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苏联剧变教训的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剧变论文,教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74年之后垮台了。古人云：“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总结吸取这个失败的教训对正在深化改革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历史时期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苏联剧变后，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作出了不少努力，发表了不少论著。但至今，由于在苏联剧变原因问题上的看法有很大不同，导致中国应吸取什么教训问题的观点上有很大差异。1996年以来，我国领导人与一些学者提出，要研究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就是说，不能简单地把各种有关因素加以罗列，不分主次；更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苏联剧变过程中呈现的种种现象，任意夸大或缩小某个因素的作用，而是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找出苏联剧变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特别是要以邓小平同志理论与江泽民同志所作的“十五大”报告的精神为指导，提高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理论深度，有新的突破。
有关苏联剧变的教训问题，可以从很多方面加以探讨，本文力图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若干最为迫切需要研究、又是至今持不同看法与争论的问题，以求得同行们的批评指正。
一、从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分析苏联剧变的教训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最集中地体现在他提出了一种与传统的社会主义不同的新的社会主义观。这个社会主义观就是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中讲的：“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小平同志新的社会主义观即社会主义本质论，是根据苏联东欧国家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得出的重要结论。苏联时期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在于：
第一，苏联时期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混同起来。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把国家所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来捍卫。而实际上，这些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为何建设社会主义，怎么能更快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其手段、方式、方法是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的报告中讲，“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手段必然改变。如果按传统社会主义观的理解，这些变化就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这个原因，苏联的传统体制长期不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只能作枝节性的修补，从而使传统体制日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第二，颠倒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清楚的，即一切社会变革都要服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第一性的，第一位的。作为生产关系中最核心的所有制关系是第二性的、第二位的。现实的所有制关系要服从于现实的生产力发展要求。这本来是基本常识。但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影响下，两者之间谁决定谁，谁服从谁的关系被歪曲了，生产关系的变革经常跑到生产力发展水平之前，不断地折腾生产关系。中国的公社化、大跃进，苏联的集体化，追求高速度、高指标，超越发展阶段的种种政策与政治运动，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小平同志根据姓“社”、姓“资”的争论，提出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的具体运用。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适合搞公有制就搞公有制，适合搞私有制就搞私有制，这才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三，过急地实现生产关系方面的要求，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方面的要求。在发展生产力过程中，要注意解决这些问题，以便使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其错误在于，在生产力没有得到应有的解放和发展，缺乏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的条件下便急于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认为公有制水平越高社会越先进，越有利于生产发展，消灭剥削并推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这样做的结果是，企业与劳动者的积极性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目前的中国情况看，在这方面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要认识到， 在我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决不能操之过急。“十五大”提出经济市场化，生产要素参加分配，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股份制以及抓大放小等重大政策，随着这些政策的推行，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剥削、贫富差距拉大等趋势仍是不可避免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决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这些，不论理论工作者还是广大群众，都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2 ）要掌握好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之间的关系，掌握一个“度”，处理“先富”与“后富”之间的关系。但无论推行什么政策，都不能影响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这一本质，达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第四，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通过什么方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一直把阶级斗争作为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把革命看作是历史的火车头，但并没有回答革命取得胜利，把主要任务放在经济建设之后的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斯大林于1936年宣布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1938年又说，在苏联，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劳动人民之间和谐合作精神。但时隔不久，即宣布阶级斗争的苏联不仅存在，并且随着社会主义愈是取得成就，阶级斗争愈加尖锐化。从苏联的历史看，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往往以阶级斗争为动力，这具体表现在靠一场一场的政治运动和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来推动经济建设、农业集体化、工业化等。在搞政治运动过程中抓阶级斗争，出现了问题就搞政治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把不同意见的人打成反党集团、右派、帝国主义的间谍。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把不同意见视为异端，并采用过火的行动，严重影响党内民主，破坏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甚至一个人的手里。
