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时期的中国城市雕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浅谈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国论文,城市雕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所说的“新时期的中国城市雕塑”，是指1978年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今18年来的中国城市雕塑。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雕塑应当怎样进行评价？自80年代中期以来，美术理论界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社会各界对之也很关注。这说明雕塑艺术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
因此，从学术的角度，对新时期18年来我国雕塑艺术特别是城市雕塑艺术的成就和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来进行理论探讨，对处于世纪之交，乃至21世纪的中国雕塑的发展，应当是有积极意义的。现在本着这一良好的愿望，撰成此文，谈些不成熟的意见，欢迎批评指教。
一
南朝梁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意思是说，文学艺术的演变与发展，都与社会的变革和时代生活的前进，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现在来看，雕塑事业之所以能在新时期出现中国雕塑史上千载难逢的一个大发展的机遇，是顺应时代生活变革需要的产物。当然，其发展和变化也有个过程。
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自1978年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改革开放得最早，率先建设经济特区的广东，为想方设法改善投资环境，从省市有关领导到雕塑家，都想到了运用雕塑艺术美化城市环境的问题。早在1978年，为重建在十年文革中被砸烂的广州海珠广场解放纪念像，广州市成立了“广州解放纪念碑领导小组”，后来，改名为“广州市城市雕塑领导小组”。接着，深圳和珠海特区，也先后成立了领导城市雕塑工作的组织机构。从而使城市雕塑自1979年春以后，就有组织、有领导和蓬勃地在广州、深圳和珠海特区，以及珠江三角洲一带开展起来。广东雕塑家们利用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良好条件，先后在广州、深圳、珠海、中山、顺德、番禺、佛山、韶关和湛江等城市，建立起了许多大中小型城市雕塑。
事有凑巧，1979年12月，中央委派刘开渠、潘鹤、盛阳、陈启南和王卓予等五位著名雕塑家，作为毛主席纪念堂广场雕塑领导小组考察团，赴法国和意大利考察城市雕塑。临行前，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叮嘱刘开渠等五位同志，在回国的时候，能带回欧洲国家有关发展城市雕塑和环境艺术的政策性措施和方案，以资借鉴。刘开渠等五位雕塑家归国后，就上书中央，建议在我国开展城市雕塑的建设。1980年，刘开渠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提出了对发展雕塑艺术，用雕塑来美化城市和园林的设想。同年，刘老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雕塑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潘鹤也先后于1981年和1982年，在《美术》杂志发表《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和《社会主义国家是城市雕塑的最佳土壤》等几篇有影响的文章，为发展我国城市雕塑大声疾呼，大造舆论。
1982年春，在刘开渠先生的主持下，向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报告，很快得到中央批准。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于是年8月，成立了以刘老为领导的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和雕塑艺术委员会。这预示着千载难逢的中国雕塑艺术发展春天的来临。
自那以后至今，中国雕塑发展的速度、规模和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乃至自本世纪初以来所未曾有过的。依照我的分析，新时期十多年来雕塑的发展，与以往的近现代雕塑，有着如下几个鲜明的不同特点。
