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批评的四个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四个阶段论文,批评论文,电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十年来，中国的电视批评伴随着电视实践和电视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萌芽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自觉阶段。电视批评每一个时期的进步都是同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历史条件紧密相关的。同时，每一个进步都为下一时期的进步留下经验与教训，并推进着中国电视理论的建设。
一、电视批评的萌芽阶段
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后期是中国电视批评的萌芽时期。1958年5月1日晚上7时，一幅以中央广播大楼为背景，映衬着“北京电视台”台名的画面展现在电视屏幕上，新华社电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已在5月1日开始试验广播。”这天晚上播出的节目有先进生产者和农业社主任的谈话，新闻纪录影片《到农村去》、科教片《电视》以及诗朗诵和舞蹈。第一次节目播出后，没有引起人们对节目的更多评论，大家都沉浸在播出成功的喜悦中。同年9月2日转为正式播出后，每周播出4次，每次2～3小时。电视台每次坚持开播前会和播后会，对播出的节目进行分析、评论。
当时党中央提出：“电视台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担负起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的任务。尽可能反映当前国家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报道社会主义的成就，宣传科学技术知识以及介绍各种优秀剧目和艺术影片，并为少年儿童准备一定数量的节目。”（注：《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3月。）这是当时的电视台的工作方针，也是评价电视节目的指导思想。播出一年后，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委会讨论北京电视台的工作，认为“一年来，电视台已摸索到一些电视宣传经验，但节目花色不多，内容单调，编、导、演、摄、播、装饰工作粗糙，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低，经常出错”。（注：《中央电视台大事记》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1961年8月3日，当时的北京电视台播出了《笑的晚会》，内容全都是相声，播出后收到了100多封来信，对这个节目进行评价，表示支持，并希望以后再办。1962年月20日，举办第二次《笑的晚会》，同样受到观众的欢迎。1962年国庆节前夕，举办了第三次《笑的晚会》，这次晚会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晚会改变以往国庆晚会的习惯做法，标新立异，着重表演，减少说唱。这次节目播出后，一位署名为“对你们的节目表示愤怒的一位观众”来信说：“国庆前夕《笑的晚会》中，大部分节目是多年来在机关、团体内部举办的小型晚会上司空见惯的、不登大雅之堂的非艺术性的、迫不得已在朋友面前耍耍活宝，以博得谅解的一笑洋相，想不到居然在国庆前夕，在参加庆典的外宾如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电视节目中播出，简直难以想象。这纯粹是以廉价的方式向小市民趣味讨好。”（注：《中央电视台简史》53页，北京出版社1998年8月版。）这封来信反映了一些观众对电视节目相当郑重的看法。这时期，观众来信成为电视批评的一种最直观的形式。
此时，一些带有对电视节目研究和探讨性质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使处于萌芽状态的电视批评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1955年10月创刊的全国性理论刊物《广播业务》到1964年底，共出版85期，先后发表了研究广播电视理论的业务文章和有关材料1456篇，其中有261篇是研究电视的文章。如《足球和足球比赛中的实况转播》、（注：《中央电视台简史》53页，北京出版社1998年8月版。）《电视广播宣传中的几种方式方法》、（注：《广播业务》1960年3期。）《电视报道的人物选择和刻画》、（注：傅敢：《广播业务》1961年6期。）《电视经济新闻的出路》、（注：裴玉章：《广播业务》1962年6期。）《电视新闻不能表现过去怎么办?》、（注：李子选：《广播业务》1964年1期。）《电视剧可否采用象征性的背景》、（注：木木：《广播业务》1963年12期。）《试评诗朗诵<海誓>的电视播出》、（注：许欢子：《广播业务》1962年11～12期。）《电视节目<告别山城>观后》（注：许欢子：《广播业务》1962年7期。）等。
也有一些著名文化人参与了此时的电视批评。1959年反映青年参加建设人民大会堂等首都十大建筑的电视剧的《新的一代》在工程竣工时播出，著名剧作家田汉在《人民日报》上著文称“电视剧是文艺战线的轻骑兵”。（注：《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一期间，裴玉章、康荫、许欢子、李子先等一批广播电视人针对当时的电视实践，写出了不少评介文章，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电视批评的奠基人。
