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发展动力论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1)09-0037-04
一、西方民主发展理论研究的缘起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出现了富有特点的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西方政治理论家的关注和思考，于是一些西方政治学家(以美国的政治理论家为主)开始把目光转向第三世界国家，试图寻求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从而开启了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后来这一研究一直流行于政治学界，并对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普遍认为，政治发展最核心和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政治民主化，亦即民主的发展。因此，西方学者对民主发展问题的研究是伴随着政治发展理论的兴起而展开的，并且从属于政治发展的研究领域。那么，到底什么是民主发展？亨廷顿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即：政治权威的理性化，政治功能的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1](p152)至于衡量民主发展的标准，科恩的三维评判体系最有说服力，即以民主的广度、深度和范围作为标准。民主的广度属于民主的数量问题，它通过衡量社会成员中参与决策的比例来确定，参与的比例越高，民主的发展程度也越高；民主的深度属于民主的质量问题，它依据参与者的参与是否充分、有效，亦即参与的质量来确定，参与越是充分和有效，民主的发展程度也越高；民主的范围则是依据在何种问题上人民的意见起决定作用，以及对人们意见的权限有哪些限制来确定，范围愈广(只要是共同有关的问题)，民主的发展程度也愈高。[2](p12-19)
二、西方主流的民主发展动力理论
民主发展动力是指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主化进程的主体力量以及主要因素。由于民主发展的研究是与政治发展研究相伴随的，因此，西方政治理论家对民主发展动力的讨论也往往与政治发展动力的研究交织在一起，有时很难进行绝对的区分。总体看来，西方学者在民主发展动力的问题上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
(一)政治领导动力论。
西方政治理论家一直都非常重视政治精英人物的作用，维尔夫雷托·巴雷托的“精英流动说”、盖塔诺·墨斯卡的“政治公式说”和罗伯特·米歇尔斯的“寡头铁律说”就是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初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精英理论，这些理论对于后来的民主发展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布莱克在考察民主化的推动力量时，强调的是政治领导的作用。在布莱克看来，政治领导是指“在一个社会进行决策时，承担或积极寻求承担一份力量的那些人”，“政治领导可以在国际、国家或地方各个层次上行使，它所涉及的可以是利益集团的代表、政府形式功能的发挥或非政府领域政策的决定”。[3](p67)可见，布莱克所说的政治领导不是我们通常所了解的国家领导人或政党领导人，而有着更广泛的含义，它既包括国家、地方等多个不同层级的政治领导，也包括政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决策者。尽管历史的选择往往是由许多人共同承担的，但最终选择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最高决策者的风度与个性，因此，民主化的核心问题是实现政治权力从传统领导手中向现代化领导手中的转移。[3](p94)亨廷顿同样极大地肯定政治领导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他甚至断言，民主在世界上传播的程度取决于世界上和个别国家掌权的人需要传播民主的程度。在正在兴起的经济发展的浪潮推动下，当有智慧、有决心的领导人去推动民主发展的时候，民主就能从应然变为实然。[4](p380)著名的精英民主理论家熊彼特更是直接宣称：“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5](p292)在他看来，普通公民只对自己当地的事务比较关心，因而只有在范围不大、人们接触较多的社会里，普通公民爱乡土的观念才会成为使民主政治起作用的重要因素。但一旦离开了他们关心的家庭和工作场所，进入全国性和国际性事务领域，他们就会把这些重要的政治问题和他们的业余爱好及不负责任的闲谈主题放在同等地位，而在缺乏直接责任心的情况下，即使没有试图影响他们的政治集团，他们在政治问题上也往往会听任超理性或不合理的偏见和冲动的摆布。[5](p270-273)
(二)政党动力论。
亨廷顿认为，政治权威理性化、政治功能分化和政治参与扩大化是政治民主化的三个重要方面，但政治稳定对民主的良性发展又具有重要的价值。现代化唤醒了某些社会集团和经济集团政治参与的要求，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制度吸纳他们的政治参与，使他们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就有可能成为对抗或推翻现存政治体制的力量，从而造成政治动乱。而“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及政党体系”。[4](p367)因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能够做到两点：一是通过体制本身扩大政治参与，二是缓解和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因而，“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6](P388)相反，在现代性的冲击中，“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在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6](P373)萨托利也认为，政党是推动政治变迁和维护政治稳定的主要力量。因为政党是利益表达和政治动员的重要机构，杜绝一切政党将使一个社会失去控制，而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不能放任自流或期望其处于休眠状态。[7](p65)迪韦尔热在《政党》中也充分肯定政党在政治现代化中的重要推动作用，他认为政党与民主政治是不可分割的，政党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一个没有政党的政体必然是保守的政体”。[6](p372)
(三)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动力论。
巴林顿·摩尔认为只有通过政治革命，才能打破旧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推进民主发展的进程。他在《民主与社会专制的起源》中归纳了从前工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三条道路：第一条是以英、美、法为代表的“民主道路”；第二条是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第三条是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这三条道路对应着三种不同的政治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上层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正是“革命”推动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8](p368)布莱克认为政治领袖是推动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但只有当现代化的政治领袖掌握了权力以后这种力量才能成为现实，而政治领袖获取权力的途径就是革命。布莱克把革命分为两类：暴力的或非暴力的。英国、法国、美国、中国、越南等国家的革命是暴力革命，1868年日本推翻德川幕府的明治维新属于非暴力革命。