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文学”：媒体叙事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体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消息
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组织作家走进西藏，随后推出“走进西藏”丛书后，“行走文学”突然成了出版界最大的时髦。一时之间，各家各社各路人马纷纷树起了“行走”大旗。
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博库网联合打出了“走马黄河”的旗帜，旗下有龙冬、李敬泽、古清生、张石山、林白等八位作家，有关作品将以“行走文学”丛书出版；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则推出了“行走文学青春版”——“地理就是故事”系列，《一个女孩的湘西之旅》、《租一条船漫游江南》、《大西南游学记》、《我在西藏他在巴康》（按：“巴康”疑为康巴）等书已经面世；今年颇不平静的余秋雨以“千禧之旅”、“欧洲之行”又有意无意地赶上了这个时髦。有“首创之功”的云南人民出版社当然不甘落后，先是在今年上半年集合云南省八位作家开展“解读云南民族文化千里行”活动，近来又邀请贾平凹、虹影、赵毅衡、李冯、邱华栋、徐小斌等拉起了“游牧新疆”的大旗。鹭江出版社更是出手惊人，该社编辑阿正将带领人马于今年12月7日出发，把“行走”的大旗打到了南极。更叫人啧啧称奇的是，受邀者全部是人文学者，据说，这还将是全球范围内人文学者第一次登陆南极。
——《“行走”能否走出大文学？》，《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9月16日，记者周伯军
这则消息去年发出，于今已成旧闻。现在是2001年的1月，如无意外，中青社的书应该出来了，云南社的书快写完了，而南极的企鹅正看着那几位“人文学者”。
但这则消息依然值得贴在这里，它对所谓“行走文学”做了比较完备的综述，尽管个别细节还需要修正，比如中青社的书是《走马黄河》丛书，而赵毅衡、虹影夫妇后来因故未能“游牧新疆”。
消息中出现了“李敬泽”，所以我对“行走文学”怀有一种自然的关注，我读了很多有关的报道、文章和作品，对了，我还读过一个广西的研究生彭超的《流迹雪域》，这是他自1994年始先后五次自费进藏的游历手记。然后，我感到“行走文学”是一种有趣的现象，即使我不是消息中人，我依然会为有关论述中的困惑、焦虑、矛盾、含混和糊涂、诡辩所吸引，这些随风而散的片断是第一手的现场物证，它们比庄重的论文更能反映“文学”在此时此地微妙的行走姿态。
二、词源
“行走文学”这个词据我所知是胡守文先生“首创”的。胡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社长，他在1999年的《光明日报》上说出了这个词。
当然，在此之前，早有作家在“行走”，比如阿坚，云游天下，一路“穷”走，他的行纪是难得的文章。不过阿坚之“走”出于纯粹的个人趣味，你觉得他是为“走”而“走”，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把“走”和某种“走”之外的重大价值联系起来，他是狼狈不堪而快乐地“走”，你从他的身影上很难产生“人，行走在大地上”之类崇高、悲壮的感想。所以他走他的，没人理他。
后来就有了余纯顺。余纯顺死了。我认为这是“行走文学”史前时期的重要事件，余并非文学中人，他的《日记》也不是文学作品，但正是文学界对他表现出强烈的热情或激情，他几乎被文学家们重写了一遍，通过被阐释的余纯顺，“行走”进入了大境界，这不再是个人趣味或癖好，这与某种抽象的“人”的形象、“人”的理想联系起来。
于是，“行走文学”就呼之欲出了。
三、标题
