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化进程与教育结构调整(论文文献综述)
任波[1](2021)在《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体育产业是“五大幸福产业”的组成部分,在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影响下,体育产业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愈加强烈。探究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在理论层面,有助于挖掘体育产业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和价值、有助于厘清体育产业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搭建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践层面,有利于促进城市体育产业发展、有利于促进体育产业更好融入城市发展、有利于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良性互动发展。基于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相关理论,综合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抽象分析与具体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基础、域外经验、耦合机理、耦合效应、效应测度、实证分析等维度,搭建一个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及其效应分析的基本逻辑框架。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一是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是通过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现实条件、影响因素、互动内涵、联结方式等因素串联起来。其中,现实条件是体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体育产业贡献不断提升、体育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体育产业基础不断夯实、体育市场主体不断增长,以及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的不断演进。影响因素是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环境向好。互动内涵是以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为要求,以增进体育产业有效融入城市化发展为重点,以呈现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时序与空间阶段性变化为特征,以实现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为目的。联结方式是体育产业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等,促进城市化发展;城市化通过要素流动和集聚增长等,促进体育产业发展。二是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通过互动方式、呈现形式以及评价方式3个层面体现出来。其中,互动方式是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对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的积极推动作用;城市化进程加快驱动产业规模扩大、产业贡献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基础夯实、市场主体扩大。呈现形式是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评价方式是关联耦合效应评价和耦合协调效应评价。三是体育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由体育产业规模、体育产业贡献、体育产业结构、体育产业基础以及体育市场主体等5个一级指标,体育产业总产值、体育产业增加值、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体育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体育服务业占比、人均体育消费、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体育企业数等8个二级指标构成。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由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等4个一级指标,人均GDP、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城镇人口比重、城市人口密度、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总从业人口比重、人均拥有建成区面积、人均城市拥有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等13个二级指标构成。在此基础上,提出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测度的2种形式,即关联耦合效应测度和耦合协调效应测度。四是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关联耦合发展态势,体现在2014—2017年为较强关联耦合阶段、2018年为中等关联耦合阶段。体育产业各子系统与城市化各子系统也存在着先增长后下降的关联耦合关系,具体体现在2014—2016年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与体育产业的关联耦合程度呈现增长态势,2017—2018年呈现下降态势;2014—2016年体育产业规模、体育产业贡献、体育产业结构、体育产业基础、体育市场主体与城市化关联耦合呈现增长态势,2017—2018年呈现下降态势。五是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耦合状况和协调状况都呈现相对较平稳变化态势,并存在2014—2018年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程度高于协调程度。2014—2018年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程度由失调发展至协调,且存在2014—2017年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类型是体育产业发展滞后型耦合协调,2018年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类型是城市化发展滞后型耦合协调。
李晓鹏[2](2021)在《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研究指明城镇化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载体,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与必由之路。日本城市化发展已在上世纪末基本完成,且经验良多,能够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中国现代城镇化发展始于改革开放,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快速提升至2019年的60.6%,成绩斐然。但相比于成熟工业化国家近80%的城镇化水平,中国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速放缓及前期积累的城镇化问题集中释放的背景下,中国当前及未来城镇化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无论从前期理论研究还是从世界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实践来看,财政支出对城镇化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财政支出的推动作用,但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某些问题,部分也由财政支出问题所致,并且多数城镇化问题也必须通过财政支出手段予以解决。面对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与中国部分制度问题的阻滞,迫切需要通过优化财政支出与革新财政支出机制来解决中国当前及未来所面临的城镇化问题,以推动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文章核心点是研究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在论文思路与结构安排上,首先对核心概念进行多维度分解,将财政支出分解为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分权及财政支出城乡分配四个维度,将城镇化分解为城镇化效率、城镇化质量、城镇空间形态与城乡关系四个维度,进而确定两个核心概念相应维度之间的多个重要关系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文章将对日本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城市化发展中财政支出作用的多维度分析作为研究起点,并在日本经验启示的基础上确定研究方向与研究框架。在中国实践部分的行文安排上,论文采用发展实践概述、理论与数理分析、实证分析的研究脉络。文章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日本的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人口城市化水平较高(主要是战后),城市空间布局经历由失衡到均衡的序贯增长过程,城乡关系状况良好(主要是战后)。战前与战后实践总体表明,日本城市化发展与财政支出规模间存在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但一定时期内财政支出规模的过大或过小都将对城市化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日本战前生产性财政支出水平极高,战后城市化高速增长期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缓慢下降,在城市化后期消费性或民生性财政支出显着增加。战前财政集权致使城市空间发展极化;战后日本市町村的财政分权态势较为均衡,城市化空间形态也呈现先“聚”后“散”的序贯特征,大中小城市发展整体较为均衡。日本财政支出对农业发展、农村工业化与农业兼业经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改善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经验对理论分析框架的建立及对中国从财政支出方面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启示。第二,在公共产品非过度拥挤状态下,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经济集聚水平提升,经济集聚水平提升也会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在实际中表现为在住房保障、教育、医疗、基础设施、收入分配与福利公平需求方面,财政支出规模与城镇化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财政支出规模、经济集聚与劳动力城乡转移的空间经济数理模型分析发现,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集聚或城镇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基于198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分别进行静态面板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计量分析,实证结论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第三,财政支出结构的适时调整能够从提高经济增长水平、更好满足居民公共产品偏好结构、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与福利不公平状况、提升城镇空间综合承载力四个方面推动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提升。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模型分析发现,由公共资本效率与公私产品偏好结构变化所推动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对劳动力城乡转移决策及流动均衡具有重要影响。基于1982-2019年中国全国数据构建时间序列协整模型计量分析得出,财政支出结构中服务性支出比重与城镇化质量间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的省级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析得出了财政支出结构中各类服务性财政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具体影响。第四,财政分权能够通过财政激励、财政竞争与提升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三个方面提升城镇化效率,但也会因财政资源分配差距产生的“马太效应”而导致城市发展出现两级分化。财政分权、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数理模型分析发现,在公共产品拥挤条件下,财政分权程度会对城镇化水平产生倒“U”型影响,并在土地拥挤假设下得出城市群形态是城镇空间布局的最优形态。对中国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与县级地区各层级城市财政自给率与财政支出分权指数的核算结果发现,层级越高的城市财政自给率与财政支出分权指数越高,人口的平均流入规模越大。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的动态面板模型与分位数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有助于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并且城镇化水平越高,该边际影响越大。第五,财政支出能够扩大城乡市场规模,支撑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乡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但实践中常常因城乡财政配置结构失衡而导致城乡发展差距扩大。财政支出、农业产出与城乡收入变化数理模型分析发现,当城镇存在公共投资而乡村没有时,农业产出会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会拉大;而当公共资本存在并按适当比例向乡村农业转移时,不仅会提升农业产出水平,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97-2019年中国全国数据对数平均迪氏分解(LMDI)分析发现,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产出增加具有正向影响。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财政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在不同时期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有所不同。基于2007-2019年面板校正标准误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财政支出相对规模的增加、服务性财政支出与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增加均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与城乡收入比之间虽呈负相关关系,但并不显着。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为:(1)将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分权及财政支出城乡分配(财政支出维度)与城镇化效率、城镇化质量、城镇空间形态、城乡关系(城镇化维度)相关联,并根据日本经验与中国城镇化发展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构建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多维度分析框架。(2)将财政支出引入传统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空间经济模型,并根据理论分析需要,建立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模型,财政分权、城市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模型,财政支出、农业产出与城乡收入变化模型,并获得有价值的分析结果。(3)在实证研究方法上选用了适用且较为前沿的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时间序列协整分析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等计量方法,对问题进行多角度、多方法、多数据类型实证分析,以保障经验研究的全面性与准确性。
