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代价问题的发生机制探究
张 晗
（河南工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摘要：纵观历史进程，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人们都会面临道德代价问题的困扰，而道德代价问题表现较为突出的历史时期往往是社会转型期。在社会转型中，经济转型是首先发生的。经济转型必然带来社会形态的变迁，而社会形态的新旧交替给人们造成的冲击力是最为强大的，它意味着社会面貌的完全改变。由一个熟悉社会进入陌生社会，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以及风俗习惯都要经历变迁。这必然会对人们的道德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道德代价；发生机制；社会形态变迁；习惯习俗演变
1 道德代价发生的一般机制
道德代价并不只是当今社会出现的难题，在较早的历史时期道德代价问题就已经存在，它具有长期存续性的特点。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下道德代价问题的表现不尽相同，但是，从总体的角度进行分析和体察，我们还是可以找出导致道德代价问题发生的一般机制。
1.1 社会转型期道德代价问题的主客观原因探析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道德代价问题，或由客观原因或由主观原因造成。道德代价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客观方面看，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新旧两种运行模式同时存在，社会机制以及外在规范方面往往存在较多的漏洞，这为道德代价问题的大规模出现提供了可能。从主观方面看，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各方面因素都处于新旧交替的过渡阶段，人们熟悉的各种要素往往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势必造成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混乱。从心理层面来讲，人们也需要经历由不适应甚至不认可到逐渐适应、认可的过程。
另一种是翻转课堂模式。学生不仅要自主学习线上课程，还必须参加教师组织的线下课堂教学活动，把在线学习与课堂交流练习结合起来，实现深度学习目标，人数一般在几十人到百来人左右，考核与评价一般以线下为主。翻转课堂模式结合了线上学习和线下课堂教学两方面的优点，可以有效解决常规慕课中存在的一些老大难问题。其完成率很高，对学习的监管比较到位，学习效率较高，学分和成绩可信度也较高。
1.2 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看道德代价问题发生的一般机制
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入手，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道德代价问题发生的一般机制大致有以下几种：首先，道德代价问题的发生与生产方式的变革有关。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经济制度的变更所带来的影响是全局性的，它会促使社会各个领域随之发生变迁，它对于道德代价问题的发生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影响力。其次，道德代价问题的发生与社会形态的变迁有关。社会转型往往从经济领域发轫，其影响力逐渐波及社会其他方面，从而带来社会形态、交往方式、价值观念的变迁。社会形态的变迁主要表现为由传统的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社会上长期形成的习惯、习俗也会发生演变。这无疑会对个人的道德行为选择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产生显著的影响。再次，道德代价问题的发生与交往方式的变革有关。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形态的变化会造成人们交往方式、交往范围以及交往对象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道德代价问题发生的具体形态。最后，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会对道德代价问题产生直接的影响。道德代价问题与人们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不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会直接左右道德代价问题发生的程度和范围。
2 道德代价问题的发生机制之社会形态变迁
社会形态变迁的影响力会逐步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甚至重塑整个社会的面貌。社会形态的变迁无疑会对道德代价问题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1 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分析
工业化进程瓦解了传统社会的宗法等级秩序，并搅乱了传统的封闭、自足的生活状态。机器生产以及工厂的大量出现，内在地要求人们走出家门充当自由劳动力；同时，交通工具的现代化使得大范围的人员流动成为可能。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推动着陌生人社会的形成。人们发现城市生活与传统的乡村生活迥然不同，首先是城市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陌生人[3]22-23。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彻底打破，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不得不与陌生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由于陌生人之间缺乏基本的了解，人们许多时候是彼此戒备的、怀疑的、不信任的。陌生人社会也是相对自由的，人们可以隐匿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本来面目；可以不受传统社会繁复的、严苛的礼俗的约束，可以逃脱严密的监督以及强大的舆论压力，可以相对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毋庸置疑，陌生人社会的弹性机制较为宽松，人们被给予了行为选择的自由，但社会风险系数较高，道德问题较为突出。
