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立人”思考及其文学表现和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立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五四前后，“改造国民性”问题被历史性地提到了时代面前。从而也被提到了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学面前，成为一个世纪性的“话语”和主题。与此相关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改造国民性呢？对这一问题的探究与求索，又自然“水到渠成”地引出了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学的另一个问题：“立人”（借用鲁迅的命题以名之）。可以说，“立人”是与“改造国民性”紧密相联的同一问题的两面，就像一枚钱币的两面一样。或者说，“立人”是“改造国民性”派生出来的“必然性问题”。
但这一问题在一度落后的、“被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又是相当重要和迫切的。众所周知，在英法等“早发内生”现代化的西欧国家，它们是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具有了马克思认为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市民社会和文化”（注：《马克思与现代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的基础上诞生和实现现代化的。而不论是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还是城市市民社会和文化形成的独立性、自主性和个人性，都助成了个人的从传统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变，即对“人的现代性”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人的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之一，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性问题。相形之下，在“后发外生”的“被现代化”的东方国家，却不具备这样的先决条件与基础。历史的残酷性和尖锐性在于，尽管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对于“欲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来说，却应当具有这样的条件，正像《迈向现代——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一书所指出的，人的素质的改变——从传统主义向个人现代性的转变，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注：《走向未来丛书》：《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在10世纪亚洲各国的现代化追求中，许多国家都积极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军事、医学、科学、技术乃至社会政治制度，但却很少或几乎没有从一开始提出和重视“立人”即人的现代性问题。或者说，这些亚洲国家在业已现代化的西方的强制和压力下被迫地也是急迫地追求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却忽略了或来不及提出人的启蒙和人的现代性转变问题。比如邻近中国的日本，在“被现代化”的过程中大量积极地引进和学习西方的军事、医学和科学技术，并且是亚洲国家中“西化”——现代化追求和实施最成功的国家，但日本虽有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摄取却没有经历一场欧洲式的启蒙运动或中国式的启蒙运动，没有关注人的思想精神解放即人的现代化的思想革命，没有提出人的现代性问题。因此夏目漱石于明治44年做的《现代日本的开化》的讲演中认为“日本的开化是肤浅的开化”。与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不同，中国在从10世纪“被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现代化的道路异常坎坷而且没有取得日本那样的成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思想家与现代化追求者，很快就从外部的物质与制度的现代追求转向对人、对个人的灵魂和精神现代性的追求——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与思潮就是其肇端。特别是中国出现了鲁迅这样深刻和“超前的思想家”，他几乎一开始就抓住了“后发展”的亚洲国家现代化追求中最普遍面临和最本质的问题：人的现代性问题，提出了“改造国民性”和“立人”的深刻主张。