总的看来，萌芽阶段的电视批评还比较稚嫩，这有多方面原因。其一，电视影响太小。真正能看到电视的只是少数人，社会影响不大，因而也没有引起理论批评界的重视。其二，电视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特征，因而对文艺批评的借鉴也无从谈起。其三，电视尚未出现典范节目。没有产生震撼人心达到较高审美层次能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作品，因而这一时期也就没有给理论界提供更为典型的对象。加之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电视台一度中断播出，以后恢复播出后，整个电视也就是为“文化大革命”服务，电视批评工作也就几乎中断。
二、电视批评的起步阶段
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是中国电视批评的起步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电视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电视节目的内容形式、数量与质量等诸多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和发展。丰富的电视实践为电视批评提供了研究对象，中国电视批评开始步入起步阶段，其显著标志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刊物、批评文章大大增加
1978年以来，研究刊物逐渐增加，公开发行的有《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新闻广播电视研究》；广播电视部《广播电视战线》；电视艺术委员会《电视文艺》；天津《广播电视杂志》；浙江《大众电视》；湖北《电视月刊》；北京《电视文艺》；福建《中外电视》等。到1984年底，全国已有地方性广播电视研究刊物54种，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新闻期刊也分别辟有电视专栏。中央电视台1984年8月开始筹划《电视业务》刊物。1985年初正式创刊。
这些刊物的涌现，为电视批评提供了发表阵地，使电视理论的研究成果有了载体。比如：《<丝绸之路>为中日友谊锦上添花》，（注：《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0年2期。）《电视新闻纪录片杂谈》、（注：《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0年2期。）《电视报道的可信性与权威性》、（注：《新闻广播电视研究》1982年5期。）《电视新闻要讲可视性》、（注：《新闻战线》1982年8期。）《论电视新闻的现场感》、(17)(注：《新闻广播电视研究》1983年1期。)《一篇受欢迎的电视评论》、（注：《新闻战线》1983年5期。）《试论电视片创作中的情感问题》、（注：《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4年1期。）《谈议电视专题节目的解说词》、（注：《新闻战线》1984年3期。）《论童国平的电视片创作》、（注：《新闻广播电视研究》1985年1期。）《电视评论写作技巧》、（注：《广播电视战线》1985年1期。）《论陈汉元的解说词创作》、（注：《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5年1期。）《用镜头说话》（注：《新闻广播电视研究》1985年4期。）等等，一批具有一定理论水准的电视批评著述相继问世。这些刊物或就电视基础理论进行研究，或就新闻、社教、文艺、服务类节目进行探讨，表明人们对电视理性的思考进入了深层次领域，电视批评开始透露出理性的光影。如中央电视台1980年7月创办的第一个评论性专栏《观察与思考》的播出，引起理论批评界的关注，《电视作为一种审美文化》的文章认为：“《观察与思考》、《热门话题》，还有一些电视片，只要抓住了群众利益攸关的敏感话题，就惹人注目。这些片子的成功之外足以说明，社会学规律是怎样支配着观念对电视文化的需要，因此，电视节目的制作者应当自觉地运用这一规律，把最充分地发挥它的社会政治影响作为它的社会审美功能。”（注：《电视的采编与创作》116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这一时期的电视批评表现了中国电视丰富的实践，可供研究的对象多起来了，对扩大电视对观众的影响，推动电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对奠定中国电视基础理论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各种研讨活动的开展
这一时期，我国电视各类研讨得到了全面展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电视台、电视学术组织，积极组织各种选题开展学术研讨活动。特别是1983年召开的全国第11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较为系统地总结了30多年广播电视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概括了广播电视的理论和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直到2000年的奋斗目标。这次会议提出了“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带动广播电视宣传的全面改革”。
这一时期，全国召开的一些有影响的电视研讨活动如：
1981年2月，全国电视剧编导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对《凡人小事》等一批优秀电视剧的创作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对观众加以引导的重要意义。
1981年4月，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在山东青岛召开，会议针对《新闻联播》等新闻节目进行了研讨。
