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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5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167(2010)06-0058-08
自1920年我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私立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开设中国图书馆史略、西洋图书馆史略等课程开始，图书与图书馆史教育已伴随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一起走过了90年的历程。作为图书馆学教育中最早设置的基础课程之一，图书史与图书馆史课程在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其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生动而深刻地展现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水平与成就。纵观图书和图书馆史教育90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以社会的变迁和图书馆学教育的变化为标准将其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大约为30年时间。
1 初创的30年（1920-1949年）
1920年，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胡庆生先生在武昌文华大学创办文华图书科，开创了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先河。其后，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在全国各地渐次展开，如1921年开办的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图书管理科，1925年开办的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1926年在成都开办的四川图书馆专科学校，1927年开办的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1930年开办的江苏省立教育学系图书馆组，1941年在四川璧山开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1947年开办的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学专修科等[1]。然而，因为各种原因，这些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机构大多开办数年即中途停办。
这一时期，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处于初创阶段，以模仿美国图书馆学教育为主，教学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主要以图书馆实用技术为主，注重图书馆实习[2]，同时兼顾中国图书馆发展的实际需要，融合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或者教学内容，其中图书史、图书馆史课程较早成为图书馆学基础课程体系的组成部分，受到比较普遍的重视（见表1）。
从表1可见，1920年至1949年间创办的8所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机构中有4所机构开设了图书史、图书馆史课程。可以说图书史、图书馆史教育自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创立之初就已是专业教育的基础课程之一。这一时期的图书史与图书馆史教育基本上是分别开设的课程，同时比较重视西方图书馆史的教育，如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开设有中国图书馆史略、西洋图书馆史略两门图书馆史课程。其中，西洋图书馆史略课程采用萨费基(E.A.Savage)著、毛坤先生翻译《西洋图书馆史略》教材，主要讲述欧美图书馆之起源、发展及现状，教学课时与中国图书馆史略一致，同为20个课时[5]。1941年创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办学十年，学制四年，课程体系包括：学系共同必修、主系共同必修、分组必修、辅系课程及选修课程五项[6]，其中，图书馆史、中国书史为专业必修课程。
2 发展的30年（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的图书馆学高等教育机构基本上只有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两个科系，其间曾出现过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学博物馆学专修科、北京文化学院图书馆研究班、吉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中国科技大学情报科学系图书馆学专修班等，但仅发展几年就停办了[7]。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末期，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共培养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约2000人[8]，图书和图书馆史教育也进入了一个较快发展期。王重民、刘国钧、皮高品等多位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开始关注并致力图书史和图书馆史的教学与研究，谢灼华、卢中岳等一批青年学者亦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奠定了近60年来我国图书史和图书馆史教育的发展基础。
在1965-1971年间，图书馆学教育基本停滞，图书史与图书馆史的课程教学亦随之停顿。1972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恢复招生（工农兵学员）后，图书史和图书馆史课程的教学才开始逐步恢复。根据不完全调查、访问与统计，这一时期的图书史和图书馆史课程开设情况见表2。
课程教材建设方面，20世纪50年代中期，刘国钧、皮高品等率先编写了多部讲义和教学参考书，奠定了图书史和图书馆史教育的发展基础。1961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亦称高校六十条）发布后，北京大学与武汉大学召开了图书馆学专业教材编写会议，协商以“合作编撰、分头开展”的方式开展专业教材的编撰工作，短短数年内产生了一批图书史和图书馆史教材（见表3）。
从表3可见：1949-1978年编写的图书史、图书馆史教材及相关参考资料共计17种。书史以刘国钧编写的《中国书史简编》和皮高品编写的《中国书史讲义》最具代表性，其中刘国钧的《中国书史简编》于195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成为这一时期唯一正式出版的书史教科书；而谢灼华负责，由武汉大学与北京大学两校合编，于1959年完成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教材则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史的第一部正规课程教材。这些教材的编写和出版，不仅改变了此前图书史和图书馆史专业教材缺门少类、内容贫乏的局面，而且奠定了图书史和图书馆史教育的专业化发展基础。
在教学内容上，武汉大学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课程主要按历史时期和朝代顺序讲授古代藏书机构与藏书事业发展，重点是官府和私人藏书，兼及书院和寺观藏书，受当时社会意识的限制，不涉及民国以来的图书馆发展史。北京大学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课程起初亦以讲授中国古代藏书史为主，其后包含近代和现代图书馆事业史，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比较齐全，但是受当时社会思想意识的影响比较大。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图书史、图书馆史教育主要在武汉大学与北京大学进行，在课程设置、教材编纂、课程内容建设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些成就和经验，奠定了新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教育的基础。