李泽众[3](2021)在《环境规制对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过去的传统城镇化存在“量”与“质”不协调以及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重城轻乡”导致城乡分割严重。与此同时,传统的城镇化过度依赖廉价的“人口红利”以及“土地红利”,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严重的“半城镇化”等问题。随着经济增速和工业化发展的步伐放缓以及资源环境的趋紧,以开发土地、大搞房地产为建设重点的传统城镇化难以为继,城镇化的发展方式必须发生转变,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重点建设内容,依托环境治理从而走上高质量的城镇化道路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拟解决三个问题:第一,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那么,环境规制与城镇化发展的质量之间是否存在相似的关系?第二,在先前已有的研究中,常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征城镇化发展情况,但是该方法会与实际的城镇化发展现状存在较大偏差。那么,如何反映并且较为准确地测度中国的城镇化质量?第三,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如何?在包含传导机制的分析框架中,环境规制的力度是越大越好吗?怎样的环境规制力度最有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本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包含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公共服务以及节能环保等五个方面共20个基础指标,分别表征五个维度城镇化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出分维度城镇化质量和综合城镇化质量。在测度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城镇化质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现状与特征。基于此,本文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着重研究其内在的影响机理,从而为我国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提供有益借鉴。本文将从以下八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为导论。导论部分首先阐明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研究的环境规制以及高质量城镇化进行了概念界定。接着,基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分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最后,导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以及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与研究内容相关的国内外文献综述,通过梳理、总结和评述现有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内外文献,阐明对本文有启发之处和有待补充之处。(1)环境规制的有关研究,主要包含环境规制的理论演进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在理论演进中,本文梳理并总结了以往研究对环境规制在概念界定、工具选择、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在实证研究中,本文回顾并且总结了有关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与生态效应方面的文献。(2)城镇化发展和城镇化质量的有关研究,围绕着对高质量城镇化内涵的演进以及测度问题。(3)环境规制与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主要包含了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发展关系的研究以及环境规制与城镇化发展的实证研究。通过已有文献的评述,本文希望能够对以往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进行补充,即不仅考虑空间层面的相关性,并在环境规制基于资源再配置效应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领域做出一定边际贡献。第三部分主要围绕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及分析展开研究。从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环保等方面选取了20个基础指标,分别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公共服务和节能环保等五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借助熵权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度,从而测度出2003-2016年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维度城镇化质量和综合城镇化质量。在此基础上,根据省内各地级市的GDP占比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出2003-2016年我国分省份的分维度城镇化质量和综合城镇化质量,并进一步分析我国城镇化质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现状与特征。最后,将城镇化根据发展特征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并梳理和总结了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和工具在不同阶段的演进和发展。第四部分主要是环境规制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经验分析。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由于环境规制和城镇化质量均存在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因此需要构建环境规制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将环境规制按照不同的规制方式区分为“效果型”环境规制和“过程型”环境规制,运用三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偏微分方法,将空间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同时,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环境规制与城镇化质量的非线性关系。第五部分、第六部分和第七部分分别从激发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资源再配置效应等三方面,对环境规制促进城镇化质量提高的影响机理进行了研究。第五部分围绕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1-2018年中国31个省份在2001-2018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门槛回归方法,对环境规制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六部分主要研究产业结构优化的传导机制,在构建了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6年期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环境规制能否通过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有利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七部分基于环境规制纠正资源错配,再进一步促进城镇化质量提高的传导机制的研究思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SLS模型对环境规制纠正资源错配从而影响城镇化质量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且根据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所在区域和城市规模进行区分,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第八部分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部分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为中国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实现环境保护和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双赢提供经验参考和借鉴作用。通过以上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基于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结果可以看出:(1)在2003-2016年期间,绝大多数城市的城镇化质量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城镇化质量最高的城市以直辖市、省会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为主。(2)在综合的城镇化质量中所占权重从高到低的城镇化维度分别为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公共服务、人口城镇化以及节能环保。(3)中国各省市之间在的分维度城镇化质量和综合城镇化质量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即城镇化质量在空间层面较不均衡,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质量依次递减的态势。第二,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有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在三种不同的空间矩阵条件下,无论是污染物去除率越高,即以治理结果为导向进行的“效果型”环境规制;还是每万元GDP产生的污染物越少,即以生产过程为导向进行的“过程型”环境规制,均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并且,环境规制的力度越强,本地区的城镇化质量越高,并能通过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使得邻近地区的城镇化质量得到提升。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溢出效应体现出空间异质性。“效果型”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在西部地区最为显着,“过程型”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在中部地区显着,而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不显着。因此,应当进一步打破行政壁垒,形成区域联合执法的环境治理架构,并在区域间实行信息共享的监测体系,并将区域联防联控需要与因地制宜有机结合,促进地区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第三,对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影响城镇化质量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治污技术进步效应和生产技术创新效应刺激技术创新,并能强化技术创新(包括治污技术创新、生产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作用,即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2)环境规制基于治污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呈现出先负后正的“U”型动态变化。在环境规制力度较低(ln ER≤0.1972)的情况下,企业出于侥幸心理,往往倾向于选择默默承受环境规制可能带来的“遵循成本”。开展技术创新的研发会引致更高的成本,从而阻碍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此时治污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提升的作用不明显。而环境规制力度较大时(ln ER>0.1972),为避免被惩罚所带来的巨大代价,企业必须采取措施推动企业研发投入。当“创新补偿”降低或全部抵消“遵循成本”时,企业的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均得到提高。而到了这一阶段,技术创新对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着,从而实现了环境规制基于技术创新促进城镇化质量提升的效果。(3)环境规制对城镇化的质量提升存在单门槛效应,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情况下,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作用存在差异。在环境规制力度较低时,治污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促进作用有限,随着环境规制的强度增大,治污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此外,由于生产技术创新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稳定,不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强度,环境规制基于生产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不具备这一特征,呈现出正向激励的特征。第四,对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传导机制影响城镇化质量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然而,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并没有类似的倒逼作用,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发挥环境规制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中介作用。(2)从全国来看,环境规制及其空间滞后项的弹性系数均显着为正,说明某地区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不仅可以促进本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也可以促进邻近地区的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也能够促进邻近地区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然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类似的空间溢出作用。(3)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均具有空间异质性。从环境规制来看,环境规制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最为显着,在东部地区其次,然而在中部地区不显着;从产业结构调整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效果均显着,但是效果依次递减,具有空间异质性。然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西部地区抑制了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不显着。第五,对环境规制通过纠正资源错配的传导机制影响城镇化质量进行经验分析,主要结论有:(1)劳动错配传导机制和资本错配传导机制均得到有效验证,环境规制能够通过纠正劳动错配和资本错配,从而有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2)从资本错配对城镇化质量的抑制作用来看,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更加严重;纠正资本错配对于提高中小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更加有效,纠正劳动错配对于提高大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更加有效;(3)“动钱”的方式虽在当前阶段十分有效,但不具有可持续性,且效果受到人口规模的限制。相比之下,“动人”的方式却对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作用十分明显。由此可见,消除行政壁垒,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才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路径所在。因此,在未来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道路上,需要合理规划城市布局,不应将城镇面积的扩张视作城镇化发展的提高,而应当将评价指标聚焦在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城市建设的空间利用效率等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低效的“城市蔓延”现象发生。此外,提高环境规制力度,依托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以及对生态的改善,进一步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技术研发、推动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善,藉此提高城镇化质量。