（一）由室内走向室外。在新时期以前，雕塑家主要是以室内小型架上雕塑创作为主，且作品除少数能为国家美术馆收藏、展览和发表外，大部分作品或堆积在仓库，或丢弃在墙角和床底下，任由损坏，不能直接为社会服务。
自新时期以来，中国雕塑发展的鲜明特点，是由室内走向了室外。特别是自1982年以后，室外大型城市雕塑的发展，出现规模大、速度快，且经久不衰的势头。同时，统计数字也很能说明问题：1987年由国家建委、文化部和中国美协联合举办的自1949—1986年37年间所建成的城雕评奖，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一千余件作品筛选上报的400余件作品中，评选出获最佳奖作品9件，获优秀奖作品41件，入选作品164件。且作品的创作时间，主要集中在1982至1986年间，其数量为1949至1982年的33年中的两倍还要多。如获最佳奖的9件作品中有7件，获优秀奖的41件作品中，有33件是新时期创作的。
从1982至1992年的十年中，我国已建城市雕塑约2000余座，它们遍布全国各大中小型城市的广场、公园、公共建筑，以及革命历史纪念地和具有旅游开发意义的风景名胜，以其所具有的一定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水平，成为美化环境、陶冶情操的城市景观，愈来愈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与好评。
新时期十多年来，中国雕塑不仅由室内走向了室外，而且由中国走向了世界。熟悉中国近现代雕塑史的同志都会知道，在旧中国为一些历史名人如孙中山、黄兴、詹天佑和蔡锷等塑像，竟然要不惜重金去请英、法、日、俄等外国雕塑家，这说明旧中国雕塑事业已衰落到了什么程度。自新时期以来，中国雕塑家不仅在自己祖国的大地上施展才华，而且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雕刻比赛中连连获奖。如1982年夏季，在意大利卡拉拉市举办的有美、英、法、意、德、日等31个国家的雕塑家参加的国际雕刻比赛中，著名雕塑家梁明诚的参赛作品《东方女神》荣获二等奖。1984年夏季，在意大利拉维拉“但丁中心”举办的第七届艺术双年节国际雕塑比赛中，著名女雕塑家张得蒂荣获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奖。1991年秋季，我国著名青年雕塑家隋建国、李象群和刘威，参加日本《91希望雕刻之森》展，在艺术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的作品《飘动的云》（隋建国作）、《等待升起的太阳》（李象群作）、《太极八卦》（刘威作），被日本友人誉为“给‘希望雕刻之森’增添了光彩”。中国雕塑家的作品，已分别矗立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士、南斯拉夫、前苏联、日本、泰国、新加坡、埃及、伊拉克、吉布提、斯里兰卡、几内亚、叙利亚、瓦努阿图、香港、澳门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所在地的城市中，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往，显示了当代中国雕塑家在艺术上的实力。
当然，新时期室内小型架上雕塑也与城市雕塑一样，得到了同步的发展。许多雕塑家在致力于大型城市雕塑创作的同时，认真地在这方面进行艺术探索，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限于本文的篇幅与题旨，这里就不展开来谈了。
（二）在表现题材内容方面，既突出了主题旋律，又坚持了多样化。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在新时期的雕塑中得到了反映。如在全国城雕评奖中获奖，并受到社会各界好评的就有：叶毓山和江碧波合作的《歌乐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四川美院和军博创作组的《长征纪念碑组雕》、王则坚的《闽海雄风》、余积勇、沈婷婷的《五卅运动纪念碑》、贺申令的《“九·一八”残历》和潘鹤、程允贤、梁明诚合作的《怒吼吧，睡狮！》（图1）等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纪念性雕塑；有从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提炼主题的，如马改户的《丝绸之路》、何鄂的《黄河母亲》、李汉仪的《烽火年代》、杨奇瑞的《仇娃参军》、林毓豪的《智慧女神》等优秀的主题性雕塑作品；有成功地塑造历史人物的佳作，如刘开渠和程允贤的《毛泽东像》、程允贤的《朱老总》、潘鹤的《贺龙魂归故里》、曾竹韶的《孙中山》、潘鹤的《陈嘉庚》、刘开渠的《蔡元培》、钱绍武的《李大钊》（封底），王克庆的《朱自清》、李维祀的《林则徐》和唐大禧的《文天祥》等；还有从外表上看似乎没有表现什么重大主题，但或作品思想内涵深刻，富于象征性，情趣盎然，或作品的艺术样式新颖和优美的佳作，如刘政德的《寓言组雕》、王一林的《和平鸽》、伍明万的《生命》、张立人的《升华》、曹国昌的《吉祥鸟》（图2）、张世椿的《翔》、盛阳和陈桂伦的《卓玛》、廖先荣的《播种光明》（图5）等。雕塑题材内容的多样化，有助于雕塑艺术形式表现的多样化。
