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了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部地区论文,面板论文,经验论文,产业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迅猛增长，货物贸易出口额由2001年的2661.5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20489.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20.l%。然而，出口的快速上升势头自2005年以来显著地放缓了，这与我国极为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和贸易结构有关。长期以来，我国出口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2001—2010年东部沿海地区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均超过了90%，2005年以来的出口增速整体放缓主要源自东部地区的出口疲软。
在全国和东部地区出口放缓的同时，内陆广大地区却出现了出口的大幅上升。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增速自2006年起开始高于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平，2012年达到了23.9%，而全国和东部地区2012年的出口增速分别为7.9%和5.2%。中西部地区出口的“逆势”而上，逐步改变着我国的贸易格局。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中西部地区自身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在大量吸引外资、发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生产成本逐渐升高、出口竞争力日益下降；同时我国在2005年以来对贸易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推出限制加工贸易等发展的一系列措施，直接抑制了东部地区出口迅速上升的势头。在成本和政策因素的双重驱动下，东部地区出口企业开始逐步将生产转向内陆地区，显著地带动了中西部地区出口的迅速增长。随着区域贸易格局的变化，中西部地区将在我国对外贸易领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和贸易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我国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的进一步调整提供了依据。
针对产业转移的研究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雁行发展模式。小岛清在雁行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Kojima，1978），认为发达国家或地区应首先转移已经出现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在微观领域，邓宁（1988）提出生产折中理论解释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进行跨国生产的原因。国内产业区域转移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多数学者对东部地区产业向内陆省份转移这一课题得出的结论为“沿海地区基本不存在大规模的以‘边际扩张’为重点的产业转移”，“东中西部地区间只发生了部分的相对产业转移，绝对产业转移的现象尚未发生”（陈建军（2002）、陈秀山、许瑛（2008）、冯根福、刘志勇、蒋文定（2010）、龚晓菊、刘祥东（2012））。鉴于东部地区在我国外贸中的重要地位，该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空间转移将对我国的贸易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现有文献较少从对外贸易的角度分析承接东部地区出口产业转移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考察东部地区出口产业向内陆省份的转移情况，并对这种转移对中西部地区出口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05—2011年各省各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中西部出口增长的特征和原因。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对区域出口增长和产业转移情况进行统计描述，第三节建立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中西部出口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第四节总结并给出政策建议。
二、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长与承接东部地区出口产业转移分析
（一）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长情况
东部沿海省份凭借较为发达的经济基础及地理优势等因素，长期在中国进出口中占据主要份额。2000—2005年间，东部地区出口占全国出口比重逐步上升，自2006年以来占比水平在波动中下降，2012年东部地区出口占全国比重降至86.6%，为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相反，中西部地区的出口贸易占比在2005年前表现为下降趋势，自2006年起表现为波动中上升，到2012年占比达到13.4%（中部占比7.1%，西部占比6.3%），为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图l）。在出口增长率方面，2000—2005年间，我国整体出口增速与东部地区的出口增速基本一致，中西部地区在这一时间段的出口增长率则出现波动。2006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出口增长率分别达到33.3%和34.5%，自2000年以来首次超越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出口增速。此后，随着全国和东部地区出口增速的进一步放缓，中西部省份的出口增速出现显著加快。除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地区出口增速均为负以外，中西部地区在2006—2012年间的出口增速均高于全国和东部地区的水平（表1）。
中西部地区2005年以来的出口快速增长中，以机器设备及电子器材制造业为主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占比上升最为显著。表2显示，2011年化学工业及医药制造业、机器设备及电子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设备制造业及其他制造业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出口占比分别达到53.1%和57.9%，较两地区2005年水平分别上升了22.5%和18.9%。纺织服装业、皮革、毛皮、羽毛机器制品和制鞋业、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业以及造纸、印刷业和文教用品制造业等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2011年在中西部地区的出口份额较2005年水平略有下降。其中，中部地区出口占比由2005年的24.9%下降为2011年的19.5%，降低了5.3%；西部地区出口占比由2005年的21.3%上升为2011年的22.9%，增长了1.7%。这表明，西部地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同样存在显著的出口增长。
（二）出口增长原因与承接东部地区出口产业转移