刘淼[4](2021)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型转向创新和内需驱动的关键时期,而城镇化的提质转型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抓手。但须警惕的是:第一,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现实国情导致“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趋于关闭,城乡人口流动逐渐放缓。城镇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城镇化建设如何持续促进要素集聚,扩大城市内需,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值得深思。第二,快速发展的土地城镇化造成城市能源资源消耗剧增、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第三,传统的城镇化建设思路扭曲市场机制的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城市经济效率提升。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复杂,而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城市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趋紧。城镇化建设与转型在加速要素集聚、提升地区经济辐射能力、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等方面能否以及如何发挥支撑作用,以实现城市生态效率持续改善,亟待深入考察和研究。同时,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我国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原则下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变化趋势及时空关联,科学把握城镇化发展与城市生态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影响机制,对于探索绿色、集约、高质量的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推动经济稳定、高效、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首先在系统梳理城镇化建设和生态效率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刻阐释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内在影响机理,建立了较为科学、全面、体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城市生态效率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立足长江经济带11省区市的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度城市生态效率;在时空尺度下对2007年至2018年间城市生态效率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并利用空间可视化技术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描述探讨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地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以揭示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同时,基于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沿革,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可视化技术考察不同度量标准的城镇化建设的动态演进和时空分布特征。其次,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和工具变量三阶段最小二乘法(IV-3SLS)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影响机制,并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采用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S3SLS)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最后,基于定性分析和命题检验,提出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优化政策。基于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本文的核心观点为:长江经济带以城镇化建设为抓手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无论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现阶段仍以传统的城乡流动型人口城镇化和空间扩张型土地城镇化为主。但是传统城镇化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而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周边城市生态效率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均能显着改善本地的生态效率水平。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2007—2018年我国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不均衡,整体层面不存在趋同态势,但表现出“双峰”或“多峰”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具体地,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土地城镇化水平在逐步提高的同时,其分布始终保持俱乐部趋同现象;长江经济带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已呈现出高水平的集中特征,城市之间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在不断缩小;长江经济带的社会城镇化水平提升缓慢,城市之间的绝对差距在逐渐扩大,低水平的集中度在逐渐下降,高水平的集聚现象在逐步形成;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存在极化现象,但仍主要表现为低水平集聚状态。基于Arc GIS的空间可视化技术,发现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呈现为典型的“中心—外围”特征,具体表现为以省会城市或下游地区沿海发达城市为核心,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及成渝城市群为集聚面,形成点面结合的“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城镇化发展模式。(2)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呈波动性上升趋势,整体表现为下、中、上游地区梯度递减的空间格局。2007—2018年期间,我国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生态效率平均值存在显着差异,不存在条件收敛。整体上只有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得到显着提升,下游地区得到微弱改善,上游地区有所恶化。2007—2018年期间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中等及以上水平的城市分布逐渐呈现为较明显的俱乐部趋同态势,具体以长江下游地区沿海城市、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及成都都市圈为典型;但长江上游地区的云南、贵州两省区,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省等的城市生态效率普遍明显降低。(3)未考虑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时,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呈非线性的“U”型,现阶段影响为正。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与城市生态效率呈“U”型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而社会城镇化与城市生态效率不存在非线性影响关系。经计算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分别达到3.61%、47.57%及9.03%之后开始对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现阶段多数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基本达到甚至越过“U”型的拐点,因此现阶段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关系。考虑到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创新性地选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建设的工具变量,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人口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最大,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再次之,新型城镇化最小。(4)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积累及产业集聚的传导机制显着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但在地方政府制度竞争调节作用下城镇化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人口城镇化通过以上三种传导机制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效果最为明显,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效果最差。同时,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普遍竞争,在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分别约有83.33%、40.28%、63.19%及81.02%的观测值处于制度竞争大于其临界值阶段,即对于大多数城市而言,在城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制度竞争的调节作用下,城镇化建设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5)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空间效应。就长江经济带全域的而言,周边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提升能显着促进本地生态效率的改善,并且周边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发展均能显着提升本地生态效率水平。就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差异性而言,下游和上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空间溢出及空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方向和显着性与长江经济带整体估计结果一致,但上游城市的空间影响强度更大;而中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的空间影响相对更小,且多数空间效应未得到显着发挥。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揭示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在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推动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践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的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且当前仍以传统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为主,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下、进程缓慢;二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呈现低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尤其是上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三是,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高素质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及与产业结构优化联动发展等渠道改善城市生态效率的功效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四是,以制度竞争为代表的地方政府间横向盲目同质化竞争不利于城镇化提质增效,从而阻碍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改善;五是,城市群(尤其是中西部城市群)的资源集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仍有较大释放空间。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分别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稳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提质转型;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高水平空间集聚;以城镇化转型发展为抓手,加快产业集聚与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从而提升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引导地方政府间避免恶性博弈,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协作关系和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和辐射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协同改善等。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为:第一,本文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集聚及人力资本积累等角度解释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路径,并创新性地基于文本分析设计地方政府城镇化建设的“制度竞争”指标,进而讨论地方竞争的调节作用,以避免陷入仅仅简单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存在性的研究窠臼。第二,基于空间视角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溢出效应和交互作用,从而为长江经济带各区域间生态效率的协同均衡发展提供了经验基础。第三,本文创新性地采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的工具变量以缓解其内生性问题,提高了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真实性。第四,依托详实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层面数据资料,突显出我国在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中“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的发展特征,更符合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要求,更契合我国权力下放实施差异化城镇化建设策略,研究结论也更科学合理。
