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文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何谓“语文转向”，中国语文为什么要转向
“语文转向”是本文的一个主要概念。为什么我要用“语文转向”这个概念，而不用现成的“语文革新”“语文现代化”这样一些提法？这并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而是我觉得“语文革新”“语文现代化”之类的提法并不能全面准确地揭示语文转向的实质。
“革新”即“革故鼎新”，即“革除旧的，创造新的”。如“技术革新”“革新运动”。“语文革新”也可能是由“技术革新”类比而来，但二者性质不同，技术可以“革新”，语文不能“革新”。百余年来的事实证明，汉语和汉字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甚至变化很大，但汉字只是有“改”无“革”，并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什么文字来取代汉字，即使把《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文字来看待，它也没有取代汉字，在当前连平起平坐也谈不上。至于汉语，它的词汇、语法均已发生深刻的变化，但并没有被革除掉，并没有谁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来取代汉语。“语文革新”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是不严密的。
“语文现代化”的提法历史不长，很明显它是套用“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之类的词语克隆出来的。这个概念在一定范围内颇为流行，但也不是没有争议。 1995年12月23日在南京“语文现代化问题”座谈会上，韩陈其的发言就表示：“语文现代化这个提法本身还有不少问题。”①世界各国所有的现代化都是靠两个轮子运转前进的。一个轮子叫科技，一个轮子叫人文。二者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科技的现代化事实上就是国际化，科技作为产业必须跟国际接轨，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人文这个轮子，包括语文在内，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从语文应用层面来看，如汉字信息处理，我们可以称之为“语文现代化”，可汉字、汉语能跟国际接轨吗？能全球化吗？在历史上曾经有人主张废除汉语、废除汉字，以为这样就可以跟西方接轨，事实证明此路不通。如果连自己的“语”和“文”都没有了，成了“无轨”之人，拿什么跟人家“接”！“语文现代化”的提法容易导致片面性，即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现代应当继承传统。我们只能用现代的话语体系去解释传统，但不能“化”掉传统。我们不能化掉孔夫子，不能化掉十三经、二十四史，也不能化掉文言文、甲骨文、金文，甚至连《说文解字》《康熙字典》也不能化掉。“语文现代化”既不能准确地对百余年来的语文转型进行历史性的概括，也不能正确地全面地指导当前的语文建设。
“语文转向”这个提法就对吗？这要由时间来作结论。
从目前来看，这个提法至少有两点好处。
1.摆正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140多年来，中国语文转向的总目标总趋势无疑是由传统转向现代。具体内容就是：由古汉语转向现代汉语、由以文言文为正宗转向以白话文为正宗、由以汉语为单一的教学语言转向有附加语言的多元教学语言、由自然标准语转向法定的规范化的标准语（普通话）、由汉字单一书写体系转向以拼音文字为辅助的双符号书写体系，在印刷文化转向电子文化的时代，汉语也由单一的纸上读写转向纸上和屏幕的双重读写（年轻一代有所谓“弃书投网”的说法）。我们说这些都属于转向，因为它既没有切断传统语文的命脉，又从传统中孕育出新的发展方向。“转向”当然不是听其自然，有人为的干预，有绝对的规定。但不论什么样的干预、怎样的规定，都必须尊重语文发展的内在规律、语文自身的逻辑。所有企图用“革”、用“化”的办法来解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种种矛盾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传统语文为现代语文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是现代语文发展的立足点。“语文革新”“语文现代化”的提法都没有给传统语文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现实空间。
2.摆正了语文与现代化的关系
现代化是世界潮流，各民族迟早都要随潮流而进。语文转向并不具有普适性，也不需要全球化。语文转向只是我们中华民族为了适应世界潮流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是在中国现代化大背景下产生的历史任务。现代化是大前提，语文转向是实现这个大前提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现代化这股世界潮流，中国依然闭关锁国，处在中世纪的古典语文生态环境中，中国语文就完全没有转向的必要，也没有转向的可能。中国现代化遇到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障碍。语言文字是我们进入国际社会的唯一方式。洋人打上国门，我们被迫跟洋人打交道，打交道就得说话，就得通晓对方的语言、文字、文化、思维方式。客方的强势语言就必然对我方的弱势语言进行渗透，乃至改变词汇体系、语法规则，形成所谓“欧化”汉语。但不论怎么“欧化”，汉语总还是汉语，这就是语文转向与科技现代化在本质上的不同。
