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迅伦理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人道主义论文,伦理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鲁迅着重把人道主义作为伦理原则来看待和加以提倡。他的这一思想，主要潜存于对现实与历史的反面否定之中，是在对封建社会黑暗现状的揭露和反拨中表现出来的。鲁迅的人道主义道德原则的主要涵义是：人要“爱人”，包括尊重人、解放人、关心人、同情人。鲁迅的“爱人”思想，是爱人民和憎仇敌的辩证统一。鲁迅所主张的人道主义道德原则，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本质区别。
关键词 鲁迅 人道主义 伦理原则
所谓人道主义，只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①从鲁迅作品中所表示的态度和他自身的生活实践看，鲁迅是着重把人道主义作为一个伦理原则来看待和加以提倡的。他的这一思想，主要是潜存于沉重的、痛疾的对现实和历史的反面否定之中，是在对封建社会张扬“兽道”、扼杀人性、淡漠人情的黑暗现状的揭露和反拨中表现出来的。他所倡导的人道主义道德原则的主要涵义是：要求人要“爱人”，包括要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要争取人的解放，要关心和同情人，特别是要同情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鲁迅的“爱人”思想，是有原则界限的，他明确表示，“爱人”不是“爱一切人”，而是爱人民和憎仇敌的辩证统一。鲁迅所主张的人道主义道德原则，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
一、要求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实行起码的人道
所谓人性尊严，也就是做人的价值和生存权利。
人是有价值的，而且这价值是世界上一切价值中最伟大的价值。这是因为，人这种价值同其他物质形态和文化形态的价值物不同之处在于：其他一切价值物都是以有益于人类生活的某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形式出现的，而人这种价值则在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力。世间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人的创造力的结晶，都是人的价值的物化表现，而人的价值则是创造力自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民创造了历史，人本身则是主要资本。同理，作为这样一个价值物的人，理所当然地拥有作为一个人的生存权利。这样，鲁迅所倡导的人道主义道德原则，把尊重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作为实行“人道”的起码要求，则是势所必然了。然而，鲁迅发现，恰恰是在中国，人的这种伟大价值遭到否定，人的起码生存权利被剥夺殆尽。
作为杰出的反封建思想家的鲁迅，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客观现实做过前所未有的系统的考察。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具有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的社会。它比欧洲的封建社会要长十几个世纪，而且，当欧洲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反封建斗争之后，中国仍然是个“十全停滞”的封闭社会。这个事实规定了它的一系列特点。而鲁迅考察的焦点是落实在“人”上，从“人”的角度讲，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特点，是把人置于各个不同的等级之上，赋予作为“治人”者的“上等人”以随意剥削人、压迫人、侮辱人甚至屠戮人的权利。比之于世界其他封建国家的统治者，中国统治者尤为残暴。“中国的人民”，在这种残暴的统治下，“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②更为残酷的是，在中国封建制度之上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封建思想体系，牢牢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把人民推向愚昧、麻木、迟钝、冷漠、忍辱的深渊。这样，鲁迅发现并直白于世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③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是一个亵渎人的尊严、剥夺人的权利的社会。
鲁迅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又说：“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④鲁迅这里所说的“中国人”，当然是指他说的“下等人”、“苦人”和“穷人”，社会将他们类同牛马了，自然谈不上人的价值和生存权利。
