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西藏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贡献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卓越的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与世长辞了，但他的丰功伟绩，包括对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贡献，将永载史册，世世代代铭刻在人民的心中。本文就邓小平在西藏和平解放、平叛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和业绩，作一概要的论述，以此缅怀伟人，寄托哀思。
一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实现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
（一）积极作好进军西藏的准备
1950年1月2日，远在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毛泽东，心系西藏，为了解放西藏人民，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巩固西南边防，考虑“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于是从莫斯科致电党中央并转西南局诸领导，确定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接到电报后，立即着手在西南军区3个兵团、9个军里选择，最后选定由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因为十八军的干部力量强，有相当数量的老红军和抗战勇士，还有不少做过地方工作的干部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军长张国华年仅36岁，15岁就参加红军，经过长征，是红军时期入伍的高级指挥员，勤奋好学，指挥作战有方，曾与十倍于己的蒋介石部队周旋，战功赫赫，又有开辟新区的丰富经验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在豫皖苏区当司令时，对开辟新区工作颇有建树。1月7日西南军区遂将这一决定电告党中央、毛泽东，1月10 日毛泽东复电同意，此后，邓小平和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的领导，全身心地投入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
1、成立经营西藏的党的领导机关。1950年1月18日，西南局报告中央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刘振国、天宝等为西藏工委委员，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制定进藏计划。包括强化运输组织，改善部队装备，决定组成进军的支援司令部，十八军副军长昌炳桂为司令员，胥光义为政委，何雨农为参谋长，支司下属一个工兵师、三个汽车团、三个辎重团，负责筹集粮食、食品、帐篷等物资，修建公路，组织运输；向中央提出了“自康、滇、青、新四省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战略部署，以分散西藏地方政府抵御力量和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从而保障西南进军顺利进行。
2、向十八军领导传达中央指示，布置任务，说明政策。1950年1月15日在重庆曾家岩，邓小平和刘伯承召见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和师以上主要领导，下达进军西藏任务。刘伯承宣布：“这次是交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十八军担任解放西藏的任务。”〔1 〕邓小平则从西藏的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进一步作了具体阐述，他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但军事和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如唐朝和蕃，以后用兵均未成。在宗教问题上，有其相当力量。达赖是其中有力量的，但其力量不会很大，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必须解决补给之公路。我需相当兵力，但力量过大，则引起以后问题不好解决，兵力确定入藏三万人，力求精干，补给线上一万，加强兵站线。为什么要十八军干？主要是干部问题。”〔2〕
3、进行动员，鼓动干部和战士完成进军西藏任务。1949年12 月27日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十八军奉命进驻川南，53师驻泸州以南的纳溪，54师驻自贡，52师驻宜宾，全军官兵喜气洋洋，许多战士打算进城娶妻安家，现在要进军西藏感到很突然，于是张国华军长亲自到各师动员，号召“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所有的人思想都要通，要高高兴兴地去西藏”。1950年2月6日邓小平为十八军全体将士题词：“接受与完成党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3〕2月15日西南局、 西南军区及第二野战军又联合发出《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要求进藏部队“亲密团结西康、西藏地区的同胞，忠实地正确地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和决心。”〔4〕
4、多方调查研究。1950年2月16日西南局、西南军区电告西藏工委：“西藏问题（包括对于散布在西康、川西北及云南境内之藏族问题）之许多政策，尤其是政教问题，必须多方调查，提出具体意见，获得解决。”〔5〕第二天，2月17日邓小平又对张国华说：“你必须立即成立一个政策研究室，要调查西藏的情况。同时各级都要动员起来学会几句藏话，以便应酬宣传。要沟通和藏民的语言，便于接近他们，了解他们，便于开展工作。不懂藏话，一到西藏你就成为聋子，就要吃亏。”〔6〕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张国华于1950年2月28日在成都东胜利街一座三层楼房里，成立了“西藏问题研究室”，王其梅兼任研究室主任，吸收了一批熟悉西藏情况的专家教授李安宅、傅师仲、谢国安、于式玉、祝维翰等二十余人为研究室成员，多方搜集整理西藏情况资料，先后写出了《西藏各阶层对我进军态度的分析》、《对各种政策具体实施的初步意见》、《进军康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等等，对进军西藏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为和谈成功创造条件
进军西藏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毫不动摇的立场，然而从西藏的历史、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这样既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阴谋，又有利于消除长期历史形成的民族隔阂，符合广大藏族人民和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意愿，所以中央一面作好进军准备，一面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谈判。1950年2月25 日党中央指示西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取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7 〕邓小平和西南局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方针，立即组织得力人员，全面贯彻落实。
