眭依凡[1]2001年在《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学校的最高行政长官，大学校长对治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本文研究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对治校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及怎样产生影响，这一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的探索性课题。为了使研究结论具有普遍意义，本研究的对象为世界背景下的大学及其校长，在研究方法上亦坚持了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本研究由叁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含导言和第一章，为本研究的“基础”研究。导言对“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研究的有关问题予以了说明；第一章则对大学及其校长、教育理念及其层次、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及其特征和对治校的影响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第二部分根据第一章讨论结果提出的教育理念层次，力求在准确把握“大学理念”、“教育目的理念”、“教师理念”、“治校理念”各自内涵的基础上，系统地探讨了这些理念与大学校长治校的关系。如，研究了“大学校长的大学理念对治校的影响”，提出并讨论了大学定性理念、大学定位理念、大学定能理念的概念和实践意义；研究了“大学校长的教育目的理念与人才培养”的关系问题，阐述了校长之教育理念如何通过对自己的办学观、学生观、人才观及课程观、方法观的影响继而对人才培养产生作用的规律；研究了“大学校长的教师理念与治教”的问题，在全面分析大学教师的基础性作用后，讨论了“灵魂论”、“大师论”、“兼容并论”几种典型的教师理念以及它们对治教具有的影响；研究了“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与治校”的问题，主要针对大学校长办学定位、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平衡、大学自治和大学内治的讨论，揭示了大学校长治校理念对治校的重要性。第叁部分为本研究结论，提出了“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对治校很重要”、“选好大学校长很重要”、“让大学校长实践教育理念很重要”的结论。
程斯辉[2]2007年在《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研究》文中认为大学校长是大学行政负责人，是大学集体的组织者，是大学的法人代表，是言传身教的示范者，在大学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近代大学校长是指19世纪末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创办发展起来的国立大学(含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含教会大学)和属于本科办学层次的独立学院之行政负责人、法人代表。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有一批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校长，他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奠基与成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和他们所辛苦经营的着名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块块丰碑，至今被人们怀念、敬仰。也有一些校长，他们也曾努力过，但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被人们淡忘，甚至在任上就被师生驱赶。选取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群体，在个案研究、定量研究、分类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分析和定性分析，总结他们治校办学的成功经验，反思他们的失败教训，揭示他们治校办学的规律，把握近代大学校长群体的共性特征，不仅能够为当代大学教育改革提供历史的借鉴，而且有着丰富和充实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的学术意义，有着为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管理学提供历史基础，推进这些学科发展的价值。在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发展史上，大学校长之角色及其职责是通过有关教育法令、法规逐渐明确的。清末规定大学校长统率全学人员，北洋政府要求大学校长总辖大学全部事务，南京政府则规定大学校长综理校务，反映出时代变化对大学校长的职责要求也略有不同。近代大学校长群体是随着近代大学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的，到1948年底曾出任过近代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含教会大学)、国立独立学院、私立独立学院校长的人数总共约有554位，对这些校长可以从任期之长短、任期之表现、任用之方式、任职之次数、离职之状况、上任时师生之态度以及他们的知识文化背景和管理学校的方式等不同的角度加以分类考察。