出于对下层人民最深刻的理解，在鲁迅描写被压迫者的小说里，也都包含着这样一个思想：旧制度既剥夺了人们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也亵渎了人们的精神价值，对于他们崇高的品质和精神力量，极度冷淡、蔑视以至无情地加以摧毁和扭曲。《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真实地暴露了这样的现实：中国的劳动人民不被反动统治阶级当作“人”，他们辛苦、挣扎、奔走、苦斗，却始终争不到做“人”的权利。阿Q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他在未庄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简直毫无权利可言。但他也是人，他本应当和其他人一样享有做人的权利，有正常的生活。而封建专制主义集中表现为对人权的践踏，它“不承认任何普遍的、公民的权利”。阿Q只能忍受“人上人”的双重性剥削——雇佣性剥削和惩罚性剥削，过那种似人非人的生活：人们需要他做工的时候，才记起他来，除了要他帮忙之外，便是拿他当笑料。在“上等人”的眼中，他不过是一只会说话的牲口。赵太爷准其点灯舂米，却不允许他姓赵。赵秀才不准他恋爱，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地保无理地向他敲诈勒索。在恋爱悲剧发生之后，阿Q不但连仅有的毡帽、布衫、棉被也作了抵押或赔偿，而且从此断了生路。终而遭诬入狱，糊里糊涂被枪毙了。鲁迅把阿Q的“正法”标题为“大团圆”，寓意极其痛切。中国旧小说往往是以主人公功成名遂、婚姻美满、皆大欢喜的“大团圆”场面作结的，而像阿Q这样的人只有“正法”时才有这样的“盛况”、这样的“大团圆”是何等的可悲。阿Q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人格”，莫非就在这里？
在鲁迅的笔下，被压迫者们在生活煎熬面前，并不是一味忍从的。他们遭受非人的折磨，但都表现出了一种特有的坚韧，他们都为了起码的生活权利付出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但是，他们的希望都终归破灭了。
在鲁迅的作品里，作者越是展示人的精神价值、人的才能、智慧、人的崇高品质的时候，作品的悲剧性质就越是加深，原因就在于作品揭示了人的精神价值受到冷淡、蔑视以至毁灭的历史真实。《明天》中的单四嫂子，为了挽救儿子的性命和自己的命运，显示出了自己所有的智慧、热力和坚韧，然而她越是如此，越是对于“明天”寄予幻想，读者越要为她的希望的破灭感到痛苦和悲哀。祥林嫂具有强烈的求生意志。她的挣扎是那样坚执，全部的希望与渴求，不过是要想过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想用自己诚实的劳动来换取最起码的生活权利。她有正直而诚实的品性，有男人也无法与之相比的劳动能力。她付出的很多，得到的奇少，如果生活有哪怕一丝缝隙，即使是一种“不等价交换”下的生活，她也会活下去的。但她终于是怀着巨大的不安和致命的失望倒毙于风雪之中了，始终没有挣到一个“人的价格”。
鲁迅还揭示出：当着中国社会还处于严酷和暴虐到极点的封建专制统治底下的时候，既然人没有价值和生存权利可讲，也就谈不上人对人讲人道，有的只是“兽道”，甚至是“极人间之奇观，达兽道之极致”。⑤在《病后杂谈》一文中，鲁迅还指出：“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察，真叫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鲁迅后期的许多文章都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残忍：宫刑、剥刑、凌迟、灭族……这些惨象在中国历史上是太平常了，所以人们不以为奇，不以为非。在《偶成》一文中他还说道：“奴隶们受惯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刑。”“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因此，鲁迅认为，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以争取人道为主旨的、人道主义式的抗争是完全必要的。正如冯雪峰在回忆鲁迅时曾说过的：“当反革命者大屠杀革命者，倘有真的人道主义者出面抗议，这对于革命为什么会有损呢！……倘一面骂人道主义，一面又不斗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主义！”⑥无疑，对于那些貌似革命而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连起码的人道都不讲的人，鲁迅是极为憎恶的。这样，我们完全可以说，要求还人以人的尊严，呼吁“人道兮归来”，正是鲁迅大多数作品和论述潜在的灵魂。
二、要求争取和实现人的解放
在鲁迅那里，对贬损人的尊严、张扬兽道的行为的谴责，是与大力呼吁尊重人的尊严、倡导实行人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求把人从不把人当人的社会制度和枷锁下解放出来。
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就呼吁“首在立人”。他的《狂人日记》，显示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撕下了仁义道德的假面，揭露了“易子而食”、“食肉寝皮”、“割股疗亲”等非人道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罪恶，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在写于1918年的《我之节烈观》中，鲁迅指出：“……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的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要除去于人性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这里说的“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就是对吃人与被吃的理论语言的表述。而所谓“人类正当的幸福”，便是免去吃人与被吃人的心思，使人类正当的生活和人性得以正当的满足与发展。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还说到：“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经略略说及，总结大意，便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他还指出：“要别人承认是人，总须在自己本国里先争得人格”，否则就仍然要受“洋人和军阀联合的吸吮”。⑦这些论述都说明，鲁迅所参与的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主的斗争，其目的就是要解放孩子——解放人，让他们在除掉了旧的制度的戕害之后，健康地成长，成为“人之子”，成为“真的人”，获得幸福。