图1. 怒吼吧，睡狮！ 潘鹤等合作
图2. 吉祥鸟 曹国昌
图5. 播种光明廖先荣
（三）雕塑艺术形式的多样化，是新时期雕塑的又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无论是室内小型架上雕塑，或室外大型城市雕塑，雕塑家们大多能根据不同题材内容的需要，或环境特点，灵活采取或写实、或变形、或抽象等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在艺术语言以及艺术个性方面努力进行探索，这是由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比较宽松的环境，使艺术家们在艺术上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也正因为如此，新时期的写实雕塑也取得了新成就，出现了如张得蒂、郭其祥、孙家彬、张润垲和曾路夫合作的《宋庆龄像》、潘鹤的《孺子牛》、田金铎的《走向世界》、张德华的《张仲景像》、潘鹤、王克庆、郭其祥和程允贤合作的《和平少女》等写实雕塑力作。变形的则有刘政德的《寓言组雕》、潘鹤和梁明诚的《友谊泉》（图6）、雷宜锌的《中国女排群雕》、曾成钢的《起舞》、黎明的《亚细亚的崛起》。抽象雕塑佳作则有张立人的《升华》、梁明诚的《海风》、隋建国的《飘动的云》（图4）、李象群的《等待升起的太阳》（图3）和刘威的《太极八卦》等。
图6. 国际友谊泉 潘鹤等合作
图4. 飘动的雾隋建国
图3. 等待升起的太阳 李象群
关于雕塑的写实和变形问题，限于篇幅，这里就从略了。我想着重就新时期出现的抽象雕塑多谈几句。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一方面是老中青三代雕塑家有更多的机会出国留学、讲学和考察，参加国际间的艺术交流活动，另一方面，国家还有计划地请外国有影响的雕塑家来华讲学，举办一些像罗丹那样高水平的外国雕塑展览，更兼新时期以来，由于国门的大开，包括西方现代派艺术在内的世界各国艺术，像潮水般地涌入了中国，使雕塑家在重视学习中国古代优秀雕塑传统的同时，能够有机会广泛接触、了解和借鉴包括西方现代派艺术在内的世界各国艺术中的一些有益的因素，开拓了艺术视野。而现实生活所发生的新变化，也向雕塑家们提出了必须研究除写实以外的其它雕塑艺术语言形式的问题。因为当代中国在现代生活、现代城市的环境中，需要有变形和抽象的雕塑。如果不考虑环境特点，到处摆设写实雕塑，不适合环境要求。人民群众也希望能看到一些形式新颖和优美的变形或抽象的雕塑。我以为这就是在新时期能产生一些好的变形或抽象雕塑的社会大环境，从而使雕塑家们能放胆进行抽象雕塑的探索与创新。从新时期产生的一些艺术质量不错的抽象雕塑来看，说明抽象雕塑并不神秘，有才能的中国雕塑家，也能搞出放在世界上去比也能站得住脚的一流的优秀抽象雕塑。如著名雕塑家梁明诚，于1982年在意大利卡拉拉美术学院留学时创作的抽象雕塑《海风》，一经问世，就受到教授和同班的一些西方国家现代派雕塑家的好评，争相高价收购。1991年秋，著名青年雕塑家隋建国、李象群和刘威在日本创作的三件抽象雕塑，为日本箱根《91希望雕刻之森》展览主持人铃木实先生所认定，在艺术上超过了箱根雕刻公园中的一些作品，说他们的三件作品“为《希望雕刻之森》增添了光彩”，显示了中国雕塑家创作抽象雕塑也是有实力和水平的。
若将中国新时期产生的一些优秀抽象雕塑与西方抽象雕塑相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的抽象雕塑讲究某种象征意义，或富于某种哲理和思想内涵，从而使抽象雕塑更富于耐看的艺术魅力。例如，梁明诚的《海风》，给欣赏者的艺术感受是雕塑家借助对自然海与风的抽象表现，体现人的精神力度美。隋建国的《飘动的云》，意象原型来自佛教造像中的“飞天”，寓意吉祥与美好，体现天人合一，人的形象与飞翔的鸟、飘动的云融为一体，作品富于哲理性。李象群的《等待升起的太阳》，以倚卧翘首的藏女形象，比喻等待与期望中的人类，太阳作为人类希望的象征，等待太阳即为心中充满希望与憧憬。刘威的《太极八卦》，整个作品由八个卦象符号石墩，围绕当中一个立体的太极图，组成一个边长为8米的方阵，象征宇宙万物生化衍息。当然，作为一种艺术样式，抽象雕塑在中国出现不过十来年的时间，产生的精品还不是很多，还需要雕塑家们进一步努力去探索与创新。
（四）雕塑更讲究新材料、新工艺。五六十年代的室内小型雕塑，除少量木、石雕作品外，大量的是用石膏制作的。如潘鹤的代表作《艰苦岁月》，1957年参加全国美展时是石膏制的，后来才由国家出资铸铜，由中国美术馆、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收藏。那时的城市雕塑，只有水泥和石头两种材料。《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和《广州五羊像》是石刻，《北京农展馆广场雕塑》和广州中山纪念堂前的《孙中山像》则是水泥翻制品。