3 完善的30年（1978-2010年）
1977年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开始恢复图书馆学本科教育，与此同时，全国多所高校纷纷开始创办图书馆学系和专业，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进入全面恢复和繁荣发展时期，专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升。1981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首批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图书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大学获得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9]。1983年谢灼华先生率先招收中国图书馆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来新夏先生在南开大学开始招收中国图书事业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96年谢灼华先生开始在武汉大学招收中国图书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由此我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教育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教育层次，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见表4-6）。
在这个时期，教材建设有力地推动了图书和图书馆史课程的设置和建设。过去图书和图书馆史课程教材大都停留在自编、油印和内部交流上，正式出版的极少。1978年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有8种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教材被教育部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规划（1978-1983年），60余种教材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1985-1990年）[10]。其中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被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这是第一部由国家统编出版的图书和图书馆史教材，填补了该课程专业教材的空缺。该教材在其后的20余年间屡次修订，被许多高校采用，有力地推动了图书与图书馆史课程在各校的开设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学术影响。此外，程焕文的《中国图书论集》、《中国图书文化导论》，肖东发、杨虎的《插图本中国图书史》等著作亦被多所高校相继采用。1996年教育部高教司还出版了《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教学大纲》[11]，该教学大纲的颁布对于规范图书与图书馆史的教学内容，推动图书与图书馆史教育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图书与图书馆史教材亦呈现出丰富多样性的特征，据不完全统计，曾被列入高校专业教材的图书史著作约有24种（见表7），图书馆史或图书馆事业史类著作约计有16种（见表8）。
1987年，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在图书馆学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力地推进了图书史与图书馆史专业课程的改革与创新，合并图书史和图书馆史两门课程成为此时期图书和图书馆史教育的基本潮流。
1992年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学专业系主任联席会议确定《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等12门课程为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次年，第二次图书馆学系主任联席会议进一步认定了这12门核心课程，并就各门核心课程教学大纲的编订原则、体系、标准等作了详细的讨论[12]。1993年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指定图书与图书馆史等12门课程为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13]。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确立了图书与图书馆史课程在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中的核心与基础地位。根据1995年全国高校第三次图书馆学系主任联席会议对17所专业教学机构的课程统计分析，有6个系开设中国书史和图书馆史专业必修课，4个系开设中国书史和图书馆史专业选修课；另有5个系开设比较图书馆学（含外国图书馆史）与文献保护等必修和选修课程[14]。可见，图书和图书馆史课程在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中的地位大致稳定。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冲击和图书馆学教育的变革，不少院校削减传统图书馆学核心课程，大量引入新信息技术课程，图书与图书馆史课程受到了较大的冲击。1998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和2003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确定的图书馆学本科核心课程中，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课程均未入选[15]。据程焕文、潘燕桃主编的《世界图书馆学教育进展》资料统计，2003年时全国20个图书馆学专业均开设有图书与图书馆史相关课程（见表9）。然而，到2007年时，我国18所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教育机构中，仅有6所开设图书与图书馆史的课程；13所图书馆学专业研究生教育机构中，仅有5所开设图书与图书馆史的课程[16]。可见，在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创新与课程改革潮流中，图书与图书馆史课程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地位被弱化，形势不容乐观。2010年，通过对各院系开设课程的网络调查发现，图书与图书馆史课程及部分含有图书与图书馆史教学内容的课程开设情况似有所回暖，开设该门课程的院校数量有所上升（见表10）。从历年的变化来看，始终坚持注重这一课程及相关教育的院系单位主要为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郑州大学、安徽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
进入新世纪以后，与图书与图书馆史教育日渐式微形成较大反差的是，有关藏书、图书馆史的研究逐渐升温，出现了许多图书馆史研究著述。2005年8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学术研究委员会首次设立“图书馆史研究专业委员会”，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图书馆史学研究。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开始反思我国图书馆学专业课程的改革，认为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改革过于激进，影响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导致学生缺乏一个稳固的人文知识教育背景；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图书与图书馆史等传统专业课程。2009年在西北大学召开的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三次工作会议暨图书馆学专业系主任联席会议审定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中，特别强调掌握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史、图书馆与社会、图书馆事业建设理论等图书馆学基本理论是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必须具备的知识结构，并推荐阅读学、文献学、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古籍版本学等作为专业选修课程[17]，重新肯定了图书史和图书馆史教育在培养图书馆学专业人才中的重要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全面恢复和繁荣，我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教育已发展形成比较完整的、多层次、多类型的教育体系，教学内容经历了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从不丰富到比较丰富的改革发展过程，正逐渐发展成熟，成为图书馆学教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4 图书与图书馆史教育代表人物