区域性出口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国际和国内环境变化的影响，也受到政策导向的驱动。外商直接投资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促进我国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因素，FDI也可以用来衡量国际产业转移情况。图2显示，2005年以来我国东部地区接受FDI占全国FDI比重在波动中下降，中西部地区占比则在波动中提高，由2005年的14.2%上升到2011年的16.8%。其中，西部地区FDI占比的上升幅度高于中部地区。这表明，相对于东部地区，在考察时段内外资加大了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FDI可能是促进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吸引外商企业投资建厂，承接国际制造业产业链的转移，加工贸易出口成为主要出口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东部地区的能源、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消耗造成了东部地区资源日益稀缺，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在劳工成本、土地容量和环保标准等因素的影响之下，企业开始将生产从东部地区转出。另一方面，为实现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促进贸易平衡、推进加工贸易升级，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目标，我国在2005—2007年间对出口政策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包括多次出台取消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的政策；下调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以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推出限制加工贸易发展的《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对列入限制类的商品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等措施。调整的结果是我国自2005年开始的出口快速增长势头回落，东部地区特别是加工贸易集中的省份出口受到实质性影响（表1、图1），而限制目录对中西部地区实施区别对待，为出口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提供了机会。此外，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升值对于以一般贸易出口为主的内陆地区而言反而有价格增加因素，且内陆要素成本也有较大回旋空间消化（裴长洪，2009）。
为考察东部地区的出口企业是否向中西部省份转移，本文借鉴冯根福等（2010）衡量区域产业转移的方法，采用各地区相应行业出口增加值占全国该行业出口增加值的比重变化来衡量出口产业在地区间转移的状况。具体而言，假如东部地区i产业在第m年和n年（m＜n）的出口增值均为负，表明东部地区i产业的出口存在绝对规模逐渐减小，即出现了出口产业的绝对转移。如果出口增值均为正，即东部地区i产业出口总量仍在增长，表明不存在绝对转移。假设第m年和n年出口增加值占全国出口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和
，若＞，表明从第m年到第n年期间东部地区i产业的出口增加值占比下降，即在第m年到第n年间东部地区i产业出口相对转出。反之，如果＜，则i产业存在出口相对转入。我们使用这一方法，分别计算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2005—2011年的出口产业转移情况（表3）。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2005—2011年间的各产业出口基本处于增长状态③，但增长速度存在差异。2005—2011年间，东部地区除农林牧渔业、食品饮料制造业及烟草制造业、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业以及金属冶炼及其制品业以外，其他行业均存在相对出口转出；中西部地区则在以上4个行业外的各个行业存在相对转入。从转入的产业特征上看，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入最为显著。冯根福等（2010）指出，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先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往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本文的结论与之相符。2011年，中西部地区在化学工业及医药制造业、机器设备及电子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行业出口的增加值占比均较2005年水平显著提高。其中，机器设备及电子器材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比重由2005年的2.4%上升到2011年的23.9%，增长了21.5%，为中西部地区产业转入水平最高的行业。此外，造纸、印刷业和文教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机器制品和制鞋业以及纺织服装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存在显著的转入，这3个行业的出口增加值占比在2005—2011年间共增长了29.9%。中西部省份出口相对转出则集中在农林牧渔业等资源依赖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可见，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不仅包括劳动力密集型的“边际产业”，也包括技术和资本密集产业的战略转移。
为了进一步考察出口产业转移的目的地，表3第4~8列分别显示了中部和西部地区承接出口产业转移的情况。首先，在低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西部地区产业的转入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在食品饮料制造业及烟草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机器制品和制鞋业，造纸、印刷业和文教用品制造业以及纺织服装业均有显著的出口转入，2005—2011年西部地区在这4个行业的出口增值占比中上升了22.8%，中部地区仅上升了6.8%。其中皮革、毛皮、羽毛机器制品和制鞋业在中部地区的出口增加值占比在2005—2011年间出现了下降，表明该行业东部和中部地区均存在向西部地区的相对转移。其次，在中高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中部和西部均出现相对转入。2005—2011年间，中部地区化学工业及医药制造业、机器设备及电子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的出口增加值在全国行业出口增加值的总占比提高了23.0%，西部地区这5个行业的出口增加值的总占比提高了16.1%。其中，其他制造业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均向中部地区相对转出。再次，在资源密集型部门中，两地区的出口转移情况各异。农林牧渔业在西部地区出现相对转入而在中部地区表现为相对转出。西部地区的矿产采选及其制品业在2005—2011年间出口增加值占比下降，中部地区该行业由于2005年的出口下滑表现为相对转入。两地区的金属冶炼及其制品业的出口增加值占比均下降。
综上，2005—2011年间东部地区的多数产业存在出口向中西部地区的相对转移。其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出现显著的转移，且中部地区接受转移程度略高于西部地区；多数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同样出现转移，转移目的地相对集中在西部地区。结合前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增长及出口结构变化与承接东部地区的出口产业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一）数据与实证方法
本文考察的年份区间为2005—2011年共7年，在HS两位分类下，剔除动、植物产品和矿产品，一共包括了78个出口行业。各省出口数据来自海关统计数据，伙伴国（地区）出口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实证模型中所使用的解释变量的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变量统计见下页表4。
上文分析认为东部地区出口产业存在向内陆地区相对转移。为了实证检验转移对中西部制造业出口增长的影响，我们设定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
为第t年中西部i省j行业的出口额。我们使用
变量来衡量东部地区出口产业的转移。为第t-l年东部地区j行业出口占全国j行业出口的比重，是本文主要考察的解释变量。如果中西部地区当期行业出口随着东部地区同一行业前一期出口在全国占比的下降而显著提高，则意味着出口产业自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是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长的原因。选择东部地区产业出口占比的置前项作为解释变量，一是因为产业转移对出口的影响可能存在时滞；另一原因是考虑到当期东部出口占比与中西部出口额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我们预计
