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遵义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这两次会议为何召开？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是偶然还是必然？潜藏其后的规律和因素是什么？将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一比较和对照，对于我们认真学习和回顾党的历史，准确认识和把握党的历史的重要节点，深刻总结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经验，是大有裨益的。
会议历史背景比较
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重要，是与其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分不开的，而要认识这一点，就要深入了解这两次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与分析和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有关。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以其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开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并长达四年之久。王明的“左”倾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使中央根据地和红军的工作也受到极大影响。导致最直接、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红军被迫撤出苏区进行长征。长征途中，“左”倾统治者又惊慌失措，表现为军事上的逃跑主义，处处被动挨打，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引起了广大红军将士的强烈不满，人们对中央的军事领导产生了怀疑。在全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许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中国革命处在危急的关头，党和红军向何处去？历史对解决此问题给予了呼唤，提出了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党员和干部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一顺应时势的愿望遇到了严重阻碍，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家建设百业待兴，真理标准讨论热潮涌起。国内外大势呼唤我们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
从两次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看，承载重大历史使命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的召开，不是随心所欲的，不是随时随地发生的，它一定要顺应历史发展的大势、趋向和潮流，符合党心、军心和民心，这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会议历史条件比较
有了开会的需求，会议能否召开并取得成功，必须具备开会的条件，有相关积极因素的聚合。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都具有许多独特的历史条件。
第一，都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召开的。尽管在召开遵义会议时，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些重大决策须向共产国际汇报，尤其是变动党的主要负责人、改变军事指挥和军事路线问题，更须立即报告，并得到其批准和认可。但是，1934年8月，由于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遭到敌人破坏，中共中央上海局与瑞金失去了无线电联系。于是，一段时间里在瑞金和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这就给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创造了条件。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中国共产党完全独立自主召开的会议。
第二，都有个准备和酝酿过程。遵义会议召开前，党中央已经连续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不同的思想、观点、意见已经开始交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党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要决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已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并经过充分讨论达成共识。而且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全党、全国已经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并取得成效，这就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三，都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两次会议都发扬党内民主，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党内民主得到发扬。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遵义会议上，王稼祥等积极发言，张闻天作反报告，支持毛泽东，在会上形成了多数。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走一路讲一路，发表了许多意见。这些意见很快在中央领导层取得共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党内民主得到极大发扬，与会者畅所欲言，会议开得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尤其是许多老革命家作为中流砥柱，许多受过革命战争考验的老同志和新中国成立以后锻炼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同志作为中坚力量，在会上积极发言，敢于批评错误言行，对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遵义会议会场(复原)
第四，都出现了众望所归的党的领袖和核心人物。在遵义会议上，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历史选择了邓小平。毛泽东和邓小平之所以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绝不是偶然的。在遵义会议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和组织能力已经在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在几次反“围剿”战争中得到充分展示。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其才能得到全面展现。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第二次复出后，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1975年大刀阔斧进行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1976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正是这种民意的表达和体现。时势造英雄，英雄对历史发展过程也有着重要作用。在重大历史转折的关头召开会议，必须有引领时代潮流、指引前进方向的领袖人物出现。如果缺乏这个条件，这种转折是不会成功的。
会议内容和开会方式比较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第一、第三军团的军团长、政治委员以及第五军团的政治委员参加了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是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两个不能截然分开的会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看，中央工作会议为其作了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则以中央全会的法定组织程序，权威地确认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
从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会的方式和内容比较，两个会议的不同点是：遵义会议是在战争年代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在和平年代召开的；遵义会议开会的时间比较短，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只开了3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会的时间，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开了5天，如果将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开会的时间加在一起，则开了41天；遵义会议上博古(秦邦宪)、李德拒绝批评，不承认错误，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接受了批评。其他领导同志也分别就相关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从开会方式和内容的相同点看：第一，这两个会议都改变或调整了原定议程。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是，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主报告)，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后来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被称之为反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重要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毛泽东的发言引导了会议的走向，确定了会议的基调，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被中共中央召开的扎西会议正式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确认了中央工作会议的重大决策，开得比较顺畅和明确。但如果看一下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可以发现，会议也是在开始后不久很快调整了议程。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议预先设定的议题是，讨论农业、农村发展的决定和条例，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这些议题前，先讨论一下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明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由于会议议程没有提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思想路线转变的问题，也没有提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引起与会同志的不满。从分组讨论开始，就有人提出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重大问题。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由于会议的内容超过原定议题，会期也超出了原定时间。在闭幕会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分别讲话，邓小平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了实现历史转折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指明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讲话实际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后来在党的十五大上，这个讲话被评价为我们党“开辟新时代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中央工作会议也就从准备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了一个为全面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作准备的会议。
