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新中国70年的方法论
张有奎，华 苗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是新中国70年的基本经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互动模式有两种：良性互动模式和恶性互动模式。良性互动模式指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动力，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提升和指南，二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它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个方面。它坚决反对恶性互动模式的两种表现，一种是重理论轻实践的教条主义倾向，另一种是重实践轻理论的唯实践主义倾向。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内在机制是指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它的逻辑起点是问题意识，关键之点是切中现实，中介环节是实践理念的形成。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探讨二者良性互动的内涵和机制，有助于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伟大事业，有助于批驳各种歪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谬论。
关键词： 新中国70年；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方法论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是新中国70年的基本经验。历史表明，这种良性互动绝不是轻轻松松实现的过程，而是历经各种艰难和曲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偏差乃至最终的问题之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都内在地关联着是否能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深入探讨二者的科学内涵和内在机制，可以让我们避免停留于教条式的泛泛之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这一灼见是从学理上深化理解二者关系的要害。
一、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历史演变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关系源自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东方和西方有不同的样貌，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变。在东方，它体现在诸如“知行合一”的说法中，主要局限在伦理道德领域。在西方，它从亚里士多德开始，途经漫长的中世纪和近代的演变，才有了今天的状况。
在古希腊，理论和实践并不是一对彼此对立的范畴，更不是抽象的知识及其应用问题。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领域分为三类：理论领域、实践领域和创制领域。理论指一种沉思的活动，它追求独立又不变之事物的原因和原理，由之获得的知识具有普遍性、永恒性和绝对性的特征，且无任何实用的目的，乃是人的最高层次的活动，也是最接近神的活动。实践指伦理和政治行为，它是自我目的的求善活动。创制主要指生产和技艺活动，特别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它是手段和工具性的活动，具有为他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和实践只是人的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理论具有相对于实践和创制的优先地位。
近代以来，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理论丧失了它的亲缘性，变成了一种专门用于搜集新知以规整和安排事物秩序的实用工具。理论需要应用于实践，体现自己的实用性；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并验证理论的真理性。至此，理论和实践成为一对对立的范畴，成为今天流行的见解。培根认为，知识的最终目的就是它的有用性。有学者认为，近代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教条在于“理论只是方法，它必须能有‘用处’，实践则是方法的运用”[2]。康德围绕理论和实践关系的主题回答了三个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他区分了两种实践，即技术实践和道德实践。技术实践的对象是自然，它是理论的应用；道德实践的基础是自由，它的对象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问题。康德看重的是道德实践。他与亚氏不同的地方在于，不再认为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而是认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黑格尔取消了康德关于本体界和现象界的区分，在绝对精神的名义下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抽象统一。他说：“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3]在黑格尔这里，绝对精神不是不变的存在，而是处于变化和活动之中，但它是自我的运动，感性、经验和现实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环节而已。
响水县是江苏省盐城市所辖县之一，曾被授予“粮棉生产先进县”“全国夏粮生产先进县”“全国棉花百强县”以及“中国浅水藕之乡”。全县耕地总面积4.85万hm2，总人口59万人，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0.11 hm2[6]。2012年，响水县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共计63.50亿元，全年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共7.8万hm2，总产量高达53.17万t。新增高效设施农业面积共0.1万hm2，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达53%，高效农业保险覆盖率达到95%以上；2012年县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62.5万kW，同比增长了11.2%。
其一，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逻辑起点是问题意识。问题就是矛盾，就是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把握历史脉络，掌握历史规律。“问题是理论的起点，也是创新理论的动力源。”[17]问题必须是真问题，不能是假问题。也就是说，它必须言之成理，逻辑自洽，且在生活中有例证。问题的提出要有现实针对性，不应自缚于裁判员和立法者的真理垄断者身份，而要以开放的心态和发散性思维的研究者视角提出创造性的问题，坚决避免自我隔绝和封闭，也要避免迷失自我和媚俗行为。问题的表述要精准化、通俗化和具有穿透力，避免模糊、晦涩和钝化的语言。好问题或恰当的提问方式依赖于提问者的洞察力和批判思维能力。问题意识要求打破学科壁垒，走出体系本位，淡化功利心态，从问题本身出发寻找解决的路径和方法。背对问题的所谓学术研究，常常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难有真正的成就。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只有抓住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问题，抓住问题的主要方面，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原则，突破条条框框的束缚，从实际出发，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敢于担当，善于设问和提出问题，才能真正回应时代。有学者指出：“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时代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的充分关注和艰苦探索，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在不断面对问题和回答问题。”[18]
