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政府实现内外平衡的政策配置研究_外汇市场论文

转型期中国政府实现内外平衡的政策配置研究_外汇市场论文

中国政府在转型经济中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政府论文,政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开放经济下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

1、开放经济下的政策目标。

在中国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开放经济中的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中心任务,是在实现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内部均衡)的同时确定合理的经济开放状态(外部均衡),并解决内外均衡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以实现中国的宏观经济均衡。“九五”期间,中国内部均衡所遇到的主要矛盾是通货紧缩压力导致增长速度下降,体制和结构调整承受着失业增加的压力;外部均衡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出口和外资流入下降。预计在中国入世后的3~5年,国内通货紧缩压力将有所减缓,但失业压力将只增不减。故一方面,若中国不能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则WTO因素、 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失业压力将可能危及宏观稳定;另一方面,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在2010年综合国力成为一超多极中的一极,需要将经济增长保持在每年7%~8%之间(经济大国的两个条件:一是GDP占世界生产总值5%以上;二是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5%以上。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 欧盟和日本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国内失业压力的加大及中国确定的经济目标决定了中国仍需要以经济增长为主。故定义中国的内部均衡,是在经济增长前提下的价格稳定与充分就业。从外部均衡看,由于预期进口和非贸易项目支出增长可能快于出口,经常项目顺差将会有所减少;由于WTO 因素和国内投资环境改善,外资净流入可能增加。保持外部均衡的重点应是利用经常项目可调节国民储蓄与私人投资的差额等性质,依经济的不同特点、不同发展阶段,确定相应的经常项目余额目标,并进而确定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故定义外部均衡为,与中国宏观经济相适应的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实现中国内外均衡的关键是政府适当运用政策工具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提升国际竞争力。

2、开放经济下的政策工具。

开放经济下的政策工具是调节社会总供给、总需求及提供融资。总供给是指经济社会在每一价格水平P(价格水平P=P[,(现在的价格)]/P[,(基期的价格)]下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总量(Y)。 社会总供给方面的因素对内外均衡都会产生重要影响。调节社会总供给的政策工具一般又可称为结构政策,包括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等,旨在改善一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强社会产品的供给能力。供给政策的特点是长期性,在短期内难以有显著的效果,但它可以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科技水平,从而为实现内外均衡创造条件。

融资政策是在短期内利用资金融通的方式,弥补国际收支出现的超额赤字,以实现经济稳定的一种政策。融资政策包括官方储备的使用和国际信贷的使用。从中国宏观调控角度看,它主要体现为国际储备政策。对外部均衡调控的主要工具不是融资就是调整,如果国际收支偏离外部均衡标准是临时的、短期的冲击引起的,那么可以用融资方法弥补以避免调整的痛苦;而如果是由国内经济等中长期因素所导致的,那么就势必要求运用其他政策进行调整。

由于宏观经济是在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相互作用中运行的,社会总供给的变动相对缓慢,因此,一国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主要是通过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节而实现的,宏观调控常被称为需求管理。融资政策与调节社会总需求的支出政策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与替代性。下面着重谈谈调节社会总需求的工具及调控过程。

二、调节社会总需求的政策工具分析

总需求是指整个经济社会在每一个价格水平P 下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总量,它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和国外需求构成。对总需求的调节又可分为需求增减型政策和需求转换型政策。

(一)需求增减型政策——主要调节社会需求的总水平

需求增减型政策主要是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政府利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公债对经济进行调控的经济政策,主要工具包括财政收支政策、财政支出政策和公债政策。货币政策是央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以影响宏观经济活动水平的经济政策,主要工具是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及改变法定准备金率三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可直接影响社会总需求,由此调节内外均衡;同时,社会总需求的变动又可通过边际进口倾向影响进口以及通过利率影响资金流动,由此来调节外部均衡。