新时期以来，参加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的室内小型架上雕塑，规定必须是采用木、石、金属材料或玻璃钢制作的作品，才能上送参评，石膏翻制的作品拒收。对雕塑材料的严格要求，促使雕塑家们对雕塑新材料和新工艺的运用更加讲究。这在新时期城市雕塑的制作方面体现得更加明显。80年代以后，在大型城市雕塑中，普遍采用的是石、铸铜、铁、铝合金、不锈钢或玻璃钢材料，加工制作的工艺水平也越来越讲究，这对于增强雕塑的体量感、质感和表现力度，对于提高雕塑艺术质量是很有益的。雕塑家们把雕塑质材的运用及工艺制作问题，视为是提高雕塑艺术水平的重要构成因素，认真从国外传入的有关雕塑的新材料和新工艺中，学习、吸收和借鉴有益的东西，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
（五）城市雕塑的发展由“点、线”扩展到“面”。我国城市雕塑的建设直到80年代初期，一般都是“点”与“线”的规模，即在城市的某一个点建一个或一组雕塑。这些年来则由“点、线”，扩展到了“面”，出现了一些初具规模的雕塑群和雕塑公园的建设，如北京有景山雕塑公园，广州有中央公园雕塑群，并即将建成广州雕塑公园和潘鹤雕塑公园，江西有井冈山革命历史雕塑园，陕西有黄帝陵雕塑群，青海有黄河和长江源头系列雕塑，四川有德阳市雕塑艺术墙，辽宁有大连五彩城雕塑群和沈大公路系列雕塑等。1994年由国家城雕委和山东威海市政府，在山东威海市举行的有6个国家的雕塑家参加的国际雕塑大赛，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国际雕塑公园，陈列了获大赛奖的27件雕塑作品，形成一个世界性的雕塑露天博物馆。
（六）新时期呈现出一派人才辈出，老中青三代雕塑家互相促进和同步发展的特点。在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五六十年代，国家百业待兴，不可能将很多的资金投入到发展雕塑方面。因此，当时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本来就为数不多的雕塑家，因无雕塑可做而改行，每年为数不多的雕塑专业毕业生，毕业分配时却找不到与专业对口的单位。像当代著名的雕塑家潘鹤、钱绍武、王克庆、程允贤、张得蒂等人，在当时竟然未能有机会独自创作和完成一件大型城市雕塑。
由于五六十年代搞大型城市雕塑创作的任务少，因而偶然遇到有大型城市雕塑的创作任务，大都是几个甚至几十个雕塑家挤在一起搞集体创作。好处是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水平的雕塑家聚集在一起，有利于技术上的传帮带，有利于互相学习和取长补短，提高雕塑界的整体业务水平；缺点是不利于发挥雕塑家个人的艺术创造才能，这是当时“僧多粥少”造成的问题。
至于谈到十年文革对中国雕塑事业所造成的危害，对人才的摧残或许当列首位。在十年文革中，像老一辈雕塑家刘开渠、曾竹韶、滑田友、王临乙、肖传玖，当时正直中年的一批著名雕塑家如傅天仇、潘鹤和钱绍武等，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剥夺了从事雕塑创作的权利长达数年乃至十年之久，著名雕塑家肖传玖和曾新泉，竟被迫害致死。
新时期以来，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雕塑尤其是城市雕塑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迅猛和持续发展的美好前景。老中青三代雕塑家在新时期发展雕塑的大舞台上，都有自己适当的位置，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毕生为中国现代雕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老一辈雕塑家，老当益壮，焕发出艺术的青春。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刘开渠先生年逾古稀之后，还在孜孜不倦地为中国当代雕塑艺术的繁荣发展而努力工作，其精神令人感动。中壮年雕塑家，则以努力挽回十年文革中失去的艺术青春的劲头，为时代和人民奉献出许多优秀的艺术精品和力作。在新时期由大专院校雕塑系毕业的年轻一代雕塑家，欣逢盛世，有充分施展自己艺术才华的广阔天地。从他们中产生了像曾成钢、杨奇瑞、张克端、李秀勤、王祥、隋建国、李象群、展望、刘威、余志勇、沈婷婷、杨冬白、郭选昌、蒋志强、黎明、杨小桦、雷宜锌、傅中望、孙绍群、孙振华、陈洪辉、俞畅和程兵等一大批有才华的青年雕塑家。他们大多思想活跃，视野开阔，既有扎实的基本功，又富有创造力。从他们在新时期创作的受到社会各界好评的作品的题材、内容、形式、语汇和风格，乃至新材料的运用上看，他们各有不同的艺术追求，也各有不同的艺术风貌。我们完全可以满怀信心地预言，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中国雕塑艺术，尤其是城市雕塑艺术，必将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必将会产生更多的与伟大的中国名字相称的雕塑力作和精品，必将会产生伟大的雕塑家。