4.1 刘国钧
刘国钧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图书史研究。50年代中期，受外国人讲授中国书史的影响，刘国钧先生和皮高品先生相约分头撰写讲义，分别在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开设“中国书史”课程。1956年，刘国钧先生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中国书史简编》的编纂工作。该书改变了以往图书史研究注重书籍的生产技术和艺术，忽略书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一倾向，构建了一个以中国历史发展为背景，从图书的形式、内容和社会作用三个方面较系统地阐述中国图书历史的专门史体系，奠定了中国图书史研究的基石[18]，可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中国图书史研究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19]。《中国书史简编》在经历了大约两年的教学应用之后，于195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1982年经郑如斯订补，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再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有关“中国书史”的大学教材。该著作还曾在1964年和1980年两次被日本学者松见弘道译成日文出版，在海外亦颇具影响。此外，刘国钧先生还先后编纂出版了《可爱的中国书》（1952年）、《中国书的故事》（1955年）、《中国的印刷》（1960年）、《中国古代书籍史话》（1962年）、《中国书的故事》（1963年）等多部中国书史专著。这一系列论著，确立了中国书史研究的主要课题和学术框架，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中国书史研究[20]。
在从事中国图书史研究的同时，刘国钧先生从50年代中期起一直承担着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中国书史和图书馆事业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直至文革开始。1955年刘国钧先生开设《中国书史》课程；1960年又承担起为函授生开设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课程；1962年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当时中国图书馆事业史是一门崭新的课程，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此之前，只有比较少的年表式的文章和一些专题的、片断的论文，没有系统的著作和现成可用的教材[21]。刘国钧先生结合自己的研究先后为所开设的课程编写了《图书馆事业史大纲》、《中国图书事业史学习指导书》、《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参考资料》和《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等教材及参考书，授课内容充实、新颖，系统性强，深受学生欢迎，五、六十年代听过刘国钧先生课程的学生如今不少已成为我国图书馆界的专家学者，每当忆起当年听他讲课的情景，崇敬和怀念之情油然而生[22]。可以说刘国钧先生是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教育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4.2 皮高品
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皮高品先生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讲授中国图书史课程近十年。皮高品先生讲课必事先撰写讲稿，印出讲义，亲自授课[23]。1955年，皮高品先生在北京大学与刘国钧先生共同议定了中国图书史的撰写大纲，然后分别撰写讲稿，并拟于1956年2月在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同时开讲中国图书史课程。1956年皮高品先生首先完成了《中国图书史讲义》，作为校内教材该书后于1962年、1964年增订印刷多次，1986年更名《中国图书史纲》，由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出版。
“皮先生在这本讲义中有许多创见，特别是在1964年的印本中，还系统地提出了他的书史分期理论。他是首先提出按照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给中国书史的发展进行分期的”[24]。“在书史领域中皮先生是第一个试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的第一部书史的系统著作。比起以往的书史著作来，这本讲义在材料和观点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甚至在结构和体系上，为以后所产生的书史著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很多以后的著作，在体例上接受了它的模式，在观点和材料上也受到它的影响”[25]。“《中国图书史讲义》开创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图书史进行系统地研究。他和刘国钧先生一起树起了这面大旗，这是对中国书史研究的一项突破，是两位先生的一大功绩，并为以后的中国书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从而也奠定了《中国图书史讲义》在中国书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26]。
皮先生认为“中国图书史作为教材，只能写出概括性的大纲，不能对历代名家名著各写一简介，而这样的写作是需要”[27]。于是1989年皮先生又出版了他的另一部重要的书史著作——《中国历代名著名家评介》。这部80万言的学术著作，涉及了我国历代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典籍，包括哲学、文学、史学、医学、农学等方面，同时还对“五四”运动时期影响我国新文学文化的欧洲名著名家也加以评介，为中国书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4.3 谢灼华
“如果说刘国钧先生是中国书史的开创者和奠基者的话，那么，谢先生则是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开创者”[28]。谢灼华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致力于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1958年留校后，开始开设图书馆史课，1959年秋编写《中国图书馆事业史》讲义。此后又与樊长新先生合作编纂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史》（1962年版）、《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参考资料》等教材和参考资料[29]，初步构筑了我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基本体系。