1981年5月，全国电视“文化生活”专题座谈会在昆明举行，与会人员就文化生活节目的题材范围、表现形式等进行了研究。
1982年2月，全国电视台部分专题节目讨论会在广西阳朔召开，与会代表讨论了办好政治性专题性节目以及加强电视评论的重要意义。
1983年1月，全国电视剧导演艺术理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加强电视剧的研究和评介工作。
1983年8月，全国电视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就对外电视宣传节目提高思想性和针对性等进行了讨论。
1984年5月，全国电视文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就如何办好电视文艺节目进行了讨论。
1984年12月，全国广播电视新闻改革座谈会在西安召开，会议围绕节目改革的内容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讨。
1985年3月，全国电视农村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讨论如何搞好农村电视报道。
1985年10月，全国提高电视剧质量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就电视新闻的基本规律、真实性等问题展开了研究。
此外还有一些具有一定影响的区域性电视研讨活动。这些活动都针对电视节目中所反映的问题进行研讨，每次研讨会后，都有一批较强理论性、学术性的电视批评文章问世，这对于推动电视批评的开展和电视理论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电视节目的评奖活动逐步开展起来
1981年，开始举行全国性的电视节目评奖活动。少儿节目从1992年起单独评选，命名为“金童奖”，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和中央电视台承办。电视剧“飞天奖”始于1981年，电视文艺“星光奖”始于1987年，1988年纳入政府奖范畴，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和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组织。对外报道电视节目奖1992年作为国家级政府奖，由中央外宣办和原广播电视部合办。
每次电视评奖活动既是对节目的评价，也是一次认真的经验总结，更是一次理论的提升。评奖本身就是一次电视文化价值的判断评价和选择的过程。评奖以后，就会有一批针对电视节目评奖的评论文章问世。
在评奖过程中，大家从不同角度分析研究了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性价值和艺术性价值，肯定作品成绩的一面，指出作品存在的问题。各类电视节目评奖活动的开展，促进了电视批评多种形式的发展。
这一时期，我国电视刊物增多，理论性文章的不断问世，各种研讨活动和评奖活动纷纷开展起来。可以看出，电视界开始重视电视理论研究、电视批评的重要作用。
三、电视批评的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是中国电视批评的发展时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整个电视事业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得到了很有成效的发展。全国各省、地(市)级电视台纷纷建立，部分县(市)也建立了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到1986年时已开办了3套电视节目，丰富的电视实践急切需要电视理论、批评给予指导。电视实践的需要使电视批评得到了较好发展。其标志主要为：
1.批评队伍扩大，学术交流活动增强
电视研究机构的建立，为电视批评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为了适应电视事业的发展，1986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电视批评有了机构与组织的保障。各级电视媒体、电视教育部门都成立学会分支机构，因而由此派生出电视运行中各环节的分支机构，全国性电视评奖和学术研讨活动进入常规化状态。除在电视台系统有专门研究机构以外，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及院校也建立了相应的电视研究机构。各类电视研究机构的建立，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于从事电视批评的理论工作者，使电视批评队伍迅速扩大。
电视批评队伍不仅有科研部门和各类高校中的研究人员，还有来自社会学、文化学、艺术学、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文学等众多专家学者；不仅有电视宣传的管理者，而且还有电视实践的从业人员。据有关方面统计，这一时期经常以报刊为载体，开展电视批评的专兼职批评家近百人，其他还有大量不固定对电视节目进行分析研究的人员。他们以各自的视角关注、审视、读解电视，取得一批电视批评的可喜成果。