1、政策实施的前提条件。

(1)随着劳动力素质逐渐提高,中国西部大开发逐步展开, 资源禀赋逐渐增加,中国经济体中存在着的可用作扩大再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数量比较充分;(2)入世后,短期内(3~5年,最长不超过10 年)购买力平价不成立(冯用富,2000);(3)汇率存在预期变动。 由于经济体存在着基本缺陷,金融体制相对脆弱,资本市场的开放步子不能迈得太快,资本不完全流动;(4)货币市场的建设步伐加快, 利率在相当程度上已自由化(章和杰a,2000);(5)政府支出建立在债务融资的基础上;(6)依中国的实际情况, 现行固定的汇率制不适应开放经济的需要,浮动汇率制亦不适应中国开放经济的需要(冯用富,2000),故宜采用适度目标区制度(章和杰b,2001), 通过经常项目的略有顺差(或略有盈余)、资本帐户略有顺差(重视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和增加境外投资)来维持汇率目标区制度。外汇储备的适当增加,可通过汇率的适当浮动来消除不利影响。中国继续保持资本项目的略有盈余,是因为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引入直接投资,以便附带引入外来竞争机制、管理经验、 人才培养和先进技术;(7)进一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融资,获得为科技融资、为商业融资、为大型发展项目融资的理念和经验;(8)进一步引入其他投资, 如贸易信贷、商业贷款等。当国际资本充裕和便宜时,扩大这些融资更有利于促进中国出口和经济的发展。

2、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搭配的机理研究。

从近几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及入世后的3~5年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主要是通过国债融资及其支出(如基础建设等)的增加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提高国民收入的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利率的上升,这给国际收支帐户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收入提高会恶化经常项目收支;另一方面,利率提高会改善资本与金融帐户收支。国际收支状况如何,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比较。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取决于利率提高能吸引多少资金流入,即取决于资金流动性的大小。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尽管扩张的财政政策在国内存在可利用的潜在资源时会使产出增加,但也会产出挤出(私人投资)效应。若国内利率高于世界利率水平,资本流入增加,使本币汇率下降(直接标价法,下同),产生升值压力。若其升值幅度<10%,则央行无需增加货币供给量;若本币汇率升值接近10%,由于我国所采用的是汇率目标区制度,按市场的一般推理,此时央行需入场干预。干预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在国内市场增加货币供应量,其所造成的效应,一是引起国内利率回落,减轻因政府支出增加而发生挤出私人投资的效应,使产出增加。而产出的增加通常会扩大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并因支付能力的增强而提出对一部分本来用于出口的商品的需求,从而使出口的增长慢于进口的增长,经常项目顺差减少;而利率下降和经常项目顺差减少会产生本币贬值预期,这将部分地抵消本币汇率升值的压力。二是央行在外汇市场上通过抛出本币购买外币,以抵消本币汇率的升值。而事实上,由于国际游资的存在,在本币汇率离开中心汇率并接近10%上下时,受央行将入场干预、汇率将回归中心汇率的心理预期的影响,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会有助于熨平过于波动的汇率。只是当自动熨平力度不够时,央行才动用外汇储备等手段入场干预。以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搭配,可以形成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及国际收支的新的均衡。以下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搭配分几种情况阐述:

(1)入世后的3~5年内,中国资本市场有限度的开放, 资金流动程度不高,在股票市场中以规范市场、创造条件为重点,在启动国有股减持、实现国有资本退出及投资重心战略转移的同时,适当地引入国外资金进行间接投资,有条件地允许外资部分进入中国的A股市场, 以及中国政府和企业境外筹资部分地展开。当中国政府实行财政扩张政策时,国际收支将处于赤字状态,造成本币贬值。在新的均衡点上,利率与收入不仅高于期初水平,而且高于封闭条件下的水平,本币贬值。此时政府采取货币扩张政策,产出将进一步增加,利率回落到期初附近,在新的均衡点,期末产出大于期初产出。此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是有效的。

(2)在中国入世后的5~10年,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资金流动速度加快。中国政府逐步放宽国外投资者进入中国证券市场投资的限制,如国外投资者通过证券投资基金间接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的比重可超过50%,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境外筹资将进一步发展。由于此时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入世的初期受到一定的锻炼,故可适度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如股指期货、股票期权、外汇期货和期权等),借以在实战中增强中国证券力量(主要是机构投资者的抗风险能力)。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的扩张财政政策可以使国际收支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经济亦处于均衡状态中,而利率、收入均高于期初水平,汇率不发生变化。若利率的上升造成较大的挤出私人投资效应,政府亦可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其结果会使产出进一步增加,利率回落。这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是有效的。