鲁迅是在1908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中系统地指出和阐述“立人”思想的。自然，鲁迅提出“立人”思想的前提是为了“立国”——现代的强大的民族国家。对此鲁迅反复而系统地强调指出：19世纪西方的那种以“物质”和“众数”为代表的文明，即“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现代性——也即一般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已经日益暴露出巨大弊端。这是19世纪西方的已经“陈旧于殊方”的“偏至之物”，已代表不了西方的“新文明”而且正遭到西方“新文明”代表者的批判。那么，什么是能代表西方的真文明并且为中国所急需呢？鲁迅认为，能“矫19世纪文明”之偏颇而且真正能代表20世纪文明新宗的，是以施蒂那、基尔凯郭尔、尼采等哲学家和易卜生等作家为代表的、敢于抗击和批判“物质”、“众数”和流俗、以“张大个人之人格”为“人生之第一义”的个人主义。鲁迅认为这才是“至与19世纪之文明异趣”的“20世纪之新精神”。很显然，这样的新精神代表的是对工业文明、大众参与的民主制度等一般的资产阶级现代性进行批判反叛的现代主义思潮，是美国学者卡里奈斯库所说的“美学现代性”的精神来源。在鲁迅看来，这样的新精神才是当时“弱雌”而渴望强大的中国所急需的，“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而“立人”的途径和“道术”，是“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只有采用这样的“道术”才能“立人”，只有“立人”才能“立国”，使中国“雄厉无前”，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否则中国将很快走向衰亡，这就是鲁迅的结论。
鲁迅正是带着这样的思想认识参加到了以“改变国民精神”为目的五四启蒙运动中的，“立人”和“改造国民性”由此成为鲁迅一生不渝的追求。鲁迅不仅在《文化偏至论》等早期文言论文中“理论化”系统化地阐述了“立人”的主张及其方法途径，而且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具体地进行了有关“立人”的实践性操作。在鲁迅看来，欲尊崇中国人的个性并张扬其精神，从而达到“立人”的目的，就必须向长期以来压抑和禁锢中国人个性精神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及其总体性文化进行彻底猛烈的批判清除。由是，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实践基本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对西方现代性精神文化的热情肯定与介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理与批判。而这种文化实践在五四时期鲁迅的创作中，既凝聚为犀利明快的杂文，也凝聚为忧愤深广的小说。两种文体都内在地围绕着“改造国民性”和“立人”思想而展开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性批判与形象反思。其中，鲁迅的小说因其表现得深切而格外引人注目。
在小说创作中，通过《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 《示众》等作品的具象描写，鲁迅对中国人民在长期封建主义统治奴役下，在缺乏真正社会变革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种种“国民性”的弱点和病象，作了痛心的忧愤深广的开掘与呈现，对造成这些创伤和病像的封建主义作了最痛切的批判与诅咒。在这些痛切的描述与批判的内里和深层，是鲁迅对“改良人生”、对“立人”和“立国”的热切瞩望。“立人”主题经由鲁迅和他的小说创作而内含和积淀在中国新文学中。
除鲁迅之外，其它参加五四启蒙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文学家们，由于受这场根柢上以启发国民觉悟和改造国民性、以人的现代化为根本目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内在制约与影响，也都参与和加入了“立人”思潮的合唱，只不过他们没有使用“立人”这样的词汇而已。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许多作家后来在回忆五四时都认为：“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注：《新文学大学·散文二集·导言》：《郁达夫文集》第6卷第261页，花城出版社1982版。）。从思想上看，“五四”的建设就是“个人的发现”和“个性的解放”，这“个人的发现”（注：《茅盾文集》：第16卷第1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个性的解放”与鲁迅的“任个人”和“尊个性”的“立人”主张在精神上有着共同的接点。当然，其他五四启蒙者和新文化运动参与者们的“立人”思想远没有鲁迅那样深刻和系统。陈独秀从《新青年》创刊伊始，就自觉意识到中国欲发生真正革命的变化，成为现代的民族国家，“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是不可能的。而要“多数国民”能参与社会改造，求得“国民根本之进步”，就必须使国民具有“最后觉悟之觉悟”的“伦理的觉悟”。若使国民具有“伦理的觉悟”，改造其国民性从而达到“立人”的目的，必须首先使“多数国民”与“儒者三纲之说”为代表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同时接受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和科学与民主的观念。这是陈独秀对于“改造国民性”和“立人”、对于“立人”与“立国”关系的基本思路。很显然，在与鲁迅“改造国民性”追求基本相同的情形下，对如何“改造”和如何“立人”他们同中有异。同的是都主张与传统决裂，输入西方文化，异的是对西方文化的价值选择上，陈独秀偏重的是鲁迅早已认为存在“偏至”的一般性的资产阶级现代性文化，而鲁迅偏重撷取的恰恰是对此予以批判和对抗的现代主义文化。陈独秀希望达到“最后觉悟之觉悟”的中国国民，其人格结构和价值取向上应具有“湖南人底精神”，即那种从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等人身上体现出的“扎硬寨”、“打死战”的强力悍勇精神。（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480 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同时，对个体人格而言，陈独秀也强调“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把争个人的生存和幸福视作“人生真义”。（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38页， 三联书店1984年版。）