自1984年始，谢灼华先生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图书和图书馆史，试图“通过总结图书和图书馆发展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历史经验，探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图书的编制、整理、出版和图书的收集、整理与利用，阐明它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影响中的发展特点，从而说明文化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30]，并据此于1987年编写出版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该著共分：简帛书时期的图书和藏书、写本书时期的图书和藏书、印本书时期的图书和藏书、机械印刷时期的书刊和图书馆等4编，首次将中国图书史和中国图书馆史两个专门史融为一体，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明史的广阔背景下阐述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图书馆史学体系。其后，该教材被许多高校相继采用，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图书馆史学‘教科书’，其影响不言而喻”[31]。2001年，谢灼华先生又出版了与傅璇琮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该著共分8编，共计112万字，通论中国古今各类藏书的源流聚散、历代的藏书思想和当今的研究成果，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下打通了中国藏书与历史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图书馆学等相关学科的联系，从而建立了中国藏书学、藏书文化学的基本体系[32]。
20世纪80年代初起，谢灼华先生开始致力于中国图书馆史学的学科建设，于1983年率先在国内招收培养“中国图书馆史”硕士研究生，开设的课程包括：中国图书馆史史料学、中国图书馆学史、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版本学、中国书史、地方文献研究；自1996年开始招收中国图书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在原有的中国图书馆史本科课程教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完整的中国图书馆史教育层次。因此，可以这样说：谢灼华先生为中国图书馆史研究和教育的创立和发展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33]。
4.4 来新夏
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鉴于过去中国书史、目录学史和图书馆史三分天下，来新夏先生开始构思将中国书史、目录学史和图书馆史“三史合一”，即以图书为中心，而将涉及与图书有关的各种事业，包括制作、搜求、典藏、分类和再编纂等包容进来，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体系，以便利教学和学习。于是，来新夏先生开始着手编写《中国图书事业史》。1985年，来新夏先生开始招收中国图书事业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教材的编写进程加快，经三易其稿，四度修订，《中国图书事业史》始勒定成稿。
其后，《中国图书事业史》一分为二，相继以《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于1990年、2000年正式出版。其中，《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一书获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成果奖著作一等奖。“来新夏先生等著《中国图书事业史》的基本内容是以图书为中心而涉及与图书有关的各种事业，包括搜求、典藏、管理、整理和编纂等，既非学术发展史，也非历代著述史，而是一种新的图书事业史。就多个专门史的整合而言，来新夏先生的中国图书馆史学思想与谢灼华先生的中国图书馆史学思想有相似之处，但是，在历史分期、内容整合等许多方面，来新夏先生的《中国图书事业史》与谢灼华先生的《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可以归结为两个不同的史学体系”[34]。
来新夏先生通过《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系列教材的编写，改变了传统的图书馆史学课程设置重见迭出的弊病，实现了三史合一，推动了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学课程的发展。2009年来新夏先生又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合二为一，经删订整合，以《中国图书事业史》完整专题史的形式正式出版，成为反映自古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中国图书事业悠久历史的一部通史。
4.5 其他人物
此外，程焕文、王余光、徐雁、王子舟等多位学者也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研究及教育的发展。程焕文先生长期致力于信息资源管理、文献发展史与图书馆事业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在中山大学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课程，已出版了《中国图书论集》、《中国图书文化导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等多部图书馆史学研究著作。此外还参与了1987年出版的由谢灼华先生主编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及2005年修订本的编写工作。程焕文先生作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史专业研究委员会主任，一直是加强图书和图书馆史研究与教学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王余光先生致力于文献学、阅读文化与现代出版业等领域的研究，在北京大学为研究生讲授《文献学研究》课程，已出版《中国文献史》、《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文学与典籍》、《中国文字与典籍》等多部学术专著。其中《中国文献史》提出将文献著作量作为划分文献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改变了过去以图书的物质形态作为划分图书发展阶段主要标志的传统划分体系。徐雁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图书文化史研究，在南京大学讲授《中国书文化史》、《阅读文化学》等书史课程，出版《中国旧书文化史》、《中国旧书业百年》、《秋禾书话》、《中国图书文化简史》、《藏书与读书》等10余种学术著作，并以副主编的身份参与了《中国藏书通史》的编写工作。王子舟先生长期致力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图书与图书馆史研究和图书馆学史研究，其在北京大学所开设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史”博士生方向是目前我国为数不多的图书和图书馆史高层次人才培养方向之一。可以说以上四位学者是目前国内图书和图书馆史研究和教学的领军人物。
图书和图书馆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是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图书馆史学，图书馆学这个学科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90年来，我国图书与图书馆史教育从无到有，从初创到成熟，形成了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的图书和图书馆史教育体系，图书史、图书馆史教育已经成为一门重要的专门史教育。可以预见，未来的图书与图书馆史学教育将会不断为人们所重视，在不断变化的图书馆学教育中稳定地发展下去，在我国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收稿日期〕201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