毛泽东同志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动力问题上，与斯大林相比，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防止夸大矛盾对抗性的错误观点，但总的来说，仍是用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一套办法搞经济建设。到文化大革命，已把阶级斗争推到极端，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政治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也是通过政治斗争去解决，庐山会议就是一个典型。可以说，毛泽东同志也没有看到，在中国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因此，也不可能提出通过改革僵化的体制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小平同志根据苏联、中国的历史发展情况，强调生产力的发展要靠克服种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才能达到。这些因素就是在教条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僵化和高度集权的体制。因此认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8页。）他还强调，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革命。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把改革与革命相提并论是在1984年10月与德国总理科尔的一次谈话。他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82页。）1985年3月， 邓小平同志与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谈话又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113页。）
二、如何认识苏联经济发展状况与其剧变的关系
在我国的不少论著中，一直在批判苏联之所以发生剧变，是因为经济建设没有搞好这一观点。批驳的论据大体上都是列举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一些产品的数量，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等。
我认为，考察苏联的经济有没有搞好，既要有量的概念，又要有质的概念，后者更为重要。苏联经过70多年的发展，其经济从量上看，不可否认有了不少发展，但从质的角度看同样不可否认没有搞好。这种没有搞好，往往都与传统的经济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革有关。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落后的、粗放型的、低效的、浪费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长期以来，苏联实行追求速度为目标的粗放经济，走的粗放发展道路，是一种拼消耗的经济。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提出向集约化为主的道路发展，但一直到苏联解体，它的经济仍然是粗放型的。由于长期不能转变增长方式，就难以提高苏联的经济质量，使其经济长期处于低水平的重复、徘徊状态，这是导致苏联的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
2、与上述问题有关，苏联的经济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 在苏联剧变以前，它的对外经济关系主要在经互会国家范围内进行，这个弱点在剧变前暴露得不明显。剧变后，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与原经互会国家经济关系急剧萎缩，同时又实行对外开放和外贸自由政策，使俄经济缺乏竞争力的弱点一下子完全暴露出来，它的大多数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没有竞争能力，轻工业、食品工业已被西方国家冲垮，现在需要重建。
3、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苏联工业的80%与军工有关。 这种畸形的经济不只是过去、而且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影响前苏联与今天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4、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十分脆弱。1953年和1913 年相比，农业产值年均增长为1.1%，其中谷物产量基础低于1913年的水平。在一些人认为发展稳定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农业的投资占国民经济基建投资总额27%（这在世界大国中居最高水平），但在1979—1985 年7年中，苏联没有一年的谷物产量达到2亿吨。前苏联差不多有3亿人口，这么一个大国，没有坚实的农业，从而使其整个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受到影响。
5、生产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消费的需要。 苏联经济一直是缺短经济，市场供求关系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
6、苏联经济长期处于半封闭状态，与国际经济脱节。 这种经济很难适应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从而产生了长时期的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的状态。
苏联的上述经济素质，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中不被打败，那才是怪事。
三、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在我国不少学者的论著中，把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推行的错误思想、方针与政策。但有人指出，“如仅仅停留在戈尔巴乔夫改革错误这一直接原因去分析苏联剧变，只能是一种浅层次的认识”（注：参见郭焕成：《苏联东欧剧变原因的对比分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2年第1 期。），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件大事的发生总有它的基础和导因，这种基础因素是决定性的，是历史发展中带有必然性性质的东西，由于它们的存在，导致事物在一段时期内的结束。”（注：参见郭焕成：《苏联东欧剧变原因的对比分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2年第1期。）就是说， 在指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剧变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同时，应该看到，“这种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上的，属于导因性质，它诱发了社会内部长期以来的根本矛盾，离开了这些根本矛盾，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便无法去理解，也不可能存在”。（注：参见郭焕成：《苏联东欧剧变原因的对比分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2年第1期。） 有些学者认为，苏联是被戈尔巴乔夫的右倾路线葬送的。但一些学者指出，这个看法不全面。长期以来，苏联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过度集权的僵化体制和脱离实际的错误政策等三方面“左”的东西长期难以根本改正，结果使广大人民，尤其是新成长的一代人、两代人，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失望了，以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改不了；在西方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压力和和平演变战略的攻势下，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国内与党内右的势力急剧增长，政局动荡，共产主义政党终于以不同方式纷纷丧失政权。事实证明，正是“左”助长了右，右是对“左”长期难以改正的惩罚和反动。（注：参见高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国际共运史研究》1992年第3期。）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主要的、决定性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是需要推敲的。
