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时期中共关于新三民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试论论文,中共论文,民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新三民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论著对此论述语焉不详。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粗浅探讨，以就教于学术界。
一、抗战时期中共重提新三民主义的历史原因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大会根据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即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其核心，它摆脱了旧三民主义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一面旗帜，由于有了三大政策。便产生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此后两党共同奋斗，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反对以三大政策为核心的新三民主义。然而，此后十年中，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并未完全废止，而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下来，并在苏区的苏维埃运动中以新的面貌加以贯彻和发展。
历史发展到1937年，新三民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又在本年4月份中共中央的宣传大纲中被重新提出。大纲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依然赞助革命的三民主义，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79年编印，第458页。）7月，中共中央又表示“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八，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79年编印，第24页。）此论一出，举国关注，共产党中一部分人茫然不解，国民党内则以为这是中共“悟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而向国民党输诚”，一时扑朔迷离，莫衷一是。那么，中共为什么在这时重提搁置十年之久的新三民主义呢？是真的向国民党输诚，还是简单的历史回归？都不是，中共重提新三民主义是随着一系列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发展而来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转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日民族矛盾激化，中共开始把自己的主要任务从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逐步转移到抗日上来，并认识到抗日并非共产党红军单独能够完成，必须要有全民族的广泛参加，而全民族参加抗日战争应该有一个政治上共同遵守的纲领。经过几年的理论探索，终于重新举起三民主义这面旗帜，并于1937年再次郑重宣布“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与国民党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八，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79编印，第179页。）由此可见，中共重提新三民主义最根本的原因是要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挽救民族危难。
当着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救亡图存，任何党派之争都要让位于这一主要任务。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根据当时的客观实际，提出一个能够代表当时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能为全民族大多数接受的一个政治纲领，新三民主义正是适应这一历史需要而被重新提出的。新三民主义的重新提出，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也有其可行性。蒋介石自认为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和继承人，自称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在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走向抗日。中共重新承认新三民主义纲领，无疑会增加国共两党的共同点，缓和立场上的对立，逐步接近，以至最终达成合作抗日。从策略上来讲，由于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地位，由于国民党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执政党地位，三民主义在全国仍有相当的影响。中共打出这面旗帜，右派不好拒绝，中派、左派乐于接受，这对于统一全民族的思想，促进各党各派各军在此旗帜下走向合作抗日有重要推动作用。对于中共本身来说，重提新三民主义并不意味着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和对军队与根据地的领导权，而是要通过承认新三民主义，造成国内和平的环境，使党合法发展壮大，这对积累革命力量是十分必要的。
二、抗战时期中共关于新三民主义的理论
（一）揭示新三民主义真义，恢复其本来面目
抗战爆发之时，新三民主义已被蒋介石破坏的面目全非了，要把它作为共同抗战的政治纲领，就必须澄清国民党对新三民主义的歪曲和篡改，恢复其革命的真义。从1937年到1940年，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工作，其中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对这个问题论述得最为透彻。他指出，只有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才是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或者叫革命的三民主义。不言而喻，蒋介石、戴季陶、叶青的所谓三民主义是伪三民主义，他们是孙中山先生的背叛者。毛泽东接着说，新时期的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83页。）毛泽东的文章，起到了正本清源，扶正辟邪的作用，恢复了新三民主义的本来面目，批判了各种对新三民主义的篡改和歪曲，使新三民主义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二）中共从来就是新三民主义的赞助者和忠实执行者
为了说明共产党人拥护和执行新三民主义的一贯立场，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人士分别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论述，说明中共从来就是新三民主义的赞助者和忠实执行者。远在1922年，中共“二大”就制定了和新三民主义大致相同的革命纲领。在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中共忠实地执行新三民主义，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即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虽然被迫暂时放弃了新三民主义的口号，但其依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倡导民权、改良民生的政策，没有违背新三民主义的精神。可以说，中共“二大”以来的历史，既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也是为新三民主义实现而奋斗的历史。
（三）中国现阶段仍然是新三民主义革命的阶段
仅仅揭示新三民主义的真义，还不足以使中共党内同志完全接受它，因为新三民主义说到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它是落后的。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为什么还有实行它的必要呢？毛泽东和中共其他理论工作者花了很大精力从理论上论述这个问题。他们指出，中国现阶段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十分落后，无产阶级不可能在如此落后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目前还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互为依靠，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近百年来一直“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16页。），当前更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使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并发。所以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中国的生存和独立。所以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都要认清目前所处的革命阶段，把握住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理论高度理解实行新三民主义的必然性以及它与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的关系。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应该像研究马克思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研究三民主义如何见之于具体实施，研究如何用正确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大众，使之由了解而变为行动，为打退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八，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79年编印，第204页。）
三、抗战时期中共关于新三民主义的实践
（一）对外坚决抵抗民族侵略，对内彻底实现民族平等