1、主持拟定和平谈判的条件。 和谈一定要在一个共同认可的原则基础上进行，离开这些基本原则和平谈判就无法展开，1950年5 月中旬，西南局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拟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四项条件：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持原状，有关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5月下旬， 在此基础上又拟定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的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8〕8月份这十项条件经毛泽东逐条推敲审定，成为和平解放西藏谈判的基础。
2、派劝和代表赴藏劝和。1950年3月底西南局派志清法师赴藏说服达赖集团脱离英美帝国主义回到祖国，要达赖本人或其他代表赴北京协商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或在进军中与我前线司令部谈判。7月6日，志清法师到达金沙江边岗托，由于西藏当局不准通行，直到昌都战役后才能成行，于1951年8月到达拉萨。 在拉萨志清法师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关系，收集很多情报，为我军制定政策、策略提供了依据。1950年7月， 西南局又派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赴藏劝和。格达活佛为了致力于西藏和平解放，不计艰险，离开甘孜途经昌都时，用自己的所见所闻，向当地藏族群众介绍了人民解放军在川康藏区如何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寺院和帮助人民改善生活等事实，劝说当地僧俗上层头人要维护藏汉民族的团结，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的进军。格达活佛的言行招致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忌恨，反动分子设下重重障碍，限制和监视格达活佛在昌都的活动，并将他软禁起来，8月22日，竟下毒手活活毒死了格达活佛。11月25日， 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在重庆为格达活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写了“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所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9〕的挽词，以示悼念。
3、宣传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派出了中央民族访问团，7月21 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欢迎大会，邓小平作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重要讲话，指出西康地区“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但是我们进军西南，特别是宣布了解放西藏的方针，提出十项条件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0〕“对于我们提出的十条，有的西藏的代表人士觉得太宽了一点。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所以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其力量不可低估。因为这个政策符合他们的要求，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11〕
4、精心组织昌都战役，以战促和。自1950 年初中央人民政府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京谈判开始，党中央、毛泽东对西藏和平解放倾注了大量心血，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直到1950年9月30日， 周恩来在政协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还重申这一方针：“人民解放军决心去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防。对于这个为祖国安全所必须采取的步骤，我们愿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得以实现。”〔12〕但噶厦政府置若罔闻，变本加厉扩军备战，将藏军原有的14个代本，扩充到17个代本，并用三分之二的兵力和一些地方民团共8000余人，布置在昌都周围及金沙江两岸的广阔地区，企图扼守昌都重镇，卡断入藏咽喉要道，阻止我军前进。一场战斗不可避免，于是西南军区在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的精心组织下，下达了《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要求“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打下明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1950年10月7日，人民解放军分路渡过金沙江、 怒江、澜沧江，打响了昌都战役。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面前，10月11日藏军第九代本格德·格桑旺堆率部在宁静起义，10月19日人民解放军进入昌都。昌都解放的消息传到拉萨，在西藏上层中引起强烈震动，主张和谈的势力获胜，1951年1月2日摄政达札下台，十四世达赖亲政，至此和谈道路上的障碍被扫清，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才得以贯彻。
5、做好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的思想工作。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以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全权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代表团分两批赴京，第一批的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经昌都、康定、雅安、重庆、西安，于4月22日抵达北京。 4 月16日他们到达重庆时，邓小平亲自到机场迎接，4月19 日接见并宴请了他们，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邓小平说：“我们的政策如不能认真执行，即不能胜利。藏胞长期受大汉族主义压迫，对我们疑惧是有根据的，我们一定要用事实取得藏胞的信任。”〔13〕还“向他们讲述了我们党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一再坦诚而又坚定地表示我们是认真执行的，还说了争取达赖回来和平进军的好处，希望他们消除隔阂和猜疑，使谈判成功。