三、要求关心人、同情人，特别要同情被侮辱被损害者
在要求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的基础上，鲁迅认为，人，应该关心人、同情人。
大而言之，鲁迅认为：“人民本来是兄弟”。他直白自己的道德理想是：“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⑧他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⑨就中国社会来说，鲁迅曾经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这里，鲁迅是从反面意义上，把“道德”与“相爱相助”直接联系在一起，即：人要讲道德，就要富有“相爱相助的心思”。生活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应该彼此用爱来交换爱，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用同情来交换同情，才能造成一个和谐的世界，造成一个人们正常生存的环境。至少，从人的起码良心出发，应该关心、同情那些本应在人格上与己平等，而却处于幼弱或被侮辱与被损害境地的人们。正是从这点出发，传统的“抑强扶弱”观念，就具有其不可磨灭的道德意义。
但鲁迅看到，世人们，特别是中国人，就缺乏这样的意识。
鲁迅曾用很大的心力，在他的创作中描绘出一幅幅人对于人麻木、冷漠甚至冷酷的人生世态相。鲁迅揭示出，在黑暗笼罩下的旧中国，作为统治者的“治绩”之一，社会中少有“人与人相关心，不隔膜”的道德行为，而普遍存在的，是人与人之间隔膜、冷酷的社会环境。鲁迅把人们生活悲剧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痼疾称为“看客似的无聊”。他描绘出这些“看客”们麻木不仁的典型的精神状态：对未来，他们没有理想之光；对人生，没有是非之辨；对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在做奴隶的地位。他们甘于做社会生活的“旁观者”。惨绝人寰的社会悲剧，在他们那里，往往连眼皮也不眨一下。有时，他们又把世间万物当作一出戏，正如旧时戏台对联所说的“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而自己则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⑩痛苦和愉快，在他们麻木的心灵上全不留下烙痕，转眼便烟消云散，“忘却”了！纷纭复杂的人情世态，他们只是一味地“看”。
鲁迅揭示出，冷漠无情，是“看客”的性格特征。他们“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阿Q受到赵太爷的无理责罚，失去了姓的权利，周围的人对这件事除了作为笑谈以外，谁也没有想到为阿Q不平，仿佛应该如此。阿Q无端送命，人们跟到刑场去看，大半是为了好奇，因而也还有在人头落地时的“欢呼”声。《风波》里的七斤剪辫后，村人们听到皇帝坐了龙庭的消息，对七斤的危险不仅觉得应该而且由此感到畅快，没有人同情更不用说分担七斤一家的痛苦。只有八一嫂心肠好，说了一句真话，招来的却是七斤嫂指桑骂槐的辱骂和赵七爷的凶相，众人也反倒怪她多事。《示众》更是通过对一群围观犯人的观众的描写，对小市民们麻木不仁和冷酷无情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披露。除了描写“赏鉴”的场面外，作品还展示了这样一个场面：烈日下，一个洋车夫在奔跑中跌倒，不但无人相助，反而引起一群围观者的哄笑。在《孔乙己》中，迂腐弱小、无害于人的孔乙己，就是在人们的哄笑中，喝完了一生中最后一杯苦酒。孔乙己也是一个人，但他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引人发笑，人们无休止地逗弄他、侮辱他，如此而已。
总之，鲁迅通过这一幅幅人生世态，告诉人们：残酷的封建专制，麻木了人们的意识。人们的是非之心都被愚昧吞噬了，人与人之间隔了一道高墙。
当然，鲁迅并没有把自己的着力点仅仅放在一味地展示冷漠无情的人间世相上。不错，他对这种冷漠状态是十分憎恨的，但正如他所说，“人在天性上不能没有憎，而这增，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11)从这种“更广大的爱”的宗旨出发，他以自己的实际的劳作，昭示人们：“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捐助的”。(12)他深情地向人们呼吁：要“改良点自己，保全些别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面”(13)。更重要的，是他昭示人们：要相爱互助，首先要关心、同情弱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这才是一种最伟大、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道德感情。
在灾难深重的古老中国，人民所经受的磨难的深重，是世界上少有的。特别是在近代的中国，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入侵，使得几千年稳固的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失去了中国传统的封建体系的平静；而屡起屡败的人民革命，尚未能给中国带来复苏的曙光。这样，旧的体系被打破了，新的关系却只是刚刚开始，而且没有机会得到正常的发展，人民失掉了生活的依据。这正如马克思在论述印度时所说的：“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使“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剧的色彩”，即统治者更加残暴，被统治者则更加贫困。鲁迅昭示人们，在这更加穷困的被统治者中，最不堪压榨的，要数农民。农民，是处于中国最下层的劳动人民，他们生活最穷困、文化最低下、因袭最沉重，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该首先关心农民、同情农民。鲁迅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曾有机会接近过农民，，对农民在重重压榨下的酸辛和挣扎，有深切的体会。现实的教训使他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的人。(14)古书和塾师教人把劳苦大众看得和花鸟一样赏心悦目，是一种不顾现实的“瞒和骗”，因为农民是切切实实生活在“一代不如一代”的被倒悬起来的痛苦之中。所以，他以一颗赤诚的心爱农民，为他们的命运的改变而呼号、抗争。