(3)我国入世10年后,随着资金流动性的加大, 利率提高就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资金流入,此时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中国证券市场基本实现完全的国际化,A、B股完全合并,除某些产业有股权比例限制外,大部分产业的资本性投资都将开放,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主要障碍基本消除;证券市场的制度与规则基本与国际惯例接轨,“游戏规则”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市场环境有根本性的改善,市场透明度大大提高。这时中国政府扩张的财政政策将使国际收支出现顺差,利率上升对国际收支的正效应超过了收入增加对国际收支的负效应,国际收支的顺差会使本币升值。在新的平衡点上,收入、利率水平都高于期初水平,但低于封闭条件下财政扩张后的情况,本币将升值。为使本币不至于升值过高而影响国内生产,可同时施行货币政策。为使利率不至太高而造成经济收缩,在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时可同时实施扩张的货币政策,最后的均衡利率回落到期初利率附近。这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是有效的。

综之,在入世后的10年左右,若中国政府采用汇率目标区制度,根据不同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特点,选用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将基本上满足内外均衡的需要。

(二)需求转换型政策——主要调节社会需求的内部结构

开放经济中的需求转换型政策,主要是指调节需求中外国商品和劳务与本国商品和劳务的结构比例。需求转换型政策主要包括汇率政策与直接管制政策。

首先分析汇率政策。中国在转型期中的汇率政策主要通过目标区汇率制度与汇率水平来对经济产生影响的。汇率政策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政策,在很多情况下,汇率政策意味着依靠其他政策工具对汇率水平进行管理,这常常是通过货币政策实现的。汇率政策发挥预期的效力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社会总供给的结构、闲置资源的存在、边际吸收倾向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汇率政策的效力。同时,在当今外汇市场上游资数量极其庞大的情况下,一国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常常是各国联合干预才能收到一定效果。另外,汇率是开放经济中的核心变量,它的影响不限于社会总需求,而是对开放经济的各方面、各层次都有深刻影响,因此在运用汇率政策实现内外均衡时必须考虑它的溢出效应(由于开放经济间存在着相互依存性,使得一国收入的变动会通过贸易渠道引起另一国收入的相应变动)。

政府的汇率政策对社会总需求实行转换的机理是:通过汇率的贬值,使得本国产品在外国市场上变得相对便宜,外国产品在本国市场上相对昂贵,从而诱发本国居民将需求由外国产品转向本国的进口替代品,以减少进口需求;同时还刺激外国居民减少对自己国内产品的需求,增强对贬值国出口品的需求。对此,在开放经济中中国政府有效地干预外汇市场是十分重要的。

1、中国政府干预外汇市场的目的。

(1)防止汇率在短期内过分波动。 现代外汇市场上各种与市场基本面因素无关的投机行为非常盛行,少数有实力的机构投资者凭借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在市场上兴风作浪,汇率中的泡沫成分非常高,投机因素已成为汇率短期内大幅度波动的主要原因。

(2)避免汇率水平在中长期内失调。在宏观调控中, 汇率政策的主要问题是确定合理的汇率水平。短期波动的汇率在中长期内进行调整时,存在着汇率的平均水平及变动趋势,若这一平均水平或趋势较明显地处于定值不合理(高估或低估)状态时,称为汇率失调,此时要用均衡汇率的估算确定汇率水平是否失调。计算均衡汇率的方法有:一是购买力平价法。由于购买力平价成立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入世后的10年过渡期内,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等)之间不存在(冯用富,2000),与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等)之间由于相似的理由也将难以存在,故中国政府事实上不可能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出中国外汇市场上的均衡汇率。二是基本均衡汇率。这是威廉姆森设计的汇率目标区制度方案中确定中心汇率的理论基础。基本均衡汇率是从宏观经济角度而非资产市场角度出发的一个带有价值判断色彩的概念,反映了政府调控宏观经济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意图,在西方的政策领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三是我国均衡汇率可以由中国人民银行(即央行)根据外汇市场供求自发调节产生,其前提条件是要有一个较发达的外汇市场。目前人民币汇率的生成机制是由企业结售汇制度、银行外汇结算头寸限额和央行干预三位一体所构成,故应对外汇收支管理做适当的调整与改革,如扩大外贸企业自愿结汇的比例和范围(目前只有大的外贸公司和企业有15%的外汇收入可进行自愿结汇,其他均实行强制结汇),放松对外汇指定银行的外汇净头寸管制,以做到当外汇交易无法顺畅运行时央行才入市干预。一旦当汇率弹性加大,外汇市场供求状况与货币政策要求相矛盾时,央行便可通过让汇浮动的方式来支持紧缩性的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达到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我国采用的汇率目标区制度实际上允许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这既有利于形成真正的人民币市场均衡汇率,有效地调节进出口贸易,又可避免汇率过大的波动,以维护金融经济的稳定。