电视批评者不仅包括职业批评家，还包括兼职批评家；不仅包括一般的观众，而且还包括一些特殊观众——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关心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重视电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李铁映观看了中央电视台1992年奥运会转播的节目后，评价说：“转播很成功，很精彩，前方后方都搞得不错。我从电视转播中了解了很多情况并及时与前方取得联系，如提醒获金牌的运动员在升国旗、奏国歌中注意表情等。《奥运沙龙》换了一些新面孔，很好，开始一段不太熟练，后来也就好。奥运报道中的好经验可以运用到其他节目中去，如文艺、文化、体育、经济节目。”（注：《中央电视台大事记》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光明日报》还刊登陈俊生关于电视剧《一村之长》的评论文章，文章说：“《一村之长》从3个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敢于反映现实，触及矛盾，解决矛盾；2.以充分事实说明，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3.艺术的趣味性和深刻的思想性紧密结合。希望电视台多放一些像《一村之长》这样的好电视剧，以推动农村工作。”（注：《中央电视台大事记》39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1992年中央电视台开办了《经济信息联播》，邓小平几乎是一天不漏地观看节目。他说：“《经济信息联播》的时间虽不长，只有30分钟，但每期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信息量大，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将会起到积极作用。”邓小平还说：“播音员的播音速度太快，能否适当慢一点，以利于收看。”（注：《中央电视台大事记》39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
研究机构的建立、研究队伍的扩大，电视批评的学术交流活动大大增加，电视批评的视野同原来比较更加开阔，更加深入，围绕电视新闻、社教、文艺、信息服务四类节目，召开了大量多种形式、不同范围的研讨会。每年由中央电视台有关部门牵头，召开全国地方台行业电视理论研讨会，如新闻类、社教类等。1987年3月在太原召开了“全国电视剧美学研讨会”。会议结合我国电视剧创作探讨了电视剧的美学特征、电视剧美学研究方法以及未来电视剧美学的走向，从而拓宽了我国电视剧理论的发展道路，促进了电视创作者走向理论的自觉意识。1988年11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筹备组织召开了“革命历史题材和当代人物传记电视剧研讨会”，会议评价和审视了近年来此类题材的创作情况，阮若琳针对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从观众反映来看，这方面的创作不够理想，抓得好的剧目比较少，艺术质量偏低的居多。”（注：阮若琳：《如何提高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水平和艺术质量》，载《电视艺术论坛》1989年试刊号。）1991年中央电视台《神州风采》100期研讨会，《地方台30分钟》研讨会、电视艺术片研讨会、首届中国电视节目展播评选、《望长城》研讨会、全国经济宣传工作座谈会等一系列研讨会，批评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及时总结电视传播中的经验，并将其又升华为科学理论来指导电视的传播。这些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将电视批评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
此间，全国围绕电视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纪录片创作、专题片创作等举行了大量的研讨活动。中国的专题片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创作已经过迅速发展并迈向成熟期。80年代中后期，是电视专题的发展期。这一时期我国电视专题节目创作人员在与电视文艺、电视新闻和电视教育节目的竞争中努力寻求电视专题片的特点和规律，题材选择广泛，风格形式多样化。这一现象引起了电视批评家们的关注。他们举行各种批评活动寻求突破，并认为，系列专题片的崛起，侧重于对题材的文化内涵的开掘和透视，注重对时代重大课题的分析研究，充分利用电视的各种技术与艺术手段以提高专题片的信息量与表现力，获得了较大成就。通过实践——理论——实践这样一个不断批评，不断选择的过程，使电视专题迈向成熟阶段。
学术活动蓬勃开展，使平时在电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得到较好处理，大大推动了电视批评的发展，据有关方面的不完全统计，1986年到1992年的七年时间，全国性的电视新闻、社教、文艺、电视剧等方面的研讨活动达110多次，另外，还有大量区域性以及各省、市举办电视研讨会。这些活动的开展促进了电视批评质量的提高，使电视批评从发展进入正常轨道并开始走向自觉的阶段。
2.批评的领域拓展，取得了一定批评学术成果
批评领域是随着电视实践、电视节目的丰富而变化的。电视工作者努力探寻各种表现形式，使电视节目的品种类型大大增加，加之各种先进的制作技术的运用，给电视批评提供了更多的批评对象。
批评路子的拓宽，首先得益于电视形式的多样化。在新闻、社教、文艺、服务四大类节目形态中，几乎每一种形态都包括若干种形式，就以新闻类形态的节目而言，它就包括了消息类电视新闻、影像新闻、口播新闻、图片新闻、字幕新闻、现场报道、连续报道、系列报道、专题类电视新闻、杂志型电视新闻节目、新闻直播、专题新闻、专题报道、电视专访、电视新闻记录片、电视新闻评论、评论员评论、论坛型评论、答问型言论、座谈型言论等等。这对电视新闻的批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教、文艺、服务类节目也同新闻类节目一样，一种节目形态包含了若干种形式。
文艺类节目发展很快，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表现形式，包括有：电视小说、电视散文、电视诗、电视报告文学、电视风光艺术片、电视舞蹈艺术片、电视风情艺术片、电视音乐艺术片、电视专题艺术片、电视文献艺术片、电视民俗艺术片；电视小品、电视短剧、电视单本剧、电视连续剧、电视系列剧；电视综艺晚会、电视戏曲节目、音乐电视等等。电视文艺形式的多样化为电视批评提供了发挥才能的舞台。
