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科学改革观中若干重要思想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思想论文,中国论文,成果论文,命运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6)06-0004-06
中国共产党85年的历史中，改革开放占了28年。
邓小平创立而又为其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和发展了的科学改革观，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这28年中所做出的，对中国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也具有深远影响的最为重要的伟大理论成果。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目前远远没有完成，还需要在艰辛探索中继续深入推进。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和基础的改革开放，依然是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 (P368)。围绕改革所发生的一次又一次激烈争论，也把全面、准确地理解和实践科学改革观的问题，日甚一日地尖锐提上了日程。面对这样的形势，围绕如何正确把握改革方向、如何科学推进改革过程、如何完整确立改革标准这三个最主要的方面，来对邓小平科学改革观的若干重要思想进行一次再学习，用它来武装全党头脑，规范和指导今后岁月的改革开放，就不能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行程中，必须加以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们这篇文章，就是要以公开的历史文献为据，从中国从苏联的鲜明对比中，就邓小平改革方向观、改革过程观、改革标准观中的若干重要思想及其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做一述略。
邓小平的改革方向观，就是既在“根本制度”层面，始终坚持把作为“成套设备”的“四项基本原则”确立为整个改革的“根本前提”、政策“基础”和现实“目的”，坚决反对企图把改革引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又在“具体做法”层面，始终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探索“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好的政策”，坚决反对固守过去那些“左”的做法的错误倾向，同时在探索过程中，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经过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政策内在一体的两个“不变”，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刚刚开启，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进行改革开放，“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整个四化建设的全部过程中，都“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2] (P164～165、173)。1993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近十五年，邓小平又再次强调，“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并且这“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但“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3] (P1363)。还要通过艰苦的继续探索，才能真正解决好“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 (P379)这个根本的方向掌控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的客观依据，是现实存在的正处在改革之中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区分为“根本制度”与“具体做法”两个层面。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2] (P250)。“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2] (P133)“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有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指的就是坚持根本制度。但是事情还有另一个层面，即“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2] (P313)。对已被实践证明为是不正确的那些属于“具体做法”、具体政策层面上的东西，就不能坚持而必须改革。改革的方向问题，实际上，就正同时具有这两个层面的内容。就具体做法这个层面而言，它要解决的是改革开放政策要不要坚持的问题；就根本制度这个层面而言，它要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要不要坚持的问题。两个坚持内在统一，根本基础就在于，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对于这两个层面的方向问题到底应该如何解决，邓小平主要规定了以下两大科学方法论原则。
第一大方法论原则是，在“具体做法”层面，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探索“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2] (P231)，坚决反对固守过去那些“左”的做法的错误倾向。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1] (P134)。主要是“偏‘左’”[1] (P227)，“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 (P269)，“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结果是“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1] (P237)。实践证明，要加快发展，“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1] (P266)。只有实行改革和开放，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1] (P255)。因而，虽然它是属于“具体做法”这个层面，但对于根本制度的能否坚持，意义却极其重大，甚而可以说是至深至远。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在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上“讲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怎么比较”？说到底“是比生产力的发展”[3] (P528)。因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关键”是在这个制度下快速“发展生产力”[3] (P544)。中国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依赖于“改革开放”。只有“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切实在21世纪的前五十年“基本上实现现代化”，我们才能“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真正做到社会主义“中国的旗帜不倒”[1] (P320)。因此，“坚持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决定中国命运”、决定社会主义命运的“一招”[1] (P368)。对这个根本方向，绝对不能改变。
第二大方法论原则是，在“根本制度”层面，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作为“成套设备”的“四项基本原则”确立为整个改革的“根本前提”、政策“基础”和现实目的，坚决反对企图把改革引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邓小平尖锐提出，“我们搞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3] (P1317)。就性质而言，改革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贯穿改革开放“所有政策”的“基础”[1] (P142、146)，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全部过程中，始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 (P299)，这一点，更是永远不能“改变”、不能“动摇”[1] (P146)。对于“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尤其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邓小平特别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 (P110～111)。“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能“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的，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1] (P149)。