鲁迅思想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他能反映农民生活的痛苦，而且在于他能写出农民不能认识痛苦的根源，不能反抗造成痛苦的社会的可悲的灵魂。《故乡》等作品对农民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揭示，就使人的心灵为之震颤。他用诚实、传神而又深刻的笔墨，写下了农民的血肉和灵魂。他反映了农民的淳朴、善良，但更指出了农民的保守、落后和精神麻木；他是那么深刻地剔挖着他们身上的精神创伤和思想缺陷，而这些正是阻碍农民求得自身解放的内在因素。只有这种“自己人”的毫无虚情假意的爱才是真正深挚的爱、博大的人道主义的感情，它较之那些旁观者的同情和廉价礼赞不知高出多少倍。他责备农民，正是因为爱农民；责备得那么痛切，正证明他爱得那么深切。鲁迅对农民是那样一往情深，直到晚年，他也丝毫没有淡漠对农民的感情。当他在谈到自己前期描写农民的小说时，还慨叹他们现在“更加困苦”；(15)慨叹“中国的工农，被压榨到救死尚且不暇，怎能谈到教育”(16)。——“心心相印”“手足之情”，用这些俗语来说明鲁迅与中国农民的关系，是再恰当不过了。
鲁迅还昭示人们，在中国社会里，妇女命运最为悲惨。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就应该关注妇女的命运，同情妇女的不幸，为妇女的解放抗争。
五四时期，鲁迅一进入中国现代文坛，就将他的创作视野投注到广大被压迫的妇女。在《灯下漫笔》中，他为“悲惨的弱者”——妇女的命运呼号。在中国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妇女属于下中之下、小中之小、贱中之贱的一类。不仅如此，他们还受到统治者造出的种种“道德规范”的压抑，挣扎于“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之中。到了国家败亡之际，统治者还要把责任推到她们身上。鲁迅为妇女的这种命运深深地感叹：在中国，“做女人大晦气，一举一动，都是错的，这个也骂，那个也骂”。(17)“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18)。占人口半数的妇女长期被压榨到社会的底层，遭受如此沉重的磨难，这是一种怎样的社会病态啊！
正因此，鲁迅要为摆脱妇女的不幸命运而抗争。他主张妇女的解放，主张妇女个性的发展，控诉旧制度旧思想对她们的灵魂和形体造成的创伤：他反对缠足，主张天足，也反对与缠足殊途同归而戕害女性生理的时髦的新花样——超级高跟鞋；他反对束胸，主张天乳；反对守节，主张新的性道德。他特别着力控诉社会制度把妇女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们头上的极大的不公平；他愤激地呼喊：中国劳动妇女沉重的悲哀绝不能再继续下去！他要求人们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除去封建礼教的虚伪脸谱，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让妇女享受到人类所应该享受的正当的利益。这样，鲁迅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把国家、人生、历史和妇女解放的问题联为一个整体。
鲁迅把关注和同情不仅施予广大农民、妇女，而且施予所有的弱小者、被侮辱者、被压迫者及他们的象征物。在《兔和猫》等作品中，就隐含着这样的思想：无论是幼者和弱者，还是最微不足道的动物都有“生的权利”，当这些幼者和弱者的“生的权利”被暗暗剥夺时，应该激发起人的“死的悲哀”。应该向扼杀“生的权利”者抗争，惩治强暴。同时，鲁迅既把同情投向那“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又从来不是孤立地反映“下层社会的不幸”，而是同时将“上层社会的堕落”一并展示出来，这就深刻地揭示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阶级对立的社会图景，如鲁迅所说，这是“一个大发现”。(19)因此，鲁迅所主张和施行的人道主义，在它的起点上就把对不幸者的深切同情，同对压迫者的猛烈抨击结合起来，把争取人的生存和生活权利同彻底推翻封建制度的斗争联系起来，把对人民的挚爱同对敌人的憎恨辩证地统一起来。这样，就使得对“食人者”的抗议和攻击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在伦理原则上，鲁迅高高擎起了“爱”的大纛，他以赤诚的直白和深沉的形象描绘，呼吁和昭示人们，要使人都像个“人样”，要使人“自己做”“支配自己命运的人”，(20)要爱人、尊重人、同情人、解放人，特别强调和专注同情下层人民。这个原则，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在这个原则的方向上，“鲁迅的方向，代表了全民族的方向”。
四、鲁迅人道主义的“爱人”思想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博爱”的区别
如果可以用“爱人”思想来概括鲁迅所倡导的人道主义道德原则，那么，自然就会引出这样的问题：鲁迅所一直倡导和坚持的这种“爱人”的道德思想，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博爱”，究竟有何本质差别？我们认为，首先，二者的目的和利益不同。我们不能绝对地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都是骗人的，但它毕竟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以个人为归宿。而鲁迅的道德观念是以广大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为基础、为归宿的。这一点，鲁迅早在日本求学时期已经相当明确了。