二
新时期的中国雕塑取得了为国内外瞩目的成就，但其在发展和前进的路上，也确实存在一些值得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且主要问题集中体现在室外大型城市雕塑方面。因此，我所谈的一些值得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也主要是有关城市雕塑方面的几个问题。
（一）我国城市雕塑的发展，目前尚处于做“填空题”的阶段。城市雕塑是一个城市至关重要的点睛之笔，它可以集中体现一个城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基本特征，给予城市空间以积极的内容和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以著名的城市雕塑作为该城市的象征或标志的原因所在。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是如此，波兰首都华沙的《美人鱼》和广州的《五羊石雕像》，也都是如此。因此，城市雕塑应当是构成一个城市的城市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一些国家的建筑立法，规定城市建筑的1—2%的费用，必须用于城市雕塑，这意味着从立法上将建设城市雕塑视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以统筹安排。但我们国家尚未能这样做。我们的一些城市往往是把建城市雕塑当作“填空题”来搞的。某位领导觉得某个城市空间、公共场所需要搞件雕塑作“填空”，于是便请人随便做一件安放在那里，根本不考虑雕塑的题材合不合适，雕塑的尺寸大小是否与周围建筑和环境空间相协调等问题。一句话，没有给予城市雕塑以足够的重视。在有的城市的规划中，不将城市雕塑作为其中应当考虑的一项重要内容。有相当多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对雕塑只字不提，有的虽然提及，也只是将城市雕塑放在建筑小品和园林绿地系统中一笔带过。因此，雕塑家为一些城市的公共场所和城市空间创作城市雕塑，总是处于做“填空题”的被动状态。这样，在若干城市兴建的雕塑中，出现题材内容、艺术形式乃至尺寸大小与该城市的人文景观和环境严重不协调的问题，也就毫不足怪了。还有，某个城市若有件什么好的城市雕塑，其它许多城市也竞相效法起来，结果到处出现大同小异的“母与子”风、“少女”风和“仙女”风；“天鹅满天飞”、“鹿、熊猫、大象满地跑”，把整个城市当成了“动物园”，也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一个城市应当建设一些什么样的城市雕塑，应当由该城市有关领导、人文历史方面的专家、城市建筑规划专家、雕塑家和园艺家共同研究，力求使兴建的雕塑能反映该城市的人文历史景观特点。因为，城市雕塑总是和人文历史环境，与建筑和园林等息息相关的，如何尽善尽美地处理好这些关系，是对于搞好城市雕塑至关重要的环境艺术美学问题。另外有关雕塑尺寸的问题，也要讲科学性。有的地方环境很小，就不能做体量很大的雕塑；反之，有的地方环境很大，雕塑做得很小，也会与周围的空间环境不协调。现在，有些地方做历史人物或纪念碑雕塑，动辄做五六米，甚至十几、二十几米，而不考虑雕塑放在具体的环境中合不合适。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倾向。
（二）强化管理，狠抓城雕艺术质量，是保证我国城雕建设事业积极、稳步和健康发展的关键。新时期我国的城雕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公正评价。但同时也应当承认，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反映最大的，是有关城雕质量的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这几年全国有千余件城雕作品出现。不好的作品、值得推敲的作品，数量相当可观，尤其是行家们反映，有些地方出现的一些作品，很不像话”（参见《全国城市雕塑简讯》1994年第8期）。
