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正经历新历史性转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性论文,正经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历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尤其是在“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实现了一系列历史性的跨越：2009年，中国按汇率计算的人均GDP超过了世界银行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出口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从一个贫穷的人口大国发展成为一个在世界上影响力与日俱增的经济大国。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无论从人均收入水平、装备技术水平，还是从教育科技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上看，中国同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仍然是一个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及资源禀赋，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因此，肯定我们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深刻认识当前及进入“十二五”时期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深刻矛盾，是同样重要的。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
表1列出的是世界银行①公布的1980年到2009年中国和世界上部分国家和地区人均国民总收入②以及对它们的比较分析。从这一长期比较中，我们可以观察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和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趋势。
先看中国经济增长，与世界各国比较，它具有三个特点。
首先是经济增长快。表1中最后一列中列出的各国年均经济增长率，是以美元计算的名义增长率。这一经济增长率中包含三个大的影响因素，一是各国的实际增长率，二是各国的通货膨胀率，三是各国的汇率变化。由于美元是购买力相对稳定的世界货币，如果一个国家的汇率形成机制是市场化的，那么在进行长期比较时，通货膨胀率和汇率之间会互相冲抵③，由此得到的分析结论，相互之间大多是统计可比的。可以看到，中国是这一时期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GNI总量相当于1980年的18.85倍，年均增长10.66％。
第二是国际经济地位得到了巨大的提升。1980年，在列入排序的196个国家中，中国落后于印度、阿富汗和埃塞俄比亚等低收入国家排189位，仅领先于尼泊尔、柬埔寨、越南、乌干达和索马里等少数国家，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但到了2009年，中国已经在列入排序的213个国家中排名124位，虽然排名仍然是中等偏后，但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表1中可以看到，这一期间排序提前的幅度最大的三个国家为中国、韩国和波兰，分别为65、35和23，中国比位居第二、三名的韩国和波兰，排序提前的幅度高了20位和42位。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着世界领先的水平。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人均GDP保持着这样高速的增长，必然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受到全球的高度关注。表2列出的是世界银行2009年的人均GNI分类标准，中等收入的标准为3400美元，而中国2009年的人均GNI为3620美元，已经达到并超过这个标准，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这是我们通过30年的努力取得的重大成就。
第三，中国的人均GNI和世界平均水平、先进水平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展经济。从表2中可以看到，世界银行分类中的中等收入水平，从数值上看，大约为加权平均水平(8751)及较高中等收入水平(7523)的一半，为高收入水平和欧元区收入水平的十分之一。因此，从人均水平上看，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从经济增长所处的状态来看，中国目前仍处于高速增长期，这其实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种优势。在表1中，名次落后幅度最大的国家为沙特阿拉伯，它的人均GNI在1980年时已经达到了17000美元，名列第7位，但是到了2009年，人均GNI仍然在这个水平上，名次已经落后到了第57位。虽然水平很高，但发展已经停滞了，中国虽然发展水平还不算高，但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这就是我们的发展优势。如果政策得当，我们仍然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再看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表2 2009年世界银行人均GNI分类
世界8751
低收入 503
中等收入3400
其中：较低中等收入 2310
较高中等收入 7523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2969
其中：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3163
欧洲和中亚地区6793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6971
中东和北非地区3594
南亚地区 1079
非洲撒哈拉地区1096
高收入 38 134
其中：欧元区
38 80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20世纪70年代，几乎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同时，世界进入了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在这一背景下，从整体上看，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全球经济处于一个较好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得到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世界的经济格局在发生变化。
第一，石油输出国风光不再，以输出资源为主的国家经济发展缓慢。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石油输出国通过石油提价，迅速成为世界上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按照世界银行1980年的人均GNI排序，前几位几乎都是石油输出国，但在那之后，这些国家的人均GDP没有显著改善。这说明即使资源非常丰富，单纯依赖输出资源来发展经济，发展前景是有限的。
第二，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原苏联和东欧集团已经不复存在，经济发展也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原来属于这一阵营的一些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等，由于实现了经济转轨，再依靠它们和欧洲的密切关系，经济得到比较大的发展，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但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等国则由于改革失败，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徘徊，难以走出困境。
第三，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仍然保持着稳健的增长。从表1中可以看到，1980年，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0000美元以上，只有英国略低，但也达到了9300美元。相比较而言，这些国家的人口较多，科技水平和工业化程度高，经济规模大，市场发展和法制建设较为完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较大。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国家都已经跨越了加速经济增长时期，进入了平稳增长时期。在这一期间，这些国家没有停步不前，仍然在通过各种努力寻求经济增长，如美国引领的新科技革命、欧洲的一体化进程，都为新的经济增长注入了动力。尽管有多重原因影响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如德国的东西德合并、日本的日元升值等，但从表1中可以看到，整体来看，这些发达经济大国都保持了较为平稳的经济增长，按美元计算的年均名义增长率在4％～6％之间，属于中等速度的经济增长。