第二，确定议程、调整和增加议题，都是从当时最紧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入手。遵义会议是把军事问题和第五次反“围剿”经验教训总结以及组织问题摆在了突出位置。而中央工作会议则是将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增加到议题之中。陈云在发言中提出要解决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关于陶铸、彭德怀的结论等六大历史遗留问题。其他同志还提出了要给“二月逆流”、“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错案平反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中央政治局关于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作为全会讨论的主要内容，同时审议通过关于农业、农村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
第三，都对“左”倾错误方针和错误路线开展了批评和斗争。两个会议对一些重大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但是在争论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全党的共识，统一了思想。遵义会议虽然未涉及政治路线的对错，但对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进行了批评。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批评了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解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与会同志纷纷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揭露批评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和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经过激烈争辩，会议作出了重要决定。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则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严肃批评，并对几位中央领导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批评。两个会议最后分别都将大家的思想最大限度地统一到毛泽东的重要发言和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上来。
第四，都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和调整。遵义会议作出了几项重要决定，其中三项都与组织人事有关。一是毛泽东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升为常委，王稼祥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政治局委员。二是常委进行适当分工。三是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恢复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指挥军事的权力，同时周恩来还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和酝酿，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选举产生由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如此重要的会议，只有进行组织人事变动和调整，才能改变力量对比，调整和改造领导层和有关工作机构。
会议策略和发展完善过程比较
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开得成功，还注意了开会的策略，讲究了工作的艺术性。遵义会议上，只在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进行讨论，没有涉及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因为当时迫在眉睫的是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也就解决了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如果这时就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等重大问题一揽子解决，不仅不现实，也做不到，其结果只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1965年邓小平在同一位亚洲共产党负责人谈话时曾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当时，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只是提出军事路线的错误，还不提政治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采取总结经验的方法，用整风的方法，把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搞清楚了，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得出最后的结论，并在组织上把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那时改变了形式，不叫总书记了)。”张闻天在1943年12月写下的总结自己思想历程的整风笔记中也坦诚地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可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了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由于遵义会议采取了这种策略，形成党内的最大共识，也为共产国际后来的认可创造了条件。中央工作会议在小组讨论时，也有人提出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的问题，但是，中央没有对这个问题匆忙作结论。而是把对“文化大革命”全面的总结留待以后适当时候去做。这也是从全局和长远方面考虑问题的一个策略，如果条件不成熟硬要作结论，就会造成党内的不团结、不统一。
遵义会议后，陈云撰写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迹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
从两个会议的发展完善过程看：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就是会议本身，广义则是会议涉及的主题和内容，以一个整体去看待，作前展后延，将完成会议的历史使命看做是一个发生、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两个会议召开前的相关会议是发展过程，召开后的相关会议是完善过程。遵义会议前发展过程的会议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会后完善过程的会议是“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以及1943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发展过程的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会后完善过程的会议是十一届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
会议重要成果和历史意义比较
对于遵义会议，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正式作出结论。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作出结论。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正式作出结论的。党的十二大、十四大、十七大报告有评价性论述。江泽民和胡锦涛分别在中国共产党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有专门评价。遵义会议召开至今已经70多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已经30多年了。这两个会议都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事实充分说明，中共中央的两次历史决议和几次党代会的报告以及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讲话、谈话对其所作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恰如其分的。
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重大历史意义，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遵义会议“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主义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这次全会，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决定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实际作用来看，邓小平实际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历史作用和影响，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载入了史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会愈加凸显。我们要传承和弘扬好这两次会议的伟大精神，善于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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