并高度评价阿沛在关键时刻，深明大义从西藏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主张和谈的历史性选择。语重心长地勉励他永远保持爱国本色，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为西藏人民新的事业作出贡献。 ”〔14〕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到京后，和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 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谈代表团， 于1951年4月29日开始谈判，经过六轮会谈，于1951年5月23 日正式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使西藏民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回到祖国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来，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6、执行和谈协议，指挥部队大踏步开进西藏。 “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是“协议”所明确规定了的，“协议”的签订为人民解放军大踏步开进西藏打开了大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邓小平首先确定了统一指挥进军的领导班子，拟定了西藏工委和西北西藏工委实行统一的方案，在原西藏工委由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李觉、刘振国、平措旺阶组成的基础上，再吸收西北西藏工委之范明、慕生忠、牙含章三人参加，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范明为副书记。其次，邓小平向部队宣布了铁的纪律，1951年8月9日他说：“部队要认真组织学习和贯彻执行‘十七条’，尤其要忠实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外交政策。同时，根据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结合西藏地方和进藏部队的实际情况，修订和充实进军守则，教育部队。”〔15〕另外，1951年9月2日又以西南局名义指示进藏干部办事要稳当，防止急性病：“西藏问题甚复杂，我们每一步都要做得稳当，才不致出大乱子。所以西藏工作中最重要的是防止急性病，这点要使所有干部了解。”〔16〕1951年10月7 日用电报指挥十八军行军路线：“进藏部队酌情进驻日喀则、江孜地区及拉萨、日喀则中间地段，另以一部分兵力驻拉萨、太昭线，既有利于争取西藏上层又有利于部队进行农业生产。”1951年10月26日张国华、谭冠三率领进藏部队进入拉萨，11月5日西南局、 西南军区即指示“要认真注意明春生产准备工作，搞好生产是进藏部队长期的一项中心任务。”〔17〕这些重要部署和指示，使进藏部队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进驻了拉萨、察隅、黑河、日喀则、江孜、林芝、山南各个地区，解放了全西藏。
由于邓小平在西南局工作出色，1952年被党中央调到北京，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后又先后兼任过财政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1954年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紧张的工作中依然关心西藏，关心西藏人民，继续为西藏的革命建设做了许多工作。1954年9月，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指定达赖和班禅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双双赴京开会，抵京后，中央安排达赖和班禅分住两个地方，邓小平在百忙之中亲自检查了达赖和班禅的住地，并对接待人员说：“两处如果有一个苍蝇飞进来，你们负责。现在将这个指示转告你，便可以明白一切了吧。”〔18〕确保了达赖和班禅在京的安全。
1956年，西藏工委在工作中产生了急躁冒进的情绪，增加机构，扩大编制，增加人员，急于搞民主改革的各项准备。邓小平根据党中央、毛泽东“西藏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的指示，明确“西藏今后在六年内不改革是肯定的，这是对外已经宣布了的，内定不改的时间还要长，可能十一年不改（即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不改）”同时决定“西藏的人员、机构、事业、财政要大下马。目前西藏工作以大下马为紧急任务，下马越快越好，人员内撤越快越好，要坚决地迅速地下马，坚决地迅速地内撤。”〔19〕及时拨正了西藏工作的航向，重新回到了“慎重稳进”的正确道路。
对于中央在西藏六年不改革的政策和大收缩的方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作了错误的理解，认为中央软弱可欺，1958年成立了“四水六岗”的反动组织，叛乱武装到处伏击我军运输车辆，为了保证运输线畅通，西藏工委、西藏军区请示中央后，对叛乱武装采取军事行动，1958 年8月2日对拉萨至林芝之间公路两侧的叛乱武装进行军事清剿， 历时半月，使叛乱武装闻风而逃。此事受到邓小平的表扬，1958年8月18 日他对张国华和邓少东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巩固自己的阵地，维护交通，如威胁交通有把握就打。解放军不要轻易上阵，不要轻易把部队拿上去，还有四年多时间，长得很。收缩对了，现在主动，小据点加强一点，提高警惕，生产时把枪放在旁边。”〔20〕此后西藏军区部队又和叛乱武装有多次交锋，为1959年我军全面平息叛乱积累了经验。
平息叛乱后，西藏实行了民主改革，1960年西藏工委在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后，打算趁热打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在农牧区进行了建立农牧生产合作社的试点工作，有过急过“左”思想。邓小平得知后，在1961年1月5日对西藏工作作了指示：“改革问题，搞得比较凶，寺庙改革也相当厉害，群众发动起来了，工作中的问题大体都解决了，打下了一个基础。现在是防‘左’、防急，要稳。防‘左’防急不仅是社会政策，也包括经济政策、改造上层。在西藏不要多出章程，多出点子，例如统购统销，粮食的限度，要根据习惯、条件逐步来，要休养生息。改革后让农民生活天天向上，把内地办法搬去一半或三分之一都是不得了的。”〔21〕促使西藏工作稳定发展，巩固了民主改革的成果。
二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百废待兴、日理万机的繁忙事务中，还时时考虑西藏的稳定和发展，改革和建设。1978年12月2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六天，邓小平就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接见美联社记者，说：“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是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22〕表明中央政府对达赖回归祖国的态度，体现了邓小平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博大胸怀。1992年1月，88 岁高龄的邓小平到深圳视察，1月21 日到华侨城深圳湾畔的“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在近百个景点中，唯独选择了“在‘布达拉宫’前，小平同志分别同家人及亲属、陪同的负责同志合影留念。”〔23〕可见邓小平对西藏和西藏人民感情之深。邓小平在担任我国主要领导人的十年间，对西藏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为西藏人民办了许多实事。