第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正在迅速崛起。在新技术革命、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较好地解决影响自身发展的各种内部矛盾，那就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比较优势，获得或者是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如果说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多次错过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机，那么在这一次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我们则抓住了发展机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表1中，按美元计算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7％以上的国家有5个，其中4个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韩国、新加坡、越南)，波兰属于东欧原计划经济国家。从经济发展阶段上看，中国和越南的高增长属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而韩国、新加坡和波兰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上看，中国、越南和波兰属于经济转轨国家，体制创新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较大的贡献，通过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等措施，在解决自身内在矛盾的同时，学习和吸收世界先进文明、科学技术、资金、管理等，通过自己的比较优势，推动本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韩国和新加坡在这一时期的体制变化较小，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较大贡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开始启动或重新加速，如金砖四国中的另外三个国家，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但由于起步较晚，如果从30年的长周期观察它们的增长，目前还没有显现出来。
第五，一些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经济已经有一定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自身的矛盾，过早地中止了高速经济增长，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经济增长率放缓，无法继续保持较好的经济增长。④以马来西亚为例，1980年，它的人均GNI已经达到1748美元，略高于韩国当时的水平(1846美元)，但到了2009年，韩国的人均GNI已经达到了19 830美元，马来西亚才到7230美元，约为韩国的三分之一。人均GDP排名由84位变为89位，没有发生显著性变化。在这一期间，它的人均GNI也在增长，年均名义增长率为5.02％，高于全球3.01％的平均水平，但对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来说，这种增长太慢了，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年均增长只有3％。这也是近年来马来西亚非常重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也有所不同。综合各方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是不能保持持续的制度创新，腐败现象开始出现，经济效率明显降低；第二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不能通过稳定地提高效率来保持经济增长；第三是经济发展失衡尤其是收入分配失衡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并影响社会稳定；第四是发展中对外部世界的过度依赖，经济活动缺乏内在的稳定性。目前在中国，这些现象或多或少也存在着，只是没有严重到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地步。
通过以上对中国和世界长期经济增长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重要启示。
第一，经济体制和技术进步，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因素。
第二，“中等收入陷阱”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能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突破发展瓶颈，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就有可能放缓。
二、体制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阶段性特点
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定不移和循序渐进地实施了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不断地提高着中国经济的效率，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看，中国30年来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在这一时期，我们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启动了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探索中国经济体制发展的方向。党和国家提出的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指导方针，使中国走出了长达20年的经济增长徘徊不前的怪圈。邓小平曾经指出：“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开始，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我国的发展形势是非常好的，但往后就出问题了。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⑤这种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既有计划体制方面的原因，即传统的指令性计划体制限制了社会消费，更制约了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也有中国本身的政治原因，即长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相比较而言，政治局面的混乱比计划体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更大。所以，当各级政府领导把他们的心思重新转到经济建设上以后，由于减少了社会内耗，一心一意地干“中国式的现代化”，虽然我们的经济发展仍然受到传统观念、经济体制、科学技术、生产要素条件等各个方面的制约，但全民族振兴中国经济的信心被调动了起来，这使中国开始了近代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起飞和赶超进程。现在很多人谈到GDP都持一种负面的观点，认为强调GDP造成了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失衡，并影响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体现的经济长期发展目标的提出和实施，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在这一时期，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市场化改革探索，如对平均分配的传统体制进行改革，奖勤罚懒；探索如何按照价值规律实施商品的市场化价格改革；对国营企业进行“利改税”的改革等，这对当时的经济增长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改革，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商品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一方面各种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开始得以理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为计划经济条件下僵化的价格体制付出代价，在1985年前后和1988年前后，出现两次大的通货膨胀。