在雅虎网，我搜索了一下“行走文学”，哗啦一下，冒出了313条。逐条看去，发现绝大多数是新闻报道或综述。我们有一个由作家、批评家、编辑和各级官员组成的“文学界”，但对于大众来说，真正向他们发布有关文学的信息的是记者们。当然，信息的来源仍在“文学界”，但记者们对信息进行整理和重述，简化同时强化，然后就有了富于词语效果的、有冲击力的标题：
行走文学：出版界新思路？
“行走文学”能够走多远？
行走，能否冲破文学的困境？
“行走”能否走出大文学？
中国作家又搞新花样
“行走文学”是“快餐”还是“大餐”？
……
这些标题大多出现了“行走”或“行走文学”的字样，大多是选择疑问句。也就是说它首先告诉我们“出事啦”，然后对事件的意义作出判断，而“能否”和问号则同时修正姿态，似乎判断并非由媒体作出，而有待于读者的选择。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王蒙断言，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到九十年代末，文学却具有了“新闻效应”。大众常常不是通过作品，而是通过新闻来感知文学的。在传统文学界之外，出现了媒体的权力，媒体向大众提供的关于文学的叙事隐含着媒体的趣味和利益。
批评家们为之焦虑，他们在文学报刊上讨论“批评的缺席”或“失语”，而媒体一点也不糊涂，这件事从来也没有成为大众报刊上的标题。
四、“用脚写作”
在《中国作家又搞新花样》这篇报道中，有如下一段：
有人把这种新鲜方式的写作称为“用脚写作”，“用脚写作”出来的文学被称为“行走文学”。
——“用脚写作”，这真是一个新鲜说法。如果这个说法也包括我的话，我得借用一句别人在被问到“身体写作”时的回答：“我用电脑写作”。
但我感兴趣的是，“用脚写作”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它显然是化用了前一段差不多成了大众话题的“身体写作”，而“身体写作”本来是一个女性主义批评概念，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提出和运用有一套理论架构支持，后来它却散落出来，成为了效果暧昧而强烈的流行词语，其中隐含的复杂态度与它的本义有联系，也有尖锐的冲突。
最早使用这个词的批评家们肯定会感到郁闷，但词语“行走”得有多远它被误用程度就有多深，对此你毫无办法。实际上，由“身体写作”到“用脚写作”是一个例证，它表明词语处于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在获取自己的一份利润，在这个过程中，词语的所指膨胀、模糊、漂移。理论家和批评家们是词语的生产者，这使他们拥有权力，同时也会遭到粗暴的剥削。
比如，最近我在报上看到几篇指责陈晓明的文章，大意是他的新词太多，话说得玄而绕，人民群众看了生气。以陈为代表，还有了一个颇为俏皮的新词：“社科院腔”。
但特别有意思的是，仔细看看有的报纸的同一个版，你就会发现陈氏发明和常用的词语时有出现，诸如“晚生代”、“身体写作”等等，显然在陈氏本人被媒体选为某种目标的同时，陈氏几年前弄出来的那些新词其实已经是媒体熟极而流的口头禅了。
那么媒体就不应该骄横，国王管国王的事，上帝管上帝的事。
五、重点
何谓“行走文学”？
“行走”与“深入生活”。
“行走文学”与商业操作、“行走”与写作。
——关于“行走文学”的诸多报道，除了陈述事实外，也都在作出评议。我相信，最初的评议是来自消息的发布者——出版社和作家，但记者们对此并不满足，他们分别进行了再评议、再解释，从新闻发布会的会场到报纸的版面之间，记者们确定了作为一个公众话题的文学事件的方向和议程。
从报道中，我概括出上述重点，这些是媒体所意识到的重点，他们据此把“行走文学”的故事叙述给大众，观察这种叙述，我们就可以了解“行走文学”以至“文学”是如何被大众所感知的，在这个过程中，有关各方起了什么作用。
六、“伪行走文学”
一群作家，应出版社之邀，游历一地后，将感想和见闻写成书出版，这在近来的文坛已成一种流行，被称为“行走文学”。