电视批评路子拓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批评的理性思维有了加强。这一时期的电视批评开始从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出发，研究和分析电视艺术表现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及创作风格。通过对这类作品的鉴赏、评价，使人们在接受电视文化的消费时，在思想认识上，在艺术感受上有一个较高层次的起点。批评家把强烈的思维特征、浓重的文化意识和深刻的审美意识作为评判电视艺术作品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这种现象表明电视批评朝深度方向发展，批评家在思考批评对象时头脑要变得复杂得多，不仅是简单地指出作品的优劣，而且还从哲学的、艺术审美的、历史文化的高度去解释某一现象，去评论某一主题。长篇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的出现，引起了批评家的关注，在这一电视剧播出的前后一段时间，全国各报刊杂志就编发了大量评价文章，据对当时公开出版的11家刊物统计，在同一期号上就发表了18篇文章，就《渴望》产生的意义、创作风格、艺术表现力等进行分析研究。这种现象表明电视批评已走向立体化的批评方法，走向了更高层次。
拓宽批评路子，还表现为给一些在电视创作上取得成就的著名记者、编辑、艺术家召开个人创作研讨会。如1990年4月《当代电视》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胡连翠戏曲电视剧导演研讨会”，1991年6月中央电视台研究室主持召开的“黄一鹤电视艺术研讨会”，同年11月召开的“邓在军电视艺术研讨会”等。研究艺术家个人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是电视文艺批评走向成熟的标志，它推动了整个电视理论的建设。
丰富的电视实践，促进了电视批评活动的开展。一批优秀的电视批评成果在电视界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不断地更新着电视文化观念，推动了电视的改革。
电视新闻在整个电视节目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较长一段时期里，新闻节目存在着官话套话多、不及时、冗长全面、浅而不深、题材表现程式化的弊病。此时，各电视新闻类刊物发表了《关于深度报道与动态新闻》(夏之平)、《80年代我国电视新闻报道方式的改革》(吴杰)、《<新闻联播>析论》(张翔升)、《论电视评论》(冯建增、周江)、《着力表现电视新闻的思想深度》(马超曾)、《电视深度报道的节目形态》(叶子)、《现场新闻同期声刍议》(肖竹乔)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批评围绕电视新闻实践中出现的诸多“热点”，强调电视新闻的重要地位，杜绝假大空报道，以保证电视新闻的真实性和党性原则；强调电视新闻的时效性，提倡多档滚动性播出；强调电视新闻的短平快特点，加强其针对性与深刻性，强调新闻报道内容与形式的变革，扩大报道内容，增加连续报道、系列报道和现场采访报道等。
电视社教专题在这一时期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在思想内涵的表达与艺术形式的创新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度，对于电视社教专题的批评此时也十分活跃。如《试论电视纪录片纪实风格的新发展》(张俊德)、《电视纪录片及其社会作用初探》(徐炳才)、《电视专题界说》(陶皆良)、《电视专题节目刍议》(张建堂)、《从专题节目的发展看专题节目的界定》(秦素芬)、《电视专题片探微》(刘文俊)、《电视专题片刍议》(张家滨)、《专题节目的综合性》(张哲西)、《专题节目也是一种节目类型》(林杰谦)、《电视纪录片界定和创作》(任远)、《电视纪录片与电视专题片界说》(高鑫)、《电视纪录片特征辨析》(钟大年)、《从昨天到今天——谈纪录片的观念及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与走向》(路海波)等一大批有影响的电视批评，对于推动中国电视社教专题节目起了相当作用。
电视文艺是为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电视节目样式。关于电视文艺的批评此时代表性的文字有《寻找与观众深层的心理对应》(彭加瑾)、《关于电视文艺的几点思考》(宋春霖)、《光、色与电视美学》(王若芳)、《论电视文艺的编排艺术》(欧泽纯)、《春节晚会与春节文化》(孟繁树)、《电视艺术中的几个美学问题》(曹利华)、《试论邓在军电视导演艺术风格》(范建国)、《音乐电视节目的选择》(陈志昂)等。
电视文艺批评中，电视剧批评是十分突出的。这首先表现在对电视剧的批评开始深入到电视剧艺术构成的各个领域，诸如儿童电视剧、改革题材电视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戏曲电视剧、室内电视剧、行业电视剧等。《儿童电视剧漫谈》(徐家察)、《童心、美育、宏观目标——谈儿童电视剧创作中的三个问题》(蔡骧)、《儿童意识与审美创造》(徐宏)、《论表现儿童心态的三个语言特征》(邹嘉仁)、《如何提高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水平和艺术质量》(阮若琳)、《怎样把辉煌的革命历史变为辉煌的艺术》(王愿坚)、《论戏曲电视剧》(孟繁树)、《在屏幕上再现戏曲艺术》(安葵)、《对“地域”特色的几点看法》(钟艺兵)、《地域特色电视剧与地域文化》(高鑫)、《<渴望>的轰动效益及其思考》(周金华)、《幽默对大家都宽容》(童道明)、《谈行业电视剧的进步意义》(陈慧娟)、《双重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大众文艺》(陶东风)等等。