政治领袖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方式比较普遍，而非暴力革命的方式则较为罕见，但也有非常成功的例子，比如日本在进行政治现代化建设初期所从事的政治改革，就被公认为是和平变革的模式。[3](p101-102)亨廷顿在分析了世界各国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历程之后提出，革命是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发展的推动力量。他认为，革命是对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的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变革，因此革命最重要的结果就在政治领域，或者直接与政治领域有关。“在政治参与扩大这个意义上，所有的革命都涉及现代化；在创立新形式的政治秩序这个意义上，某些革命还涉及到政治发展”。[6](p282)革命是创立新的政治组织和程序并使其制度化、加强政治领域以适应社会及经济势力的一种途径。此外，亨廷顿也肯定改革对民主发展的重要作用，他用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变革的速度、范围和方向作为标准对革命和改革进行了区分：革命涉及到价值观念、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施政方针以及社会政治领导等方面迅速、完全和剧烈的变化；改革则是在上述方面发生的范围有限而又速度和缓的变化，但并非所有温和的变革都能称为改革，只有在这种变化导致了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进一步平等，人民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参与更为广泛等情况下才能称为改革。[6](p316)总之，改革与革命一样，都以改变现存政治体系的权力结构、推动政治的正向变迁为目标，都是推动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经济发展动力论。
科恩把以经济条件为主要内容的物质条件作为民主获得发展的首要前提。他认为，以参与制度为标志的民主，物质上的不满可能会使更多的人参加投票，从而提高了民主的广度，但民主的深度必将受损，因为严重贫困的群众即使参与了公共事务，但在信息获取的准确性、讨论的有效性和组织的效率性等方面是非常有限的，参与也往往流于形式，民主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因此，科恩的结论是：民主要求公民享有合理水平的经济福利。[2](110-111)李普塞特则用各种经济发展指数(主要包括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等)对欧洲国家、英语系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发展水平进行了考察，其结论是：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进程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财富的增加可以催生社会各阶层的民主意识，提高他们的民主参与能力。“只有在普遍富裕的社会，即生活在现实贫困线上的公民相对较少的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从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统治(少数上层分子的独裁统治)，要么导致暴政(以民众为基础的独裁统治)”。[9](p27)达尔提出：尽管市场资本主义也有不利于民主的一面，比如，市场资本主义自身的许多基本制度要求广泛的政府干预和管制，与市场资本主义相伴而来的政治资源分配不平等会限制多元民主的民主潜力。但是从长期来看，市场资本主义对民主的发展还是十分有利的。“市场资本主义导致了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民主”，[10](p176)因此，“多元民主只有在那些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才能持久生存；它在非市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不能持久”。[10](p174)亨廷顿对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思想变化的过程。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他还认为经济增长是不利于民主的，反而有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但是，后来在《第三波》一书中他提出，经济发展虽然不一定带来民主化的结果，但是总体来看，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一直都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和鼓励民主化的价值观；经济发展提高了社会中的教育程度，造就了与民主社会相适应的公民；经济发展使得在社会集团之间有更多的资源可供分配，因此也促进了融合和妥协；经济发展促进了希望通过选举政治实现自身利益的中产阶级的扩大。[4](p75-77)对于经济增长与民主发展的关系，亚历山大·埃克斯坦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即“经济发展虽然不是政治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但是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政治的变化”。[11]
(五)精神文化动力论。
西方的政治家们大多认同政治心理、公民精神、法治精神等精神文化因素对民主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民主的时候，发现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是民主得以在美国发展的三大重要因素。在三者当中，民情的作用最大，而民情，“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12](p332)可见，在托克维尔那里，民情实质上就是精神文化。托克维尔的思想对后来的民主理论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达尔也把“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作为民主发展的关键条件。他认为，民主信念的强弱和政治文化中民主成分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能否经受起危机的考验。“如果公民和领导人对民主的观念、价值和实践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一种稳定的民主的前景就更加光明；如果这些信念和倾向落实到国家的文化中，并且大部分能够在代际之间传承，这就是最可靠的支持。换言之，就是国家拥有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10](p165)这样的国家就能维持比较稳定的民主制度。在经济极为落后的印度之所以能够维持着“几乎不可能的民主”，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民主是印度的国家意识形态，除此以外再找不出第二种。”[10](p170)阿尔蒙德和维巴则以美国、英国、德国(西德)、意大利和墨西哥等五个国家为蓝本进行实证研究，考察了政治文化与民主发展之间的相关性，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公民文化可以推动民主的稳定发展。美国和英国的政治文化最接近于公民文化的模型，两国都实现了公民的积极角色和消极角色之间的平衡，这有利于两国保持有效和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三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都以不同方式偏离了公民文化，因此，这三个国家都没有美英两国那么容易保持一种有效率的、稳定的民主政治系统，而意大利又是最不稳定的。[13](p439-442)不过，亨廷顿提出了与以上研究者不完全一致的观点：政治价值的适度分歧有助于民主的发展。他认为正如过度的分歧会造成不稳定一样，过分的共识同样会带来不稳定，因此不能过度追求政治价值观的完全一致，“政治价值的共识究竟能否带来政治稳定，这有赖于这些价值的本质，以及它们在社会中与政治体制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如果通行的政治价值将政治体制和实践合法化，甚或神圣化，那么就会促进政治的稳定”。[14](p32)