论文着重对近代大学校长群体中的模范型校长、平庸型校长、失败型校长、专制型校长、放任型校长、民主型校长、中方文化主导型校长、西方文化主导型校长、中西文化兼容型校长进行了分析。近代国立大学校长一般由政府委任，私立大学校长一般由董事会聘任，但在近代大学校长的任用上，一些大学的师生表现出自己选择校长的强烈诉求，并提出了他们选择校长的标准。在近代，无论是政府还是私立大学之董事会均没有对校长之任期进行限定，也没有任职年龄的明确要求，故出现了近代大学校长有的任期很长，有的任期很短的状况，近代大学校长任职时主要处于35岁到50岁人生之精力旺盛时期。论文对近代大学校长之任期和任职时的年龄与其作为、成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揭示。同时对近代大学校长的待遇、近代大学校长的离职情况进行了介绍，分析了近代大学校长面对待遇和离职的态度。论文选取近代大学校长群体中优秀的着名人物：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武汉大学的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复旦大学的李登辉，厦门大学的林文庆、金陵大学的陈裕光，辅仁大学的陈垣、金陵女子大学的吴贻芳，对他们的办学思想与治校方略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着名大学校长在办什么样的大学和如何办学的过程中显示出来的特征进行了归纳，认为他们的办学特色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1、把握大学使命，彰显大学精神，办理想境界高远的大学；2、尊重学术研究规律，维护学术尊严，办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大学；3、重视学校管理的建章立制，办运行有序的法制化的大学；4、注重教授治校与学生自治，构建富有活力的、民主的大学；5、严格培养过程管理，努力办高质量的大学；6、既重视开源，更重视节流，办节约型大学；7、集中力量，形成优势，办有特色的大学；8、通盘筹划学校发展，创建目标明确、环境优美、校风纯正的大学。论文从能力、知识、性格、品德四个方面对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之素质进行了分析概括，指出：有敏锐的洞察分析、预见能力，及时果断科学的决策能力，勇于改革创新的能力，预防和处置学校事故与突发事件的能力，善于总结办学经验、提炼办学思想的能力是近代优秀大学校长突出的能力特征；中西文化兼容是近代优秀大学校长知识结构的突出特点；近代优秀大学校长之性格则表现为深谋远虑，大度宽容，守正不阿，率直率真，开拓敢为，坚韧执着，严慈相济；而公正无私，遵法守约，尊重信任，爱岗敬业，忠诚博爱，责任奉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身作则，谦虚审慎，忧国忧民，清廉高洁等等则是近代优秀大学校长之品德具有的鲜明特征。近代优秀的大学校长具有的素质是他们能从校长转型为教育家的内在根源。而近代社会转型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国家民族危机赋予教育的新使命，政治管理相对松驰为教育改革提供的新环境，思想文化解放运动给教育变革注入的新活力，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碰撞为教育发展提供的新借鉴，则是促进近代大学校长走向教育家境界，成为教育家的外部动因。近代大学校长的治校办学与成长变化表明：拥有校长职位，并不意味着都能干出成绩，是大学校长，并不意味着就是成功的校长，就能实现向教育家的转变。相反，不少大学校长在任上平庸无为，甚至走向失败，成为平庸型校长、失败型校长。近代大学校长的治校办学与成长变化的历史可以为当代大学校长避免平庸，防止失败，走向成功，成为教育家提供启示：首先，校长要有理想、有责任心、有爱国心、有奉献精神；第二，校长必须具有大度宽容的性格特征；第叁，在治校上必须实施民主管理；第四，在任期之初的两年左右必须有新举措，能够打开新局面；第五，在知识结构上应努力实现中西文化的兼容；第六，在校长任上应把“办学”当作专业一样进行研究；第七，应把总结办学经验、形成办学思想之能力的提高，放在重要位置。
蒋凯[3]2002年在《大学校长如何治校——评《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文中研究指明综观中外大学发展史 ,可以发现 ,每一所大学取得办学上的成功 ,都离不开杰出校长的贡献 ,这些校长的治校实践都有教育理念的支撑。作为大学教育的实践者 ,成功的大学校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办学理念 ,实现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完美结合 ,成为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眭依凡[4]2001年在《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文中指出答辩时间 2 0 0 1年 5月作为学校的最高行政长官 ,大学校长对治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本文主要研究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对治校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及怎样产生影响。本研究的对象为世界背景下的大学及其校长 ,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了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本