王永仓[5](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说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刘显[6](2021)在《国际化绿色化背景下中国西北地区粮食安全研究》文中认为通过发展灌溉、提高复种指数和增加农药化肥投入等措施,我国目前达到了FAO(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规定的粮食安全标准,但这种发展是以过量的资源投入和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不符合绿色化发展理念(资源高效利用,减少环境污染),已难以为继。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给中国西北地区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单纯通过开发本区域的粮食生产潜力来达到粮食安全的目的较为困难。本研究在国际化(国际粮食贸易)绿色化背景下,分析了西北地区粮食安全现状;借助农村调研数据和统计数据,全面评估了城市化和老龄化对区域粮食安全的影响,预测了2025-2050年区域粮食供需平衡。为了满足区域未来粮食供需平衡,实现粮食国际化绿色化生产,借助水足迹和虚拟水理论、水资源负载指数、耕地压力指数和耕地质量指数等,明确了水资源、耕地资源和粮食贸易对区域粮食安全的影响机制;立足“一带一路”倡议、粮食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以西北地区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为上层目标,以各省(区)粮食蓝水利用效益、绿水占比和粮食净效益为下层目标,以各省种植面积、粮食可用水资源量、最低粮食需求为约束条件,构建开放式双层多目标种植结构优化模型。有望在提高粮食安全水平的基础上,促进粮食国际化和绿色化发展。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西北地区粮食安全未来存在较大威胁与挑战。城市化和老龄化增加1%,农户粮食产量将分别增加26.0和-9.4 kg(P<0.05)。城市居民对于动物性食品的消费以年均2.7%的速率增长,动物性产品的生产需要更多的粮食,给区域粮食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两个因素的提高降低了农户种植粮食的积极性、农业劳动力数量以及质量,阻碍了粮食绿色生产。劳动力减少又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发展。在城市化和老龄化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预计2025、2035和2050年的粮食消费量至少将需要7.99×107吨、8.79×107吨和9.30×107吨,较2016年分别增加21.0%、33.1%和40.9%,粮食安全指数分别降低了15.6%、20.7%和22.9%。预计自2040年始,仅依靠本区域的粮食产量将无法满足粮食消费需求。为保障未来粮食供需平衡,提出加强对农户的技术指导、机械设备投资、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等措施来保障区域粮食安全。(2)2000-2016年西北地区水资源开发潜力在大幅减小,粮食消费水足迹逐步增加。水资源负载等级由Ⅲ级转变为Ⅰ级,已不具备进一步开发的潜力。农业用水量占用水总量的比例以年均0.2%的幅度减小。随着人口增长,粮食消费水足迹增加了3.7%,其中灰水足迹增加了40.1%,不利于粮食绿色化生产;牛奶、水产品和肉类的消费水足迹分别增加了311.2%、59.3%和46.0%。能源水足迹增加了4.0倍,这导致了能源-粮食产业对水资源的竞争指数增加了1.2倍。2000-2016年虽西北地区耕地压力在减小,但耕地质量较差。耕地压力指数年均减幅为1.6%,这主要源于粮食单产和复种指数的提高(P<0.01)。然而,虽耕地资源丰富但低等耕地占耕地总量的57.4%,耕地质量指数为0.22,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逐年增加的水资源压力和较低的耕地质量决定了较低的粮食生产潜力,给区域粮食的绿色化生产带来威胁。因此,必须采取发展节水灌溉技术、科学施肥、研发抗旱高产作物品种、发展智慧农业等措施来实现区域粮食安全和粮食绿色化生产。(3)中国西北地区粮食安全水平与国际间粮食贸易紧密相关。2000-2016年,西北地区粮食进口年份为8个,期间穿插着粮食出口年。出口粮食数量比进口高67.9%,说明西北地区对于保障全球的粮食安全具有积极作用。同样,该地区不稳定的粮食贸易状态,也说明了其粮食安全水平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粮食贸易。(4)种植结构优化后粮食安全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同时提高了生态安全水平、粮食蓝水利用效益和净效益,降低了粮食种植面积。调整后,西北地区粮食种植面积为1.74×108 ha,相较于2016年减少了2.0%。小麦、玉米、薯类和大豆种植面积的变幅分别为-28.2%、-15.9%、6.1%和1.8%。西北地区粮食作物提供的热量增加7.5%,粮食灰水足迹减小6.6%,粮食蓝水利用效益和净效益分别增加23.4%和18.3%,种植面积减少2.0%。粮食安全指数提高2.2%,预计2025、2035和2050年粮食安全指数将分别提高4.7%、4.5%和3.2%,促进未来粮食供需平衡。这在缓解区域水资源和耕地资源压力的同时,提高了粮食产量和市场竞争力,促进粮食绿色化生产。本文从城市化和老龄化的角度,在系统分析了西北地区粮食供需平衡现状并进行预测的基础上,以绿色化和国际化为导向,选取指标量化了水资源、耕地资源和粮食贸易对区域粮食安全的影响。将国际粮食贸易和比较优势纳入考量,构建了“开放式”种植结构优化模型。最终提出适于国际化绿色化背景的粮食种植结构优化建议。这对于保障该区域粮食安全,实现粮食国际化和绿色化生产意义重大。
王馨[7](2021)在《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也应内涵高质量发展理念,转向金融高质量发展阶段,发挥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因此,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虽然只占了我国国土总面积的21.4%,但是其对GDP的贡献超过了40%,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是国家重点发展的区域。早在2014年,中央经济会议就明确将长江经济带定位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第二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提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因此,充分发挥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作用,实现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使长江经济带发挥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模范作用势在必行。本文选择长江经济带中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十一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对长江经济带十一个省市金融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测算和分析,并对影响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找到推动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有利因素,充分发挥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作用,为实现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模范作用提供理论依据。文章通过回顾以往研究文献,总结前人研究成果,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构建文章的理论基础,对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结合新发展理念,从金融支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方面的投入产出指标构建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测算体系,对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在金融综合投入和金融综合产出两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对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效率进行了评价,从效率角度对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金融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从经济因素、城市发展、政策环境和社会因素四个方面,选取经济发展、居民收入、产业结构、城市化进程、交通便利情况、政府干预、对外开放程度、市场化水平、教育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就业水平共11个指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09-2019年经济因素、城市发展、政策环境和社会因素与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结论如下:(1)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在投入产出上规模发展明显,有明显地域差异,基本上呈下游省市高于中游省市、中游省市高于上游省市的递减形式,但在效率提升方面高投入高产出省市效率提升明显不足,后发展省市效率提升速度快。(2)经济因素、城市发展、政策环境和社会因素中大部分因素对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明显,起正向推动作用。(3)城市化进程和教育水平提升并未发挥出对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理论上的支持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三个对策建议:(1)促进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中金融资源投入协调性,同时注重效率提升。(2)以政策为导向,多方面共同促进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3)将金融高质量发展意识融入金融从业者专业素养。
尹国君[8](2020)在《物流集聚与区域城镇化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驱动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如何合理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构建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首先要完善交通运输体系,畅通物流网络,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其次应加强中小城市与物流通道的连接,形成高效率、低成本、优服务的物流集聚区。实践经验表明,只有畅通物流通道,降低物流成本,才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才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经济的振兴;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提高区域抗风险能力。物流集聚区内,通过物流企业间的竞合关系、营运优势的互补、价值增值服务的提供、前后向关系的延伸,形成的资源共享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及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了物流集聚的形成与发展。物流集聚能提升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增加物流收益、促进物流创新。依据人口、经济、土地和社会城镇化的主要指标,采用熵值法计算出区域城镇化率。以2005年至2017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基础,分别从全国整体、东中西分区域和大中小分等级城市进行实证研究表明,物流空间集聚规模、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及物流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等因素,基本上都促进区域城镇化的发展。通过物流集聚对区域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测度表明,不同区域不同等级的城市物流集聚对区域城镇化存在不同影响。以城市人口规模、市辖区面积和在岗职工工资水平作为门槛变量,以物流空间集聚规模、多样化、专业化集聚和协同集聚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存在显着的门槛效应。因此,深入分析物流集聚的影响因素、促进物流集聚发展是推动区域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创新:一是以物流集聚理论为基础,以物流集聚效应为切入点,以区域城镇化为研究目标,在中国物流集聚与区域城镇化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将物流集聚与区域城镇化纳入了统一的理论研究框架,重点研究了物流集聚对区域城镇化影响的机理、方向及大小,并分析了城市的区位差异和等级差异对结论的影响。二是研究了物流空间集聚、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对人口城镇化存在显着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了对区域城镇化影响也非常显着的观点。同时,研究认为物流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城镇化的作用也非常显着。通过物流集聚对区域城镇化门槛效应的测算,认为不同城市规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物流集聚对区域城镇化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三是运用多方法、多样本开展分类研究。利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历年数据为样本,在整体影响、城市区位和等级差异的研究基础上,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检验了物流集聚与区域城镇化存在的相关关系;在借鉴其它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熵值法测算了各城市历年区域城镇化的水平;运用系统广义矩阵方法,对物流集聚对区域城镇化的影响进行了动态分析;使用门槛效应模型,测算了物流集聚对区域城镇化的影响存在的门槛效应。最后从合理扩大物流空间集聚规模,促进物流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强化物流与制造业协同的集聚的角度提出了促进区域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刘学民[9](2020)在《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中国雾霾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呈现发生频率高、污染程度重、分布范围广、治理难度大等特征,对公众健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引起了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截至2017年底,我国已出台大气相关政策、法规、方案等280余项,其中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明确提出对颗粒物、SO2、NOx等大气污染物实施协同控制。“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和“打好蓝天保卫战”要求有效提高环境规制效率,对雾霾进行科学施策和标本兼治。因此,探索我国雾霾污染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及治理路径已是当前各界亟需攻克的难题,也是实现新常态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关键切入点。本文以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为研究主题,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机理和路径优化机理。随后运用ESDA技术考察了雾霾污染和环境规制的空间集聚和演化特征,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基于协同与利益相关者视角,构建并测算了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指标,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探索了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通过直接和间接协同效应,展开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直接、间接路径优化分析,提高了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效果。