李大钊作为与陈独秀抱着同样的启蒙主义态度的《新青年》创始人，他的思路和陈独秀基本相同：一者迎取西方文化，但李大钊侧重的是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一者批判和摒弃传统，但李大钊侧重批判的是几千年来“乡愿与大盗”结合而成的专制政治制度（陈独秀侧重批判的是儒家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伦理精神文化）。总之，李大钊认为中国国民性改变的要点在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那么，“吾任重道远之国民”应有什么样的性格，或者说，改造后的国民性应是什么状貌、中国应“立”什么样的人呢？对此，李大钊热情地提出了“再造”之说，而这种“再造”可以理解为“立人”与“立国”的史进化论观点所提出的“青春之我”、“青年之我”，是“为自我而生，非为彼老辈而生”的青年。“盖青年者，国家之魂”，“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只有“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的大批永保青春的青年，只有“立起”和“再造”大批自觉而充满生气青春的青年，才能再造青春之民族和国家。（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53、177、194页，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是李大钊对于“立人”、对于“立人”与“立国”关系的基本认识。而对于“青春之我”、“青年之我”的具体的人格精神和结构，李大钊亦提出了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性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国家、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应该逐步废除”。（注：李大钊《我与世界》：1919年7月7日《每周评论》。）只有个性得以自由解放、个人的价值得到承认和实现，“立国”方可实现，人人相爱的“大同世界”才可实现。李大钊在这里实际上是从“世界之潮流”、从世界大同的意义上对中华之青年”和“立人”提出了要求与设计。
胡适作为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以其自由主义态度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终极价值判定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从这一基本态度和立场出发，胡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关“立人”的历史呼声，作出了自由主义的回答。他认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是“新人格”的根本和终极价值，“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对个人主义的“立人”与“立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关系中，个人自由是根本，在“立人”与“立国”的关系中，“立人”是根本。这与鲁迅的“根柢在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观点庶几相似，虽然他们对“立人”中的自由、个人的理解和定义存在差异。
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中，虽然不是发起者但却是积极的参加者。在五四前后，他一方面发表大量文章，对传统文化及由此造成的国民性弱点进行摘发与批判，另一方面，周作人又以自己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主张和呼吁加入到“立人”的历史思潮中。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造成的种种“非人”现象的抨击都相当准确深刻，对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呼唤与阐释都相当真诚而及时，“人的文学”更是他人道主义“立人”主张的文学化实践与体现。同时，在他人道主义“立人”主张的内里乃至中心，仍然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现在要紧的是唤起个人的与国民的自觉”，“提倡民国文学时必须提倡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才是“铲除自己的恶根性”、培植新的国民性和新的人格的根本之途。（注：周作人《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自己的园地》第16页，上海北新书局1925年版。）