郑薇[5]2011年在《耶鲁大学雷文校长的大学理念与治校方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耶鲁大学3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些卓越的大学校长在关键时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耶鲁的发展方向。耶鲁之所以能取得今日的辉煌成就也主要得益于这些校长办学理念的正确引导。现任校长雷文自1993年上任以来执掌耶鲁18年,是美国常春藤大学校长中任期最长的一个。雷文校长不但是一位卓越的大学管理者,着名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全球主义者,致力于把耶鲁推向全球化大学的建设。雷文身上所具有的敏锐的洞察力与不断进取的精神,使其大学理念更具前瞻性,其深厚的经济学背景知识以及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他的治校实践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本论文通过对耶鲁大学雷文校长的大学理念及其治校实践的研究,以期为我国创办一流大学提供一定的启示。本论文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引言。阐述本论文的问题提出、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内容与方法,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雷文大学理念的形成因素及内涵。这部分主要从时代背景、学术背景、领袖性格叁方面分析了雷文校长大学理念的形成过程,并从大学的作用、大学的发展目标、大学的教育目标叁个角度介绍了雷文大学理念的具体内涵。第叁部分：雷文与耶鲁大学的成长。这部分主要以雷文大学理念为指导,分别从“带领耶鲁大学走出困境”、“巩固耶鲁大学的卓越地位”、“引领耶鲁迈向全球性大学”叁个层次研究雷文校长的一些具体的治校举措。第四部分：雷文的治校举措对我国创建一流大学的启示。这部分总结分析了雷文校长的治校经验以及对我国创办一流大学的启示。
乔君臣[6]2016年在《中小学校长教育理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首先在理论上分析了“中小学校长教育理念”及其构成,并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方法分别从四个方面对中小学校长教育理念及其实践的现状进行一个整体的呈现和归纳。这四个方面是:中小学校长的角色自我认知理念及其实践、中小学校长教师与学生理念及其实践、中小学校长课程与教学理念及其实践、中小学校长办学与治校理念及其实践。其次,论文分析了分析影响中小学校长教育理念及其实践的要素。研究认为,中小学校长的自我教育期许与个人意志、一所学校的发展现状及特殊性、新时期教育思潮以及国内外着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当前国内教育改革及新课改的政策要求及时代背景是影响中小学校长教育理念及其实践的重要因素。论文最后针对中小学校长教育理念及其实践工作中的问题,提出针对中小学校长教育理念及其实践工作的策略或建议。研究从叁个视角“不同校长的教育理念及实践”、“教师眼中的校长教育理念及实践”、“教改热潮与新思潮下的校长与学校”呈现了当下中小学校长教育理念及其实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叁个策略或建议:第一,校长教育理念及其实践一定要符合学校教育的现实和需要;第二,同所学校的教育改革应该保持远景规划方向和文化传统的一贯性;第叁,中小学校长教育理念的形成及其实践应遵循“自然”原则。
蒋超[7]2010年在《岭南大学华人校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基督教曾四次传入中国,第一次是唐朝初年景教的传入,后因唐武宗灭佛殃及而消亡；第二次是元朝时也里可温教的传入,但仅是昙花一现；第叁次是明清之际的再度传入,因“中国礼仪之争”,1724年雍正禁教被驱逐出中国内地,传教活动仅被限于澳门一隅；第四次是鸦片战争以降,在列强的炮舰掩护下,由于“条约政策”的庇护而大规模传播。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教会与学校关系密切,“当差会在一个新的国家着手工作时,必须以新教徒创设学校作为它的滥觞。”明清之际,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广东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对外贸易日渐繁荣。鸦片战争以降,列强入侵,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广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广东因地缘优势,最早与西方进行接触,因而也是中国最早出现教会学校,开展教会教育的地方。岭南大学是广东的第一所大学,也是基督教在广东的最高学府,对广东的影响十分深远。由于历史的原因,岭南大学从创办伊始即为外国差会所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基督教的传入引起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列强的炮舰政策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反教斗争愈演愈烈,其中以义和团运动为高潮。与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不同,1922年至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蕴含着丰富的理性因素,它是“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认识的结果,更是国人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的标志。1922年至1927年“非基督教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收回教育自主权。“收回教育权运动”使外国在华学校开始向中国政府注册,中国人开始掌握校权。