⑥由于改革的思路还不清晰，探索改革的路径是“抓大放小”，产权制度基本上没有触动，收入分配却开始出现扭曲，“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收入分配的倾斜。再加上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特点是高增长、高通货膨胀和高波动，一方面国家实力得到了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尤其是一些现代家用电器如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开始普及；另一方面，高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预期，也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二个阶段是1992年到本世纪初。在中共十四大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地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十四大则明确列出了改革的时间表，准备拿出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历史转换。前20年的主要任务是构建市场体系，后10年的主要任务则是完备市场秩序。实践证明，这是一项对后来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决策。概括地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可以分为四个大的部分，即商品的市场化、以产权市场为核心的要素市场化、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宏观经济管理、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商品的市场化改革进行得比较早，也发展得比较快，至2004年底，由中央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经减少至11种，96％以上的商品价格已放开由市场调节。生产要素市场在这一时期也发展了起来，劳动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都建立起来，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进展最大的是产权制度的市场化改革。这一进程是通过对国有企业改制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来同时进行的，目标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国有企业将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进行以建立国际通行的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对国有企业实施关停并转和股份制改造；另一方面，在竞争性行业，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和外资发展。与此同时，进行财税、金融、外汇、投资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管理体系。产权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方面，国有企业的效率提高了，保留下来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则大多数进行了股份制改造，甚至连银行、能源、民航、通信等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领域中的国有企业，都实行了股份制改造甚至上市，只有铁路等极少数领域保留了完全国有。无论从科技水平、经营规模、装备水平上看，还是管理水平、创新能力、风险控制和公司治理方面看，国有企业的发展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提供了保障；另外一方面，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非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持续地扩大。
2005年，在工业企业中，非国有企业的单位数量已经上升到89.9％，总产值所占的比重上升到66.7％，资产总额上升到51.9％，利润总额上升到56％，就业人数上升到72.8％。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特点表现为高增长的同时，高通货膨胀(1994年的CPI为124.1)向低通货膨胀收敛，高波动向低波动收敛。在这一过程中，经济资源在时间、空间、产业和项目上的配置更加合理化了，在注重发展的同时，企业和政府的风险意识也在提高，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那种盲目投资和无序扩张造成的资源的浪费已经大为减少，这无疑是提高了经济增长的效率。从收入分配角度看，这一时期的收入分配改革可以说是从简单的按劳分配扩展到以按要素收入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更强调收入分配中的激励机制。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分配扭曲的现象得到了纠正，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异明显地扩大化了。
从体制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上看，体制创新的作用主要反映在通过市场化改革改善激励机制，更好地把个人、企业、各级政府和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使经济活动更加充满活力。
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初到现在，中国进入了完备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阶段。如果说第一个阶段的开始、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之间有着标志性的区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十四大)，那么在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之间，并没有明显标志。从发展上看，由于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家通过国有商业银行为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负担了相当大的成本，体现为20世纪90年代末商业银行巨额的不良贷款，因此，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和2005年前后完成股份制改造，可以看成是我国基本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目标的一个重要标志。自新西兰2004年4月第一个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以后，至2008年2月，已有77个国家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秩序的进程，可以说从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如果说在十四大上，完备市场经济体制只是一个对未来发展的设想，那么进入新世纪后，这已经成为我们现实的任务。如果说在第二个阶段里，体制创新的目标是通过建立一套完整的市场激励和约束机制，使我国的经济建设更加充满活力和动力，那么到了现在，随着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的建立和产权制度的改革，由增加激励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贡献可以说是在逐步递减，而通过深化改革和技术进步来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的重要性正在日益显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在我们的各级领导中，很多人还对要不要增加GDP抱有疑虑，企业领导还不清楚在风险控制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促进企业的发展，那么到了现在，发展已经成了各级领导和企业家们的自觉行动。