我们“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1] (P142)。一旦条件大体具备，我们还要把“共同致富”作为“中心课题”集中予以解决[1] (P364)。对于共同富裕与以公有制为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邓小平也做了明确揭示。他深刻指出，“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 (P149)。针对一再泛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突出强调了两种改革方向观的斗争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1] (P297)。他鲜明指出，“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的自由化思潮，“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1] (P181)。“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1] (P229)。整个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1] (P208)。不把这个问题切实解决好，任凭自由化思潮泛滥，后果会极其严重，不仅“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1] (P344)，而且连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连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取得的全部发展成果，也都会“垮”在“一夜之间”。因此，“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都“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 (P379)。
邓小平的改革方向观，简要地说，就是这样把改革开放政策不变与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这两个不变，内在融会于一体的方向掌控观。坚持实行改革开放，与坚决“刹住自由化的风”，则是为贯彻这个改革方向观所必须同时予以解决的“相互关联”的两大“问题”[1] (P124)。对这两大基本问题从任何一个方面所发生的偏失，都是对邓小平科学的改革方向观的背离，都必须予以批评和纠正。
能否切实做到这一点，不仅关系到改革本身的成败，而且更决定着国家的兴亡。
苏联的历史，已经为此提供了沉痛教训。
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做法”层面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始终把体制问题当作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固守不放”，“只在原有体制框架内采取一些修修补补的措施，不敢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结果，“延误了苏联继续发展的时机”[4] (P89、88、90)不说，还给潜藏在苏共党内，企图“利用这个党的那种表现为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极权主义性质”来“摧毁极权主义制度”[5] 的敌对势力，提供了否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口实。
打出“全面改革”旗帜的戈尔巴乔夫，目的却并不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攻入它的基础本身，改变这些基础”[6] (P102)。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被戈氏诬为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是政治垄断；思想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被戈氏诬为妨碍“吸收世界上一切进步的思想”，是精神垄断；经济上，公有制的统治地位被戈氏诬为排除了人们对所有制的选择，是经济垄断。“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这些垄断，克服由这些垄断所造成的“人与政治、政权，人与生产资料、财产，人与文化的异化”[4] (P110)。结果这些所谓“垄断”也即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原则的取消之时，就正成了苏联的亡党、亡国、亡制之日。
牢记上述这两方面的严重教训，我们才更能认识到，坚持邓小平科学的改革方向观，对于党、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确实具有根本性的决定意义。
邓小平的改革过程观，就是认定改革在实质上，既是“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的过程，又是与时俱进“保留”“好的传统”的过程。完成继往与开来内在统一的这双重任务，必须经过“在实践中摸索”的“漫长”奋斗，因而在它的推进上，也必须“胆子要大”即“坚定不移，大胆探索”，同时“步子要稳”即“注意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不仅对于“左”、右两种干扰都要及时克服，而且对于一切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东西都要及时纠正，依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政治，逐步完成改革大业。
担负“继往”与“开来”双重任务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1] (P135)。它“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1] (P265)，是一个“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的“漫长”试验[1] (P259)；同时由于没有任何成例可循，它又“要冒很大风险”[1] (P130)。对于如何科学推进这个既漫长艰巨又风险很大的事业，邓小平主要确立了以下五大方法论原则。
第一大方法论原则，是在实质内容上，要坚持继承历史与开辟未来的内在统一。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搞改革，“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1] (P135)，“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1] (P131)，因而改革首先是“开来”的事业。针对旧体制、旧做法而言，它“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2] (P130)。我们的改革从性质上讲，“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已然是“革命性的变革”[1] (P135)。同时，从变革的程度上讲，改革“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的深刻变化”[1] (P142)，也确实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1] (P156)。但是，我们的这场革命却不但不是跟过去的断然决裂，而恰恰正是在根本实质上对过去的历史继承。邓小平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制定和实行的“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1] (P254)。不仅根本实质上，而且根本内容上也是如此。“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但我们在从事“改革”、进行“发展”也即是“开来”的时候，永远都不能忘记“继往”，不能背离毛泽东对此已经“提供了”的“一个基础”[2] (P300、297)。邓小平特别强调，对于既往的历史，我们“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因为毛泽东“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就“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2] (P334)。正确的态度，只能是“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曾经发生过的错误“区别开来”[2] (P366)，在纠正这些错误的同时，“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即“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 (P171、179)，从而既“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又“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1] (P146)。邓小平尖锐提出，能否这样唯物、辩证地对待历史，“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2] (P299)。我们必须科学、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整个改革过程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老祖宗”都绝“不能丢”[1] (P369)。只有把继承历史与开辟未来内在地统一起来，改革过程才能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第二大方法论原则，是在推进方式上，要坚持“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的内在统一。邓小平以“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故事作比，深刻指出，我们搞改革，“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易，要担很大风险”。但我们不能怕这个风险，“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1] (P262～263)。方针就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1] (P113)。“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1] (P118)，“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 (P372)。“步子要稳”，就是“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不能蛮干”[1] (P219)。“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1] (P372)。只有把这二者统一起来，改革才能在正确的推进方式下不断深化。