抗战爆发后，中共坚决贯彻执行新民族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精神，制定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在整整八年的时间里，勇敢地、毫不动摇地抗击日寇的侵略；在对内实行民族平等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7年8月12日发表的《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专门谈到了民族问题。它规定，“在民族自决，民族独立，共同抗日的口号之下，组织武装全体韩民、蒙民、回民参加抗战……汉人的政府与军队应该同少数民族的上下层建立良好的关系，反对大汉族主义，使他们自愿地同我们亲密地联合。”（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八，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79年编印，第76页。）党中央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阶级的，也是各民族的。从民族来讲，它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统一战线，因此，团结与发动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是坚持统一战线，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抗战中民族政策的首要目标。这个目标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得到实现。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提出，要“实现蒙回民族在经济上、政治上与汉族平等的权利，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注：龚古今等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根据这个规定，边区内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得到了保障，消灭了民族压迫和对立。经济上，边区政府减免少数民族的税收，帮助其发展生产。在文化教育上，边区政府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本民族的文化教育机构，开办各种民族学校，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促进了各少数民族区域社会生活的全面发展。为了真正实现民族自治，在边区内的关中、陇东等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成立了民族自治的区、乡、村，少数民族选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各级参议会，管理本民族的事务。这一措施深得少数民族的好评，边区第一次回民代表大会给毛泽东的致电中，由衷地表达了他们的心声：“边区回民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确是我们回族可靠的朋友和领导者。”（注：龚古今等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9页。）
由于边区彻底实行了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政策，并在实践中有所创新和发展，所以边区内的少数民族工作越做越好，各民族抗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互相之间的关系更加和睦，使边区成为民族团结的模范区。在陕甘宁边区的带动下，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族工作也有很大发展，各地少数民族同汉族一道英勇地参加了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实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根本目标。
（二）在抗日根据地实行最广泛的人民参政
要动员全民族参加抗日战争，就要给人民以真正的民主权利。孙中山先生新民权主义“主权在民”的精神，是充分实现民权政治的理论根据，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让人民真正参与政权，这就给战时的民权政治带来一定障碍。中共深入研究和分析了抗战时期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无产阶级能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历史事实，从而找到了战时实现民权政治的最好方式——“三三制”政权，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中间分子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各占三分之一。同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不同的是，“三三制”政权由共产党加以领导，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无力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时，这种政权还广泛地吸收各方面的进步分子和中间人士的参加，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卖国贼实行民主专制的政权。其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级的利益，保证人民参政的权力，改良工农生活和镇压汉奸卖国贼。各阶级各阶层人民都有自己的代表参加这种政权，人民的意志是“三三制”政权政策的出发点。
陕甘宁边区最早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后来按中央指示，依“三三制”进行了改造，补充进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边区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人民的意志得到了充分体现。其它各抗日根据地也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民权政治和人民参政的工作。如晋南区从1939年夏陆续成立各级参议会，重新选举了各级政府人员。1940年春，在全区颁布了著名的《保障人权条例》，成为最初的民权约章。1941年，经由民选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参议会，这是边区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它是按“三三制”原则组成的，各党各派都有代表参加，其中共产党员七十人，国民党员五十人，老同盟会员宋维周先生当了副议长。国民党新五军副军长邢肇堂先生毅然与国民党决裂，来到边区参加议会工作，他说，“我是孙总理的信徒，哪里有真正的三民主义，我就到那里。”这些人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和代表性，由于他们进入“三三制”政权，感动了不少对共产党有成见的人，使大多数人认识到共产党是新民权主义忠实的执行者，“三三制”政权是真正实行民权政治的民主政权。
（三）改善根据地民生状况，建立抗战物质基础
与新民族主义、新民权主义相配合，中共在根据地还实行了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改良民生的政策。发展经济、改良民生是战胜日寇的物质基础，必须使人民有吃有穿有用，才能进行抗日战争。抗战时期，地主阶级的地租剥削仍然是封建剥削的主要形式，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同时团结地主阶级一道抗日，中共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村民生问题的基本政策。经过减租减息，农民收回了一部分自己的劳动成果，卸掉了正租正息以外的种种沉重负担。显而易见，减租减息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成为动员广大农民参加抗战的重要动力。
改良民生不能只在分配关系上做改进，还必须从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方面来实现这一目的。陕甘宁边区在发展经济方面做出了好样子。这里曾经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采取多种措施促进经济发展。1940年后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上至党的领袖，下至一般工作人员，都把参加生产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截至到1942年，边区已开荒二十四万余亩，植棉九万四千余亩，养牛十四万头，驴十二万四千头，羊一百七十万头，农牧各业兴旺发达，边区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九，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79年编印，第27页。）在工业战线，通过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截至1942年底，计有工厂六十二个，资金总额六千万元，类别有纺织、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工具、石炭等七大类（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九，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79年编印，第213页。），基本解决了边区的需要，成为保证抗战进行的物质基础。另外，各解放区还实行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等政策，减轻了人民的经济负担，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以上从民族、民权、民生三方面说明了抗战时期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新三民主义的基本情况。正如1940年7月《中共中央纪念抗战三周年宣言》声明中所说：“我们在陕甘宁边区内，在敌人后方各抗日根据地内所实行的政策，完全是符合三民主义的政策，没有一项超出了三民主义的范围。”事实上，中共不仅是在抗战初的三年内，而且是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都忠实地继承和发扬了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并把它落实在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之中，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