新中国70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形成解决中国问题的具有针对性的实践理念，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比如，改革开放理论、“一国两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三步走”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这些创造性的治国方略都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改革实际相结合形成的实践理念。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上，人们长期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指出，市场经济仅仅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资本主义可以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这就打破了思想上的禁锢。在20世纪80年代的试行和推进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实践理念的革命性意义。在新时代背景之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实践理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构想。五大发展理念要破解当前中国的主要难题，体现了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又具有整体性的特征，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而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生动呈现。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根本之点在于，彼此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也就是说，二者内在结合在一起。“内在结合”意味着理论创新绝不是随意性和偶然性的主观体现，而是对历史性实践的本质和规律的洞见，实践本身不是现象和杂多的堆积，而是具有自身运动的历史逻辑。新的实践需要与之匹配的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必有与之匹配的新的实践，二者的动态双向转化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事物自身诸因素之间的内在的、稳定的关系及其变化。毛泽东同志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8]也就是说，理论要联系实际，否则，马克思列宁主义就难以发展，中国革命就难以成功。马克思主义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行动的指南，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从而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过程中，也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谓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所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有一种误解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中国革命仅仅是它的具体化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单向地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的过程。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科学内涵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互动模式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表现。理论创新是艰苦的脑力劳动，它是人们通过创造性思维活动，突破旧的思想、观念、学说和方法，提出新观点、新思路、新范式、新方法等的活动。它要求深思事物的本质，不是开中药铺似的现象罗列，不是玩一些形式主义的概念游戏。理论创新包括观点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和方法创新等。实践创新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突破原有的物质活动方式或制度框架，按照新的实践方式或新制度模式调整人与自然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比如科技进步、改革开放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反腐机制和机构的调整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指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动力，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提升和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生动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由此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它的理论提升，反过来又是引导和照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前行的理论指南。
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语言基础知识由语音、词汇、语法这三大要素构成。这三大要素贯穿于二语学习的整个过程之中。当二语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受到母语的影响时也往往表现在以下方面: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深层理据在于，实践创新相对于理论创新具有逻辑优先性，它绝不是形式主义地套用某种理论原则或抽象教义，不是理论创新的延伸和投射；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构成部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超出生活实践，不能在生活之外找到立足点，而是在实践基础上的思维创造，不具有绝对的自足性和独立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之间具有张力关系和复杂机制。换句话说，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异质性的存在，彼此不能完全融化在对方之中，我们决不能抹平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别。理论创新是以非价值的逻辑化方式进行，目的在于发现事物的普遍本质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实践创新是以非逻辑的价值化方式进行，目的在于达成切实可行的目标。前者是理论思维路向，后者是工程思维路向，彼此互补而不能僭越和互相替代。
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随着实践的变化，思想僵化，固守老经验、老做法，不能解放思想，这肯定是要吃亏的。邓小平同志讲：“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7]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坚决反对按照还原主义的方式，非批判地预设两者的高度同一性，非法承认人的理性能力的无限性，非法承认世界理论化的可能性，把理论创新的重要性绝对化，认为理性可以完全通过理论建构的方式把握外在的世界，把实践创新仅仅看作理论创新的体现和应用，使得实践创新从属于和依赖于理论创新；或者把实践创新的重要性绝对化，把理论创新仅仅看作实践创新的点缀和附属品。前一种情况忽视了事物的复杂性和矛盾的特殊性，抹杀和取消了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活生生的历史蜕变为碎片化的可根据主体的好恶而随意取用的材料库，这不可避免地存在陷入先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险；后一种情况有陷入唯实践主义偏颇的危险。这两种情况的共同问题在于，它们割断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内在联系，从而在实质上取消了二者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关系问题上，曾经就存在基于上述理解的两种错误倾向。
