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与舆情的关系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舆情论文,舆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03(2009)04-0393-06
近年来，“舆情”作为一个词汇已经被大众所熟悉，其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成为政府机关、社会大众共同关注的新概念，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但在实际的应用和研究中，大家对舆论和舆情的关系认识并不十分清晰，因此，有必要对此作出解析。
一、舆论与舆情的内涵界定
（一）舆论的定义
作为一门学科，舆论学兴起于上个世纪初，美国著名学者沃尔特·李普曼教授1922年出版的《舆论学》就是该学科的奠基作品。因此，舆论学的发展历史并不是很悠久。我国舆论学的发展历史则更短，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形成[1]。舆论是指社会民众参与社会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社会政治态度，它必须是集合化了的公众意见。
1.舆论属于浅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舆论的本质特征来看，它是集合化了的公众意见，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对舆论的表现特征不作深入的研究比较，很容易在高度抽象化的本质特征层面上把舆论与社会思潮、民意等概念等同起来，进而影响人们对舆论概念的认识。舆论是属于浅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有别于高度抽象化、系统化、理论化的其他层面的社会意识形态。舆论学专家认为，舆论是“公开的社会意见”，舆论在表现形式上必须是冲口而出、公开表达的意见[2]。因此，有人把舆论形容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气团”，是表面化的社会意识形态[3]，其内容是浅层次的、表现形式是多样性的，其核心价值往往处在“非主流”状态之中。
2.舆论内容的集合过程具有典型的民间性。舆论是集合化了的公众意见，社会意见的集合可以理解为一个系统化、抽象化和科学化的过程，因此，有人对集合化了的社会舆论这一概念产生了误解，认为这样定义舆论就把舆论与深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等同起来了，就与民众感知的舆论割裂开来了。在这样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也有人认为舆论就是民众的议论。造成上述误解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舆论内容的集合过程具有典型民间性的特征理解不到位[4]。舆论学认为，一拨舆论必然存在“意见领袖”，其实“意见领袖”的存在就是一个意见集合的结果，个别人、个别小团体所产生的社会意见，在没有一个集合化过程的条件下不能构成舆论，只能是民间议论。但我们也不能对社会意见的集合化上升为自觉性的行为并提高到政府及相应机构的组织行为层面的高度。其实，舆论内容的集合过程具有典型的民间性，就是民间大众自发的随意的集合过程。当然，民间性的特点也表明，意见集合的形式包括了非理性形式，而且当前意见集合的形式比较多的是非理性的形式，如网络推手、人肉搜索等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谣言也构成了舆论的表达形式，时下流行的短信、段子也是舆论的表达形式。这一特征可以用当下政府着重关注的信访管理和舆情管理两项工作来对应。没有集合成舆论的议论大多属于信访工作的范畴，而上升到舆情的舆论则必须进行即时处理。
3.舆论内容本身是理性和非理性社会意见的集合。舆论具有天然的大众性，这是舆论得以快速和广泛传播并易于被大众接受的根本原因所在，这是舆论的优势。但反过来讲，舆论的这种天然的大众性是建立在意见内容具有理性和非理性内容高度混杂的基础之上的。笔者认为，但就一拨舆论的内容组合来分，可以分为理性的舆论、完全非理性的舆论和具有理性价值内核的非理性舆论。如2008年西藏3·14事件中，国民表达的爱国舆论完全是理性的；2009年的湖北石首事件则是一拨完全非理性的舆论。但社会上存在更多的是具有理性价值内核的非理性舆论，如2009年杭州文二西路飙车案件中的网络舆论。所以，舆论内容的这种非理性成分，决定了舆论内容与表达方式是丰富的，是适于民间大众广泛传播的，也是民众愿意接受的。
（二）舆情概念的内涵界定