“1982年以来，全国城市雕塑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了数量不少的“城市垃圾”。以北京为例，“1982年到1992年已建成的222座城雕作品中，好的和比较好的171座，占总数72.5%，……艺术质量差的作品共51件，占总数27.5%”，“另有专家认为，北京的‘城市垃圾’还不止这51件”（见1995年《雕塑》创刊号）。造成城雕作品艺术质量低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1）个别持有资格证书的雕塑家，只讲经济效益，不顾艺术质量，昧着良心做雕塑，为了多赚钱，加快“创作速度”，自己不动手做，请一些素质很差的人放大制作，做完不过目，就算完成一件作品。有个别雕塑家甚至把国家颁发的承接雕塑的资格证书出租，借给别人，来收取报酬。
（2）商品经济的大潮也对城市雕塑造成了影响。五六十年代搞大型城市雕塑，造价低稿酬也低，所以，那时外界没有人插手雕塑界。进入80年代以后就不同了，由于雕塑的造价比较高，相对来说利润和稿酬也比较高，于是，不但有若干不懂城雕创作艺术规律，搞其他艺术品种的人员插入了这一领域，甚至连一些文化素质很差，根本不懂什么叫雕塑艺术者，也纷至沓来。更为恶劣的是，有些唯利是图的商人搞“皮包公司”，到处“提篮子”，买空卖空，转包雕塑业务，牟取暴利。
（3）主办单位的有关领导人员不熟悉城市雕塑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缺乏经验，不能对承接雕塑业务者提出高标准的要求。更有因资金不足，主办者凑合行事，找那些要价低的制作者，以为随便胡弄起一个造型来，就是“城市雕塑”。“假冒伪劣”的“城市雕塑”不但在经济上造成了劳民伤财的严重后果，而且严重地污染了城市的环境，业已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
针对城雕建设管理方面所存在的上述这些问题，全国城市雕塑指导委员会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并积极参与起草有关建议，讨论拟定了《城市雕塑管理办法》。预计该办法由文化部和建设部颁发后，对加强城雕建设管理和控制早几年在城雕建设中的混乱状况，将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据说，北京、上海和合肥等地，就按管理办法，拆除了一些艺术质量很差的所谓“城雕”。与其它美术种类相比较，城雕具有相对的永久性，造价比较高，建起来后也不会轻易撤除掉。这就要求制作加工的艺术质量必须是高水平的。因此，需要有相应的管理措施和完善的管理制度。
（三）应当采取措施，加强理论建设与信息交流的工作。著名青年雕塑家隋建国同志在前年8月10日《人民日报》文艺部和全国城雕委召开的《城市雕塑艺术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在城市雕塑高速建设的背后，掩盖着对于理论研究、交流、探索等基本因素的忽视”（参见《全国城市雕塑简讯》1994年第11、12期）。这亦是许多关心中国城市雕塑发展命运的同志的共同的意见。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指导委员会）和艺术委员会成立至今14年了，领导同志多由著名的雕塑家兼职。为发展我国的雕塑事业，他们日夜操劳，甚至牺牲自己从事雕塑创作的时间，一心扑在城雕领导的工作上。从1982年至今14年来，全国城雕规划组（指导委员会），先后组织召开了几次全国城雕规划工作会议，组织了1984年的《全国城雕设计方案展览》、1987年的《全国首届城雕评奖》、1994年的《第二届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展览》，向全国雕塑家颁发了首批资格证书，组织了1993年《海峡两岸雕塑交流展》，1994年与山东威海市共同组织了国际雕塑大赛，于1994年秋聘请前苏联雕塑家谢·阿·库巴索夫任教，举办了雕塑艺术创作研修班等等。这充分说明，领导成员大多为兼职，办事人员很少的全国城雕规划组（今指导委员会），十多年来为发展中国的雕塑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
但是，正像一些雕塑家指出的，可能是因为人手太少，工作太忙，或忽视理论建设等原因吧，十几年来，全国城雕规划组（指导委员会）却未能就我国城雕发展中的一些带根本性的和重要的学术问题，召开过一次学术研讨会。十几年来，搞了两次规模宏大的城雕展览，另外，这些年来几乎每年都有几百件甚至上千件城市雕塑建起来。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也没能办起一个有关环境与雕塑的刊物来，供全国千余名老中青雕塑家用作开展交流、研讨、争鸣和思考问题的场地。各地与各地之间，雕塑家与雕塑家之间，缺乏信息交流和交换，缺乏互通情报和学术探讨。是到了采取措施，纠正这种偏向，加强雕塑理论研究的时候了，否则就会影响雕塑艺术的发展了。
我从以上三方面，分析了新时期城市雕塑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我想，只要采取措施，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