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的经济政治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开放论文,政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外开放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中贯通全局、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基本内容之一。近20年来，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我们即将跨入新世纪门槛的时候，党的十五大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创造性地发挥了邓小平对外开放的理论，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本文试就国际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国对外开放问题作点经济的和政治的分析。
一、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
国际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性在当今科学技术革命、生产力迅猛发展条件下的一种表现。从生产力方面说，国际经济“全球化”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企业甚至个人的经济活动，以信息技术进步和国际市场为纽带，连接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开放、相互合作、相互竞争（含排斥）的开放性世界经济整体。这种趋势的发展对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利用国际市场扩大自己的经济力量，造成一种历史必然性。之所以如此，其深刻根源在于，在国际分工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经济条件特别是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今天这样高度的必然产物。近代历史证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各国经济的联系必然加强，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如18世纪开始的以蒸气机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出现了机械化，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形成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器技术和电力的广泛运用为标志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出现了电器化，促进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开始了资本主义国际化；从二战后直到8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的出现和运用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使人类步入了信息化时代。当今国际经济的“全球化”要求各国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正是这种客观物质力量深刻作用的结果。
在世界历史的新发展中，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历史的昭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深刻论证过历史进步的不可抗拒性。邓小平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指出：“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总之，三十几年的经验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实现现代化有自己的特殊性，要在一个世纪内（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走完发达国家曾用三个世纪完成的生产力领域里的两次革命：近代工业革命和现代化技术革命，实现工业化，进而现代化。当今又面临知识经济的新趋势，“现代化”的内涵亦会不断更新。这种加速过程，要求高密集的科学技术和充足的资金。满足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仅依靠自力更生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仅就科学技术而言，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增加生产要素量的投入取得粗放型增长，经济增长的80%左右是靠投入规模的扩大带动，而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提高的贡献只占20%左右。有人测算，若按照80年代的投入产出率水平，《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要求到2000年达到的我国主要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生产能力难以支撑6%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若 90年代要保持国民生产总值9—10%年平均增长率，到2000年， 撇开原有能力的折旧报废，需增加原煤8亿吨、原油4700万吨、发电量7600亿度、钢4700万吨、水泥3.9亿吨、货物周转量3.4万亿吨公里的年生产能力。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共需直接投资约1.8万亿左右。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落后，就必须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现代科学管理，走集约型经济增长道路，同时切实把贸易额的增长状况作为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以优势产业的发展为龙头，扩大出口创汇，借以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飞腾。事实证明：“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2页。）仅利用外资，这几年一直维持300—400亿美元，伴随外资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对我国国内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科学、生产是无止境的。从长远的战略高度观察问题，我们不仅现在要扩大对外开放，就是今后我们生产发展了，也还得对外开放。邓小平正是站在历史的高处，高瞻远瞩，认定：“翻两番……，要达到这个新的目标，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我国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我们的产品怎么办？统统在国内销？什么都自己造？还不是要从外面买进来一批，自己的卖出去一批？所以说，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9—90页。）
国际经济“全球化”趋势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了新的机遇。这种机遇不仅体现于现在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增长快于生产的增长，出口贸易、资本的国际流动和技术贸易等增长极快，且这种增长势头可能持续到下个世纪。更为突出的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即西方经济学家称谓“颠倒的经济依赖”现象突出。这种现象从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世界经济规模的资本增值运动依次经过的购买、生产、出卖三个阶段可以看出。在购买阶段上，西方发达国家普遍依赖第三世界的生产性资源，如对13种工业原材料的需求，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平均依赖程度达到60%，欧共体达到90%，日本高达92%。对石油需要的进口，日本是99%，欧共体是96%，美国约45%。在生产阶段上，从70年代初起，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国外企业的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首次超过了母国的商品输出额。到80年代初，这种国外生产超出本国出口的情况，美国为4 倍，日本为40%，西欧为25%以上。在出卖阶段上，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商品资本国际化趋势，在战后发展很快，加深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流通方面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1990年出口占国内生产的比重，德国是36.4%，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小国依赖程度更高。