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来看，语文并不一定要急转向、大转向，汉语面临现代化的大潮，为什么一定要发生几千年以来未有的大转向呢？
西方的现代化属于原生形态，它的社会转型是从内部发生的，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它的语文演变基本上是自行性的新陈代谢。而汉语遭遇现代化是突发的、被动的，且汉语汉字的历史极为悠久，文献极为丰富，“语”和“文”又严重脱节，“文”的内容也以古典为主，面对现代化的西方世界，发展到19世纪的汉语，的确已经老了，“真成了退化的语言”。②它的老态主要表现在：一、语文教育老化；二、书面话语老化；三、应试文体（八股文）老化；四、缺少语言规范；五、语言观老化；六、汉字老化。
中国要改变落后状态，头等大事就是要改变汉语汉字的落后状态，实现语文转向。总结百余年来的经验，汉语是可以转向的。汉语具有稳固性、灵活性及丰富性的特点，因此它的词汇、语法、语音能在不打乱原来系统的前提下实现现代性转向。
二、中国语文转向的五个阶段
回望百余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语文转向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862～1894年，“夷语”“夷文”开始撞击中国语文的年代。
第二阶段：1894～1917年，梁启超“新文体”风靡全国的年代。
第三阶段：1917～1949年，“文言弥留，白话学步”的年代。③
第四阶段：1949～1979年，语文规范加强、语文内容政治化的年代。
第五阶段：1979年以后，语文地位提高、语文观念大开放的年代。
1.第一阶段（1862～1894年）
我把第一阶段的上限定在19世纪60年代初，是因为“现代化”这个词虽然20世纪30年代才始见于报端，④但中国现代化的原始阶段于19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了。当年的洋务运动就是现代化的滥觞，也就是中国语文与“夷语”“夷文”大撞击开始的年代。带有标志意义的具体事件有二：一件是1862年开办京师同文馆，“是为中国新学的起始”；⑤另一件是1865年于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制造局内设有翻译馆。
中国现代化从开始的第一天起就驾驶着两轮文化车起步向前。同文馆是人文轮，制造局是科技轮。导引这两个轮子前进的是翻译。没有翻译，这两个轮子就寸步难行。“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的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中国语文转向是从中西语言撞击开始的，是从翻译“夷文”“夷语”开始的。这就决定了中国语文转向的根本特点：从那时到现在，140多年来，中国语文始终面临着语言竞争的紧张而又尴尬的局面；总是处于弱势地位，总是以西方语言（主要是英语）作为参照，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深受西方语言的影响。我们不得不承认，一部中国语文转向的历史或者说一部现代汉语发展的历史，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看，也就是一部中西语言竞争的历史。这部历史每一阶段的特质都是由不同的语言竞争形势决定的。汉语在竞争中没有被击败，且已有由弱变强之势，它的地位不是江河日下，而是步步升高。强势与弱势的界定，不是语言本身有什么优劣之分。“强”“弱”是由文化、经济、科技等因素决定的。改变弱势的唯一自救之法，就是学习强者的语言。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从学习西方语言开始的，这不是自愿的，是逼出来的。当年洋务运动的新派人物如冯桂芬、郭嵩焘、容闳、王韬、曾纪泽等人都认识到学习“夷语”“夷文”的重要性，他们都有与洋人交往的经验，能够放眼向洋看世界。
谈到洋务运动时期的语文转向，不能不提到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他们为双语交流做了四件事情：一是精研汉语，二是翻译，三是受聘为洋教习，四是主办中文报刊。
传教士、洋务派是中国语文转向第一阶段的主力军。从建立同文馆到派遣留学生，从设立译学馆到创办报刊，这些活动对中国语文转向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从此时起，中国士大夫的语文观念发生了数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化。汉语唯一至上、汉字唯一至上的观念被打破了，时文、八股乃至文言文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那时的译文和传教士的文章，虽然还是一派文言腔，但他们的认知图式、话语编码机制，尤其是词汇领域，已显然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文言文。文言文内容的“西化”、新语境的产生，必然会促进汉语深层结构的现代转型。拼音文字大量引入后，人们再反观汉字，两两相较，不可能不“见异思迁”。汉语汉字挨骂的日子就要降临了。此风当然也来自西土人士。1882年《万国公报》刊出了沈毓桂笔译的《西士论中国语言文字》，该文根据“梵言与华言互勘”的结果，竟然说“中国人之语言犹近于古初孩童语言之式也”，这是以有无形态变化作为语言发展的分期标准，“梵言变换多端，故知其语言去古已远也”。⑦百余年间，汉语汉字落后论，在东西方似乎已成定论，直到近年才得到纠正。
2.第二阶段（1894～1917年）