(3)进行政策搭配的需要。 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一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央行在市场上买入外汇而导致基础货币上升,这类似于国债市场上的公开业务操作。但央行在外汇与国债市场上数量与方向均相同地操作,对利率与汇率相对影响的强弱常常是存在差异的,这也提供了在货币政策内部不同工具搭配的可能性。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还可以与财政政策及其他政策进行多种形式的搭配运用。

2、中国政府对外汇市场干预的类型。

(1)按干预的手段分,有直接干预与间接干预。 直接干预是指政府直接入市买卖外汇,改变原有的外汇供求关系以引起汇率变化的干预;间接干预一是通过改变利率等国内金融变量的方法,使不同货币资产的收益率发生变化,从而达到改变外汇市场供求关系乃至汇率的目的;二是通过公开宣告的形式影响外汇市场参与者的预期,进而影响汇率。

(2)按是否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变化, 可分冲销式干预和非冲销式干预两种类型。冲销式干预:政府在外汇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同时,通过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在国债市场上的公开市场业务)来抵消前者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使货币供应量维持不变。非冲销式干预:不存在相应冲销措施的外汇市场干预,对一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产生影响。

(3)按干预策略分,熨平每天波动型:高价卖,低价买; 砥柱中流型或逆向型:在面临突发因素造成的汇率单方向大幅度波动时,采取反向交易的形式;非官方钉住型:政府单方向、非公开地确定所要实现的汇率水平及变动范围,当市场汇率变动与之不符时,政府就入市干预。

由于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要求灵活机动,我们可以考虑采用外汇平准基金,把它作为我国重要的货币市场的调控工具。该调控工具的特点是:①完全由政府掌握运作;②运作的灵活性很大,既可微调,也可较大幅度地调整;③可经常、连续地操作,并瞬时实现反向操作而不对整个汇市产生较大的震荡;④时效性强;⑤由于平准基金操作是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交易,政府在平准基金操作中吞吐外汇没有投向的选择,可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从各国的经验看,外汇平准基金的建立对减轻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和短期内平抑外汇市场供求波动极为有效。

3、中国政府对外汇市场干预的效力分析。

(1 )资产调整效应:资产调整效应是通过外汇市场及相关的交易来改变各种资产的数量及组成比例,从而对在资产市场上确定汇率产生影响。冲销式干预不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但会带来资产内部组成比例的变动;非冲销式干预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变化。

无论是用货币模型还是用资产组合模型分析,非冲销式干预对汇率的调控是有效的,但它会引起本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从而在追求外部均衡时,会影响到经济政策的国内目标。克鲁格曼认为,在资本完全流动和资产完全替代的情况下,冲销干预的政策不会影响货币供给,也不会影响汇率,因而是失败的。但在资产不完全替代的情况下,冲销干预却是有效的。姜波克的研究表明,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条件下,外国资产和本国资产不能相互替代时,央行能够通过相应冲销干预措施来实现货币供应的目标和汇率的稳定。央行实行冲销的手段有:①在公开市场上卖出有价证券(如政府债券),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减少社会信贷量。②提高再贴现率,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减少社会信贷量。提高再贴现率还使商业银行和央行借款成本上升,可使其增加超额准备金。③上调准备金率,直接作用于超额准备和货币乘数,达到紧缩国内信贷的目的。④公共部门存款从商业银行向央行转移,限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达到减少信贷量的目的。在中国入世后接近10年时,随着货币流动渐进加强,中国与外国资产的替代程度将越来越高,因而冲销式干预的效力将逐渐呈递减的趋势,冲销式干预对汇率的调控可能无效或有效,故用一种政策工具是很难达到内外均衡的政策目标。

(2)信号效应:信号效应是通过干预行为本身向市场发出信号, 表明政府态度及可能采取的措施,以影响市场参与者的心理预期,从而达到实现汇率相应调整的目的,这在汇率波动到距中心汇率上下10%时效果较好。但国外投资者信心和市场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入世后中国宏观调控体制、企业制度和信用制度的改革。外汇市场干预的信号效应的实现,除要求市场参与者遵循理性预期要求外,还须满足下述条件:干预不存在其他目的;干预必须比其他传递信息的方式在改变市场预期方面更具有优势;干预所预示的未来政策,须能够引起汇率的相应变动;政府须建立起言行一致或具有政策一致性的声誉,使政府发出的信号具有可信性。干预的信号效应一般在市场预期混乱、投机因素猖獗时特别有效。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一般来说要避免承诺对汇率的特定水平与变动范围的维持,只有在汇率发生波动幅度超过中心汇率上下10%时才入场干预。