——这是一篇报道中对“行走文学”的定义。我看了真是佩服这位记者，他说的每句话都不错，除了“流行”这个褒贬难明的词之外全为陈述，但两行字看下来，他的判断已尽在其中：这里没有新鲜的事情，惟一新鲜的是“行走文学”这个说法。
倒是另一条新闻无意中对“行走文学”作了更进一步的界定：
邓贤批评余秋雨伪行走文学
在“行走文学”成为中国文坛时尚的时候，从神秘的“金三角”行走了一趟回来，并向广大读者奉献了一部42万字的精彩长篇小说《流浪金三角》的四川作家邓贤，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余秋雨走红的“千禧之旅”及即将开始的“欧洲之旅”都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行走文学”，因为他都是受人邀请，有着相对优越的条件，不能体会困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个人文学行为。
邓贤认为，作家的使命应是“关怀整个人类”……（《成都商报》2000年7月29日）
我不知道这则新闻是否准确表达了邓贤的想法，但很明显，邓贤作为作家的介入使得“行走文学”这件事具有了深度，它涉及到从“个人文学行为”到“关怀整个人类”的复杂观念；当然，媒体在让公众经受这个深度的同时也作出了补偿，就像用糖水喝苦药，“邓贤批评余秋雨”就是糖水，因为两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公众人物。
那么，“行走文学”现在有了一个新界限，就是“个人文学行为”，有意思的是，按照这个界限衡量，现在被指称的“行走文学”就都不是“行走文学”了。
——媒体报道“新”事，但媒体也有把“新”事解说为“旧”事的强烈倾向，它必须把“新”事放到大众原有的理解背景中去；作家和批评家的介入会使理解背景发生调整，但他们也会为此付出代价。
七、“生活”与“书斋”
在前边引述的那条“用脚写作”的报道中，有一句话是：
中国作家一直在探索一种更加合理有效的“深入生活”的方式，时尚起来的“用脚写作”或许是步入正途的一种好办法。
——那么现在，“行走文学”又被解释成了“深入生活”。
在一次会上，很多人在谈“深入生活”，我刚走了黄河，所以也被点了名谈谈，我具体说了什么记不清了，但关键的一句是：“不论我走在黄河边上还是北京的二环路边上，我都觉得我是‘在生活’，而不是有一种‘生活’等着我去深入。”
我本以为这个问题是偶然的，它可以滑过去，但现在，看了这么多的新闻报道之后，我发现它是媒体特别关注的问题，或多或少有所涉及：
作家圈子里有个很古老的词汇叫“深入生活”，更文雅的说法是“采风”。但是，过去的作家们往往深入到农村、工矿企业去积累创作素材，如今的目标则非常明确：文化。……作家们之所以乐于接受出版社提供的让他们走出书斋的机会，恐怕是因为闭门造车、玩弄形式的作品在今天已日益遭受冷落。（《行走文学：出版界新思路？》）
一时间，作家、学者纷纷出游，成为文坛一个新景观。走出书斋，走向生活，为作家开阔眼界，丰富积累，汲取创作养料，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作家王安忆曾认为，眼下“作家正面临着故事资源的匮乏”。创作资源短缺，使作家们的作品缺乏生活基础和底气。能有机会外出游历，对作家的创作无疑是个福音。（《“行走文学”是“快餐”还是“大餐”》）
这里出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生活”，另一个是“书斋”。而书斋和生活是对立的，“走出”书斋就“走向”了生活。
“生活”这个词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大众会毫不迟疑地认同这个词，实际上任何一个读报的读者都会本能地认为我就是生活。但，作家们是被放在生活之外的，如果他们不在生活之中，他们又在什么地方呢？好吧，现在有一个词，叫“书斋”——不能叫“书房”，“书房”还是太有生活儿味了，一般人家里也常有书房，但一般不会叫“书斋”，于是作家们就是“躲”在“书斋”里的一群人。