这一阶段为清末民初。我们把上限定在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是因为甲午海战中国惨败于日本，宣告30年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中国的现代化开始由物质技术变革发展为社会制度、政治思想的变革。语文转向开始进入自觉阶段。言文合一的主张、白话报的创办、各种拼音方案的提出、普通话（官话）的推广、八股文的废除、旧文体的没落，都出现在这一时期。还有，“以为上策必径弃中国之语言文字，改习万国新语。其次则改用现在欧洲科学精进国之文字”也是这一时期提出来的。⑧
按梁启超1902年的说法，这是“欧学时代”。中国语文的转向，以欧化为目标，几乎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直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欧化仍然是最高目标。谈到语文欧化，我们只想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家，这是违背事实的。中国现代新文体的创立，从内容到形式都深受欧学影响的，首推梁启超。
梁启超的“新文体”承前启后，是中国语文转向成绩最为显著的一种文体。梁氏在文体解放方面的功劳，与历史上的唐宋古文运动相比，其功在韩愈欧阳修之上；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相比，其功可与陈独秀、胡适、鲁迅媲美。“新文体”的特色是什么呢？请听梁启超的自述：“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向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这种文体，“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⑨陈子展说：“这种新文体不避俗言俚语，使古文白话化，使文言白话的距离比较接近，这正是白话文学运动的第一步，也即是文学革命的第一步。”⑩钱基博于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设有专章论“新民体”，以为“此实文体之一大解放。学者竞喜效之，谓之‘新民体’；以创自启超所为之《新民丛报》也。迄今60岁以下40岁以上之士夫，论政持学，殆无不为之默化潜移；可以想见启超文学感化力之伟大焉”。(11)
梁启超的新文体形成于《新民丛报》时期，《新民说》是代表作。《新民丛报》1902年2月5日创办于日本横滨，1907年冬停办。新文体的形成很明显得益于日本当时的欧化语境。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重大转向就是地方性的白话报、白话教学用书应运而生。白话文虽尚未成为全国性气候，但实开“五四”白话文先河。“普通话”“国语”“拼音”这些具有特定意义的新词以及速记符号也于这时产生。
政府行为是语文转向不可或缺的重要关口。清末废除八股时文，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1911年），民初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1912年），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1912年），教育部设立“国音字母传习所”（1913年）。所有这些举措对语文转向都有积极意义，语文转向就是这样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的。没有这些举措，“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不可能产生的。只要八股时文当道，国语没有统一的标准，现代汉语的官方地位的确立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语文转向的第一阶段只不过是少数人在封闭的古典黑屋中开了一扇小小的窗户，以窥视另一个语文世界，那么第二阶段的语文转向就已经成为思想转向、社会转向的最为重要的物质力量，成为塑造思想、塑造社会的重要媒介，成为哺育一代新人的精神资源。
3.第三阶段（1917～1949年）
在现代汉语书面语发展的历史上，1917年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一年，这是中国语文转向最为关键的一年。这年1月1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二卷五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郑重地提出了以白话代替文言的主张。有人说：“这才是公开向国内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炮。”有人说：“这是我们中国从有文字以来几千年中间关于文字的第一件大事情。”(12)还有人说：“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不是因为他是个什么‘实验主义者’。适之先生真正不朽的贡献，事实上便是本篇所叙述的，他对白话诗文的倡导和试作。”(13)
这些评说大体上都是正确的。
如果说中国语文转向第二阶段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梁启超，那么，这第三阶段的杰出代表人物无疑就是胡适之了，他们有些特点是共同的。
白话文早已有人提倡，为什么到了胡适登高一呼，才能造成这一伟大的运动，终于取代文言而成为正宗？这完全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在此之前，中国的现代化已有50多年的历史，无数仁人志士已为白话文的登台作了长长的铺垫。加之帝制已推翻，科举已废除，“桐城”已成为“谬种”，“选学”已成为“妖孽”，西学已如日中天。所谓时势造英雄，此其时也。
胡适的《刍议》能够在国内最具思想权威的《新青年》刊出，暴得大名，其功还在当时能造成潮流并指导这一潮流前进的陈独秀，还有善于推波助澜的钱玄同，更有在白话文实践中取得卓异成就的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北大学生傅斯年等也擂鼓助战，新潮涌动，渐成浩浩荡荡之势。