首先要分析一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提出的。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 上台后就着手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2月提出“根本的经济改革”方针。 强调苏联的政策是在“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的方针下进行的。但后来发现，经济改革遇到很大阻力，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对前几年推行的改革进程进行了分析，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改革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由于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教条主义理解而产生的保守思想。在当时，很多苏联学者对阻碍改革的因素进行分析，发表了不少的论著，提出在苏联存在阻碍机制，它主要包括四个内容：教条主义理论；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管理方法；国民经济比例本身的失调；干部因素，主要指官僚主义。如何克服改革的上述阻力，当时苏共认为，必须迅速改变社会意识，改变人们的心理与思维方式。否则改革就难以推进与取得成功。1987年的下半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出版，接着，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大会上又作了题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这期间，戈尔巴乔夫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进行了分析与批判，提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具有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充分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从戈氏发表的论著与讲话看，有关社会主义的主要论点有：目前的社会主义概念还停在30—40年代的水平上，而那时苏联面临的是完全不同于现在的任务；在苏联并没有完全贯彻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苏联的改革目的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到了1988年6月， 戈氏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但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并未采用这一概念，即尚未被全党接受。1989年11月26日，戈氏在《真理报》发表了《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系统地论述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1990年2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 通过了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苏共纲领草案中，才作为党的正式文件用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人道主义下自由，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公有化的和高效率的经济；社会公正；真正的人民政权；高度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主张和平与合作。
从上述分析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到1990年才正式形成，在苏联也仅在付诸实践之中，而东欧国家1989年就先后发生了剧变。当时人们并不十分清楚戈氏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含义。也有人说，东欧剧变是戈氏改变东欧政策的结果。1987年4月， 戈氏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讲话，被认为是苏联对东欧政策转折的标志。在这次讲话中，他谈了苏对东欧政策的一些最主要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谁也无权追求特殊地位”，“各国经济上应互助、互利”，“政治上应以平等和相互负责为基础”，“各国党对本国人民负责，有权自主解决本国发生的各种问题”。这次讲话也谈了要“协调行动”，“关心共同利益”，“不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与过去明显不同的是，戈氏明确宣布，东欧各国在国内建设上不必像过去那样把苏联的经验当作样板，可以从本国特点出发，制定自己的改革政策，不必遵守苏联制定的共同规律等。在外交上也不再强调一致行动。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还首次把“和平共处原则”列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可以说，戈氏对东欧政策的调整内容无可指责。1968年勃列日涅夫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 我们给苏联戴上了社会帝国主义帽子， 1989年，波兰首先发生剧变，共产党失去领导权，瓦文萨上台，那么是不是戈氏派兵镇压才是正确的呢？不镇压，就成了共产主义的叛徒了呢？
至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对苏联剧变也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一直坚持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体制问题，就是说苏联传统的体制弊病太多，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注：陆南泉：《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世界经济》1996年第9期。）戈氏改革的严重失误加速了苏联剧变。
谈到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研究，有两个问题顺便提一下。一是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国家与西方一些政治家对戈氏的某些评论来对他作出政治界定；二是要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不能把戈氏7 年的执政时期看成是一个闹剧，不能用各种讥讽的语言来代替科学的研究。这个7年，在苏联历史上是十分重要的时期， 有大量的问题值得研究。要防止以感情代替理智，不要因为苏联剧变发生在戈氏执政时期，即忽略了苏联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而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对戈氏改革失败为我提供的深刻教训作出全面的符合实际的总结。
四、要把防“左”、 反对教条主义作为我国思想理论战线的一项长期任务来抓
苏联的剧变，为我们提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不论搞社会主义建设，还是搞改革开放，既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克服教条主义的“左”的干扰。这是从苏联与中国的情况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这样讲的根据是：
第一，从苏联70多年的历史看，僵化的教条主义与设置的种种理论禁区，是阻碍体制改革与完善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主义社会本来是充满生机、丰富多彩、不断发展与变革的社会，它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与“最终规律”可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思格斯曾说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的影子也找不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23页。）他还指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是经常变化的，特别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当他看到了一些新的情况时就提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但遗憾的是，苏联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就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固定化，把苏联20、30年代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如工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中央指令性计划体制、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等等，都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在这种条件下，前苏联要通过改革，来改革前苏联本来就非常需要改革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就不太可能了，或者说是非常困难的了。当前苏联那种社会主义模式不能继续前进、阻碍社会经济发展、难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时，人们就不得不抛弃原来的社会主义，寻觅新的发展道路。