这一时期电视批评成果集中体现在电视文化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一批电视批评专著。比如中央电视台在此期间出版的著作有《屏前点评录》、《电视的采编与创作》、《话说电视节目主持人》、《电视剧论集》、《电视专题论集》、《电视声画论集》、《电视制作论集》、《电视经济宣传文选》、《屏前点评录》(第二集)、《黄一鹤的艺术道路》等。电视剧批评文集有：《电视剧的探索》(徐宏著)、《王云缦荧屏艺术文集》(王云缦、果青编)、《“飞天”与“金鸡”的魅力》(仲呈祥著)、《荧屏内外》(朱汉生著)等。其他电视艺术理论著作有：《电视文化学》(田本相)、《电视剧艺术论》(宋家玲著)、《电视剧通论》(壮春雨著)、《电视剧美学》(路海波著)、《电视剧导演创作与理论》(高洋、汤恒著)等。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每年还出版电视节目评奖中获奖作品评析的著作。
80年代中后期，电视片《河殇》的出现，在电视批评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并诱发了关于《河殇》的争鸣。提出了怎样评价中国的传统文明，在电视片创作中，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政治观、历史观等问题。出版了《重评<河殇>》、《<河殇>的批判》等批评著作及文集。《河殇》的讨论，不仅涉及到创作手法，还涉及到创作理念、指导思想等一系列有关电视创作思想性、艺术性方面的问题，其讨论十分必要。通过争鸣，大家更明确了电视创作，特别是纪录片创作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态度，以弘扬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为己任的方针。有批评家认为，《河殇》的讨论是批评界思想的一次解放，通过这次讨论，批评家的批评意识的自觉性进一步得到加强。总览这个时期电视批评成果，有着鲜明特征。首先是电视批评理论文章和专著大量增加。这说明电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正越来越多地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其次，涌现了大量的电视批评新观念。随着日益丰富的电视实践，能动促进电视批评的发展，许多新的观念涌现出来。再者，批评领域日益扩展。此期间电视批评领域，不仅日益深入，而且其批评的范围和领域逐渐扩展，涉及电视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一时期电视批评的发展也正是中国电视理论全面建设阶段，电视批评的开展推动了整个电视理论的发展。
四、中国电视批评的自觉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是中国电视批评的自觉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电视事业也开始了腾飞，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最好发展时机。中国丰富的电视实践，给电视批评提出了挑战，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电视理论，迫切需要大量的经验总结，迫切需要建立在电视实践基础上的电视批评。中国电视批评形式多样化、规模化，争鸣意识和创新意识增强，进入了自觉阶段。
1.电视批评形式多样化、规模化是这时期中国电视批评的基本特点
相当长一段时间，电视批评手段是单一的，基本上都以文章的形式出现，开始时仅以报刊作为载体。尔后随着电视批评的发展，开始有了新的形式，以至到90年代末期，批评形式表现更加多样化。
论文仍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批评形式。这些论文大都围绕各类电视节目、栏目展开鉴赏、评价、探讨、研究。批评的开展分两种形式：一是自发的，作者各就某一个节目、栏目展开批评；二是组织的，由组织者组织部分专兼职批评家或就某一电视热点问题、或某一节目、或某一栏目展开批评，以便对问题研究更加深入。以论文形式的电视批评或在各刊物上发表，或在研讨会上发言，总之，通过不同的载体传播出去。此期间，全国诸如《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电视研究》、《中国电视》、《当代电视》等专业刊物已发展到40多家，一些科研院校办的刊物里也辟有电视批评方面的栏目，社会上各种报刊杂志也给予电视批评以极大的关注。各种传播媒介的发展，使以论文形式的电视批评有了载体，进一步推动着电视批评的开展。每年全国各报刊杂志刊登的电视批评理论文章难以用数字来统计，据1999年的不完全统计，仅电视专业刊物一年发表的论文就达5000多篇。
随笔也是这一时期电视批评的一种形式。这种文体活泼、轻松、不拘一格，可读性强，具有文学特征。这类随笔刊发在各类报刊杂志上。电视随笔往往针对电视文化现象中某一方面问题，切入点小，几句话说透，它并不对问题作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没有大段大段的论述，但它以小见大。它对改进电视节目、净化荧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央电视台研究室创办的《观感选辑》是一份以点评节目为特色的内部业务刊物，每周一期，专门收集、选登观众观看节目的感想，内容涉及各栏目各节目的立意、结构、编排以及画面、解说、音响、音乐、美术、字幕等创作上的得失，其评价有褒有贬，有商讨有建议。它为台内开展业务研究提供和积累了具体素材。办刊十年来，始终坚持“事实须准确，观点要鲜明，语言讲分寸”。这类文章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短小精悍，针对性强，经常出现在各类传媒中。
观众来信、观众调查是电视媒体了解观众对电视意见的一种方式，也是观众开展电视批评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尽管简单，但它却是办好节目的一个最好依据。目前各电视媒体都十分注意通过观众来信、观众调查等形式了解人们对电视节目的看法和意见，并建立了相应机构来处理观众来信，并实施新的管理办法，将来信进行综合分析处理，将新的情况反馈到编委会，然后分流到有关部门、有关栏目，将其作为改进节目的参考。从1994年到1998年，中央电视台连续5年对《春节联欢晚会》进行观众调查。在“香港回归”报道中，央视调查咨询中心进行了四次电话调查，为分析这次大规模的电视直播的传播效果提供了依据。各省市地方电视传媒也将观众来信、群众调查作为电视批评的一种基本形态。