2.2 社会形态变迁——由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中国传统社会主要表现为熟人社会，这主要是由地域的封闭性造成的。传统社会以村落为基本的聚居单位，村落与村落、村落与城市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甚至是相互隔绝的状态。在传统社会，人们主要靠土地谋生，而土地具有不可移动的特性。正如费孝通所言：“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伺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1]3人们被束缚在某一特定空间，甚至很少与外界发生姻亲关系，一个村子里的人即使不具有血缘关系也都有着或远或近的亲戚关系，世世代代过着聚族而居的生活。村子里的人都是亲人或熟人，接触的村落外的人也几乎都是亲人或熟人，很少出现陌生人。正如“出游不得越二十里外”以及“毋入城市”的规定[2]37，大家世代居住在一个地方。所以中国传统社会又被称为熟人社会。
汽轮机运行中涉及了较多的易损件，如汽轮机叶轮，动力泵装置均为易损件。该类设备及组件在运行中，因磨损、冲蚀、异常振动等不良现象的出现，造成设备在运行中出现了较多的损坏和故障现象。各类不良现象的持续存在，造成设备组件在运行中的损耗呈现为持续性，因此从设备检修与维护的作业效果方面分析，落实易损件的运行应用监控，以及易损件的定期维护检修，则为也汽轮机检修维护中的主要技术要点。
2.3 陌生人社会形态下道德代价问题较为尖锐的原因探究
为什么陌生人社会相较于熟人社会而言道德问题较为突出呢？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有研究显示，在TNBC中，AR作为唯一激素受体的类型占了37%[29]，并且多数研究结果支持AR的表达与肿瘤的浸润和侵袭能力呈负相关性。在乳腺癌中，AR的阳性表达率越高，则肿瘤的组织学分级越低，肿瘤直径越短，淋巴结受累数目也越少，而且与ER和PR阳性表达也呈现正相关性[6]。
三是由于监督以及舆论压力降低。在熟人社会中，不道德行为人将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遭到排挤和孤立，连累整个家庭、家族。而陌生人社会人员流动性强、地域空间广泛，加上人与人之间互不相识，不道德行为人所承担的舆论压力较小。熟人社会的监督体系极其严密，不仅村落之中人与人之间互相监督，而且宗族的族长也会对宗族所属的成员进行监控；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监督力度极为微弱，人们对不道德行为的宽容底线一再降低。
四是违反道德的成本大大降低。在传统社会，道德沦丧行为人将会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不仅会面临家族内部的惩戒、外在法律的制裁，甚至还有可能被逐出村落。而在熟人社会，人们主要靠土地谋生，加之村落之间相互的隔绝以及对于陌生人的排斥，一旦被逐出原有的共同体，人们将很难生存。而在陌生人社会，人们的不道德行为如果没有触犯法律，那么除了受到舆论的谴责外，不会付出其他的代价。人们违反道德的成本大大降低，无形中也会诱使一些道德沦丧行为的产生。
一是由于礼俗的强制力度明显减弱。熟人社会是礼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各项规范不仅繁多、具体，而且带有强制性，人们受到各种规范、风俗、习惯、禁忌等的束缚，外在规范力量以及惩戒力量的强大迫使人们必须谨言慎行。但屈从于外在规范的行为并不代表真正具有德性，正如康德所说：“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4]16而在陌生人社会中，道德规范的强制性明显降低，社会成员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可以自由行动，人们获得了更多道德选择的权利。但这当然要建立在社会成员普遍自律的基础上，如果社会多数人群缺乏自律，而外在规范又相对松散而无约束力，很容易造成大量的道德越轨行为。
二是传统社会私德发达而公德缺乏，陌生人伦理缺失。在传统中国，由于人们活动范围和交往人群的私人化和局限性，形成了发达的私德；又因为公共生活、公共交往的贫乏，人们很少与陌生人进行交往，造成了传统社会陌生人伦理的缺失。随着陌生人社会的形成，陌生人之间频繁地接触和交往，可由于新的伦理观念一时难以形成，人们的行为因缺乏约束而很容易造成对他人的损害。
3 社会变迁中习性、习惯、习俗的演变对道德代价问题的影响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开始了社会转型的历程。社会转型是社会全方位的、各方面的巨变。从总体上看，它主要指的是由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由封闭社会转变为开放社会的历史过程。在转型过程中，人们的习性、习惯以及社会习俗会发生巨大的变迁。而人们习性、习惯、习俗的演变无疑会对人们的道德生活产生内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3.1 习性、习惯与习俗的概念阐析
习性、习惯、习俗是三个极其相近的概念，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并互相作用和影响。习性可以促进习惯的形成；一定区域内民众普遍具有的、长期维持的习惯又可以构成习俗。反过来，一定习俗的生成又会对某种习惯乃至习性起到诱发或强化作用。但三者又有着细微但明确的差别。从现代汉语词意的角度来看，习性是指“长期在某种自然条件或社会环境下所养成的特性”[5]1458，大体上具有普遍性的含义，不太受地域的局限，通常指代某一类物种所共同表现出来的某些共有、相似的特征。习惯一词具有极其丰富的语意内涵，既有道德方面的含义，也具有非道德方面的含义。如“好习惯”与“坏习惯”既可以指道德行为方面的“好习惯”与“坏习惯”，也可能只是一种整体性的价值判断。习惯还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不涉及价值判断的含义和用法，如生活习惯、穿衣习惯、饮食习惯等。习俗主要是指风俗习惯。习俗受制于地域、民族等的限制，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民族大多具有截然不同的习俗；此外，习俗还具有礼俗的含义，它可以作为“礼”的一部分来对民众进行约束，起到维护统治和秩序的作用。