美国20个重大贸易伙伴中有11个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11个国家和地区共占美国贸易总额的26%以上，占美国出口总额的近22%。（注：房宁：《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9页。）上述情况说明第三世界的市场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盛衰关系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兴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若离开第三世界广大市场，就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列宁早就说过：“资本主义只是广阔发展的、超出国际界限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的确也没有这样的国家。”（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6页。）当今的国际经济生活再次证明了列宁论断的科学性。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也作过论述：“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我过去跟很多日本朋友谈这个问题，跟欧洲朋友、美国朋友也谈这个问题，他们脑子里也是装了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106页。 ）他还对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说：“中国现在缺乏资金，有很多好的东西开发不出来。如果开发出来，可以更多地提供日本需要的东西。现在到中国来投资，对日本的将来最有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3页。） 他还进一步指出，“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79页。）这说明国际经济的发展要求中国扩大对外开放，这也正是我们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机遇。
面临发展的机遇，扩大对外开放要善于克服阻力。这种阻力一是来自国外，这主要是霸权主义的阻力。霸权主义动辄以“制裁”、“封锁”、“取消最惠国待遇”相威胁。对于这种阻力，一是要使搞霸权主义的人明白，“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9页。）。所以外国的威胁这一套并不高明；中国是一个大市场，“封锁”、“制裁”中国，就等于“封锁”、“制裁”他们自己，缩小他们的市场。二是要沉着应付，认真对待，关键是埋头实干，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克服阻力对于国内来说，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其中有一个如何历史地看待国际贸易中存在着的事实上不平等问题。现在客观存在的各国的国别价值，有的高于、有的低于国际价值。这是由各国之间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的差异决定的。而国际贸易必须遵循市场经济法则，按价值规律办事，以国际价值为尺度。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当年说过的情况，即“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的情况还会出现。这里等价交换原则是通过高低相对不同的国别价值交换来体现的。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封闭自己，否则反而会使差距拉大，使自己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只有通过扩大开放， 吸收外资及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借以尽快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力，降低商品生产的劳动耗费，才能提高商品的竞争力，求得国际市场上的价值实现。
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根据这些年的经验，在战略上应注意三点。一是积极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现在这种格局已经形成，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坚持全方位地利用国际市场、实行市场多元化战略与有重点地对外开放相统一。在当今国际社会，西方发达国家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点。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具有资金、科技、管理、产业结构、外贸、人才等等优势，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主体地位，而且是历史奇特演进的客观要求，即社会主义率先在中国这种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在较长时期内要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峙并存。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善于吸取、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累和创造的文明成果，才能克服严峻的冲突和压力，得到生存和发展，最终实现超越。所以确定这样的重点不是主观任意的。但是，重点必须以全方位开放为基础。这是因为，在当今由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有100多个，范围广大， 其人口亦占总人口的4/5，这一广大的市场是不容忽视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各有自己的优势，80年代以来，随着日趋开放的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的实施，经济有较大的发展，最不发达的国家数量在减少。从政治上说，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意义重大。此外，我国对外贸易过于集中于日本、美国、西欧等少数国家和地区，风险性也大。因此，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对于争取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保持我国外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二是以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为中心，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合理有效的引进外资、利用外资的问题。20年来，我们在引进、利用外资方面已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诸如外商投资协议金额多、实际到位少；协议投资金额持续时间短，项目规模小；对引进缺乏正确导向和组织协调，对引进的外资、技术在管理上有不妥善之处，等等。这些都需要加以克服或改进。外贸的进出口在商品结构、质量、档次上亦存在待改善的问题，为外商提供国民待遇的原则也待逐步落实。今后，在对外经贸交往中必须坚持以质取胜，注意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用优惠政策吸收外资，鼓励先进技术进来。注意在政策上向大跨国公司倾斜，改变现在交通、能源部门、中西部地区投资不足的状况。三是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实施双向推进战略。所谓我国的比较优势，包括大市场、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以及诸如石油开发、内陆煤炭等优势。所谓实施双向推进战略，既包括引进与走出的关系，也包括物质与文化的关系。关于引进，要坚持积极、合理、有效的原则，由以往的“两重”（速度、数量）转向“三重”（结构、质量、效益），用明确的产业政策为导向，来解决外资的正确投向问题。在开放领域上，除继续注重工业和贸易外，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诸如航空、货运代理、铁路、保险、法律资源、会计事务所等等行业。总之，应进一步贯彻国务院公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1995年6月30日）， 以使外商投资更加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关于走出，要继续组织一批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出去投资办厂，发展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关于物质和文化的关系，就是在引进外资技术、管理经验时，要重视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思想、艺术精品，同时要抵制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消极腐朽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对我们的侵蚀。对于现存的一些用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进行管理的企业，必须依法令其限期改进，以保护我国工人阶级的权益。