三、西方民主发展动力论的局限与借鉴
我们必须看到，囿于研究者自身的局限以及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学者的民主发展动力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局限。首先，片面强调“西方中心”的政治价值观，忽视了民主发展的多样性特征。西方政治理论家往往以西方国家的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为摹本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因而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色彩。比如李普塞特就把支持多党制的人归类为倾向于民主的人，否则就是反民主的集权主义分子。[9](p79)达尔也把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排除在民主制度之外，他认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的一个大国，中国，至今还没有实现民主：在他们四千年灿烂的文明历程中，中国人从来没有体验过民主；而近期它能否转变成民主国家，前景也很可疑。”[10](154)这种观念限制了他们的视角，因而往往看不到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在民主发展中的多样性特征。其次，片面强调政治精英的主导性作用，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政治精英在推动民主发展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能因此而过分夸大政治精英的作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精英人物在创造人类历史的活动中是组织者、引导者，人民群众则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15](p103)而西方学者在考察推动民主发展的动力时，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再次，把经济发展单纯理解为经济的市场化和福利化，排斥经济平等。西方学者虽然都强调经济发展在民主化进程中的推动作用，但他们所说的经济发展往往是指公民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或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不包括马克思所说的以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平等，相反，有的理论家甚至认为“消除一切经济上的平等，可能不利于民主”。[2](p120)然而，历史发展的规律已经证明：“政治权力源于经济权力，经济权力决定政治权力。”[16](p167)经济权力的不平等必然带来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因而不从根本上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单纯的经济福利政策并不能彻底改变经济权力不平等的状况，因而，政治平等也难以实现，民主也会流于形式或成为空话。
另一方面，西方学者的观点对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还是具有借鉴价值的。第一，民主发展需要政党的领导和政治精英的引导。民主政治实质上就是政党政治，需要一批先进分子的精心设计和引导，列宁就曾经说过：“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便不能够持久。”[17](p404)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证明：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主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民主发展的根本要求。第二，民主发展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虽然西方政治理论家否定经济平等对民主发展的动力作用，但他们关于民主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前提的思想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其实，马克思主义也认为，虽然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直接因素是生产关系，但归根到底生产力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正因如此，邓小平才说，我们“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18](p225)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理应包括社会主义政治的优越性，即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民主。因此，我们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来谈民主的发展问题。第三，民主发展需要先进政治文化的支撑。对于民主发展来说，先进的政治文化主要是民主文化，简单来说，就是要求全社会公民都具有较高的民主观念意识和民主行为能力。先进的政治文化可以通过提升公民个体的政治素质、形塑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去推动民主的发展。对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9](p663)由于受历史传统的影响，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全摆脱“依附型”政治文化的影响，因此，国家、社会与公民应该合力创设一个民主、平等、法治、宽容、和谐的政治文化环境，使全体公民对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建设目标获得认同感，从而为民主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第四，民主发展离不开政治改革。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也已经证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改革是发展的驱动器。在民主政治制度已经确立的当今中国，要使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真正得到体现，就必须按照人民民主的要求不断改革政治体制的各种弊端。最后，民主发展需要发挥合力效应。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是历史合力的结果，西方政治理论家也普遍认为，民主的巩固和发展需要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并非只具备了其中一种因素就能够推动民主的发展。正如亨廷顿所说：“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足以解释在所有国家中或是在一个国家中的民主发展。”[4](p46)
总之，我们应当辩证地对待西方学者的民主发展动力理论，对于其合理的部分我们应该大胆地借鉴，在我国当前民主建设中也存在着动力不足的问题，而发端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在西方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实践，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西方政治理论家重视政党以及政治精英在民主发展中的带动作用、重视经济在民主发展中的基础作用、重视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在民主发展中的推动作用、重视精神文化在民主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无疑对我们的民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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