由于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神圣化、僵化和国际化，不只是在前苏联难以实行改革，而且还严重阻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在东欧国家中最早着手改革的是前南斯拉夫，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时提出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不同于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这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最早的一次冲击。其结果是人所共知的，在斯大林的指使下，各国共产党对所谓“铁托分子”与“民族主义分子”展开批判与清洗。当时斯大林明确指出：“低估苏联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不容许的”。（注：《南苏关系1939—1973年》，第357页。）到了50年代中期， 东欧一些国家在发现搬用斯大林模式出现问题后，就准备进行改革。1956年匈牙利提出改革要求，力图摆脱斯大林模式来振兴社会主义，遭到了苏联的镇压，造成了匈牙利悲剧，扼杀了改革和各种变革。后来到60年代，匈又进行悄悄地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进行整体的深入的改革是不可能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就是力图摆脱斯大林模式，又遭到了苏联的镇压。这些，都使东欧各国贻误了改革的时机，不得不继续实行不能适应本国国情的斯大林模式。
不允许对改革理论自由探讨，动辄扣政治大帽子，就难以使改革理论发展，推动改革的不断深化。在体制改革进程中，遇到的理论问题是很多的，如社会发展阶段、所有制的改造、计划与市场关系与政府职能转变等等。实际上，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是由改革理论决定的。如前苏联东欧国家几十年的改革，为什么都不能确立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总方向，因为这些国家，一直在批判“市场社会主义”。尽管在苏联历史上几次有人对市场调节这一禁区发动过几次冲击，如1983年，扎斯拉夫斯卡娅院士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者的劳动具有社会直接性”，“用于生产商品的个别消耗不一定通过市场机制确认其社会必要性”等理论概念，是构成具有种种弊端的现行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基础同30年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基本上是适应的，但是现在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已经“必须更积极地利用与发展市场关系有关的‘自动’调节器”，“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还在捍卫社会主义劳动的直接社会性和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特殊性’理论的学者们，是在给社会帮倒忙”。这种理论的探索，由于在前苏联政治体制改革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缺乏必要的民主，没有正常的理论讨论气氛，不少学者提出的市场调节的必要性、重要性等问题，被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认为它会导致资本主义因素的复活。“市场社会主义”这顶政治大帽子压了前苏联学术界几十年，使得一系列重大经济改革理论停滞不前，从而也使改革停滞不前。试想，如果前苏联领导，允许学术界讨论这些问题，不是以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理论的发展，那么，前苏联也不致于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使其经济受传统体制的折磨；也不致于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在战后出现“功效递减”的曲线，最后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也不致于产品质量在国际市场上如此缺乏竞争能力；也不致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改变不了经济增长方式，而长期处于经济效益低下的粗放型经济发展状态；也不致于导致斯大林模式的弊病积重难返，最后成为苏联剧变的主导性原因。
第二，对中国来讲，反“左”与反教条主义，其现实意义在于：（1）我们多少年来也是接受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僵化的教条主义在我国仍有不小的市场。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的又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些人又有不小的影响。当今，还有些人有意无意地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文化大革命”那套理论，从“左”的方面去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譬如，有人认为，从苏联剧变中中国应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今后巩固与建设社会主义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2 ）党的“十五大”标志着中国的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要解决的问题要比过去改革与建设中所解决的问题更多、更难。“十五大”本身标志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大发展，“十五大”之后社会主义理论必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没有这个发展就难以跟上改革与建设事业的需要。不少人提出中国将会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在这种情况下，不警惕、不防止僵化的“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就必将对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困难。要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模式，必将提出与此相适应的理论。在我看来，中国在今后一个时期里，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与政治体制改革等理论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3）邓小平同志是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来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这是20世纪下半叶国际共运讨论的主题。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有什么特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只能在实践中逐步得到解决，而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目前还不可能估计到的理论问题。如果不反对“左”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只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找现成的答案，那末，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继续前进。因为，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二是即使找到了一些理论根据，那也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实际。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的报告中说：“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理论工作者，必须花大力气从理论上去回答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出现的、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 （4）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们，“左”一直是主要错误倾向，反“左”要比反右难得多。“左”了往往还被认为是革命的，“左”了没有什么关系，一般不会受到政治上的批判和惩罚，有的还能升官。但一旦犯了所谓右的错误，那就大难临头，戴上政治帽子，会遭殃。表面上捍卫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事业，而实际上坚持僵化的“左”的教条主义，其结果是对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帮倒忙。
写到这里，又想起了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一次极为重要的讲话，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 页。）这句话永远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座佑铭。
标签：斯大林论文; 教条主义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巴乔论文; 经济学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