项的回归系数为负。
在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及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选取以下影响出口贸易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1）市场规模。新贸易理论强调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作用，获取规模经济递增是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Krugman（1991）指出，在贸易成本较高的情况下，企业倾向于在市场规模较大地区设厂，但市场规模的重要性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而下降。本文使用i省t年人均GDP水平用以反映规模经济对出口的作用。
（2）贸易成本。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倾向于在贸易成本较低的地区设厂（Fujita and Thisse，1996）。良好的基础设施可以降低生产和运输成本。本文选取各省的公路密度指标，即单位陆地面积拥有的公路里程作为贸易成本的代理变量。
（3）开放水平。地区开放水平反映了地方政府对贸易的态度以及该地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程度。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一个从东部到西部逐步推进的过程，开放程度的差异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地区出口程度。
（4）工业发展水平。工业的发展状况可以衡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该地区提供相关服务的能力。本文使用各省工业GDP占总体GDP的比重来衡量各省的工业发展水平。
（5）国际市场需求。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需求同样是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本文考察了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香港地区j行业第t年从中国的进口额。该项预期符号不确定，如贸易伙伴从中西部地区的进口增加，预期符号为正；如贸易伙伴国从中国的进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各省，其进口增长对中西部地区出口的影响不确定。
（6）FDI对我国贸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空间分布与贸易的分布联系密切。同时，根据内生增长理论，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和技术转移效应对贸易附加值的提升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Grossman and Helpman，1995）。我们使用各省历年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表示，预计估计系数为正。
（7）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我国中西部地区被认为具备较大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考虑到各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我们根据MacDougall（1951）以及Golub和Hsieh（2000）的度量方法，使用各省制造业平均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来衡量比较优势。预计估计系数符号为正。
（8）资本密集度。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国与国间的专业化分工生产。我们使用第t年i省制造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来反映地区的资本禀赋水平。前文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长最快的为以机器设备及电子器材制造业为主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预计该项估计系数的符号为正。
（9）研发投入。较高的研发投入水平有助于企业研发新产品、提高生产率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与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创新的思想相符。我们使用i省t年研究与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来表示研发投入的强度。
受数据可得性限制，劳动力比较优势、资本密集度、FDI和研发投入变量使用各省整体数据，相当于各省各行业的平均水平，此时可能由于存在测量误差（measurement error）而影响回归的显著性。为此我们逐步引入控制变量，以考察产业转移项对中西部出口影响的稳健性。
我们首先对（1）式分别使用随机效应模型（RE）和固定效应模型（FE）进行估计。为了控制各省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以及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冲击，固定效应模型中同时控制了年份和省份固定效应，即将（1）式中的
分解为以下三个部分：
（2）式中
表示随时间而不随省份变化的特征（如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等）；
表示不随时间改变的各省不可观测的特征（如制度环境、自然资源、气候等）；
为剩余误差项。使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分别进行估计后，运用Hausman检验判断随机效应模型是否有效。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5显示了回归模型（1）的估计结果。Hausman检验结果p值为0.0000，强烈拒接原假设，故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后文的分析均以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为主。
表3第3列显示，产业转移项估计系数为-2.279，符号与预期一致且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表3第4列中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增加为2.33且通过5%的显著水平检验，即东部地区j行业出口占全国j行业出口的比重每降低1%，次年中西部地区j行业的出口相应增长2.33%。这表明2005年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企业存在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并且这种转移显著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增长。
FDI的估计系数为正并通过1%的显著水平检验，证实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中西部出口提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国际生产分工正在逐步深入到我国内陆的广大地区。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估计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而资本密集度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发挥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促进地区出口增长的原因，这与张杰等（2010）对中西部地区出口影响因素的实证回归结果一致。此外，地区的开放程度有助于解释出口增长，与国际市场联系越密切的省份，出口贸易水平越高。市场规模、研发投入、公路密集度以及工业发展水平等变量的估计系数在回归中没有呈现显著性，这表明新贸易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因素对中西部地区出口的影响仍比较微弱，传统的比较优势因素和产业转移的激励能够更好地解释中西部的出口增长。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美国、日本和韩国从我国的进口对中西部出口的作用均显著为正；欧盟和中国香港的估计系数为负，值非常小且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欧盟、中国香港的进口主要来自东部沿海省份，从中西部省份的进口量十分有限。