3.2 习性、习惯、习俗的变迁对伦理道德领域的影响
随着传统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血缘、地缘格局被打破，人们根据业缘组合成一个全新的社会。由于交往人群以及地域空间的改变，人们的习惯、习俗也发生了变迁。马克斯•韦伯认为：“当一种社会行为受实际存在的规律性的机会调节之时，我们就称这种机会为习惯；如果这种机会仅仅由于在特定群体中存在着某种实践，且该实践是长期习以为常产生的，那么我们就称之为习俗。”[6]6长期的、一致的道德教化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们的行为习惯，熟人社会的习惯、习俗具有非反思性的特点，人们不假思索地按照规则的要求去行动，长此以往就会形成一定的行为惯性。这也造成了熟人社会习惯、习俗的稳定性以及难以改变的特点。在陌生人社会，由于道德规范的宽松以及道德教化的减弱，人们逐渐具有了道德反思的意识以及道德选择的自由，人们对于习惯、习俗盲目的、非理性的模仿行为逐渐消失，又加之陌生人社会地域空间较大，人员流动性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较为匮乏，很难形成共通的情感和较为一致的价值取向。上述因素造成原有的、地域性的行为习惯、习俗很难对大多数人的行为产生约束力，也造成了新的、统一的习惯、习俗很难形成并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当然，人们从事的不同职业以及所处的生活环境又会促使新的行为习惯、习俗的生成。由于在不同职业以及不同生活环境中，人们经历的事物不同，主观情感不同，形成的行为方式也不同。这也注定了行为习惯、习俗只能是个人性的、小范围的，而不可能是大范围的、统一的习惯、习俗。这也使得在陌生人社会中习惯、习俗对于人们的行为无法构成约束。随着道德规则、规范、习俗、惯例、巫术约束力的减弱甚至丧失，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道德自由。但过度的行为自由对于一个在道德上尚未达到普遍自律的社会来说并非好事，它直接提供了孕育道德沦丧行为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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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代价问题具有复杂性，是由主观、客观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仅仅将道德代价问题的集中爆发归结为个人原因，从更深的层面来看，道德代价问题与社会转型进程息息相关。将道德代价问题置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进行探讨和研究，有助于触及道德代价问题的实质，为更好地应对当前的道德困境提供有益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 王玉波.中国古代的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
[3] L.M.弗里德曼.美国法的未来[J].环球法律评论,1991.
[4]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6]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Exploring the Occurrence Mechanism of Moral Cost Problem
ZHANG Han
(He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Xinxiang 453003, China)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history, people are faced with the moral cost problem in any historical period; the prominent historical period of moral cost problem is ofte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urs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akes place firs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ill inevitably bring about changes in social patterns, the impact of the old and new forms of social change on people is the most powerful, it means a complete change in the face of society. From a familiar society to a strange society, people's long-term life styles, ideas and customs will be changed completely. This is bound t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eople's moral life.
Key words: moral cost; occurrence mechanism; social formation change; evolution of custom
收稿日期：2018-11-20
作者简介：张晗（1991―），女，河南新乡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应用伦理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093(2019)01–0054–03
（责任编辑 王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