主义者联合会议（有东方共产党的代表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发表评论，说东亚的劳动者“已经加速在他们的力量中组织联盟……会议标志着共产主义在远东的成长以及远东国家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形成……”[16](P90)可见，维廉斯基与吴廷康在努力集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社会革命力量上不分伯仲。这样做并非个人偏好，也不是“失误”，而是贯彻执行了苏俄、共产国际那一时期（特别是协约国干涉时期）制定的团结国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团体的方略。（注：1919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份决议甚至公开表示欢迎无政府（工团）主义团体与共产主义运动合作。详见拙文《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第5部分“AB合作的背景与原因”，《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实际上，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是并行不悖的工作。对于俄共、共产国际人员来说，这两个组织并非是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因为可以用同盟来开展和掩护党小组的活动，并从中吸纳党员，发展党的组织。那一时期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一度遵从俄共党员和苏俄、共产国际在华机构的指示，认真地与无政府主义者在社会主义者同盟中亲密无间地合作共事，（注：这是当时许多参加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感受。）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在泾渭分明的两条线上“分别进行”，并同共产国际人员就此问题发生“冲突”。尽管笔者一直强调中国建党活动的多样性和发展脉络的多线性，却无法苟同上述“两条线”的说法。
解散社会主义者同盟实际上也是共产国际在华人员根据俄共、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而进行的。1921年3月8日召开的俄共（布）十大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申明要同“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思想表现”“进行坚持不懈的思想斗争”。[17](P485)俄共在党内展开思想斗争的同时，对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又一波严厉镇压。共产国际也随之改变了原来的策略，季诺维也夫在报告关于共产国际三大工作时，强调共产国际组织的“同质性”，谈到以前吸收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不能继续留在组织内。[18](P282)由于这些措施，曾经表示同情俄国革命或加入共产国际的美国、荷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日本等国家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团体和个人，纷纷公开表示反对苏俄和共产国际，并且同他们本国的共产主义者分道扬镳。（注：参见Degras(ed.),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1919-1943,Documents,Vo1.1,pp.409-411;T.A.Stanley,Osugi Sakae-Anarchist in Taisho Japan,The Creativtiy of the Ego,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137.）这一系列变化也影响到中国。大概根据上级的精神，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决定于1921年3月下旬在中国举行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并派遣专人前去指导。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把无政府主义者从组织中清除出去”。（注：见舒米亚茨基致科别茨基的信（1921年2月26日），《百年潮》2001年第12期；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卷第175页。有的学者认为“三月会议”没有召开，有的认为该会就是陈独秀等人在广州与无政府主义者分裂的会议，笔者以为不正确。《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德同志联席会会议纪录第1号（1921年7月20日）》中记载说：“在中国开过的那次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决议（见《上海会议决议》）。”（《百年潮》2001年第12期）这里的“那次会议”应是指在上海召开、并且作出了决议的“三月会议”。解光一在《对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新质疑》（《上海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中写到，南京和徐州“党的组织”于1921年曾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但因代表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在会议谈到纪律问题时退席。笔者认为，解文叙述的南京和徐州的所谓“党的组织”，大概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分部，其代表1921年参加的很可能就是“三月会议”。）既然布尔什维克及其拥护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是由俄共（布）、共产国际那时的策略变化造成的，并且这种变化成为世界性的现象，那么，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解体便并不必然带来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下级机构——革命局的消失。
笔者认为，革命局的成立与消失主要是同俄共、共产国际对远东革命领导机关的部署和调整有关。维廉斯基在1920年9月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设在上海的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是“临时的集体领导中心”。[6]既然东亚书记处本来就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书记处里的中国分部即上海革命局当然也是临时的附属机构。后来组织发展的情况也证实了这种临时性。先是东亚书记处随着其他替代机构的产生而取消，1920年12月东方民族部的报告便只字未提东亚书记处。革命局在东亚书记处消失后，又维持了一段时间，因为1921年2月26日舒米亚茨基信中还提到上海的革命局，但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正式成立（1921年3月）后，就未再见提到革命局的记载。
东亚书记处和革命局的撤销也可能是当时俄国各方争夺在华领导权的斗争的一个结果。佩尔西茨在介绍根据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等机构的档案编辑而成的档案集——《苏俄的远东政策(1920-1922)》时写到，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和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党的省级委员会、共产国际执委会、外交人民委员部等党、政、共产国际组织和机构，以及它们的人数众多的代表争夺在中国、朝鲜和蒙古革命工作领导权的斗争十分激烈，“每一个组织都想争当为全球革命（那时似乎即将来临）创造一个东方战线的参与者。”[19]在那时从事东方工作人员的函电中，充满了相互间的指责。比如舒米亚茨基就曾抱怨“所有的人都想伸手，情况混乱，互相掣肘”。[10]其中，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同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之间的争夺尤为激烈。比如，远东局成员霍齐姆斯基曾通知吴廷康，他们应当服从远东共和国驻北京使团团长优林的领导。[10]因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远东全权代表而在争夺中占了上风的舒米亚茨基，在筹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过程中想方设法除去俄共远东局支持的一些东方革命力量和政党，而代之以自己扶植的势力。（注：他在伊尔库茨克另外成立了一个高丽共产党，而逮捕了原韩人社会党领袖朴爱等人，并企图加害高丽共产党（上海派）领袖。还用机枪、大炮来解除不顺从他的朝鲜革命部队，屠杀了600余朝鲜志士。这一血腥事件在朝鲜和中国人中造成极恶劣的影响。参见Kim Sooyong,The Comintem and the Far Eastem Communist Movement in Shanghai,1919-1922,pp.218-220）；江亢虎《新俄游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7-28,61-62页）。马林在了解情况后也表示不赞同伊尔库茨克的做法，见《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卷第229-231页。）所以，最初由俄共（布）远东局派遣的人员建立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及其下属机构被以整合的名义撤销和归并，也就在所难免了。