——这个模式绝不仅仅限于对“行走文学”的报道，它在关于文学问题的“公众舆论”中广为流行。这是一种简明有力的语言策略，非常自然地划分出“我们”和“他们”，“我们”是“生活”，他们是“书斋”。
作家们被放进那个生活之外的“书斋”里，这表明公众对待文学的复杂态度：
一方面，作家和文学应该是清高、神秘的，他们与某种似乎超出于日常生活的崇高价值相关。在一篇题为《为中国作家招魂》的文章中，作者尖锐地批评了“行走文学”，然后他写道：
真正的文学来源于生活、苦难、灵感、激情和良知，写字匠才盲目地赶时髦做市场的附庸，从而玷污文学的美名。大夫医治人的身体，作家医治人的精神，我们做的是灵魂的生意，岂能随便呢？（牧歌，《中华读书网》）
——作家的“书斋”现在变成了“医院”，那依然是个生活常轨之外的神秘的地方。
另一方面，文学毕竟和医学不同，它是一种随时提交公众判断的事物，一个人必须依赖专业意见判断自己的病，但是他不会放弃他对所读的小说的判断权利，他必须寻求一个判断作家的优越立场，这个立场就是“生活”，“生活”君临一切，足以降服作家和文学的清高、神秘。
所以，如无意外，在很长的时间里，“生活”与“书斋”的对立都会是媒体评论文学问题时的主要解释方向，这既是批评的制高点也是表扬的制高点，是一件重要的权力工具。
八、文学的“伪神”
在这个时代，一般商业行为本身不是新闻，文学类书籍的大规模商业炒作也并未引起媒体的特别关注；但“行走文学”的商业性策划却很快成为媒体发言的突破口：
由出版社决定选题、确定路线并提供费用的“行走文学”，不仅有“命题作文”的色彩，而且参加者要为出版社的投资效益作些考虑，也不可避免地会在不同程度上迎合市场的需要。（刘新英，《“行走文学”能够走多远》）
——显然，媒体所关心的不是这种策划的商业性，而是它的文学性：
作家的写作积淀和出版社的出版时限之间的矛盾，写作的个人性和“行走文学”的集体性之间的矛盾。（周伯军，《“行走”能否走出大文学？》）
对此我非常赞同，媒体对于这种情况下作家的写作状态表达了合理的质疑。但这种质疑在得理不饶人的冲动下迅速上升到了一个有趣的制高点上：
文学作品要以深刻的力量征服人的心灵，作家应能够痛切地感受到存在于生活深处的苦难与不幸，并以巨大的勇气和热情去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无论是反抗还是重建。卡夫卡曾经这样说过：“从某一点开始便不复存在退路，这一点是可以达到的。”这种将自己逼上“绝境”然后向着成败未卜的未来顽强行进的精神气质，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很少看到的。（《“行走文学”能够走多远》）
——的确很少看到。因为无论在“中国当代”还是“外国当代”，作家都既不能也没有绝对义务去承担这样的角色：反抗者、牺牲者、重建者，这加起来像谁呢？像耶稣。似乎是，在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之时，作家的“精神气质”可以占据那个空缺的祭坛。
这是显而易见的神话，这种神话在媒体上广为流行。在文学的“公众舆论”中，我们经常看到一根直入云天的“精神”标杆，然后作家们被逼问：你们达到了吗？可怜的当代作家们当然没有达到，他可没想到他在“书斋”里写小说的时候，“人类”和“大众”正坚决地、急切地等待着他的“救赎”——顺便说一句，卡夫卡本人在“书斋”—“生活”的模式中是大有问题的，如果活在现在，在媒体眼中他肯定是个躲在“生活”之外的家伙。
对于这种“神话”的形成，作家和批评家们要负最大的责任。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对“思想”的兴趣远远大于他们的创造能力，当然你可以说，“思想”就是创造，但我们“思想”的结果就是创造“伪神”，就是无限夸大文学的“精神”高度，就是把作为世俗之物的文学描述为一种宗教代用品，就是反对和取消文学。