如他自己所回忆的那样：“原先到日本去学海军，因为立志不杀人，所以才弃海军而学医，后来因为受西欧革命和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思想上起了变迁，又放弃只能救个人和病人的医学，想传播人道主义思想以救大多数思想有病的人”(21)，这说明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为大家着想、为国家着想、为将来着想，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而且完全出于自愿。其次，鲁迅所倡导的“爱人”、“同情人”，其范围、对象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不同。资产阶级也讲广泛的“爱”和同情，但他们实质上爱的是资产阶级圈内的人即“上等人”，对于无食无钱的人，他们的爱似有实无。而鲁迅所说的“爱人”、“为大家着想”，是爱“下等人”、是为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着想，而对压迫者、剥削者，他是充满憎恨，主张彻底加以扫荡的。第三，鲁迅倡导“爱人”，与资产阶级相比，在态度上，有真诚和虚伪的不同。比如，有些资产阶级以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有时也同情人民、怜爱人民，也企图描写他们的痛苦，希望引起社会上的注意，但他们总是从外面或从上面观察人民，首先便不把人民看作和他们一样的人，总是把被压迫者看作比他们“低一等”。这样，他们对被压迫者的苦痛也就无法真正了解，更无法做到感同身受。而鲁迅，从一开始便是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劳动人民的知心朋友出现的，他对人民有真正的了解，对他们的痛苦真正感同身受。他关心、怜悯、同情他们，分担他们的苦痛和分有他们的欢乐，和他们一道呻吟、一道抗争。他用自己的实际劳作昭示人们，要“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自己并不在这样的漩涡中，实在无法表现，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深刻”。(22)在他看来，要激发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心，必须将自己置于他们之中，只有“感同身受”、“才能心心相印”。这一点，是任何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所无法同日而语的。
收稿日期：1994-07-13
注释：
①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新华文摘》1984年第3期。
②鲁迅：《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0页。
③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续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497页。
④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12页、第211页。
⑤鲁迅：《书信·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3～354页。
⑥冯雪峰：《鲁迅回忆录》，《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4，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07页。
⑦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行路难’〉按语》，《鲁迅全集》第8卷，第207页。
⑧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呐喊〉捷克译本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第524页。
⑨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第125页。
⑩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63页。
(11)鲁迅：《译文序跋集·〈医生〉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6页。
(12)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一·不满》，《鲁迅全集》第1卷，第358页。
(13)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四·有无相通》，《鲁迅全集》第1卷，第364页。
(14)鲁迅：《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7卷，第389页。
(15)鲁迅：《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7卷，第390页。
(16)鲁迅：《集外集拾遗·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第395页。
(17)鲁迅：《伪自由书·逃的辩护》，《鲁迅全集》第5卷，第9页。
(18)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第3卷，第60页。
(19)鲁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4卷，第460页。
(20)鲁迅：《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26页。
(21)引自尚钺：《怀念鲁迅先生》，《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2，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231页。
(22)鲁迅：《书信·1935年2月4日，致李桦》，《鲁迅全集》第13卷，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