（一）实事求是，一切从西藏的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对待少数民族，早在1950年就提出：“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24〕1980年2月29 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讲：“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25〕在邓小平的指示下，1980年3月14日、1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制定了今后必须注意的八项方针，其中心内容是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例如提出“中央各部门都要注意了解、研究西藏的实际情况，根据那里的自然条件、民族特点、经济结构、各族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生活状况，制定有关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政策，实行具体指导。……切忌主观、片面、一般化、一刀切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不要盲目地、硬性地推行内地的和汉族的工作经验。”“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使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西藏得到恢复。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西藏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首先为班禅落实政策，安排工作，使班禅又走上了领导岗位。1980年班禅以副委员长的身份重新工作后，第一次去藏区视察，离京前的8月26日， 邓小平约他到家里，亲切地对他说：“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你的注意不要限于宗教，你是国家领导人之一，要注意政治，应对安定团结多做工作。”“至于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26〕还希望班禅对祖国多作一些贡献，使班禅深为感动。其次为大批老干部平反，1979年1月15日，邓小平亲自批准为受林彪、 “四人帮”迫害不幸逝世的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在北京举行追悼会。此后又为慕生忠、周仁山、范明、崔科·顿珠才江、桑颇·才旺仁增等人平反，调动了一大批在西藏工作的老干部、老同志的积极性。
（二）民族区域自治，让西藏人民当家作主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基本政策。邓小平一贯坚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50年7月他说：“共同纲领规定，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27〕“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28〕1980年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结束不久，邓小平指示“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29〕1987年邓小平再次强调：“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30〕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乡、区、县、专区和专区以上的行政单位，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民族干部，我国《宪法》及《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应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因此，邓小平对培养西藏民族干部的工作十分重视，1950年就指出：“西南人才缺乏，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31〕1951年6月1日西南民族学院正式成立，邓小平题词：“各兄弟民族团结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周围，建设一个独立强盛繁荣幸福的新中国”以示祝贺。1957 年3月，邓小平领导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西藏工作，确定西藏在暂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六年里，要大力培养民族干部，为今后改革作准备，决定由西藏自己在内地办学，9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 在陕西咸阳成立西藏公学（即今西藏民族学院），以培养民族干部。目前，西藏召开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80%以上，各级人大、政府、政协的主要领导人都由藏族干部担任。从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至今的三十一年来，以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干部队伍已经形成，全区共有少数民族干部42400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70.3 %，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在新的历史时期，西藏除了需要一支坚强的本民族的干部队伍外，更需要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化建设人才，邓小平说：“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32〕因此，普及教育便成了培养建设人才实现西藏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重要途径，现在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充分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目前，西藏已形成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完整的教育体系， 全区有各级各类学校3564 所， 在校生269740人，内地办西藏班的学校75所，在校学生11000人， 适龄儿童入学率达67%。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西藏各族人民的文化科学素质，西藏的民族专业技术干部队伍不断发展，现有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员20000多人，占全区专业技术干部总数的71.7%， 其中具有高级职称者300多人，中级职称者3000多人。