分析这场“造神运动”不是本文的主旨，我要说的是，它和大众传媒之间达成了客观、和谐的利益关系：每一次“思想”成果都很容易成为传媒话题，因为它和传媒一样都在机敏地调动公众的道德激情，作家和批评家们建立起来的“精神”的话语霸权在媒体上通行无阻，虽然大众传媒其实不是探索“精神”问题的合适场所。
九、行动
最后，我要面对一个问题：你是如何看待“行走文学”的？
我想我很难说出什么，因为我正在写。我必须忠实于我的经验，在写完之前我无话可说。
但是，在看了《北京日报》上的一篇综述后，我想我基本上同意它的说法。这篇《行走：能否冲破文学的困境？》，在我浏览的媒体报道中最具专业水准：
我们固然不能把“行走”当作文学的“救命稻草”，但是对于不满足于自身体验和经验的有限性的作家而言，它毕竟提供了一次面向广大外部世界的机会，尽管这种经验也许不能立刻或永远不能转化到文本之中。再引申一步：如果这场有经费支持的“被动行走”结束以后，会有作家自己背起行囊，奔向他所好奇、所要探究的地方；如果更多作家离开“弱者型大师”的阴影，成为在广阔的生活路上言行一致的行动者，那么一种新的文学未始不会出现。我们文学的气质未始不会有所改观。那么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未始不会被我们重新发现和命名。那时，回头再看，“为行走而行走”的文学才会真的显出它的简陋来。
因此，冲破文学困境的根本，还在于作家对神秘人性的深刻挖掘与观察，对未知的广大世界的不懈认知和承担，对自己之外的人类的爱与理解。总之，文学困境的突破，在于作家对自身有限性的自觉超越。这时，“行走”只是出发，“行动”才是归宿。（李静，《北京日报》）
——这里，问题被归结于“行动”，这确实是探本之论。
我在《词源》一节中谈到，通过对余纯顺的阐释，“行走”与某种抽象的“人”的形象、“人”的理想联系起来。“行走文学”无论作为一次商业策划还是一个文学事件都是非常敏感的，它有意地呼应了我们的文学中一种深刻的“不满”：对自我的不满。
“行走”文学的策划者之一、同时也是实践者的龙冬在《珍惜写作》一文中谈到他的《1999，藏行笔记》时说：“我特别渴望读者能通过它，在认识‘西藏’的同时也认识‘我’。”
那么这个“我”是什么样的呢？它是“行动”着的“我”，从阿里赴西藏最西部、至今尚未“民主改革”的楚鲁松节，途中险象环生，几次晕倒；在新藏线上，翻越海拔6千多米的高山时“死人沟上背死人”……当然，行动不仅是冒险，行动是一个人在他的境遇中充满主动性的自我展现，因为是主动的，行动使自我扩展和丰富。
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关在书斋里写作也未始不是行动，但中国当代的作家们（我只能说“中国当代”，外国的情况我不知道）面临的问题是，他们绝大部分是职业作家，体制内的“专业作家”，不用说，体制外的所谓“自由写作者”其实也被牢牢地束缚在他的职业中，其生活状态、生产方式是被日益强盛的文化工业的专业化分工所限定的；他们都是“专业人士”。
所以，至少对文学来说，只谈它的“精神”纯洁性，只谈艺术家的自由创造，这不是装天真就是真幼稚；公众希望维持艺术和文学的“圣愚”神话，但文学家的生活中有巨大的使他成为视野狭窄的中产阶级的惯性。
对“自我”的不满由此而生，因为我们的主动性正在生活中消亡。也许在我们的生活中，最了不起的主动性展现就是一次卖版权的讨价还价、一次偷情、酒醉后把酒瓶子砸在别人脑袋上，然后我们就写作，我们写作也许是因为我们热爱它，但我们也知道，即使你不热爱它你依然得写作。
这里的问题不是“远离生活”，而恰恰是作家们陷于“生活”，生活正温暖地、几乎不可逃避地覆盖着人们，包括作家。
所以，我完全理解参加行走黄河的林白的表白，她说：
我始终觉得日常生活对人的消磨很要命，通过出去行走，超越了日常生活。路上很累，全凭革命意志在坚持。但我不是为了写作而行走，而是想获得在路上的状态和感觉。写作是第二位的。（舒晋瑜，《如今流行“用脚步写作”》，《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