运用对话评议形式进行批评，这是电视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后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对栏目、节目定期进行评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宣传部、各电视传媒机构，大多成立电视评议组，一般一周，或一个月，或一季度，或定期不定期地对全台节目、或某一栏目，或某一节目进行评议。参加评议的大多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如中央电视台1993年开始建立栏目评议制度，内容包括有专家评议意见、收视率、一般观众意见、领导意见四个部分。专家评议一般由台内离退休老同志组成，每季度评议一次，评议结果反馈给台编委和各节目部门，供改进节目参考。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从1999年元月起，从局属各单位抽出部分专家学者，集中收看各台节目，每周定期进行评议。
以电视手段研究电视，这是一种新的尝试。中央电视台1997年创办了《精品赏析》栏目，每次节目都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电视编导、剧组人员、观众等，对有较高价值和艺术特色的电视节目进行认真分析和探讨。在播放节目片断的同时，电视主创人员介绍自己的创作体会艺术经验。这种以电视手段研究电视的批评形式可以把创作者、评论者、电视观众聚合在一起，面对面地讨论节目的创作问题。创作者可以直接听到批评家、观众对自己节目的评价，批评家也能听到创作者对自己批评的意见，观众则从节目的赏析中提高欣赏水平和审美能力。这种批评形式对主办这种节目的主创人员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的提高过程，对编导人员也是一个学习和交流的过程。这种手段是欣赏和评析的完美结合，能直观形象地揭示创作规律，对推出精品起到促进作用。
以专著形式开展电视批评，是电视理论建设、电视批评日益走向成熟的标志。它至少向社会昭示：电视有学，电视批评有学，电视理论建设已达到一个较高层次。以专著形式开展电视批评就其深度和高度上讲是其他批评形式不可比拟的。此一时期，我国电视批评学理论已开始形成，这同大量以专著形式开展批评是分不开的，诸如《电视艺术学》(高鑫)、《电视传播理论研究》(叶家铮)、《电视意识论》(刘炘)、《中国电视观念论》(胡智锋)、《电视声画艺术》(张凤铸)、《电视美的探寻》(胡智锋)、《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尹鸿)、《中国电视史》(郭镇之)、《中国电视剧发展史》(吴素玲)、《电视新闻研究》(叶子)、《电视专题研究》(高晓虹)、《纪录片创作》(钟大年)、《电视画面语言》(朱羽君)、《电视新闻摄影》(任金洲)、《电视新闻写作》(张静滨)、《电视节目主持》(赵淑萍)、《影视构图艺术》(高廷智)、《电视文化学》(陈默)等一大批电视理论著作。这些著作相当部分属于基础理论研究，但是其中更多的涉及到对电视节目的鉴赏和评介。中央电视台在台庆40周年推出的系列丛书中《中国电视论纲》、《电视新闻集》、《电视专题文集》、《电视文艺文集》和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的《中国应用电视学》，对中国电视批评理论的建设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互联网形式研究电视使电视批评更拓宽了视野，这种形式的运用是电视批评趋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表面上看来，互联网只是为传统媒体提供了一种新的信息载体，似乎不会对内容的取舍有重大影响，事实上，互联网带来受众空间，面对的是全球受众，上网媒体所提供的内容有了更多更大的范围内的潜在用户。这样电视批评的内容即可在更大范围得到传播。
电视批评手段的多样化，是电视实践发展的需要，是电视理论建设的需要，是电视文化发展的必然。随着电视理论建设的加强和日趋成熟，还将会有更多的电视批评手段出现，特别是基础理论的发展，将会使电视批评更加科学化。
2.争鸣意识和创新意识增强是中国电视批评进入自觉时期的重要标志
争鸣意识增强是90年代以来电视批评的一大特点。争鸣的重点围绕电视本质和电视创作两个方面进行。通过争鸣，大家的认识统一到：中国电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断提高引导水平；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在报道中要坚持真实性原则，不搞假大空；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电视节目的政治思想性、群众性、民族性、当代性、综合性，发挥电视新闻传播、社会教育、文化娱乐、信息服务的功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争鸣，人们对电视文化的品位问题有了更新的认识，从理论上弄清楚了“大众文化”、“通俗文化”、“雅俗共赏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电视的关系。