革命局这类组织的最终消失还应当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关。因为革命局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吴廷康待此事略有端倪后，于1921年春的离华大概直接导致了革命局的结束。1921年6月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到上海的马林，在报告和回忆中从未提到有“革命局”，1921年10月远东书记处派到中国接替尼柯尔斯基担任在华工作全权代表的利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透露，共产国际那时只在上海设立了工作任务被大大简化了的联络站，同朝鲜和中国的联系是由朝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负责的，而在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和广州有与“上海中央局”（指中共中央）有联系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小组从事的“所有运动都是根据远东书记处总的指示和我的指示共同开展的。”（注：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ъ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T.I.No 21.利金报告还提到那一时期还有一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同志在负责中国的工作，这无疑指的是马林。）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俄共和共产国际似乎已经不再需要类似革命局那样的在华中介机构了。（注：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赤色职工国际远东局立即停止其在华单独进行的工作，并决定“把已开辟的工作和建立的联系移交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8月3日，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的信中表示亦色职工国际没有必要在上海设立一个局，“一切应由当地力量去做”。（卡尔图诺娃：《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援助》）从这个类似的例子中可以推知共产国际在华革命局结束的原因。）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尽管中共还未正式决议加入），共产国际及其在华代表完全可以通过和依靠它的中央来在中国推进共产主义运动了。
六、结语
通过对“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作用等做详尽的考察，以及把它同当时国际上的同类机构进行比较，我们认为，上海革命局是共产国际研究东方问题、指导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临时机构——东亚书记处下属的、具体负责中国革命运动的机构，即中国革命局；后来其隶属关系虽然有些变化，但它作为共产国际在华机构的性质未变。革命局的主要任务是促使中国各种进步力量联合展开革命活动，并推动和指导在华建立共产党。革命局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催化剂和推进器，随着机构的变动和其使命的基本完成而撤销。
方德万在《从朋友到同志——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0-1927)》一书中强调以前参加各进步学会的朋友间个人的关系和各学会间的联系在形成各地乃至全国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上的作用，不承认在上海有中共的发起组，也否认上海中共早期组织的中心地位。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由一些自发的共产主义组织形成的”，“一些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出现与共产国际的努力无关。”[20](P2,55-56,68,80,243）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集第1卷未出版以前，方德万持这样的观点情有可原，同他类似的看法也不少。然而，我们现在可以从已经发表的俄国有关档案中更为清楚地看到，在建立中共的过程中，上海的确存在一个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党的发起中心。而这个中心，过去学者往往认为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共上海发起组；现在很清楚，实际上在它的背后有直接担负指导中共建党之责的共产国际机构——上海革命局。（注：如果杨奎松不把“中共上海发起组”认作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而是视其为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机构，那么他的关于上海革命局就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观点或许在这一点上尚能自圆其说（然而杨关于包括上海发起组在内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最初都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派生物”的说法，又显然距革命局的形成相去甚远）。其实，笔者也以为，若把后人创造的“中共上海发起组”这个名称理解为在上海设立的、以吴廷康为最高领导的、负责在各地发起中共的、由3-5个人组成的领导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核心组织，那么，“中共上海发起组”同上海革命局就没有什么区别。不过，这需要重新做一番正名的工作。）总之，搞清革命局的性质和地位，对于进一步深入认识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共建立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更是几乎扩展到全球。所以，研究当时存在于中国的共产主义的组织与运动，不能不从国际共运的角度来审视，并特别应当注意把握那一时期苏俄、共产国际的某些具体方针、策略、设置。对于革命局这样的组织，也只有放在这种背景下去观照、考察，才容易发现其在共产国际组织系统中的位置及其作用。
鉴于有关革命局的记载十分稀少，所以一些历史学者不得不依据残断、零星的史料来推断其结构、性质、地位等，由此产生各种不同的叙述和解释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这里所提供的也仅仅是一种叙述和解释。文中对革命局及其上级机构发展变化的描摹和图示肯定也不够精准。这除了因史料不全之外，还由于一些事物发展阶段的界限以及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是那么截然清晰。因而，笔者面对复杂、多样的史实也暂且只能用类似拓扑学的方法进行模糊的描述，以力求大致逼近历史的真实情况。相信通过各学者间不同看法、观点的交流、商榷、辩论，可以取长补短，促进对史实更加深刻、全面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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