笔者认为，舆情是我国独创的概念。“舆情”作为一个没有确定涵义的词，在中国古代就出现过，但作为一个现代意义的舆论范畴的概念，则是在本世纪初提出的，而为大家所广泛知晓则是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这次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决定》中提出了加强舆情管理的要求。但在现有的词汇中，与“舆情”具有相同词义解释的名词有“舆论”、“民意”等概念，特别是与英文词汇public opinion的对应中出现了“舆论”、“舆情”和“民意”三个词汇通用的既定事实，这就给舆论与舆情的关系辨析增添了复杂的因素。
1.舆情的词汇使用和概念使用。“舆情”作为一个词汇在我国古代就使用过。据专家考证，最早使用“舆情”这个词汇的是《全唐诗》中南唐诗人李中的《献乔侍郎》一诗：“格论思名士，舆情渴直臣。”另外，清代文献中三次出现“舆情”这一词汇[4]。笔者之所以认定上述文献中出现“舆情”只是一种词汇的使用，有两方面依据：一是当时并没有出现“舆情”这一概念，因为概念是需要确切的内涵与外延作支撑的；二是社会各界并没有广泛使用“舆情”这一词汇，也就是说还没有一个应用的状况。由此可见，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出现的“舆情”只能是一种词汇使用。笔者认为，舆情的概念使用是在（学术界相对比较认可的）王来华教授确立狭义的舆情概念之后。这一结论可以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和现代社会使用舆情概念的基本事实中得出。目前，我国最早对舆情进行专门研究的是1999年成立的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而社会各界广泛使用“舆情”这一词汇则是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基于对舆情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应用情况的考察，笔者认为，目前对“舆情”这一词汇的使用是在赋予了舆情确切的内涵界定之后，可以称之为概念使用。当然，我们必须面对与英文词汇public opinion的对应中出现了“舆论”、“舆情”和“民意”三个词汇通用的既定事实。经过一定程度的考证，笔者发现，18世纪卢梭提出的“public opinion”的概念在译成中文时，与之相对应的是“舆论”和“民意”两大词汇，还没有出现过直接译成“舆情”的中文译法。笔者查阅了相对权威的《牛津英汉词典》，该词典没有将“public opinion”直接译成“舆情”，目前国内所有英汉词典对“public opinion”的翻译都是“舆论、民意”。相反，在舆情概念广泛使用后，国内的许多著述在译成英文时将舆情翻译为“public opinion”。笔者认为，这正是学术界对舆情概念没有统一认识而带来的概念使用的混乱局面，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必须厘定舆论、舆情与民意三个概念的必要性。
2.舆情的词义介绍及其应用缺陷。在没有确立舆情确切的内涵之前，舆情作为一个词汇有着它特定的词义。《辞源》把“舆情”解释为“民众的意愿”。《辞海》提到了“舆情”，但没有对其作出词义界定，只是在解释“舆”时作了一个辅助的组词。《辞海》将“舆”解释为“众人的”，那么望文生义，“舆情”就是“众人的情绪、意见”。《现代汉语词典》则将“舆情”解释为“群众的意见和态度”。从词义上看，舆情与民意存在词义重叠的现象，因此也容易产生应用过程中共同使用的情况，而这恰恰是“舆情”在应用上的缺陷所在。具体而言，这种应用缺陷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为地造就了两个同义词，并模糊了两者的内涵联系。就词义而言，“舆情”和“民意”就是一对同义词，从词汇学的角度讲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作为现代科学重点研究的两大领域，出现重叠的现象则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舆情”、“民意”和“舆论”作为实实在在的社会意识形态，各自有着特定的运行内容、独特的运行规律和清晰的运行边界，并由此形成了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如果词义上的混同现象不加以纠正，则不利于对它们的具体研究。另一方面，不利于国家管理者精确化的分工管理。民意管理历来是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舆论管理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但更为重要的是，舆情（特别是网络舆情）的发展使得舆情应对成为政府舆论管理的主要手段，在社会管理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精细的当今社会，不厘清三者的关系显然不利于具体的工作。