对纪实性的发现和追求是电视批评争鸣意识的重要表现。90年代初，纪录片《望长城》的成功获得观众赞美，其创新在批评界引起广泛注意和热烈的争鸣。当时，北京广播学院的师生认为，《望长城》具有现代纪录的纪实品格，它质朴而深情地表现中国人，给人以内在的审美享受，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注：参见钟艺兵，黄望南主编：《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也有批评家认为，“电视设备的先进性放纵了《望长城》的随意性”，长镜头的盲目性削减了《望长城》的整体信息含量。（注：参见钟艺兵，黄望南主编：《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望长城》引起了人们对纪实作品的赞美，也引起了对某些写意式作品——如对《西藏的诱惑》的批评。《西藏的诱惑》以浓墨重彩，从自然、宗教、艺术、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揭示出缕缕情思与一种境界，该片的文学美、哲理性受到电视批评家高度赞扬。这个纪录片的成功说明“画面配解说”的纪录片已走出“初级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对《望长城》所开启的纪实主义潮流的热烈赞美变成了更为冷静的探讨和追寻。
在电视创作方面，电视批评争鸣气氛表现得更加浓郁，新的电视观念表现得更为突出。电视新闻节目和电视专题节目的研究和探讨值得一提。电视新闻发展已有几十年历史了，那么怎样认识电视新闻的类型，这是电视新闻实践经常碰到的问题。90年代初，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电视学研究委员会就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经过3年多的探讨与研究，终于对电视新闻的分类与界定有了统一的认识。20多位专家学者结合大量电视新闻实践，阐述了电视新闻的分类与意义，列出了70多个关于电视新闻的词条。这一理论的总结，从电视新闻实践中来，用于指导电视新闻传播。1992年11月，中央电视台研究室牵头，开展了“专题节目”的界定的争鸣，经过3年的讨论，参与研讨的专家学者结合我国专题片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对分类条目及定义逐条逐目地解析、丰富，使之更加准确化、规范化、科学化。界定中，大家集思广益，将各家意见综合起来，使分类涵盖尽量达到周全，以充分体现中国电视专题节目的精髓。专题界定条目不仅具备美学价值，更重要的是有实用价值，充分展示了中国电视专题特色，并对实践起指导借鉴的作用。整个界定过程也是一种批评过程，也是一种专题价值的文化选择过程。
90年代，电视批评还对“纪实”与“真实”展开过大讨论，对电视新闻改革、电视纪录片、电视栏目改版、电视节目主持人、电视剧美学等也展开过讨论与争议。90年代中前期，电视界围绕主流文化与市民文化的融合有过一些讨论。讨论的背景是：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格局，改革的目的就是调整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打破那种单纯的政治挂帅的局面。市场经济的建立意味着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的分离。社会的主流由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进化，相应的市民阶层进入社会舞台。市民文化也从原来的大一统官方文化中分离出来，官方文化、主流意识形态也开始修正自己。在这样的态势下，市民文化在夹缝中求生，就必须在自己的游戏规则中，同官方文化形成化合，使之既符合官方要求，又符合市民口味。这时，电视连续剧《渴望》的播出，成功地向社会昭示了这一观点。这部电视剧以传统的人伦情感既迎合了市民的传统心理又同官方文化的要求默契。有关方面围绕着这一现实的主题，邀请10名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剧组人员等进行讨论，争鸣中一种创新电视艺术观——电视剧的娱乐性出现了。此时，在电视剧领域出现两种观念：一是电视剧艺术论。这种观念强调“艺术品格”，注重“审美”理念。二是电视剧通俗论。这种观念注重通俗性，倡导大众化，强调“娱乐”功能。这些电视剧理念的出现，孰是孰非，难以比较，难下结论。但它至少说明一点，电视批评的争鸣中新的观念不断出现，这无疑对繁荣荧屏大有益处。
电视综艺节目如何走向?这是90年代以来电视文艺界人士关心的话题。1996年11月，中央电视台研究室组织开展了“春节联欢晚会与电视综艺节目特色及走向的论题研究”。此论题向北京、天津等城市发出1000份调查问卷，召开了全国部分电视台参加的研讨会。根据调查问卷统计数字，研究室组织撰写了课题报告，对《春节联欢晚会》的传播效果，进行了统计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方位的科学分析，提示了电视综艺性节目朝民族化、娱乐化、大众化、品格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这一论题的研究对如何办好电视综艺性节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关于电视综艺节目的批评理论得到一次大的提升。
电视批评争鸣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增强，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就是研讨工作有人抓、有人管，电视研究队伍发展壮大。除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量有规模、有水平、有组织的研讨外，有意识、有针对性地选准课题成了各电视台研究工作的首要任务，从1996年起，由中央电视台研究室牵头，每年举办一届理论研究工作研讨会。到1998年，全国有省级或省级以上电视台32家，已有15家电视台成立了电视理论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人员有186名，其中有副高以上专业职称者105名，已有21家电视台有理论刊物，全国电视台系统初步形成一支力量较强的电视理论研究队伍。组织保证是90年代以后电视批评进入自觉阶段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