二、保持清醒认识，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战略方针
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国际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包括投资、贸易、跨国经营等）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源、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只是它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在当今世界上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战后，殖民主义已改头换面，主要以资源掠夺、超额剥削、经济侵略、金融控制、思想文化侵蚀等为特征的新殖民主义日益发展，基本上取代了以军事入侵、领土占领、政治控制、制造傀儡政权等为特征的老殖民主义。现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西方国家政治战略家和理论家长期以来探寻国内矛盾解决方式的一种基本思路和政策，就是通过国际经济的“全球化”把这种矛盾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并且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由于美欧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占有中心地位，由它们主导制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程主导着市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国际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各种社会关系也在向全世界扩展和延伸。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随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资本主义的一切运动规律力图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作用。从历史的大趋势说，这自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准备了条件，但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和祸害。前几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现在的亚洲金融危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矛盾转移的一种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把大多数初级产品面向美欧市场，接受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投资及其产品销售、技术转让、污染项目等等情况，包含着一种隐患。这就使发展中国家若不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放在第一位，不注意保持国内经济、金融体制的健康发展，经济上过分依赖发达国家，特别是在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的时候，盲目推动金融自由化，无时限选择地过早开放金融市场，等等，就易为西方大国套上新殖民主义的绞索，接受其转移来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造成本国民族工业萎缩，贸易条件恶化，背上不堪重负的外债，最终酿成经济危机。而当发展中国家危机大爆发时，西方发达国家便见机行事，乘人之危，借“援助”之名，用低价把发展国家的骨干企业抓到自己手里，以控制其经济命脉，使这些国家雪上加霜。
其次，国际经济“全球化”特征本身表明，国际经济“全球化”包含着对各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如，科技革命的成果在为巨额资金在全球大规模流动创造条件的同时，也为金融危机播下了祸根。这是因为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广泛运用，可使巨额资金变成电子讯息，迅速流动于全球各个角落，使各国建立在国民经济活动基础之上的原有监管标准和措施因难于适应，失去相应的控制力，由此酿成金融危机；金融流动工具的不断创新，加大了国际金融活动投机性和易变性，由此增加了国际金融不稳和危机出现的频率；国际金融资本以对国际金融、目的国经济、政治的熟谙，增大了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它再同资金数量庞大、投机性强的跨国公司结合，更加强了其垄断地位，并成为国际金融中严重的破坏力量。跨国公司以谋求超额垄断利润为目标，采取种种手段进行投机，使其破坏力大大增长；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也增大了世界市场受冲击的风险性。等等。
国际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负面影响，要求我们在扩大对外开放时，要认真研究邓小平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对外开放的理论，并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研究世界经济及其有关理论。在处理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关系上，要按江泽民同志所说的，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注：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关系——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第二部分）（1995年9月28 日））绝不能把扩大对外开放变成仰赖国外，受制于人。在目前我国外贸、外资和外债都达到一定规模、对外经济依存度较高的情况下，对外开放中对某些国家所抱的政治企图、附加的政治条件应有更高的警惕；对西方国家控制高精尖技术，在产品出口上以次充好，坑蒙欺骗行为应有有效的对策；对资本市场的开放，要与国内经济、金融体制的健全程度相适应，持谨慎的态度，避免受国际游资的炒作，爆发经济危机；在人民币汇率方面，既要在一定时期注意保持基本稳定，又要善于有效利用汇率政策，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适时调整汇率；在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方面，要实行多元化战略。外贸出口市场不能过于倚重美国，直接投资来源不能过于倚重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要注意采取包括调整一定税收政策在内的相应措施，拓宽吸收、利用外资的渠道。对国外大公司的资本和先进技术应注重吸收，并注意消化和努力创新。国有大型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要统筹协调，制定得力措施，趋利避害，保持国有经济对关系国际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支配地位，注意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在金融体制改革上，要按党的十五大以及继后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用三年左右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使金融稳定和安全得到保证。对国内隐藏着的金融风险的种种表现应予高度重视，采取得力措施予以解决，以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对外开放中还要重视国内市场的发展。在货币贬值，国际市场难做的形势下，要鼓励内需，鼓励人民买国产货，避免生产积压产品。此外，对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存在的经济效益不高、违反劳动法的现象以及发生的劳资纠纷应予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总之， 在我们即将迈入21世纪的前夜，面对国际经济“全球化”趋势，我国扩大对外开放要始终坚持和努力实践邓小平的深刻指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们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这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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