3.舆情的概念界定。舆情的概念有很多种说法，如毕竟认为，舆情是指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群体对某些社会现实和现象的主观反映，是群体性的意识、思想、意见和要求的综合表现[5]。王来华、林竹、毕宏音则认为，舆情是一个狭义的概念，由主体、客体、空间和中介性社会事项组成，舆情是一种社会政治态度[4]。张克生则扩展了舆情的狭义概念，他认为舆情是社会客观情况和民众的主观意愿，简称为社情民意[6]。上述概念的存在也从侧面证明了厘定“舆情”概念的必要性。笔者认为，我们讨论舆情就必然与舆论联系起来，不能简单地把舆情等同于舆论或者说等同于社情民意，也不能把舆情与舆论完全割裂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认为必须对舆情的概念特定化，这种特定化就是王来华教授说的在“舆情”传统词义的基础上进行狭义化界定[4]。因此，舆情的定义应该是：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舆情主体的民众对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我们认识舆情的特征时，必须把舆论的上述特征完全拷贝过来，这是我们认识舆情的一个基点。
“舆情”的这种概念特定化或者说狭义化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第一，舆情内容主客体关系已经特定化。在现实运行中被界定为舆情的社会舆论都体现为作为舆情主体的民众与作为舆情客体的国家管理者构成运行关系，这种关系的特定化就是对“舆论”范畴中比较宽泛的主客体关系的一种狭义化。应该说，舆情的主客体关系更加清晰、指向更加明确。当然，这种狭义化不是人为确定的，而是适应舆情发展实际的需要。第二，引发舆情的事项特定化。目前网络舆情已经成为最主要形式的舆情，因此我们对网络舆情的分析具有典型意义。而每一拨网络舆情的发生都与公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有关，都是具体的特定的事项引发的，由其他事件、现象、人物等元素引发的网络舆论在运行上没有舆情那样强势，在政府正面、即时和强势的应对要求上也没有舆情那样高。如发生于2009年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静的“贪污门事件”和方静的“间谍门事件”，由于其涉及内容的非公权力性和客体的非国家管理者化，我们没有称之为舆情，而是作为一般的网络舆论来处理。第三，依托载体的特定化。舆论与传播工具的关系是考察舆论的一个独特的研究角度[2]，在一般的社会舆情中，依托新闻媒体发展的舆情非常强势，而且成为社会舆情的主要形式。依托网络发展起来的网络舆情迅速成为舆情运行的主要形式。由此可见，传播工具的特定化决定了舆情发展的特定化。正是以上三种特定化的发展要求，使我们对“舆情”进行概念的狭义化成为必要。
二、舆论与舆情的共同点分析
在舆情概念狭义化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把“舆情”与“民意”有效地区分开来，而且非常巧妙地厘清舆论与舆情的边界。笔者认为，舆论和舆情是一对从属概念，舆论包含了舆情。也就是说，舆论是个大概念，舆情是个从概念，舆情具有舆论所有的本质特征和大部分运行特征。
（一）舆论和舆情的本质是一致的
首先，舆论和舆情都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构成了当今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舆论和舆情是民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公众态度，这种公众态度是民众对某一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见的集合体，而不是单纯的议论，也就是说，舆论和舆情是对民众的公众意识的一种整合，是一种稳定的社会意识表达，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舆论和舆情是民众参与社会生活的表现形式，是社会实行民主管理的思想基础。现代舆论学认为，舆论是公众意识的整合，民众是不经组织而具有一致意向的大众，它和一般意义上的群众是不同的。由此可见，舆论不是民众简单的表达意见，而是民众的意见在初始表达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集合，在一定的层面上形成了一种群体性的意见，这种群体性的意见总体上来说具有科学理性的成分，同时也会夹杂非理性的因素，这是我们认识舆论的出发点，也可以说是舆论的本质特点之所在。