一种是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这种倾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错误地视为永恒的、不变的、绝对的、普适性的公式，居高临下地把它简单套用在一切现实事物之上，从而使得理论变成先验性的存在，落入先验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陷阱。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偷懒的借口，直接损害了理论的名誉，也不利于事物的真正发展。黑格尔批评主观主义和这种抽象的形式主义为门外汉、现代诡辩、外部反思。他说：“大体讲来，这都是由于抽象空疏的理智在玩弄抽象空疏的形式。而哲学对于这些问题的任务，只在于指明这些说法的空虚无内容。一个事物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取决于内容，这就是说，取决于现实性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合，而现实性在它的开展中表明它自己是必然性。”[9]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他们的后继者们充分认识到这种倾向的危害，因而多次提醒和告诫。针对19世纪70年代的一批法国青年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做法，马克思声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也表达了马克思对教条主义的反对。在马克思看来，建立在误解基础上的过高荣誉不过是过高侮辱的代名词。恩格斯在致威·桑巴特的信中声明：“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0]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1]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反右，但主要是防左。左的主要表现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做着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事情，教条主义就是它的重要形式。在邓小平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12]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我说过，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3]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条主义主要有两种不同表现。一种教条主义是僵化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原教旨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造成表面上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实际上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和原理，在实践层面也给中国的各项探索性的伟大事业带来巨大挫折。另一种教条主义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生吞活剥西方的某种理论，不顾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实际，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的现代化经验，在反对封闭和传统教条主义的同时，走向洋教条主义。这两种教条主义表面上是对立的，实际上有共同的思维范式，就是理论脱离实际。
三相短路故障仿真结果见图4．由图4曲线可知，故障发生前，发电机出口电压有效值稳定在18 kV左右，发电机出口电流保持稳定，故障点短路电流为0，故障点电压接近于系统电压；故障发生时，发电机出口电压在17.95~18.15 kV之间波动，发电机出口电流在故障时间内比常规电流攀升数倍，故障点短路电流超出15 kA，故障点电压骤降为0；故障结束后，三相短路时电流波动最大，可见其对系统影响最大．
就经济危机而言，虽然苏维埃政权取得了国内战争和抗击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但是经过了4年世界大战和3年国内战争的俄国，此时国民经济已濒临破产。据统计，1920年大工业产值与战前相比几乎减少了6～7成，冶金业约为战前产量的3%，煤比战前减产2/3，石油几乎减产3/5，纺织品产量减少19/20。1920年的农业产值只等于沙皇俄国时期的65%[3]356-357。粮食和其他最必需的食品严重短缺。这种情况导致人民生活异常艰难。更为不幸的是，1921年俄国发生严重旱灾，它遍及了俄国主要的产粮区，饥民达到3 000万到3 500万[4]57。
另一种是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实践本身并不是单纯的做或干，而是内含着理论的指导和引领，脱离理论的实践就是蛮干，难免陷入唯实践主义的误区。唯实践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它重视经验、感性、个别性和特殊性，反对超验、神圣、普遍、一般和永恒。这种反对原是拒绝超验形而上学的合理要求，但当它非法地扩展为拒绝一切普遍和神圣的东西，就有极端化思维的嫌疑。马克思固然反对理论的自足性，强调理论之根在于现实生活，强调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他同时认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4]可见，马克思绝不是反对理论，相反，他充分肯定理论的积极意义。列宁坚决反对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意义的做法，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自发性崇拜的错误。他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5]唯实践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割裂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把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如果说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于片面地强调理论而忽视了实践的话，唯实践主义的错误在于片面地强调实践而忽视了理论，二者表面上截然对立，实质上犯了同样的形而上学错误。”[16]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是这种错误倾向的两种主要的表现方式。
总之，重视理论轻视实践，会导致理论脱离实践；重视实践轻视理论，同样会导致理论脱离实践。这两种倾向都要防止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在于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不是自娱自乐的学说，不是自我封闭的理论体系，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对人类的一切理论成果开放，对不断发展的当代现实开放。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其理论创新内在地关联着实践创新。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内在依据。
Nygård等[5]研究认为弹性成像引导下靶向性穿刺活检的阳性针数要高于系统性穿刺活检。其他研究结果也显示弹性成像引导下靶向性穿刺活检有助于前列腺癌的检出[6]。
三、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内在机制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究竟如何良性互动，这具体关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新中国70年的建设与改革的实践创新之间良性互动的内在机制，即二者互动的过程和方式。这里拟从逻辑起点、关键因素和中介的角度考察二者良性互动的机制问题。