除此之外，五四时期关注国民性和“立人”问题的人物及其主张尚有许多，从中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们虽然其具体的言辞和表述有所不同，其思想背景和态度立场亦存在差异，但他们对启国人之蒙、对批判和改造国民性、对“立人”却有着基本的共识和追求，而且，在他们从各自的思想立场、以各自不同的言词表达着“立人”的主张和共识时，几乎不约而同地将个人主义价值观作为“立人”的核心内容，提出了有别于传统主义的、以个性和个体为本位的人的价值观、人格结构观和新的“人学”观。这种以“立人”为中心的“人学”命题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道美丽的思想风景，是落后的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并提出的一个本质性的“现化性”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人的发现”、对于“立人”问题的思考与关注，自然也走进五四文学中，成为一个基本的文学主题或“母题”。当然，五四文学中对“立人”问题的思考与表现，是以作家的认识和审美心理为中介、通过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它同历史思潮（思想史）中的“立人”思考既有在主流总体上吻合的一面，也有不尽吻合、着眼点不一致乃至发生变异和歧异之处。鲁迅的《阿Q 正传》表现的是中国下层农民以及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是中国人的“非人”状态和奴隶状态。如果没有一场真正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就不会结束中国人的“非人”状态和奴隶状态，不会有“人”的觉醒。而没有“真的人”的觉醒和出现，“立人”更无从谈起。《孤独者》和《在酒楼上》则表明，即使有过觉醒的人，有过“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以个人主义为生命价值核心的“独异者”（孤独者）的出现，但若没有强大有力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的保障与支持，这种个性主义的独异者和觉醒者也不会挺立多久，他们和那些出走的女性一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单纯精神性的“立人”已经经不住物质、现实、众数的沉重压力和打击，“立人”无法同社会现实的深刻变化分割开来，个性主义的自我在中国永远是置身于荒原中的孤独者。周作人则还停留在人道主义的呼唤和期待中，希望人的文学取代非人的文学，人性战胜兽性，并希望将人道主义广施流布于平民大众中，使文学成为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国民成为平等的具有人性的国民，国家成为讲究和尊重人性、将人性的一切（包括食色性等人的自然欲望）视为正常的国度。叶绍钧在《一生》、《潜隐的爱》等作品中也希望以人道主义、以爱与理解来遍施人间，使人人都互相友爱充满同情，人皆为圣徒。王统照《一笑》等早期小说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旨。郁达夫表现的是人性的自然欲望和要求的大量存在及其不可压抑，以及在传统主义道德律令根深蒂固的内在束缚中自然人性的难以自如和陷入困窘。此外，冯沅君、庐隐的小说也都从女性的角度表现了自然人性和传统道德理性之间的冲突。这些作品实际上都从各自的视角表现了五四黎明期从传统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变过渡中的人性状态和“人学”内容，表现了“立人”的过程、状态和各自不同的“立人”要求。
五四以后，由于受社会和历史变化过程的深刻影响，新文学中有关“立人”的人学思考和内容，大体以三种情形继续存在，当然，这种存在或者发生了变异，或者渐趋淡化与边缘化。其一，受救亡历史主题影响而渐成主流的文学，对“立人”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将个性主义的“立人”置换为阶级性的“人的解放”，或者说，将“立人”的内容结构及原则从“五四”时的个人主义变为集体主义，从“人性解放”变为“阶级解放”，个体的“立人”变为群体和阶级的“解放人”。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已不单纯是对某些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思想发展的逻辑性描述，而且也是“立人”主题在文学中发生的时代性本质性变化。其二，一些作家以某种民粹主义的、反现代的态度（民粹主义在五四时期的李大钊等人身上都存在过并体现在一些文章中），认为是西化、现代和城市在腐蚀败坏着民族的“德性”，生成着病态的人体人格和整体的国民性格，致使民族失去活力，陷于萎靡不振。而民族固有的优美健康的品质与德性，存在于远离现代文明和城市的乡村边塞和乡民边民身上。因此，欲改造国民性格，重振民族活力，树立能代表和振兴民族国家的“新人”，就只有弃“西化”而回归民族传统，弃文明、现代而回到过去，弃城市而回到乡村、回到自然，在民族传统和乡村自然中培植民族生命的根基和健康勇武雄强的“新人”。废名与沈从文的小说、曹禺的《北京人》等作品都程度不同地表现了这种倾向。其三，还有一些作家继承了鲁迅和五四时期较普遍存在的“以力立人”的思想，应和着那个时期对于“湖南人底精神”。对于原始强力的呼唤，在以鲁迅和“五四”式的思维继续描写和鞭挞着种种“国民劣根性”的同时，也刻意挖掘和刻意放大着民族的原始性的犷悍生命强力和性格，以生命和性格的强力照亮着灰暗卑污的人生，铸造着国民和民族的灵魂，表达着他们对“立人”的主观化的、理想化的、浪漫化的理解与追求。在路翎、艾芜、东北作家群中的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作家的作品中，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如此思考和追求，看到经由他们的作品表达出来的相应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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