第三大方法论原则，是在推进路线上，要坚持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的内在统一。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一切都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1] (P248)。我们在这个进程中，“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究竟做得“正确不正确”，“要看实践”，要实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 (P263)这个根本思想原则。贯彻这个原则，就要走群众路线，就要让人讲话。邓小平深刻指出，“究竟怎么搞比较顺，比较能够经得起风险，比较能够克服困难，克服障碍，求得比较快的发展”，“只能靠大家的集体智慧”[2] (P201)，靠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因此，必须“让大家敞开思想讲话”。只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的方向”上“一致”，对具体问题，“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一定要做到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真正做到三不主义”[3] (P402、442、402)。邓小平突出强调，这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进行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基础”[2] (P154～155)。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的内在统一，切实“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1] (P259)，真正地造成这个“政治基础”，改革才能在正确的推进路线下不断发展。
第四大方法论原则，是在排除干扰上，要坚持着重防“左”与及时排右的内在统一。邓小平明确指出，“搞改革、搞四化”，“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1] (P199)。我们“着重反对‘左’”，因为改革所针对的过去那些搞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1] (P225)。对此，我们也要高度注意。“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么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1] (P199)。只有这样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反“左”时防右，反右时防“左”，切实做到着重防“左”与及时排右的内在统一，改革才能在对各种干扰的排除中顺利推进。
第五大方法论原则，是在全局掌控上，要坚持改革、发展与保持稳定的内在统一。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1] (P284)。因此，“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中国就“没有希望”[1] (P132)。问题在于，不仅改革的目的是促进“发展”，而且改革自身的进程，也必须不断推动“发展”。因而我们“在改革过程中”，一定要“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虽然不必“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但“太低了也不行”。只有始终“保持比较好的速度”，“深化改革的风险”才能“小得多”[1] (P268)。同时，改革也好，发展也好，都要以稳定为前提。邓小平尖锐指出，“不安定，政治动乱”，“一切都谈不上”[1] (P124)。不仅“不可能搞建设”，而且“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 (P199)。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 (P284)；而要保持稳定，就必须始终一贯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就“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1] (P124～125)，必须随时“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1] (P286)。“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们就要用“人民民主专政”“坚决制止”[1] (P364)。只有这样统筹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切实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融为一体，通盘谋划，真正做到这三个方面的内在统一，改革才能在正确的全局掌控下稳步迈进。
邓小平的改革过程观，简要地说，就是集上述五大方法论原则于一体的过程推进观。如何实现继承历史与开创未来的内在统一，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的内在统一，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的内在统一，着重防‘左’与及时排右的内在统一，改革、发展与保持稳定的内在统一，则是为贯彻这一过程推进观所必须解决的五大问题。在这五大问题上从任何一个方面所形成的错误，也同样都是对邓小平科学的改革过程观的偏离，同样必须予以改进和克服。
能否切实做到这一点，同样不仅事关改革成败，而且关系国家兴亡。
苏联的历史，在这一方面，同样提供了沉痛教训。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它的全过程的经历，就是以彻底否定历史为发端，以全面社会动乱为特点，以亡党亡国亡制为终局。“改革”推进中，戈尔巴乔夫不是客观评价历史，而是认为“几十年来强加给党和社会的模式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改革”，就是要“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4] (P96)。戈氏如此率先带头，自由化舆论当然甚嚣尘上。他们“利用公开性的热情，也讲一点真实情况，讲完后马上加以歪曲，在千百万人当中煽风点火，毫无疑忌地散布怀疑情绪，破坏对人民的理智、对民族文化历史和社会主义的信任”[7] (P249)。“于是矛头开始对准了共产党员、苏共，对准了党的历史”，“最终指向人民，指向人民对历史的怀念”[8]。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彻底否定历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狂潮，不断激发、制造分裂和动乱，“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20世纪)40年代用火和剑入侵”苏联时所“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装备，但是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数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7] (P249)。
实践证明，整个改革过程观当中，如何正确达到继承历史与开辟未来的内在统一，起着主要的与决定的作用。只要在这个问题上一发生错误，其他几个统一就都会由于失去根本前提而无从实现。戈尔巴乔夫“改革”，即正是如此。“改革”目标以“炸毁过去的一切”[9] (P174)来定位，自然就取消了“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相统一的问题。自己带头搞右，自然也就谈不上排除右的干扰。依靠“蛊惑人心者的嚎叫”[10] (P382)来开路，自然就要对人民中间一切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声音进行封杀。本身就以“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背叛”为内容，自然也就必定要引发思想和政治动乱，使改革成为“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反苏共”的“毁灭性”过程[10] (P140)。我国现实生活中围绕改革所发生的争论，也往往跟这个如何实现继承历史与开辟未来内在统一的重大问题有关，甚至还常常以此为集中点。不把这个问题真正解决好，不仅正确的改革方向观无法落实，而且整个改革过程也势必会因此失控。失败乃至灭亡的危险，同样很难避免。