对于任何工作来说，合格的管理方法都是保证其工作顺利进行以及提高其工作效率的重要因素。对于企业中的资本成本决策工作来说也是如此，合格的管理方法是造价工作质量的保证，更是企业质量的保证。但是，根据调查发现，我国部分企业的资本成本决策工作中，存在着较严重的管理不合格的现象。首先是对于成本管理的进行，上级领导未制定严格的资本成本决策工作进程，导致资本成本工作的进行较紊乱；其次是对于资本成本决策工作的监督，企业未安排专业的人员对资本成本决策工作的进度及质量进行监督。这些问题都严重的影响了资本成本决策的效率。
马克思的革命性变革在于：一是赋予实践概念以新的内涵。在马克思这里，实践不同于感性直观，它是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体现着主体的目的性。它与古希腊以来的实践概念的根本不同在于，它不仅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实践等)，而且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产劳动)。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实践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实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二是颠倒了理论对于实践的优先性。就此而言，马克思的学说是改变世界的哲学、行动的哲学、生成性的哲学，而不是解释世界的哲学、静观的哲学、现成性的哲学。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认为概念和普遍的东西统治世界，因而仅仅同意识的幻想进行斗争。马克思批评说：“这些哲学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5]在马克思看来，观念和范畴是历史的产物，它们反映一定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关系。“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6]
当然，问题意识仅仅是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问题意识有助于融通各种理论资源，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实现协同创新，文明互鉴。它的原则性要求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前提性的问题在于，要熟读精思、学深悟透、科学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有些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人，从来没有系统扎实地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人，却在奢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这是没有根基的空谈，常常导致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结局。当然，学习的目的不是充当留声机的作用，而是要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规律和内部联系，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毛泽东说：“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19]换句话说，必须要以科学的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坚决反对生吞活剥式的教条主义。
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表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时的主要问题，顺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虽然经历了曲折探索的过程，但依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基本形成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实现全党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确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一脉相承，无一不是问题导向的产物。
其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关键是切中现实。“现实”不是浮于表面的现象，不是枝节性的零散材料，而是关乎事物的必然性、全面性和趋势。它揭示了事物本质的、内在的、规律性的东西，是对事物特殊性的把握。切中现实的关键之处有两点：一是要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了解事实真相的前提。仅仅坐在书房里寻章摘句，皓首穷经，闭门造车，从书本到书本，冥思苦索地想办法，难有切实可行的好主意。习近平总书记认为，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做好工作的传家宝。他强调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20]调查研究是详细地占有材料并进行科学分析和综合，目的在于把握事物的具体性，把握现实的历史性内容。二是要有科学的调研方法。根据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确定切实有效的调查方法，比如深入基层座谈、访谈、问卷调查、比较研究、跟踪研究等。调查对象要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面对复杂的问题，不同的主体囿于各自的局部经验或特殊利益，就会有不同的评价和看法。比如对中美贸易战、对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存在问题的总体性评价，要倾听各种声音，理性分析鉴别，从而得出客观全面的准确判断。要事先认真准备调研内容，内容的设计要紧紧围绕调研目的展开，有针对性和科学性，符合认知规律和心理规律。有必要指出，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切中现实，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它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这是避免瞎说一气、以偏概全的关键。所以，调查研究不能浮光掠影，不能走过场，不能搞形式主义，而要扎扎实实地了解真相。毛泽东说：“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1]就调研的原则而言，捧上天和贬到地的情绪化方式，或者贴标签的方法，都是要摈弃的主观主义的表现，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直面问题本身的正确方式。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围绕“调查的技术”讲了七条非常实用的意见，值得我们借鉴。
不同类型的整容者对自身的审美是不一样的，有自信的整容者会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小的“修补”，例如嫩肤和祛斑。而很多整容者并不知道自己确切的要求，他们往往走进整容医院会跟医生说“我先要高圆圆的鼻子”甚至“给我整成吴亦凡的样子”，这样的审美意愿往往来自于对明星的盲目追求，或者说是对大众审美的屈服。
（3）围绕着创业管理、创业影响因素、创业相关理论、创业教育等方面展开了十分具体而又丰富的研究。该领域最重要的关键词是创业、创新，在本研究中，创新与创业同步出现，且两者之间的共现频率也很高，说明创新与创业具有很强的联系。
新中国70年来，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三次正确判断是切中现实的重要表现。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总体上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在左的思想干扰下没有得到贯彻落实，造成了严重后果。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正确认识和判断是中国能够富起来的基本保证，由此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理论成果。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2]这一正确反映社会发展客观实际的重大政治论断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我国解决当前主要问题的根本着力点，它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根本前提。