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如下:首先,理论分析环境规制影响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构建环境规制视角下雾霾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环境规制相关“三大假说”、协同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规范分析法,从环境规制协同和优化的角度,阐述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理和路径优化机理,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严谨可靠的理论基础。其次,基于文献阅读、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雾霾的形成过程、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系统构建了雾霾污染人为和自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研究发现,我国雾霾污染存在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低-高集聚、高-低集聚向高-高和低-低集聚演化趋势明显;不同影响因素对雾霾污染起到了差异化作用效果,即雾霾是由人为因素直接影响和自然因素间接促进的综合作用结果。对雾霾形成本质认知的提升将为其治理提供思路和方向。接着,基于“污染天堂”、“波特假说”及“竞相到底”假说,研究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不能改善雾霾污染,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临界值时才能对雾霾污染起到抑制作用,并体现了显着的空间溢出性和时间滞后性。此外,环境规制对雾霾影响作用具有区域差异性,表现为滞后效应对不同地区环境规制效力起到了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如提高了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效力却减弱了其在西部地区的有效性。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是下一步展开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研究的基础。然后,基于协同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指标,检验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效果。在对横向和纵向两种协同度测算的基础上,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的提高能够有效控制雾霾污染,且显着加强了政府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力;环境规制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的增加同样有利于改善雾霾污染,同时可缓解基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类型的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作用的异质性。尽管环境规制协同效果显着,但如何优化和提高其协同治理效率仍需要进一步探究。最后,基于中介效应方法,通过直接协同效应和间接协同效应探索了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的优化问题。研究发现,直接协同路径优化方面,可推行“强化中央政府规制约束,明确地方政府监管职责,落实企业治污主体责任,保障公众参与法律途径”的雾霾防治利益相关多元主体纵深权责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的路径优化策略;间接协同路径优化方面,分别对“环境规制-外商投资-雾霾污染”、“环境规制-产业结构-雾霾污染”及“环境规制-技术创新-雾霾污染”三条协同路径的合理性进行检验、讨论和分析,然后从政策、产业、技术等视角给出了具体路径优化措施。雾霾污染治理研究在经管学科领域起步较晚,所以存在很大深入探索空间。本文以环境规制为切入点,对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展开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从理论上看,本研究深化了对雾霾形成过程及演化特征的理解,提出了环境规制影响雾霾污染的机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机理和路径优化机理,完善了环境规制视角下雾霾防治领域的理论研究,为雾霾污染的科学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创新性地构建了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指标,丰富了环境规制协同的内涵和指标体系构建;从实践上看,本研究对我国产业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升级,发展方式的改变,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的协同推进,人居环境与生活水平改善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并给予决策参考;对调动企业减排意愿和消费者节能消费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刘晓钰[10](2020)在《中国城市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关注城市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是联结速度型经济发展道路和质量型经济发展道路的纽带,也是转接宏观经济视角和微观经济视角的桥梁。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迅猛扩张的同时,也履行着节能减排和维持地球生态的大国重任,“节能”与“发展”的平衡始终是时代倡导的先锋主题。然而受制于特殊国情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限制,尽管中国已在能源系统取得了显着成就,但仍需面对能源供应安全、经济增长质量与生态环境改善等问题。目前来看,通过能源效率来降低能源消耗速度、缓解能源供应短缺,是全球范围内解决能源矛盾的最优方案。那么,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挑战,探寻我国城市发展与能源问题的真实关系,观察近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提供能源视角下城市发展的政策建议则显得至关重要。本文以城市化和能源效率为关注点,探讨我国城市化进程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与城市化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方向。首先,从人口、经济、技术、社会四个渠道出发,详述城市化影响能源效率的道路机制。其次,基于2002-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中国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基于1978-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纳入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并对结果进行时空演进分析。最后,提取2002-2016年的能效测算结果,结合同期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使用静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城市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发展:(1)城市化进程会带来人口、经济、技术、社会的发展,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将进一步引发规模效应、回弹效应等系列效应影响能源效率水平,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则会通过二者内部要素的调节使能源效率产生波动。(2)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在时序角度呈现“上升—保持—波动”的三阶段演进特征,在空间角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效应与区位特征。(3)2012-2016年,我国综合城市化水平与能源效率呈负向相关关系,说明城市化进程整体降低了能源效率,城市建设未实现与能源效率同步改善的环保目标。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本文建议:发展差异化能源产业体系;搭建城市能效标杆评估机制;实现城市规划与能源消耗预算联动;联结能源高效与紧凑城市化发展模式。充分利用城市发展优势,打造能效提升与城市绿色发展的共赢局面。
二、城市化进程与教育结构调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城市化进程与教育结构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1)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问题、目的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1.3 研究目的 |
1.1.4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2.1 体育与城市发展的相关研究 |
1.2.2 体育及相关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相关研究 |
1.2.3 体育产业、城市化与相关系统耦合发展研究 |
1.2.4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3.1 研究对象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内容与框架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 |
1.4.3 研究框架 |
1.5 本章小结 |
2 概念辨析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辨析 |
2.1.1 耦合、机理、关联耦合与耦合协调 |
2.1.2 体育产业与体育产业系统 |
2.1.3 城市化与城市化系统 |
2.2 理论基础 |
2.2.1 产业集聚理论 |
2.2.2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2.2.3 二元经济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3 域外经验:英美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脉络分析 |
3.1 英美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演进特征 |
3.1.1 英美日体育产业演进特征 |
3.1.2 英美日城市化演进特征 |
3.2 英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脉络 |
3.2.1 英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体育产业发展理路 |
3.2.2 英国体育产业演进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
3.3 美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脉络 |
3.3.1 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体育产业发展理路 |
3.3.2 美国体育产业演进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
3.4 日本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脉络 |
3.4.1 日本城市化进程中的体育产业发展理路 |
3.4.2 日本体育产业演进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
3.5 英美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特征及启示 |
3.5.1 培育体育消费: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基础 |
3.5.2 提升经济贡献: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外核 |
3.5.3 发展主导产业: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内核 |
3.5.4 强化市场主体: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保障 |
3.6 英美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本土借鉴 |
3.6.1 耦合内在前提:体育产业发展伴随着城市化的演进 |
3.6.2 耦合外在前提:城市化演进影响着体育产业的发展 |
3.6.3 耦合内在影响: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受到内部要素的影响 |
3.6.4 耦合外在影响: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
3.7 本章小结 |
4 耦合机理:中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分析 |
4.1 体育产业和城市化的演进历程 |
4.1.1 体育产业的演进历程 |
4.1.2 城市化的演进历程 |
4.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现实条件 |
4.2.1 体育产业发展现实状况 |
4.2.2 城市化发展现实状况 |
4.3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联结基础 |
4.3.1 联结的理论支撑 |
4.3.2 体育产业:规模经济效应与外部经济效应 |
4.3.3 城市化:服务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升级 |
4.4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影响因素 |
4.4.1 政治因素:政策和管理体制等不断完善 |
4.4.2 经济因素: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等不断优化 |
4.4.3 社会因素:消费结构和人口结构等不断向好 |
4.4.4 科技因素: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不断渗透 |
4.5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互动内涵 |
4.5.1 耦合要求: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
4.5.2 耦合重点:体育产业有效融入城市化发展 |
4.5.3 耦合特征: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时序与空间阶段性变化 |
4.5.4 耦合目的: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 |
4.6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联结方式 |
4.6.1 体育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 |
4.6.2 城市化:要素流动和集聚增长 |
4.7 本章小结 |
5 耦合效应: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效应分析 |
5.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的互动方式 |
5.1.1 体育产业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
5.1.2 城市化为体育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
5.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的呈现形式 |
5.2.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经济效益 |
5.2.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社会效益 |
5.2.3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生态效益 |
5.3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的评价方式 |
5.3.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关联耦合效应评价 |
5.3.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评价 |
5.4 本章小结 |
6 效应测度: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评价指标构建及其耦合效应测度 |
6.1 体育产业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 |
6.1.1 体育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6.1.2 体育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
6.1.3 体育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流程 |
6.1.4 体育产业发展指标体系的最终结果 |