众所周知，白话文运动开始不久，就遭到两种人的公开反对。一是老辈，一是同辈。如果说老辈是老保守主义者，那么同辈就是新保守主义者。老辈如林琴南、严复等人，他们或公开挑起辩论，或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同辈如吴宓（1894～1978年，字雨僧，陕西泾阳人，1921年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梅光迪（1890～1945年，字迪生，安徽宣城人，曾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胡先骕（1894～1968年，字步曾，江西新建人，植物学家）等。他们于1922年1月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创办《学衡》杂志，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废文言而用白话。这三人都曾留学美国，所以茅盾称之为“说洋话的复古派”。
欧化问题是第三阶段语文转向的一个重点，它的意义要从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形成发展的角度来论定。这段历史至今还缺少全面认真的总结文字。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发展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欧化的过程。不加分析地反对欧化，对汉语的发展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4.第四阶段（1949～1979年）
把这30年作为一段，不过是取其整数。前17年与后 10年情况很不一样，最后3年算是第四阶段至第五阶段的过渡时期，就总体倾向来看，这三年过渡还是偏向于第四阶段而不是第五阶段。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这17年间，中国语文转向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可以称得上气象非凡，许多百余年来没有定论或虽有定论而未能彻底实现的语文理想，在此期间有了定论而且在全国范围得到贯彻实施。举其大者有如下七件事——第一件：白话文一统天下；第二件：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推广普通话；第三件：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第四件：整理汉字字形；第五件：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方言调查；第六件：出版了《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第七件：普及语法修辞知识。
年轻的共和国，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短短几年之内就能在现代汉语规范化方面取得如此突出而又巨大的成绩，可证当时的语文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符合汉语发展的历史方向。语文工作者也都怀着满腔热忱，开拓了一个欣欣向荣的语文新天地。
但语言规范初见成效之日，也就是语言牢笼渐渐建成之时。此二者本无内在的逻辑上的必然联系。由于连年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镇反、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社教运动等，都离不开“口诛笔伐”，离不开“斗争哲学”。十多年的运动，已经做了长长的铺垫，终于发展成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运动又是十年。历次运动的恶果是：汉语语言文字丧失了生机，丧失了多彩多姿多元化的风格。语言贫乏、空洞，面目狰狞。话语垄断，话语暴力，触目惊心。“文革”语言更是杀气腾腾，野蛮之极。1968年4月30日笔者在武汉市街头买了一本《战地黄花》，里面有一首诗：
砍掉脑袋碗大个疤
长矛穿胸开红花
老子舍得一身剐
敢把麻谭拉下马
1968年9月在北京出版的一本《送瘟神——全国 111个文艺黑线人物示众》，其中的语言文字出自文人之手，同样不堪入目。现摘几条在这里“示众”，看当年的语言文字是何等恐怖堕落。例句中所谓的“黑线人物”，现在均用×××代替：
“××公然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真是狗胆包天，罪该万死！”
“××干尽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
“××如此卖尽力气为日寇、汉奸、国民党反动派效劳，已经堕落为民族的败类，时代的渣滓！”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终于被揪出来了。我们必须把他斗倒、斗臭、斗垮，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语言暴力的产生有政治暴力、政治恐怖作为背景，也有语言内部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只有鲁迅的语言文字和毛泽东的语言文字处于神圣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的地位。那些比较软性的美文，不是“小资情调”，就是“大毒草”。鲁迅匕首式的文字、投枪式的文字、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文字，还有打落水狗的文字，在“文革”中被极左思潮利用，编成语录，作为打击“敌人”的理论依据。