岭南大学收回由中国人自办正是“非基督教运动”,特别是“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结果。岭南大学收回自办后,陆续由钟荣光、李应林、陈序经叁任华人校长执掌校务。其间他们各自面临当时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取得办学的瞩目成就,奠定了岭南大学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的独特地位。钟荣光是岭南大学的首任华人校长,与岭南大学有着很深的渊源,被誉为“岭大之父”。在其任上,收回教育自主权,筹措经费,创办岭南农科大学、工学院、医学院,聘请名师；在学生教育上重视爱国教育、华侨教育、爱的教育,主张学生自治,使收回自办后的岭南大学很快步入正规,实现了岭南大学的“中国化”。李应林是岭南大学的第二任华人校长,由于抗战军兴,日军入侵,岭南大学面临空前的困难,但李应林带领岭大师生坚持办学,辗转香港粤北,筹措经费,同时倡导学生自治,实行工读制,聘请名师,以一颗爱国心支持抗战,注重学生德育教育,凝铸了“岭南精神”,成为学校发展的灵魂。继李应林之后的陈序经是一位学者型的校长,他的治校方略中学者味较浓,特别注重教授队伍建设与经费的筹措。此外,陈序经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倡学术“优容雅量”；严格管理,坚持办学民主；拓展校务,注重生源质量,进一步扩大了岭南大学的影响。通过对岭南大学叁任华人校长办学思想和治校方略的探究,可以分析归纳出他们办学有如下特色：叁任华人校长在治校过程中都注重民主管理方式的应用；注重经费的筹措,开源节流；狠抓教授队伍建设,重视学术研究；坚持办学自主,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提倡爱的教育,尤重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他们治校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观特质如优秀的品质、丰厚的学识、崇高的品格、卓越的才能,亦是他们治校能够为人所推崇的重要因素。岭南大学叁任华人校长在教会大学“中国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对岭南大学叁任华人校长的研究于当代大学发展有重要启示：一是教育的大背景对大学校长的治校方略有重要影响；是治校理念和方法的特色可为当代大学校长治校提供参考；叁是表现出的优秀个人素质是众多管理者特别是大学校长的垂范；四是大学精神是大学发展的灵魂。
眭依凡[8]2000年在《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及其与治校的关系》文中研究指明大学校长作为一类教育主体由于角色的不同不仅与其他教育主体在教育理念上有所差异,即便他们之间也会因个体经历的差异等原因,形成彼此有别的教育理念。引起我们兴趣的是,不论他们持怎样的教育理念,都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对他们的治校构成影响,而影响程度决定于他们持
李佳萍[9]2012年在《哈佛大学博克校长的办学理念与治校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哈佛大学之所以能发展为知名的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其历任校长的办学理念的指导。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德里克·博克，不仅在治校方面成绩斐然，而且在高等教育理论探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写出了《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等六本高等教育着作。博克的办学理念也主要集中在这六本高等教育着作中，主要内容包括：对美国大学的重新定位、对“叁A”学术原则的新阐释，系统全面的本科教育理念，大学的商业化问题等。在以上理念的指导下，博克对哈佛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实践，包括：实施核心课程改革；运用现代化管理方法改革中央行政制度；开展规模宏大的筹资运动。通过研究分析博克的办学理念和治校实践，得出以下启示：准确定位大学，秉承学术自由传统、平衡学术原则与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制定与时俱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完善筹资策略、大学校长应努力做一名成功的“调停者”。本论文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引言。主要涉及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价值、研究内容及方法、文献综述以及对相关概念的界定。第二部分：博克办学理念形成的因素分析。本部分从社会背景、个人经历、学术背景以及对前任校长理念的继承等方面分析博克办学理念的成因。第叁部分：博克办学理念和治校实践分析。本部分从博克对美国大学的重新定位、对“叁A”学术原则的新阐释、本科教育理念、大学商业化问题等方面阐述其办学理念的内涵，并从其实施核心课程改革、创立博克教学中心、运用现代化管理方法改革中央行政制度、积极开展筹资运动等实践活动阐述他对哈佛大学的贡献。第四部分：总结分析博克的办学理念和治校实践对我国大学校长在创建一流大学过程中的启示。