牢记这个历史教训，我们才更能认识到，邓小平科学的改革过程观，对于党、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同样具有根本性的决定意义。
邓小平的改革标准观，就是在坚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立为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主要”的、“根本”的、“压倒一切的”“标准”的基础上，依照社会主义本质自身固有的全面性，同时坚持集生产力标准、生产关系标准、精神文明标准、政治制度标准于一体的完整、辩证的标准体系。
“坚持社会主义”，“就要表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2] (P191)。改革作为以“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为目的的社会实践[3] (P1158、1255)，它的成败得失，当然要以这种优越性的是否得到发挥以及其发挥程度大小，来加以判断。
问题仅仅在于，必须依据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在整个这一优越性内涵中所占据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来确立这整个判断标准的科学体系。
就这个方面来说，邓小平主要是确立了以下两大科学方法论原则。
第一大方法论原则，是必须依据“促进生产力发展”在衡量“社会进步”的整个“标准”体系中所占据的“最高”地位[11] (P209)和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发展生产力的以人为本要求，坚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立为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主要”的、“根本”的、“压倒一切”的标准。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固然“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2] (P251)。“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2] (P128)。因而，是否做到了“三个有利于”，也就必须成为衡量“一切工作”包括改革是否成功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2] (P209)。邓小平突出强调，“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我们推出的改革政策到底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2] (P314)。离了这一条，社会主义“就站不住”[2] (P191)，改革当然也“站不住”。
第二大方法论原则，是必须依据社会主义使“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12] (P480)这一客观内在本质，坚持在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的基础上，确立以全面性为特征的完整、辩证的标准体系。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与经济、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2] (P250～251)。立足于这种“相互依存”关系，邓小平初步提出了集生产力标准、生产关系标准、精神文明标准、政治制度标准于一体的严整科学的改革标准体系。比如，生产关系标准。邓小平突出强调，“我们的改革”，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方向”，“就是坚持社会主义”[1] (P139)。他深刻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1] (P123)。“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1] (P139)。针对“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的尖锐情况，邓小平特别提出，全国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对其加以解决[3] (P1364)。再如，精神文明标准。邓小平明确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 (P378)。他突出强调，“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1] (P154)。又如，政治制度标准。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1] (P241)。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改革当然也算失败。衡量改革的成败、得失，必须坚持上述综合一体的标准体系，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偏废。
邓小平的改革标准观，简要地说，就是在以生产力标准为根本的基础上，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互依存、内在一体的社会形态总和上，来对其成败得失进行全面考量的综合系统标准观。贯彻这个标准观，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正确处理生产力标准与其他标准之间的相互关系。总的原则，是既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在整个这一完整的标准系统中所占据的主要、根本、压倒一切的地位，又必须坚持其他标准的极端重要性，以做到由“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发展本质出发，严密、准确、系统地观察、推进和指导改革。“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1] (P308)。违反这一原则所形成的一切缺漏，也同样都是对邓小平改革标准观的脱离，同样都应该检讨、厘正和补救。
能否做到这一点，自然也不仅直接关乎改革成败，也且深刻决定着国家兴亡。
苏联在这一方面，同样有着极为沉痛的历史教训。
首先，在生产力方面，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但没有确立科学的生产力标准，并且反其道而行之，错误地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意义上的所谓“民主化”，确定为改革所要做的“主要的事情”。提出什么“人活着更多地是为了真理和良心、公正和自由，道德和人道主义”。“真正挖掘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潜力，这就是改革的任务”[13] (P55～56、62～63)。
同时，在生产关系方面，戈尔巴乔夫不但不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反而提出，“主要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是通过财产非国有化，取消垄断，全面改革所有制关系。应当实现所有制私有化”，这是改革的全部工作转向经济领域的“根本性措施”[4] (P177)。
再者，在精神文明领域，戈尔巴乔夫不但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反而提出要“坚决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主义”，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让各种思想“自由竞赛”[4] (P162)。实质上是只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泛滥，而不准马克思主义对其批驳，与之竞赛[4] (P183～185)。
最后，在政治制度领域，戈尔巴乔夫不但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反而以种种公开的与隐秘的措施，“排斥共产党以使他能最终废除共产党”，最后使“共产党不再拥有合法的权力”来执政，“国家和政府的组织与以前万能的共产党机构没有正式的联系”[14] (P388、391)，以至在客观上，是充当了“党的掘墓人”[15]。
实践证明，改革标准，直接反映改革方向。方向和标准一出错误，其他一切必定皆误。亡党亡国亡制就是必然命运。
牢记这一血的教训，我们才能更加深刻认识，坚持邓小平科学的改革标准观，对于党、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同样具有根本性的决定意义。
一切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真正志在推进社会主义改革，真正致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们，都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把握和运用邓小平科学改革观体系中上述三个方面的重要思想。只有切实确立了邓小平所阐发的上述科学的改革方向观、改革过程观、改革标准观，掌握了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思想武器，我们对于围绕改革所发生的那些争论中的是非曲直，才能够做出正确判断和弃取，也才能以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胜利，谱写出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中的新的灿烂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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