我手头保存一本1967年11月出版的《鲁迅语录》，只要看一下目录就知道“录”的是些什么“语”了。“一、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二、阶级和阶级斗争；三、革命；四、革命者；五、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六、痛打落水狗；七、‘韧’的战斗精神；八、注重现实斗争；九、痛斥反革命两面派；十、破旧立新；十一、人民群众；十二、为人民服务；十三、思想改造；十四、思想方法；十五、青年；十六、文化艺术；十七、其他。”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以及1957年反右的许多文字，在“文革”中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革”中的某些斗争方式就直接来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曾经有人说：“我们这一辈，在中学时代把鲁迅读烂了，所以一落笔，就‘变风变雅作矣’。一经胡公（按：指胡适）点破，也颇自觉有失温柔敦厚之道；士君子读书作文，为什么一定要走鲁迅那条尖酸刻薄的道路呢？”(14)还有人说：“由于鲁迅的文体能自成一格，机敏与愤怒在白话文里生了根，后起的白话文作家很难摆脱它们。在白话文的发展中，这种依赖机智，依赖仇恨和侮辱的字汇的趋向，和这种真的把中国语文的坦途缩小的责任都应由鲁迅来负。但这种文体对模仿者有很大的限制，鲁迅本人在其中却是游刃有余。”(15)
对这些说法应取分析态度。鲁迅的尖酸刻薄、愤怒与仇恨是用来对付真正的论敌的。鲁迅遭受了那么多的围攻、诬蔑、谩骂，他有理由仇恨。即使这样，鲁迅也认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16)至于在“文革”中，极左分子和极左思潮还利用鲁迅语录来搞所谓“大批判”，那是从根本上就混淆了敌我矛盾，责任当然不在早已去世的鲁迅。
毛泽东的文章的确也是白话文的典范。1951年《人民日报》社论称“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都是精于造句的大师”，并号召全国人民“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继续发扬我国语言的光辉传统”。将毛泽东与鲁迅相提并论，并无不当。问题是毛泽东晚年就把敌我矛盾搞错了，正如邓小平所言：“‘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17)
毋庸讳言，汉语语言文字一度成为暴力工具，成为杀伤力很强的武器，跟毛泽东的错误有直接关系。当然，历史原因也不能不考虑，既然机敏与愤怒在白话文里生了根，群众就很容易被误导，很容易被利用，他们把愤怒和暴力施加给所谓的“牛鬼蛇神”、所谓的“阶级敌人”，造成种种悲剧、惨剧，不能不说白话文的传统有问题。汉语语境中的“愤怒”遗风、“文革”遗风，至今并未彻底消除。
5.第五阶段(1979～)
第五阶段与第四阶段的后期简直不是发展与继承的关系，而是拦腰斩断，重打锣鼓另开张。若论历史来源，第五阶段乃遥接“五四”，重新启蒙，是第三阶段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优秀的语文传统的大发展。
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也是语文领先。对于汉语语文来说，改革就是革掉语言暴力，唾弃祸国殃民的语言暴力。开放就是打开语言牢笼，把备受扭曲的语言魂从牢笼里解放出来。扩大阅读面，恢复汉语的生机，恢复汉语的传统，给汉语注进新生血液。汉语要走向世界，参与世界语言竞争。
百余年的语文转向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始终是互动关系。十年“文革”，现代化的进程已完全停顿，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政治倒退到封建专制主义，文化迅速粗野化、沙漠化，学业普遍荒废，文盲大量增加，阅读范围只限于“红宝书”，跨文化对话等于零。语文当然不可能朝着进步的方向转变。改革开放的根本宗旨是要使中国重新跨上现代化的骏马，驰骋在全球化、国际化的广阔天地之间，语文的责任就是要为现代化鸣锣开道，一切阻碍或不适应现代化进程的语言问题、文字问题都在变革之列，这种变革几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只能适应改革的机遇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们又要礼拜孔子，携手港澳台，乃眷西顾了。尘封了几十年的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沈从文、梁实秋、钱钟书一一跟读者见面了，甚至连张爱玲、苏青也像出土文物一样受到青睐。
现如今，我们的词汇面貌、语言行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昔日那些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有的靠边站了，有的退休了，有的被扫进了历史的语言垃圾堆。与此同时，这20多年间出现了大批新词语。这些词语，有的已经进入全民通用语，成为常用词；有的只在一定范围内流行；有的词语比较少见，甚至是临时性的个人造词，或只是一种修辞技巧。
第五阶段的语文转向，除了汉语本体实现了词语“大换血”，在语言应用方面的空前突破是实现了汉字信息处理，也就是用电子计算机来处理汉字。
汉字信息化也适应了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的要求，从网上获取中文资料，用中文上网，用中文发送电子邮件。每一个有家庭电脑的人，能上网的人，都可以建立自己的个人主页、网址，成为网民，还可以发展自己的网友。街头还有网吧，制造了不少网迷、网虫，还有所谓的网恋、网婚、网络同居，甚至还产生了网络语言。