其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中介环节是实践理念的形成。理论创新是问题的知识性应答，知识性应答的实际应用是操作性应答，操作性应答常常表现为实践理念的形成，实践理念是从理论创新到实践创新的中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实践理念是一种认识，隶属于观念领域，但它又不同于理论理性的认识。理论理性强调逻辑性、普遍性、清晰性和普适性，反对多义性、含糊性和情境性。实践理念要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它是人在实践活动之前就在头脑中建成的合乎目的性的实践活动方式和方法等。它贯穿着人的动机、情感和意志等，体现为计划、策略、战术等，是人的能动性的体现。实践理念是一个复合体，它是诸普遍性理论的非逻辑性聚合。有学者指出：“所谓实践理念，是介于理论观念和实践活动之间的中间环节，是连接理论观念与实践活动的桥梁。作为一种在本质上仍然属于观念领域对世界的掌握方式，实践观念以动机、意志、愿望、要求、方针、政策、路线、纲领、战略战术、计划方案、设计蓝图、模型图形等形式出现。”[23]实践理念具有应然性，它仅仅是实践活动的观念预演，不是直接改变现实的物质实践活动。一言以蔽之，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互动需要经过中间环节。一般而言，理论创新不能直接指导实践，而要先把理论成果转变为实践理念，只有实践理念才能直接指导实践；反之，实践创新也要经过理论化的提升，才能途经实践理念而变为理论创新成果。
我们常说“理论联系实际”，又说“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么，“实际”和“实践”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必须阐述清楚的问题。简言之，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具有相对于理论的客观性，且是事物的深层本质和必然性层面的概念，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性内涵。不同之处在于，“实际”指客观存在的事物或真实情况，常常强调相对于理论普遍性的特殊性，“实践”指人的具有社会历史性的物质活动，常常强调相对于理论主观性的客观性。“实际”概念比“实践”概念的外延更大一些，两者的应用语境不完全一样。比如，“从实际出发”就不宜改为“从实践出发”，“从实践的观点看”就不宜改为“从实际的观点看”。
总之，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是一个循环往复、永不停歇的过程。它的关键在于从实际出发，深入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和趋势。新中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因而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没有现成答案。我们必须根据时代变化和中国国情，探索创新，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深化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自我认识和定位是当前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它既是理论创新的成果，又是实践创新的前提。实践创新相对于理论创新的优先地位，仅仅是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而言的结论，并不否定理论创新的相对独立性地位和意义。“归结起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的关系，就是新时代催生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指导新实践。这是新思想与新时代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进程，二者相生相成、共进同行。”[24]
[4][5][6][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66、291、9页。
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学说。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孕育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照亮了在黑暗中徘徊的无产阶级前进的历史道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和不断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实际相互作用的历史，它在不断回应时代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理论创新。新中国70年的基本经验在于，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继续弘扬这一经验不仅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现实需要。具体来讲，两者良性互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其一，有助于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25]也就是说，唯有深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人民性，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迄今为止最深刻洞察新世纪的本质和趋势的学说，并将随着21世纪的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问题。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比如科教兴国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制度、文化强国战略、全面依法治国、美丽中国建设等种种举措，必将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新中国70年的历史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70年，尽管也有曲折探索，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伟大理论成果，从而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鲜活体现，并将随着新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发展。
其二，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伟大事业。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就从自发走向自觉，从黑暗走向光明。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了解人类的20世纪。伊格尔顿说：“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世界。”[26]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真经，它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根本特征是实践性，它突出表现在不懈追求人类解放的实践之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人民利益的不断改革和探索之中。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践创新，它实现了我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向，从封闭到开放的对外战略，这些巨变是真正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动体现。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唯有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其三，有助于批驳各种歪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谬论。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的污名化现象颇为普遍，各种建立在误解基础之上的非议扰乱了思想文化建设，威胁意识形态安全，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前行。比如，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等，这些杂音的实质在于混淆概念，制造思想混乱，败坏马克思主义声誉，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雄辩地表明，马克思主义是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与活力，这把那些曲解、误读和谬论置于不攻自破的不堪境地。