王飞[10]2013年在《试论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发展》文中提出大学校长作为现代大学最重要的办学治校主体,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变迁与大学发展的重要微观主体,作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最重要又是最稀缺的人力资本,对其职业发展的最理想发展状态是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发展。其主体性发展状况,不仅能促使自身的职业发展走向卓越,而且影响着大学职能的发展和实现,进而更深层次地影响着社会公民的培育及其发展。但随着不同社会体制的转型与历史演进,这种主体性发展被置于一种“官场主体性”之下,导致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发展陷入了困境,这是长期无视大学校长“学场主体性”的结果。主体性既是一个用以描述卓越性大学校长的概念,也是与“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内涵紧密相扣的,在高扬教育家办学价值的今天,探讨“具有卓越性的大学校长是为何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大学校长的、尤其从主体性发展的角度思考大学校长是为何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大学校长”的问题,对推动教育家型大学校长办学治校体制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本论文以主体性哲学理论、主体教育管理理论为理论工具,以历史研究法、理想类型分析法与系统研究法,建构以大学校长主体性办学治校活动为表征的职业化发展范式,揭示大学校长卓越发展的内在性生成机制,促进大学校长职业的健康发展,提升大学校长职业发展质量,焕发大学校长职业的生命光彩。本论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基本内容与结构如下：第一章,从整体层面明晰了研究背景、问题认定、研究范畴、研究基础、研究方法、研宄思路以及核心概念,进而架构起研究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轮廓。第二章,阐释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本质。探析大学校长的概念与历史、大学校长职业的概念与意义、大学校长职业的发展趋势,支撑这种“职业发展趋势”的内在动力是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内涵体系：大学校长的主体性根源,即大学校长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作为实践主体的本质属性、作为引领主体的本质属性；大学校长的主体性根据,即大学校长的管理行为系统、社会交往系统与语言符号系统；大学校长的主体性范畴,即大学校长主体性的过程规定性维度、目的规定性维度与关系规定性维度;大学校长的主体性涵义,即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叁层基本含义、叁大主体关系、叁种基本表现与叁个发展阶梯。这种主体性内涵体系可从中外大学校长职业发展史的国外镜鉴与本土追索中得到感知并证伪。在西方,某些国家历经中世纪以来诸多的变革,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最根本前提在于有良好的制度平台与社会环境,其学术自由与独立理念、大学校长遴选的制度设计、大学校长的卓越性发展等因素在催生其主体性发展中,成为人们普遍的教育信念。随着这种信念的东渐传播,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以及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发展都是卓有成效的,不仅跟随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而且作为办学治校主体的大学校长在大学场域存在着健康的主体性,进而成为卓越的教育家型大学校长。而这种主体性的发展凸显了这个时期大学校长职业发展的升华,彰显了富有张力的主体性意蕴,达成了卓着的主体性业绩。一种体现大学校长主体性实质的“学场主体性”遵循其主体性发展的原理得以正常运转,使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学术化、专家化、职业化等主体性得以发展。第叁章,诊断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问题。从当代中国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异化、大学校长主体性异化的危害、大学校长主体性异化的诊断叁大方面展开解读,认为当代中国大学校长主体性有着自身特有的历史境遇。尽管西方具有普适性的大学校长主体性早已东渐输入并扎根,但政治意识形态、历史文化情结、经济法制薄弱使大学校长主体性在中国的展开面临与新老传统或制度文化领域的严重冲突,导致在当下中国的大学校长主体性仍是实质的“不在场”或尚未真正发展,未化为人们普遍的文化—心理结构或大学的文化精神,构筑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并未成为普遍的教育信念,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充其量还只是中国大学教育价值空间的一种“悬浮物”,主要被“官场主体性”所遮蔽,表现为大学校长主体性的政治化、官僚化、职务化与媚俗化,对中国大学的发展产生了宏观危害与微观危害,导致了当代中国大学校长的职业困境。第四章,构筑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路径。大学校长主体性的构筑不仅具有中外大学文明历史发展实践中大学校长卓越发展的整体的合理性,而且具有教育家办学需要的合理性。以支撑大学校长卓越发展的核心——“主体性”为标底,本论文吁求大学校长发展中构筑主体性发展的路径应该是：大学校长“学场主体性”的发展离不开大学属性特有的组织基础、人在发展中特有的人性基础、大学共同体中特有的理性基础与大学自治所需的权力基础,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功能或价值具体表现在其主体性发展的根本价值、基本价值与重要价值。