如果说第四阶段人们患有“失语症”，那么现在则普遍染上了“多语症”。雕章琢句的语文传统、惜墨如金的写作态度、“推敲”的语文精神，不仅在网络上失传了，在高等学校、在学术界，同样失传了。“泥沙俱下，铺天盖地”，“黄茅白苇，极目雷同”。句子不通，文理不通，用词不当，在学术界也随处可见。有的学人的文章“让读者不知所云”，连他“自己都不知他在说什么”，以致读者呼吁“让语言还原为语言”。(18)
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沉思，为什么有的写家热衷于写作名副其实的“垃圾”呢？为什么一些文字粗鄙的下等读物能充斥市场呢？
应该说，有什么样的读者群就会制造出什么样的作者群。现在的图书市场机制受制于文化低下思想浅薄的读者群，正是这样的读者群培养了大批垃圾写家，垃圾写家又顺应了这样的读者群。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事情的另一面。目前的“言论竞赛”“多语症”虽有洪水泛滥之势，但比之万马齐喑、言者有罪的年代毕竟顺乎潮流合乎民情，语文转向是千千万万人的日常活动，泥沙俱下是正常的。至于何时能出现“鸣其善鸣者”，何时能出现新时期的语言大师，出现现代汉语的经典作品，不能着急，至少得几代人的积累，应以百年为期。
进入新时期才20多年的时间，汉字信息化、标准化、统一化，成绩卓著，费锦昌主编的《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1892～1995年）记录在册。20多年来，汉语的国际地位也有所提升。当然，汉语与英语相比，仍然不算强势语言。不过，从前景来看，汉语的国际地位将会进一步提升。面对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汉语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开放性，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没有理由轻视自己的母语，对母语抱自卑心理。放眼未来，英语不可能永远称霸世界。自有生命以来，还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永远称霸世界！汉语的尊严、汉语的竞争能力，要靠我们自己去维护、去发展。
注释：
①郭伯康《中国语文工作者的使命——“语文现代化问题”座谈会纪要》，《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3期。
②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一卷二号，民国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19年1月）。
③董桥《翻译与“继承外国文学遗产”商兑》，见陈子善编《董桥文录》，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页。
④罗荣渠《中国近百年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 13页。
⑤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43页。
⑥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96页。
⑦钱钟书主编、朱维铮执行主编《万国公报文选》，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12页。
⑧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原载民元前三年（1909年）《新世纪》101、102、103号，后收入《吴椎晖先生全集》“国音与文字学卷”。
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年二月，（1922年2月）初版，第142页。
⑩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第207页。
(11)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29页。
(12)胡不归《胡适之传》、毛子水《胡适传》，见《胡适传记三种》，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27页。
(13)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七章注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二次印刷，第153页。
(14)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15)《夏济安选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16)《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44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
(18)王玉霞《让语言还原为语言》，《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2年7月11日。
标签：鲁迅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汉字演变论文; 现代化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文学论文; 新民丛报论文; 白话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