注释：
比如：《迷人的张家界》这篇文章，仅仅通过文章去介绍张家界的魅力远远不够，但是通过多媒体进行教学，让学生直观的感受到张家界迷人的美景，奇山秀水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再通过音乐的烘托，就能够让学生切实的体会到，那是一个多么迷人的地方。
[2]张汝伦：《历史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4页。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5页。
[3][9]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3、300页。
潜水员入水后摸准模袋灌注口，指挥水上吊放泵车软输送管口，吊放至模袋灌注口后由潜水员将软管口插入袋口，扎牢后，即开机输送灌注混凝土。灌注时潜水员在水中站立于袋口位置时常检查袋口是否出现石子堆积、是否产生混凝土输送不流畅致使压力增大、导致加固筋和模袋布胀脱、产生灌注厚度加大的现象，影响表面美观。同时还需检查灌注范围是否灌实。
[7][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146页。
[8][1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9、79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2-743页。
[11][2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2、118页。
[13][25]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要闻版)2018年5月5日。
[15]《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16]张有奎：《形而上学之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及其流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17][20][2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9、335、11页。
高中班级管理中，除了要有学校的规章之外，班主任还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鼓励学生一起参与，制定出班规。一方面，教师可以让学生们小组探讨，应该在班规中融入哪些内容，教师则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分析总结，将班规进行划分，确定考勤、卫生、纪律、学习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在师生共同参与制定的班规中，学生们参与的积极性会变高。之后，教师也可以进一步渗透，告诉学生这是“家规”，其中包含了太多成员想要提升和家长望女成凤、望子成龙的心愿。在逐步渗透中，用爱感化学生，用制度约束学生，从而帮助学生成就更好的自己。
[18]韩喜平：《以问题导向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理论与改革》2019年第3期。
[2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基于Arduino技术的搬运机器人设计与编程(一)——Arduino主基板及红外传感器的应用 李振宇 (4) (1)
[23]赵家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29页。
[26]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7页。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70 Years of New China
ZHANG You-kui, HUA Miao
(School of Marxism,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is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New China over the past 70 years. There are two mod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benign and vicious. The benign interaction model means that practical innovation is the foundation and driving force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s the promotion and guidance of practical innovation. The two depend on each other, influence each other, infiltrate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is phenomenon is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Marxism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ina “transforming” Marxism. It resolutely opposes the two manifestations of the vicious interaction mode. One is valuing theory more than practice, and the other is valuing practice more than theory.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refers to the process and mod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is problem consciousness. Its key point is to cut into the reality, and its intermediary link is the formation of practical idea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and mechanism of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will help to develop 21st-century Marxism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It will help promote the great cause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ized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will also provide a strong rebuke to all kinds of paradoxes that distort Marxism and socialism.
Keywords : 70 years of New China, theoretical innovation, practical innovation, methodology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9-06-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价值虚无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养成的影响和对策研究”(15BKS112)
作者简介： 张有奎，男，陕西凤翔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苗，女，福建龙岩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编号： 0438-0460( 2019) 05-0023-09
[责任编辑：蔡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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