6.1.5 体育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 |
6.1.6 体育产业发展指标体系的评价 |
6.2 城市化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 |
6.2.1 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6.2.2 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
6.2.3 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流程 |
6.2.4 城市化发展指标体系的最终结果 |
6.2.5 城市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 |
6.2.6 城市化发展指标体系的评价 |
6.3 关联耦合效应测度与耦合协调效应测度 |
6.3.1 关联耦合效应测度 |
6.3.2 耦合协调效应测度 |
6.4 本章小结 |
7 关联效应: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分析 |
7.1 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7.1.1 指标选取 |
7.1.2 数据来源 |
7.1.3 研究方法及其适用性 |
7.2 实证分析 |
7.2.1 国家层面:中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的实证 |
7.2.2 省域层面: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的实证 |
7.3 结果与分析 |
7.3.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具有中等或较强关联耦合关系 |
7.3.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关联耦合关系 |
7.4 讨论与启示 |
7.4.1 以增强体育产业融入城市化发展为重点,促进两系统关联耦合发展 |
7.4.2 以优化体育产业结构为重点,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发展 |
7.4.3 以推进经济城市化发展为重点,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发展 |
7.5 本章小结 |
8 协调效应: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分析 |
8.1 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8.1.1 指标选取 |
8.1.2 数据来源 |
8.1.3 研究方法及其适用性 |
8.2 实证分析 |
8.2.1 国家层面:中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的实证 |
8.2.2 省域层面: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的实证 |
8.3 结果与分析 |
8.3.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程度呈现上升态势 |
8.3.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有从失调向协调发展态势 |
8.4 讨论与启示 |
8.4.1 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
8.4.2 促进体育产业融入城市的经济、空间、社会等发展之中 |
8.4.3 促进城市化进程中体育产业的规模、结构、贡献、基础等发展 |
8.5 本章小结 |
9 研究结论、建议、不足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研究建议 |
9.3 研究不足 |
9.4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2)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日本工业化进程中的财政支出与城市化问题 |
1.2.2 城镇化动力机制、发展规律与中国实践 |
1.2.3 财政支出规模、经济集聚与城镇化 |
1.2.4 财政支出结构、城镇化与城镇化质量 |
1.2.5 财政分权、空间经济效率与城镇化 |
1.2.6 财政支出与城乡关系 |
1.2.7 文献评述 |
1.3 研究思路、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框架 |
1.3.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城镇化 |
2.1.2 财政支出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2.2.2 财政支出理论 |
2.2.3 城镇化相关理论 |
2.3 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
第三章 日本城市化发展多维度分析 |
3.1 日本概况及工业化发展历程 |
3.2 日本城市化发展概况 |
3.3 日本人口城市化发展实践 |
3.4 日本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
3.5 日本城乡关系发展特征 |
3.6 小结 |
第四章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作用:经验与启示 |
4.1 日本财政制度沿革概述 |
4.2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作用分析 |
4.2.1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规模效应 |
4.2.2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结构效应 |
4.2.3 日本财政分权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
4.2.4 日本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 |
4.3 日本经验与启示 |
4.4 小结 |
第五章 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研究 |
5.1 中国城镇化发展与相关财政支出实践 |
5.1.1 中国城镇化发展特征 |
5.1.2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财政支出规模变迁 |
5.2 财政支出规模与城镇化的互动逻辑 |
5.2.1 公共产品与经济集聚 |
5.2.2 财政支出规模的城镇化发展效应 |
5.2.3 财政支出、经济集聚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分析 |
5.3 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 |
5.3.1 变量选取、数据说明与数据准备 |
5.3.2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
5.3.3 动态空间面板回归分析 |
5.4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影响研究 |
6.1 中国城镇化质量与财政支出结构实践 |
6.1.1 中国城镇化质量状况 |
6.1.2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演变 |
6.2 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理论分析 |
6.2.1 财政支出结构的城镇化发展效应分析 |
6.2.2 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分析 |
6.3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影响:实证分析 |
6.3.1 时间序列协整分析 |
6.3.2 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
6.4 小结 |
第七章 中国财政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研究 |
7.1 中国财政分权与城镇空间形态演变 |
7.1.1 中国财政分权概述 |
7.1.2 中国城镇空间形态演变 |
7.2 财政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理论分析 |
7.2.1 机理分析 |
7.2.2 数理分析 |
7.3 中国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 |
7.3.1 中国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 |
7.3.2 中国央地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省级面板数据 |
7.4 小结 |
第八章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研究 |
8.1 中国城乡关系与相关财政支出实践 |
8.1.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实践及成因分析 |
8.1.2 中国城乡关系健康发展对财政支出的现实需求 |
8.2 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理论分析 |
8.2.1 财政支出的城乡关系发展效应 |
8.2.2 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的影响:数理分析 |
8.3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实证分析 |
8.3.1 中国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发展的影响:LMDI分解分析 |
8.3.2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以社会保障为例 |
8.3.3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8.4 小结 |
第九章 结论与建议 |
9.1 主要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环境规制对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1.4 基本概念界定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 |
2.1.1 环境规制的理论演进 |
2.1.2 环境规制的强度测度 |
2.1.3 关于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 |
2.1.4 关于环境规制的生态效应 |
2.2 关于城镇化质量的研究 |
2.2.1 城镇化质量的内涵 |
2.2.2 对城镇化质量的评价与测度 |
2.3 关于环境规制影响城镇化发展的相关研究 |
2.3.1 关于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关系的理论研究 |
2.3.2 关于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
2.4 文献评述以及对本研究的启示 |
第三章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和现状分析 |
3.1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 |
3.2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结果与现状分析 |
3.2.1 测度结果 |
3.2.2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现状分析 |
3.2.3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时空演化 |
3.3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环境规制政策的演进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4.1 问题的提出 |
4.2 研究方法与设计 |
4.2.1 研究方法 |
4.2.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4.3 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4.3.1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4.3.2 实证分析结果 |
4.3.3 稳健性检验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环境规制基于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分析 |
5.1 问题的提出 |
5.2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理论分析 |
5.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实证分析 |
5.3.1 动态面板模型构建 |
5.3.2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
5.3.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分析 |
5.4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动态面板门槛实证分析 |
5.4.1 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设定 |
5.4.2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
5.4.3 动态面板门槛检验 |
5.5 环境规制基于技术创新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
第六章 环境规制基于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分析 |
6.1 问题的提出 |
6.2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镇化质量的机理分析 |
6.3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镇化质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 |
6.3.1 研究方法、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6.3.2 模型构建 |
6.3.3 模型估计结果与解释 |
6.3.4 稳健性分析 |
6.4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
6.4.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6.4.2 空间计量回归结果与讨论 |
6.5 环境规制基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
第七章 环境规制基于资源配置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分析 |
7.1 问题的提出 |
7.2 环境规制、资源配置影响城镇化质量的机理分析 |
7.3 环境规制、资源配置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实证分析 |
7.3.1 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
7.3.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7.3.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7.3.4 稳健性检验 |
7.4 环境规制基于纠正资源错配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4)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1.2.1 国内外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进展 |
1.2.2 国内外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进展 |
1.2.3 国内外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
1.2.4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进展 |
1.2.5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评述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1.4.1 研究内容 |
1.4.2 创新之处 |
2 理论基础与机理阐释 |
2.1 城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
2.1.1 区位理论 |
2.1.2 结构理论 |
2.1.3 人口迁移理论 |
2.1.4 非均衡发展理论 |
2.1.5 城市规划理论 |
2.2 生态效率的相关理论 |
2.2.1 环境经济学理论 |
2.2.2 生态经济学理论 |
2.2.3 内生增长理论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5 中国生态文明观 |
2.3 城镇化建设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机理阐释 |
2.3.1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分析 |
2.3.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2.3.3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分析 |