《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各民族自治地区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西藏遵照自治法赋予的权利，从本地区实际出发，加快立法步伐，起草和制定了150 多个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西藏自治区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西藏自治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暂行条例》、《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管理条例》、《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关于民族手工业若干政策规定》等等，这些条例和规定在西藏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1981年4月18 日西藏自治区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西藏自治区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变通条例》，对西藏历史上已形成的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作出规定，废除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封建婚姻；对执行变通条例之前形成的上述婚姻关系，凡不主动提出解除婚姻关系者，准予维持。“条例”既明确废止封建落后的婚姻形式，维护和坚持了婚姻自由的原则，又切实考虑了历史因素。又如1987年7 月西藏自治区人大四届五次会议通过的《西藏自治区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共十六条，将藏语文列为自治区各级各类学校藏族学生的主课，年龄在45岁以下不会藏文的藏族干部必须补习藏文，各级机关的公文应以藏文为主行文等等作了具体规定。《规定》颁布后得到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热烈响应，有力地推动了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工作。〔33〕
在西藏藏传佛教（喇嘛教）几乎成为全体藏族群众都信仰的宗教，对西藏社会有深刻影响，根据自治法，西藏人民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充分自由，自1980年以来，中央政府拨款数亿元维修了布达拉宫及大昭寺、桑耶寺、白居寺、哲蚌寺等一大批著名的古建筑和寺庙，至今西藏修建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达1400多处，满足了信教群众进行宗教活动的需要。1995年西藏宗教界又严格遵照藏传佛教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顺利完成了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坐床，在国内外引起良好反响。
（三）实行民族平等，加快西藏经济发展
邓小平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34〕因为经济是基础，尽管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少数民族有各种权利，但解放前西藏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社会，由于长期的农奴主统治和近百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分割，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和汉族及其它民族地区相比，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所以，只有加快西藏的经济发展，缩小西藏和祖国其它地区的经济差距，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82年邓小平强调80年代全党全国人民工作的“核心是经济建设”〔35〕要“一心一意搞建设”〔36〕在这种大好形势下，1984年2月27日至3月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专门研究把西藏经济搞上去的问题，提出“大力开发能源、发展交通运输事业”“进一步放宽政策，促进农牧林业和民族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决定由全国九省市和国家有关部委支援西藏，建设43项工程，总建筑面积23.6万平方米，总投资4.8亿元。43 项工程的建成，增强了西藏的经济实力。
正当西藏经济加速发展的时候，国际反华势力和流亡境外的分裂主义分子，散布什么“中国已向西藏移居750万汉人， 藏族已成为西藏人口中的少数”的谣言，事实上根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西藏的藏族达219.6万人，占人口总数的95.46%，汉族为8.1万人， 占人口总数的3.7%，门巴族、珞巴族、回族、纳西族、蒙古族、 怒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的0.84%。至于8.1万名汉族， 大多数是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和干部，他们来西藏是为了共同建设西藏，并且绝大多数人服务期满后还要返回内地，根本不是什么移民。随着西藏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今后仍需相当数量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各类专业人才进藏参加西藏建设。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并且指出：“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目前西藏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西藏人民生活有了不小的改善，但总的讲还是处于落后状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37〕这段话对新时期西藏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我们为西藏制定政策、处理问题，在西藏说话办事的唯一准则。
经过几年的努力，1995年西藏国民生产总值比1990年增长43.6%，年均增长7.5%，1995年西藏农牧民纯收入达到885元，年均增长6.4%，城镇人均收入为3775元，年均增长4%，职工平均工资达7328元， 年均增长4.3%。西藏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主要依靠1、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对西藏的方针政策；2、中央大力支持。40 多年来，中央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定额补助、各项建设投资和各种专项补助款，累计达350多亿元人民币， 其中财政补贴占西藏地方财政收入的87%以上。国家每年还调集大批物资进藏，从1959年到1991年，从内地共调进粮食、石油成品油和各类工业品达1000多万吨；3、 全国各地援助。如1984年集中帮助西藏建设43项迫切需要的中小型工程项目，1994年又决定为西藏安排62个项目，总投资23.8亿元。由于各省市不断追加投资，现已达到了30多亿元；4、给予特殊优惠政策。 国家对西藏的财政、税收、外贸以及农牧业经营等领域，明确规定税收从简从免，2000年以前乡镇企业免征所得税；5、西藏人民发奋图强共同努力。 如“一江两河”中部流域经济开发工程（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是一项大规模的农业综合开发工程，已投资20亿元，力争在10年时间内，通过兴修水利、改造中低产田、改造草场和植树造林，实现增产粮食1.5亿斤，肉类2400万公斤。 参与工程建设的除了一些兄弟省市的专业工程队外，一江两河开发区内的藏族群众对工程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大部分家庭都将壮劳力投入到工程项目，有的家庭还向政府贷款购置大型机具用于工程建设。其它重大工程象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拉萨3357农业综合开发工程，西藏人民无不积极参加。