借此,要回应问题、重塑卓越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形象或职业形象,必须遵循从政府到大学这条由外到内的轨道有效建立起“宏观路径”、“中观路径”与“微观路径”的逻辑路向。“宏观路径”要求从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政治环境治理、经济环境治理、社会环境治理、文化环境治理与法律环境治理五方面进行。“中观路径”要求从大学校长产生机制的改进与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选择与完善两方面进行。“微观路径”要求从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自我认识机制、自我定位机制、自我调控机制与自我实现机制四方面进行。叁大路径共同构筑起大学校长主体性地办学治校制度,进而还原卓越性大学校长的本来面目,构建大学校长健康卓越的职业发展状态。本论文的主要结论：第一：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价值性取向是一种吻合大学组织特性的“学场主体性”；第二：大学校长在职业生活与办学治校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是根据大学这个学场的特性来定义的；第叁：当大学校长的主体性镶嵌于官场主体性中且尚不独立,精神远未自由时,便无以成“家”；第四：大学校长的官场主体性是中国大学发展进程中一个独特而又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其产生和延续的机理不被现代大学制度理论认同；第五：学场与官场的含混一元制是大学校长官场主体性产生和延续最本质的因素,不合理制度供给导致了其官场主体性的蔓延,这是中国政府在既有制度环境以及制度变迁成本制约下,希望获得教育资源以及教育收益、希望降低大学管理成本的制度设计、希望获取大学发展进程中办学收益的制度设计,是损坏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制度设计；第六：大学校长的学场主体性是世界一流大学发展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的共性因素,其产生和延续的机理是被现代大学制度理论所认同的；第七：学场与官场的清晰二元边界是大学校长学场主体性产生和延续最本质的因素,政府在合理制度框架下对大学进行干预的目的是保护大学的学术自由,大学校长在这样的体制里进而形成学场主体性的本质属性,而中国大学校长这种学场主体性是在官场主体性遮蔽下异化的主体性,带着这种异化的主体性行走了60多年的中国大学校长,已在既有制度环境以及制度变迁成本制约下,完成了其职务使命；第八：当代中国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发展只有遵循“厘清应然问题(历史养分与他山之石)+正视实然问题(官场主体性及其危害)+立足本然问题(现实建构与制度设计)”的理路,才能抓住关键；第九：国家和社会只有创建良好的大学校长办学治校的政治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与法治空间,全方位勾勒并落实大学校长主体运作的多元图景,从大学组织外部撬动大学体制局限与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局限,才能促使大学校长主体性优化并向教育家成功转型；第十：大学校长只有以“学场主体性”作为办学治校的行动哲学才能使自身进行职业化改造而走向卓越发展。总之,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发展要扎根于在个人、大学、社会、国家这个复合系统里的职场实践中,在实践中进行全方位构筑。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其拓宽了大学校长研究的视角,充实了大学校长发展的理论,提供了大学校长发展的新思路,引发大学校长的反思,提升大学校长主体意识,提醒社会关注并给予大学校长发展的良性空间。大学校长主体性不断优化,主体性伴随大学校长职业生涯的全过程,在理论和实践上所要走的路还很长,大学校长主体性行走在路上。
参考文献：
[1]. 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D]. 眭依凡. 华东师范大学. 2001
[2]. 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研究[D]. 程斯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3]. 大学校长如何治校——评《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J]. 蒋凯. 教育研究. 2002
[4]. 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J]. 眭依凡. 高等教育研究. 2001
[5]. 耶鲁大学雷文校长的大学理念与治校方略研究[D]. 郑薇. 沈阳师范大学. 2011
[6]. 中小学校长教育理念研究[D]. 乔君臣.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7]. 岭南大学华人校长研究[D]. 蒋超. 暨南大学. 2010
[8]. 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及其与治校的关系[J]. 眭依凡. 教育研究. 2000
[9]. 哈佛大学博克校长的办学理念与治校实践研究[D]. 李佳萍. 沈阳师范大学. 2012
[10]. 试论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发展[D]. 王飞. 南京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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