舆论和舆情最终必然成为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再次，舆论和舆情是社会民智的集中体现。尽管舆论和舆情是复杂的，中间夹杂着复杂的利益关系，但就其本质而言，舆论和舆情必然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所以民众总是考虑社会的和平、安定与幸福，追求公正、平等、互利和互助。因此，舆论和舆情的充分表达必然是一个社会意识得以彰显的过程，必然是绝大多数民众的公共利益诉求得以实现的过程，而且社会舆论和舆情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众预测社会发展的智慧体现。
（二）两者都是一种公开的言论形态
我们考察舆论和舆情时，要把握的关键点就是它的形态和状态。就舆论和舆情的形态而言，它们必然是一种言论形态。理解言论形态最直观的办法就是将言论形态与理论形态相比较。《现代汉语词典》对“言论”和“理论”这两个词汇作了分别的释义：“言论”是关于政治和一般公共事务的议论，“理论”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由此可见，言论形态与理论形态是不一样的，言论形态在社会意识层面属于浅层次的，但其表现形式比理论形态要丰富得多，参与主体也有很大差异，言论的参与人员层次多而且复杂，这就是舆论和舆情的特点。就舆论和舆情的状态而言，两者必须是公开的状态，这是意见集合的必然要求，只有公开的状态才能集合成舆论和舆情，当然，这种公开状态也是舆论和舆情传播的必要条件。
（三）两者的运行状态是一致的
首先，从系统论的角度而言，舆论和舆情的运行必然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是一个信息运行的过程。两者的运行过程可以分为起始、扩散和整合三个阶段，在这三个不同阶段中，信息的流转是按照不同的要求在传递的。其次，舆论和舆情的发展是一个无规则的扩张运动。舆论和舆情的扩张可以分为单一型和复杂型两种情况，信息源头的单一性可能导致其扩张是单一型的，也可能导致其扩张形式是复杂型的，但信息源头的多样性则决定了它的扩张必然是复杂型的，因为舆论和舆情运行是各种信息相互影响、相互交叉、相互吸收的过程，是一个无规则的过程。再次，舆论和舆情的运行必然造就一个核心受众层与之互动，并进而催动舆论与舆情的进一步发展。
（四）两者的运行都需要依托载体
现代舆论的发展必然与某一种被广泛运用的载体紧密相关，这是现代舆论学的一个重要观点。事实上，现代舆论已经走出了口口相传的传统发展模式，这就是舆论和舆情空间的发展问题。现代舆论比较注重舆论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正是发达的新闻媒体支撑了现代舆论的发展，但同时由于舆论发展过分依赖于新闻媒体，使得掌握新闻媒体的机构和组织当然地成为了“意见领袖”[7]，舆论的引导相对简单一些。而发展到以网络舆情为社会舆论的主要表达形式时，舆情所依赖的载体就是网络，这也带来了“意见领袖”的革命。但归根结底，舆论和舆情的运行必须依托一定的载体，这种依托载体的选择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过程，并不容易人为控制。这也是我们进行舆情管理必须认识到的一点，否则就会出现一碰到舆情就简单删帖、关网和封杀IP地址的蠢举，不利于舆情管理。
三、舆论与舆情的差异性解构
舆论与舆情有一定的区别，这种区别来源于我们对舆情概念的狭义化。鉴于舆论与舆情是一对从属概念，我们在对两者作差异性解构时，首先要对两者作出准确厘定。明确地讲，这里所说的舆论是包含了舆情的社会舆论的总和。两者区别的主要因素是两者的发生机制。舆论的发生机制比较宽泛，而舆情的发生机制是对“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反映。王来华教授把“中介性社会事项”定义为“公权力运行的过程及结果”。这个结论包含着四个方面的信息，这四方面的信息也是舆论与舆情四个方面的差异。
（一）两者的客体不同
刺激舆情发生的是公权力运行及其结果的具体事件。公权力运行的主体包括国家、国家公权力机关、根据法律授权或代理行使公权力的组织和个人。这个界定明确了非公权力运行主体在具体的工作中所产生的公众意见不属于舆情，是一般的舆论。如公众对2008年“艳照门”事件中事件主角的反应、对民营企业裁员所产生的公众意见就不是舆情。而陕西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上海市户籍新政、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等就是社会网络舆情的典型例证，因为该事件的主角是地方政府或相关公权力机关。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舆论和舆情的客体是不一样的，舆情的客体是治国理政的国家管理者，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可以说舆情的客体是单一的。舆论的客体除了包括舆情客体之外，还有更广泛的客体，这个客体归纳起来可以确定为：社会公共领域中的社会管理者和公众关注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甚至观点。这一客体最主要的特点是突破了具体事件，因此在应对上没有舆情应对那样的及时性和紧迫性。