2.4 本章小结 |
3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与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现实考察 |
3.1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 |
3.1.1 制度变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演变历程 |
3.1.2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评价指标构建 |
3.1.3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现状分析 |
3.2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 |
3.2.1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
3.2.2 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的生态效率测度 |
3.2.3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时空演变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4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研究 |
4.1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4.1.1 模型设定 |
4.1.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4.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4.2.1 基准模型回归 |
4.2.2 工具变量回归 |
4.3 稳健性检验 |
4.4 本章小结 |
5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
5.1 影响机制检验模型设定 |
5.2 产业结构优化机制检验 |
5.2.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5.2.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5.3 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检验 |
5.3.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5.3.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5.4 产业集聚机制检验 |
5.4.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5.4.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5.5 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 |
5.5.1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模型设定 |
5.5.2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
6.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6.1.1 空间自相关检验方法 |
6.1.2 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 |
6.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交互及溢出效应分析 |
6.2.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6.2.2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6.2.3 区域异质性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5)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1.3.5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1.5.1 研究框架 |
1.5.2 技术路线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1.6.1 研究的创新 |
1.6.2 存在的局限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2.1.4 简要评述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2.2.5 简要评述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2.3.4 简要评述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2.4.3 长尾理论 |
2.4.4 简要评述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3.1.1 数字金融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3.2.1 农户创业 |
3.2.2 经济增长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4.1.1 网络支付 |
4.1.2 网络融资 |
4.1.3 财富管理 |
4.1.4 网络保险 |
4.1.5 互联网征信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8 本章小结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5.1 引言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5.2.1 模型构建 |
5.2.2 变量选取 |
5.2.3 估计策略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5.3.4 分位数回归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1 引言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6.2.1 模型与变量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7.1 引言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7.2.1 模型设定 |
7.2.2 变量选择 |
7.2.3 统计分析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7.4.2 拓展性讨论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8.1 引言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8.2.1 模型设定 |
8.2.2 变量选择 |
8.2.3 数据来源 |
8.2.4 描述性统计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国际化绿色化背景下中国西北地区粮食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粮食安全内涵及发展 |
1.2.2 城市化、人口老龄化和粮食安全 |
1.2.3 水资源与粮食安全 |
1.2.4 耕地资源与粮食安全 |
1.2.5 国际化与粮食安全 |
1.2.6 粮食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和粮食安全 |
1.3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思路 |
2.1 研究区概况 |
2.1.1 自然地理概况 |
2.1.2 人口概况 |
2.2 研究目标 |
2.3 研究内容 |
2.4 技术路线 |
2.5 主要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
2.5.1 主要数据来源 |
2.5.2 生产水足迹 |
2.5.3 水资源负载指数 |
2.5.4 耕地压力指数 |
2.5.5 多元及固定效应回归 |
2.5.6 农业投入产出效应分析 |
2.5.7 种植结构优化模型 |
第三章 西北地区粮食供需平衡分析及预测 |
3.1 西北地区粮食安全现状分析 |
3.1.1 西北地区粮食生产现状 |
3.1.2 西北地区粮食单产的时空变化 |
3.1.3 西北地区粮食消费需求量 |
3.2 西北地区粮食供需平衡预测 |
3.2.1 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函数关系 |
3.2.2 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对粮食消费量之间的关系 |
3.2.3 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对粮食安全及粮食绿色生产的负面影响 |
3.2.4 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对粮食安全的积极影响 |
3.2.5 2025-2050年西北地区粮食安全预测 |
3.3 讨论 |
3.3.1 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 |
3.3.2 粮食消费量影响因素 |
3.3.3 减少城市化和老龄化对粮食绿色生产负面影响的措施 |
3.3.4 粮食国际化促进区域粮食安全 |
3.3.5 本章节存在的局限性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绿色化背景下水资源对西北地区粮食安全的影响 |
4.1 西北地区水资源禀赋差异 |
4.1.1 西北地区水资源总量时空分布特征 |
4.1.2 西北地区水资源开发潜力分析 |
4.2 西北地区农业可用水量的动态变化 |
4.2.1 西北地区用水结构时空特征 |
4.2.2 西北地区农田灌水量的时空变化分析 |
4.3 从水足迹和虚拟水视角看西北地区粮食安全新挑战 |
4.3.1 人口增长对粮食消费水足迹的影响 |
4.3.2 人口城市化对粮食消费水足迹的影响 |
4.3.3 膳食结构转变对粮食消费水足迹的影响 |
4.3.4 能源-粮食产业对水资源的竞争 |
4.3.5 国内粮食贸易对粮食水足迹的影响 |
4.3.6 气候变化对西北地区水资源的影响 |
4.4 讨论 |
4.4.1 未来西北地区粮食消费水足迹增长预测 |
4.4.2 促进水资源绿色化发展来应对粮食消费水足迹增加 |
4.4.3 区域粮食虚拟水流动调控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绿色化背景下耕地资源对西北地区粮食安全的影响 |
5.1 西北地区耕地面积时空变化 |
5.1.1 耕地随时间变化特征 |
5.1.2 耕地空间分异特征 |
5.2 西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 |
5.2.1 人均耕地面积随时间动态变化 |
5.2.2 人均耕地面积空间差异性 |
5.3 西北地区耕地压力指数 |
5.3.1 耕地压力指数随时间的变化动态 |
5.3.2 耕地压力指数空间分异特征 |
5.4 西北地区耕地质量空间分布特征 |
5.5 讨论 |
5.5.1 耕地数量变化的原因分析 |
5.5.2 耕地质量变化的原因分析 |
5.5.3 缓解西北地区耕地压力的有效应对措施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国际粮食贸易对西北地区粮食安全的影响 |
6.1 西北地区粮食贸易动态变化 |
6.2 粮食贸易时空变化特征 |
6.3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国际化绿色化背景下种植结构调整改善粮食安全的潜力 |
7.1 粮食作物水足迹和碳足迹 |
7.1.1 各区域间粮食作物的相对比较优势 |
7.1.2 各区域内粮食作物的绝对比较优势 |
7.2 粮食作物种植结构调整潜力 |
7.2.1 粮食作物种植结构优化 |
7.2.2 结构调整后各目标函数值对比分析 |
7.3 粮食作物结构调整的潜在效益 |
7.3.1 结构调整提高了粮食Calories数量 |
7.3.2 结构调整促进了生态安全 |
7.3.3 结构调整促进了蓝水利用效益 |
7.3.4 结构调整对粮食绿水足迹影响分析 |
7.3.5 结构调整提高了粮食净效益 |
7.4 讨论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主要创新点 |
8.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7)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金融高质量发展内涵界定 |
1.2.2 金融发展质量评价 |
1.2.3 金融发展影响因素 |
1.2.4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思路 |
1.5 创新点 |
第2章 金融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高质量发展界定 |
2.1.2 金融高质量发展界定 |
2.2 理论基础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2 金融发展相关理论 |
2.3 金融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 |
2.3.1 经济因素与金融高质量发展 |
2.3.2 城市发展与金融高质量发展 |
2.3.3 政策环境与金融高质量发展 |
2.3.4 社会因素与金融高质量发展 |
2.4 小结 |
第3章 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测算 |
3.1 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现状 |
3.1.1 长江经济带金融业总体发展现状 |
3.1.2 长江经济带金融业各省市发展现状 |
3.2 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测算体系构建 |
3.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3.2.2 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标内容 |
3.2.3 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测算指标体系 |
3.3 测算方法和数据来源 |
3.3.1 测算方法 |
3.3.2 数据来源 |
3.4 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测算结果分析 |
3.4.1 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综合投入分析 |
3.4.2 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综合产出分析 |
3.4.3 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效率分析 |
3.5 小结 |
第4章 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4.1 实证研究设计 |
4.1.1 变量选择 |
4.1.2 数据来源 |
4.1.3 模型方法介绍 |
4.2 实证研究过程 |
4.2.1 模型构建 |
4.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3 实证结果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4.3.1 经济因素对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 |
4.3.2 城市发展对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 |
4.3.3 政策环境对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 |
4.3.4 社会因素对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 |
4.4 小结 |
第5章 研究结论、对策建议与展望 |
5.1 研究结论 |
5.2 对策建议 |
5.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8)物流集聚与区域城镇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物流集聚与区域城镇化的相关文献 |
1.2.1 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 |
1.2.2 文献简评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和方法 |
1.3.1 研究的基本思路 |
1.3.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1.4.1 研究的重点难点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第2章 物流集聚与区域城镇化的理论基础 |
2.1 区域城镇化的内涵界定 |
2.1.1 传统城镇化理论 |
2.1.2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理论发展 |
2.1.3 以区域为基础的区域城镇化理论界定 |
2.2 物流集聚的内涵及相关理论 |
2.2.1 物流集聚的内涵 |
2.2.2 运输成本与物流集聚 |
2.2.3 产业区位与物流集聚 |
2.2.4 规模经济与物流集聚 |
2.2.5 循环累积与物流集聚 |
2.3 物流集聚直接影响区域城镇化的机理 |
2.3.1 物流空间集聚规模影响区域城镇化的机理 |
2.3.2 物流专业化集聚影响区域城镇化的机理 |
2.3.3 物流多样化集聚影响区域城镇化的机理 |
2.4 物流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影响区域城镇化的机理 |
2.4.1 协同集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高区域城镇化质量 |