（四）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稳定西藏局势
西藏的稳定，是保证西藏各项事业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前提。没有稳定，一切都谈不上。同时，西藏的稳定对于全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也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38〕西藏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来自达赖集团破坏民族团结制造分裂的阴谋活动。50、60年代达赖集团打着“西藏独立”的旗号，谋求国际反动势力支持，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更注重人权、环境、宗教等问题，达赖集团为迎合西方人的心理又打出“西藏人权问题”招牌，以混淆视听，欺骗群众。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拉萨发生的多起骚乱事件，就是达赖集团的煽动和派遣回藏的叛乱分子策划下挑起的。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西藏独立”，1979年3月12 日接见达赖的代表嘉乐顿珠时表明“西藏独立”不容讨论，“根本的问题，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39〕1987年9月21 日，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发表了一项政治声明，提出了所谓“持久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计划”，公开鼓吹“西藏独立”，接着美国参议院通过“西藏问题”修正案，支持达赖分裂活动，拉萨接连发生几起严重的骚乱事件。对此，10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时严正指出：“达赖喇嘛和少数美国议员给我们制造这一点麻烦，不但影响不了我们总的好形势，相反，却表现了那些美国议员的无知和狂妄，暴露了他们的本质。”坚信“有人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把西藏拿过去，我看他们没有这个本事。”〔40〕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针对美国某些反华人士用“人权”攻击中国的错误，提醒他们：“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41〕
1988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讨论了西藏工作，在《会议纪要》中强调：“保证社会稳定，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西藏第一位的政治任务。拉萨发生的骚乱，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是从帝国主义入侵西藏以来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继续，是境内外分裂势力在国际反动势力支持下掀起的旨在分裂祖国、反对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政治斗争。”〔42〕此后西藏自治区各级领导深入贯彻“两手抓”方针，始终把稳定局势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以保证西藏的安定团结。
1994年7月20日至23日， 中国共产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了到本世纪末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依靠藏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中心，抓好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的发展，确保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43〕这个方针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西藏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我们深信，按照邓小平设计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西藏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灿烂，更加辉煌。
（审稿人 克珠群佩）
收稿日期 1997—03—05
注释：
〔1〕〔2〕
尹家民：《邓小平爱将张国华》， 载《中华儿女》1994年第2期。
〔3〕〔6〕〔12〕〔13〕〔15〕〔18〕吉柚权：《白雪》第25页、28页、117页、213页、331页、473页。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年2 月版。
〔4〕〔5〕〔7〕〔8〕〔16〕〔17〕〔19〕〔21〕〔26〕〔40〕〔42〕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7页、8页、7页、12页、33页、37页、73～74页、132页、237～238页、330页、36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
〔9〕〔14〕〔20〕
阴法唐：《铭刻在世界屋脊上的历史功勋》，载《中国藏学》1992年第1期。
〔10〕〔11〕〔24〕〔27〕〔31〕〔34〕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62页、163页、170页、165页、168页、167页。
〔22〕〔3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载《人民日报》1992年9月23日。
〔23〕 郑晓国、南东风主编：《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第210 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1月版。
〔25〕〔29〕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8页、339页。
〔30〕〔32〕〔35〕〔36〕〔37〕〔38〕〔4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3页、120页、3页、9页、246～247页、284、331页。
〔33〕 参考王大海：《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载《中国藏学》1995年第3期。
〔43〕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载《人民日报》1994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