其次分析直接管制政策。直接管制政策是指政府对经济交易实施的直接行政控制。直接管制政策是通过改变各种商品的相对可获得性来达到支出转换的目的,故其属于支出转换政策。政府的直接管制可能遍及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例如国内商品的价格管制、国内金融管制、国际经济交易中的贸易管制(如关税、进出口配额等)与金融管制(如外汇兑换管制、汇率管制等)。直接管制政策的利弊都很突出:一方面,它具有立竿见影、灵活易行的特点,可以针对不同情况而迅速收到效果;另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使市场产生扭曲,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导致黑市交易和走私等非法活动,而且还易引起其他国家的报复。需要说明的是,在历史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程度不同地采用过直接管制。中国在转型期中可以借鉴直接管制政策,适度地运用,以促进经济在开放中较稳步地发展。

三、中国内外均衡政策的国际协调

1、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核心是:当不同经济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时,各国独立制定的经济政策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并会因此招致对方的反应,使得单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受到不利影响。若这些国家都认识到彼此之间经济联系的重要性,愿意从整体角度而非个别角度评估政策运行,并且承诺以某种互惠互利的方式修订各自的经济政策,由此就产生了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国际经济协调的主要内容是:稳定汇率以保持国际经济市场的稳定;控制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以保持适当的国际储备水平;建立国际债务的清偿机制以防止国际债务危机;调节国际收支以维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均衡。

2、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历史和现实。从历史上来看, 在固定汇率制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基本上是以占绝对优势地位的美元为霸主角色进行的,各国在政策协调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对称的。在浮动汇率制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实际上是国际货币发行国之间的博弈,政策的协调和执行都受到各国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经济大国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弱小国家的利益往往受损,不但实现不了帕累托最优,而且由于各国的国内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的不同步,政策的协调需要付出高昂的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矛盾日益突出,由几个大国左右世界经济的局面正在发生变化,无论是7国协调、8国协调还是20国协调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经济发展的矛盾与冲突。各国都认识到市场开放、自由贸易和加强合作是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各国的协调博弈中,只有在平等、互利和自愿的原则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建立起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背景,为经济增长处于较高速阶段、为世界看好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巴西等)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提供了良好的舞台。

3、创造条件让人民币在亚洲区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一, 从实体经济来看,当今世界上已经形成了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洲经济区。对应着经济区的发展,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区域货币体系——欧元和美元,只剩亚洲仍处于一盘散沙。由于日本的不光彩历史,日本力倡在亚洲建立一个以日元为中心的与IMF 相类似的亚洲货币基金已成为过眼烟云。而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通过向周边国家提供援助以及通过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已经在世界上树立起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第二,从经济联系上看,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用产品和劳务的流动规模还是用资金的流动规模来衡量,经济的外向态势已经形成,中国与亚洲国家经济交往的密切程度要高于其他地区,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强国,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已经有一定范围的流通,这是中国积极谋求与亚洲其他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货币联系的经济基础。第三,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造成严重后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亚洲国家之间不仅没有协调行动,而且实行以邻为壑的竞相贬值政策,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蔓延全球已经教训了人类。若从环境资源角度认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那么从金融市场和经济一体化角度则必须认识到我们只有一个世界市场,任何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或地区要想维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必须同时追求内、外部均衡。因此,发挥人民币在亚洲区中的重要作用是协调亚洲各国经济政策的有效前提。

4、在网络金融时代,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已不可避免。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市场自由化基础上的网络金融已成为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在网络金融时代,一方面一国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受到质疑,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和电子金融市场的开放性、全天候和无疆界限制,使网络经济自然带有全球化的色彩。一国的货币政策已很难隔开其他国家经济与政策的影响,故央行在测定电子货币量和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与有关国家进行相关政策的协调,如电子货币流动管理与报告制度、电子货币产品与系统资料交换方式、相互影响说明等;另一方面各国监管当局都将面临跨国性的业务和客户,金融监管的国际性协调日益重要,以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监管和金融市场风险监管。金融监管要求管理当局不仅要尽可能避免金融资产的价格扭曲,放松对利率、汇率的管制,更重要的是建立与国际金融体系中其他金融相适应的新规则和合乎国际标准的市场基础设施,如信息的真实披露、资金的实时清算等,以提高金融管理的透明度,这是适应未来网络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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