2.4.2 协同集聚通过产业关联效促进区域城镇化质量提升 |
2.4.3 协同集聚通过就业效应促进区域城镇化扩大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物流集聚发展水平的测度 |
3.1 中国物流空间集聚规模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
3.1.1 物流空间集聚规模的测度方法 |
3.1.2 中国省域物流空间集聚规模发展现状 |
3.1.3 中国主要城市物流空间集聚规模发展现状 |
3.1.4 中国物流空间集聚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
3.2 中国物流专业化集聚水平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
3.2.1 物流专业化集聚水平的测度方法 |
3.2.2 中国省域物流专业化集聚发展现状 |
3.2.3 中国主要城市物流专业化集聚发展现状 |
3.2.4 中国物流专业化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
3.3 中国物流多样化集聚水平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
3.3.1 物流专业化集聚水平的测度方法 |
3.3.2 中国省域物流多样化集聚发展现状 |
3.3.3 中国主要城市物流多样化集聚发展现状 |
3.3.4 中国物流多样化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基于熵值法的中国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 |
4.1 中国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现状 |
4.1.1 中国区域城镇化发展整体水平 |
4.1.2 东中西部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 |
4.1.3 大中小城市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 |
4.2 应用熵值法测度中国区域城镇化发展差异 |
4.2.1 熵值法测度步骤 |
4.2.2 中国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结果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物流集聚影响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实证研究 |
5.1 变量测算与数据说明 |
5.1.1 被解释变量 |
5.1.2 解释变量 |
5.2 物流集聚与区域城镇化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
5.2.1 相关程度分析 |
5.2.2 单位根检验 |
5.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5.3 物流集聚影响区域城镇化实证模型构建 |
5.4 物流空间、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影响区域城镇化实证结果分析 |
5.4.1 物流集聚影响区域城镇化整体实证结果分析 |
5.4.2 东中西部城市物流集聚影响区域城镇化实证结果分析 |
5.4.3 大中小城市物流集聚影响区域城镇化实证结果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物流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影响区域城镇化的实证研究 |
6.1 物流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
6.1.1 物流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测度方法 |
6.1.2 中国省域物流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发展现状 |
6.1.3 中国主要城市物流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发展现状 |
6.1.4 中国物流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6.2 物流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影响区域城镇化的实证结果分析 |
6.2.1 变量的选取 |
6.2.2 协同集聚影响区域城镇化模型构建 |
6.2.3 协同集聚影响区域城镇化的整体实证结果分析 |
6.2.4 东中西部城市协同集聚影响区域城镇化的实证结果分析 |
6.2.5 大中小城市协同集聚影响区域城镇化的实证结果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物流集聚影响区域城镇化的门槛效应研究 |
7.1 物流集聚影响区域城镇化门槛效应的初步分析 |
7.2 物流集聚影响区域城镇化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构建与估计方法 |
7.2.1 物流集聚影响区域城镇化门槛模型分析方法 |
7.2.2 面板门槛效应实证估计方法 |
7.3 物流集聚影响区域城镇化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
7.3.1 以人口数量作为门槛变量的实证结果分析 |
7.3.2 以市区面积作为门槛变量的实证结果分析 |
7.3.3 以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作为门槛变量的实证结果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政策建议 |
8.1 优化物流空间集聚规模促进区域城镇化 |
8.1.1 中央政府主导物流发展规划 |
8.1.2 地方政府协调物流发展规划 |
8.2 推动物流专业化集聚促进区域城镇化发展 |
8.2.1 物流企业合作促进物流专业化集聚 |
8.2.2 人才培养与引进提升物流专业化集聚 |
8.2.3 创新趋动加速物流专业化集聚 |
8.3 促进物流多样化集聚引领区域城镇化 |
8.3.1 政府角色转变助力物流多样化集聚 |
8.3.2 宽松的发展环境优化物流多样化集聚 |
8.3.3 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保障物流多样化集聚 |
8.4 鼓励物流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促进区域城镇化 |
8.4.1 制造业物流部门的优化 |
8.4.2 引导新建园区制造业集聚与物流集聚同步发展 |
8.4.3 完善物流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保障机制 |
8.5 实行差异策略促进物流集聚推动区域城镇化 |
8.5.1 东中西部不同区域城市促进物流集聚的差异策略 |
8.5.2 大中小不同规模城市促进物流集聚的差异策略 |
总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目录 |
(9)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1.3.1 雾霾污染研究现状 |
1.3.2 环境规制研究现状 |
1.3.3 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研究现状 |
1.3.4 雾霾治理路径优化研究现状 |
1.3.5 环境污染治理核心相关理论 |
1.3.6 国内外研究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结构安排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第2章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 |
2.1 理论依据 |
2.1.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2.1.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1.3 协同治理理论 |
2.2 环境规制影响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 |
2.2.1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分析 |
2.2.2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机理分析 |
2.3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路径优化机制 |
2.3.1 直接协同路径优化机理分析 |
2.3.2 间接协同路径优化机理分析 |
2.3.3 协同路径优化综合分析框架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
3.1 引言 |
3.2 雾霾污染的形成过程 |
3.2.1 污染排放 |
3.2.2 促进条件 |
3.2.3 作用反应 |
3.3 研究设计 |
3.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3.3.2 变量的选取及其测度 |
3.3.3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
3.3.4 探索性空间数据模型构建 |
3.3.5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构建 |
3.4 雾霾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特征分析 |
3.4.1 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
3.4.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3.5 雾霾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 |
3.5.1 人为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3.5.2 自然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作用研究 |
4.1 引言 |
4.2 研究设计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4.2.2 变量的选取及其测度 |
4.2.3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构建 |
4.3 环境规制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4.3.1 我国环境规制现状简析 |
4.3.2 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4.3.3 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4.4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影响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4.4.1 空间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4.4.2 时间滞后效应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4.4.3 区域差异效应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4.5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研究结果讨论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研究 |
5.1 引言 |
5.2 研究设计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5.2.2 变量的选取及其测度 |
5.2.3 实证模型发展与构建 |
5.3 环境规制协同的测算与分析 |
5.3.1 环境规制横向协同 |
5.3.2 环境规制纵向协同 |
5.4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实证分析 |
5.4.1 横向协同治理的模型检验结果与分析 |
5.4.2 纵向协同治理的模型检验结果与分析 |
5.5 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的研究结果讨论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的路径优化研究 |
6.1 引言 |
6.2 研究设计 |
6.2.1 变量与数据 |
6.2.2 研究方法 |
6.2.3 模型构建 |
6.3 直接协同路径优化分析 |
6.4 间接协同路径优化分析 |
6.4.1 “环境规制-外商投资-雾霾污染”间接协同路径检验与优化分析 |
6.4.2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雾霾污染”间接协同路径检验与优化分析 |
6.4.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雾霾污染”间接协同路径检验与优化分析 |
6.4.4 间接协同路径优化措施 |
6.5 政策建议 |
6.6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10)中国城市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 |
2 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2.1.1 城市化概念与城市化发展理论 |
2.1.2 能源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
2.1.3 效率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能源效率的内涵与度量 |
2.2.2 城市化的内涵与度量 |
2.2.3 城市化与能源问题 |
2.2.4 最优城市化 |
2.2.5 文献评述 |
3 城市化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机制分析 |
3.1 城市化通过人口因素影响能源效率的机制分析 |
3.2 城市化通过经济因素影响能源效率的机制分析 |
3.3 城市化通过技术因素影响能源效率的机制分析 |
3.4 城市化通过社会因素影响能源效率的机制分析 |
4 中国省际城市化水平测算 |
4.1 测算说明 |
4.1.1 指标体系构建 |
4.1.2 熵值法 |
4.2 测算结果 |
4.2.1 确定指标权重 |
4.2.2 计算城市化综合水平 |
4.3 水平分析 |
4.4 小结 |
5 中国省际能源效率水平测算 |
5.1 测算说明 |
5.1.1 纳入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 |
5.1.2 核密度估计 |
5.2 测算结果 |
5.3 时空演进分析 |
5.3.1 时序分析 |
5.3.2 空间分析 |
5.4 小结 |
6 城市化影响能源效率的实证分析 |
6.1 空间权重矩阵 |
6.2 空间相关性检验 |
6.2.1 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 |
6.2.2 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 |
6.2.3 莫兰指数检验结果 |
6.2.4 莫兰散点图检验结果 |
6.2.5 LISA检验结果 |
6.3 空间计量模型 |
6.4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及说明 |
6.5 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
6.6 进一步讨论 |
6.6.1 模型设定 |
6.6.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6.6.3 实证分析 |
6.7 小结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致谢 |
参考文献 |
四、城市化进程与教育结构调整(论文参考文献)
- [1]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研究[D]. 任波.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2]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D]. 李晓鹏. 河北大学, 2021(09)
- [3]环境规制对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研究[D]. 李泽众.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4]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D]. 刘淼.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5]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6]国际化绿色化背景下中国西北地区粮食安全研究[D]. 刘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
- [7]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D]. 王馨. 重庆工商大学, 2021(09)
- [8]物流集聚与区域城镇化发展研究[D]. 尹国君. 湖南大学, 2020(12)
- [9]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研究[D]. 刘学民.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1)
- [10]中国城市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D]. 刘晓钰.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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