为了更加细致地分析产业转移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出口的影响情况，我们对中部9省和西部10省市分别应用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在表6中显示。
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变量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有着明显的差异。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中部地区的产业转移项回归中估计系数仍然为负，但不再显著；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项估计系数仍为负，且绝对值由中西部地区总体回归中的2.330上升为4.009，并在5%水平上显著。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回归结果依旧稳健地显著，且绝对值进一步上升为4.140。这表明，虽然东部地区出口产业向中西部省份均有转移，但是转移的目的地总体上更倾向西部地区，并且这种转移显著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出口增长。冯根福等（2010）指出，在2000—2006年期间，东部地区转移产业在转移目的地的选择上明显偏好西部地区，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从出口角度出发这一结论在2005—2011年间仍然成立。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及一系列相关优惠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使得部分出口产业越过中部地区直接向西部地区转移。陈建军（2002）也指出，中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企业的产业转移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
FDI在两地区分别回归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可见相较东部地区的产业转入，外商投资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对出口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④。劳动力比较优势变量在两地区分别回归中失去显著性，而资本密集度、市场规模、公路密度、工业发展水平和研发投入等控制变量依然不显著。鉴于东部地区的出口产业转移并未显著促进中部地区的出口增长，结合前文的统计描述，我们认为中部地区自身的因素应该对其贸易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受控制变量数据所限本文未能得出一个显著的结果。此外，西部地区开放水平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促进了西部省份的出口增长。在主要贸易伙伴中，虽然显著程度有所差异，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进口对两地区的出口均起到正向作用，欧盟和香港地区的估计系数在两地区回归仍然不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细分的贸易数据分析了我国东部出口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和特征，发现东部地区向内陆省份转移的不仅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包括大量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实证分析显示，我国中西部地区2005年以来超越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出口增长速度得益于东部地区出口产业向内陆省份的转移以及FDI投入。具体地，出口产业转移的目的地更集中在西部省份，东部地区的出口产业转入对西部省份的出口行为有较强解释力度，外商投资则对两地区的出口增长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美国、日本和韩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需求拉动也是中西部出口增长的原因。
本文的分析结论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1）中西部地区想要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缩小与东部地区间经济差距主要取决于能否较好地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同时，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转移能否选择我国内陆地区也取决于中西部地区能否巩固和保持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挥地区比较优势首先必须大力提高生产效率，中西部地区应有计划地吸引和利用技术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地区的人力资本储备和研发能力；（2）政府应加强引导与扶持，鼓励中西部地区企业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产业链的延伸，一方面做好相关的配套工作，另一方面带动中西部地区关联产业的发展。中西部地区应吸取东部地区的经验，选取地区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产业配套较好的产业进行重点发展，逐步形成东、中、西部地区完整互动的分工体系；（3）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区域合作，从而更好地发挥中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市场潜力，分享全球化分工的利益。
①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福建、广西和海南12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南、江西、湖南、湖北和安徽9个省和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和西藏10个省市和自治区。
②13个行业由HS编码二十二大类归类得到。其中，农林牧渔业包括第一、二类；食品饮料制造业及烟草制造业包括第三、四类；纺织服装业为第十一类；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包括第八、十二类；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业包括第九类；造纸、印刷业和文教用品制造业为第十类；化学工业及医药制造业包括第六、七类；矿产采选及其制品业包括第五、十三类；金属冶炼及其制品业包括第十四、十五类；机器设备及电子器材制造业包括第十六、十九类；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包括第十七类；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第十八类；仪器仪表设备制造业为第十八类；其他制造业包括第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类。
③中西部在2005年矿产采选及其制品业存在出口绝对下降，但这一现象在之后的年份并不存在延续性，我们认为这只是单一年份的出口波动，即东部和中西部的出口产业并未发生绝对的产业转移，而是出现了相对转移。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列出2006—2010年的出口增加值占比情况。
④商务部调研报告指出，以广州市为例，2005年以来广州市有28家企业向外转移，其中外资企业19家，占68%。此外，外资企业一旦决定转移，就是大规模转移，而内资企业主要用生产分包的方式降低成本，转移规模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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