（二）两者产生的内容不同
舆情理论认为，舆情是公权力运行方式的直接反应。从公权力运行方式来看，它包括合法行使和违法行使，包括公权力主体的作为和不作为。目前网络舆情的现状似乎表明，只有公权力违法行使才产生舆情，这是一个误区。如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我国政府一系列的积极作为就产生了积极的舆情效果。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不作为是会产生舆情的，如南京抽天价烟的房管局长周久耕所引发的网络舆情事件。由此可见，刺激舆情产生的内容就是公权力合法、非法行使的行为，或者说是公权力主体的作为与不作为。而刺激舆论产生的内容还应该包括社会公共领域中的社会管理行为和公众关注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甚至观点所引发的言论内容。
（三）两者产生的机制不同
中介性社会事项必须是特定的、具体的事件。公权力运行必然产生特定的具体事件，如目前老百姓对房价过高这一现象形成大量的意见和态度，但这些意见和态度只能是社会舆论，不属于舆情的范畴，因为没有具体的、特定的事件产生，而武汉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的出现使得老百姓对房价过高的意见在这里形成了舆情。两者的区别就是有一个“中介性社会事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面对舆情，管理者必须进行应对，而且必须是针对性极强地进行应对，这是舆情处理的关键所在。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舆情的产生机制是一种特定的具体事件的刺激反应，因此它具有即时发生、反应针对性强和反应强度大的特点。而舆论产生除了上述特点外，一般性的舆论在产生过程中并没有具体特定事件的刺激，是民众纯粹出于自我参与社会意见的需求反应，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泛泛而谈”，因此在反应时间和反应强度上都有所不同。
（四）应对要求及其强度不同
舆论和舆情应对要求及强度的差异性，在上述三个方面已经有所涉及。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首先，舆情应对是政府部门的职责所在。舆情涉及内容的公权力化与政府管理的内容趋向一致。在政府管理越来越透明化，政府执政指向越来越关注民生和保障民众民主权利的今天，将舆情管理有效纳入政府管理，并且有效应对舆情已经成为舆情管理的重要特征。这就说明，舆情应对是政府职责所在，与舆情的一一对应是政府部门应对舆情的根本要求。其次，舆情应对必须专业化。舆情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日益显示其内容主客体关系特定化、引发事项的特定化和依托载体的特定化三大特点，这种特定化的倾向对舆情应对提出了更加专业化的要求，这是舆情管理的一大特点，政府应对舆情必须上升到专业化的水平。第三，舆情必须即时应对。舆情的反应速度越来越快，产生这一特点的原因在于网络技术越来越普及，网络传播的新技术层出不穷，网民数量越来越庞大、素质越来越高以及社会运行对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正是上述原因的存在，使得网络舆情的发展越来越迅速，即时应对网络舆情也就成了必然，否则就容易陷入被动。第四，舆情应对的强度要求越来越高。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矛盾进一步增多，社会发展也有许多新问题新矛盾需要面对，再加上网络空间的平等性特征，使得民众的民主诉求进一步提高。舆情主客体之间的互动要求更多的民主渠道，更主要的是产生舆情的中介性社会事项必然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这一切都要求政府应对舆情时必须加强工作力度，确保舆情应对的有效性。
收稿日期：2009-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