我们的问题已经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而是如何发展，如何通过改进微观和宏观的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党的十六大以前，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目标，往往只是提出总量目标，但在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上，经济增长目标加上了更加严格的约束条件：十六大提出，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而十七大则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从长期发展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市场化改革中正逐渐地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十一五规划期间，体制创新的重点已经由如何激励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转为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在“十一五”期间，这一方面已经开始取得了成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宏观调控和管理在平抑经济波动和引导社会投资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减少了投资行为的盲目性造成的损失和浪费；二是开始重视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鼓励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使中国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现代装备水平进一步改善；三是在加速工业化进程中更加关注产业结构的优化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四是注重微观领域中资源配置的优化，通过鼓励企业改善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鼓励企业间的收购兼并和资源整合来改善规模经济等措施，提高投入产出比。
三、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历史性转折
改革开放后，中国一直稳步地保持着高速经济增长，从图1中可以看到，这是一条单调递增的下凸曲线，用数学语言表述，即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都大于零。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史中，这样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是罕见的。和30年以前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的大。30年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启动一个贫穷落后的低收入国家的发展，而现在面临的却是在一个相当高的经济总量的基础上，利用有限的经济和自然资源，在新的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比改革初期要大得多。但在另一方面，即使在实现了这么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不算高，离世界平均水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中国经济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展。从第一节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即使是经济已经很发达的国家，只要政策得当，仍然有可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仍然保持着强势，只要我们坚持体制创新、注重技术进步，及时地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我们完全有可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图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增长
表3 2009年世界上最大的15个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
排序
国家
GDP(万亿美元) 占世界GDP的％ 2007年人口数(亿人) 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1 美国 14.256324.52 3.01624.56
2 日本 5.0675 8.72 1.27771.93
3 中国 4.9093 8.44 13.1831
19.94
4 德国 3.3467 5.76 0.82271.24
5 法国 2.6494 4.56 0.61710.93
6 英国 2.1745 3.74 0.61 0.92
7意大利 2.1128 3.63 0.59370.9
8 巴西 1.5720 2.7
1.916 2.9
9西班牙 1.4603 2.51 0.44880.68
10
加拿大 1.3361 2.3
0.32980.5
11印度 1.2961 2.23 11.2479
17.02
12 俄罗斯联邦
1.2307 2.12 1.421 2.15
13 澳大利亚0.9248 1.59 0.21020.32
14
墨西哥 0.8749 1.5
1.05281.59
15韩国 0.8325 1.43 0.48460.73
小计 44.0439 75.76 37.2315
56.32
世界 58.1333 100
66.1026
100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的各国国民收入数据制作
从表3可以看到，尽管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但是大的经济体提供了经济总量的主要份额。2009年，按GDP排序的前15个国家的人口总数占世界人口的56％，但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75％以上。在这15个国家中，中国和印度所占的人口比重最大，约为37％，如果扣除中国和印度，那么其他的13个国家，就以20％左右的人口，分享了全球65％左右的财富。这种财富分配的不均衡，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造成的，有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而中国的发展和重新崛起，不仅是在提高中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也是在改变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很多事情就变得容易理解，比方说能源和自然资源的使用问题，中国当然应该重视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而且一刻也不能放松，但是这是全人类应该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国有发展的权利，也有发展的条件，应该抓住当前有利时机获得更大的发展。如果在未来的10年中，中国仍然能够保持较快的增长，经济增长率比过去30多年有所下降，但仍然能保持在7.5％以上的水平，那么在2020年以前，中国的人均GDP或人均GNI就可能翻一番。再考虑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的购买力平价和汇率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缩小，那么，到2020年，中国按汇率法计算人均GNI就有可能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或世界平均水平。而使占全球人口20％的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这本身就是中国对全人类作出的最大贡献。
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在经济起飞和发展初期，尤其是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期间，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是增加投入，提高经济增长的时间效率，即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更多的产出，而当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阶段，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1](P312-320)在其著名的索洛模型中，把影响经济总量的因素归纳为三类：劳动、资本和广义技术进步。广义技术进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狭义的技术进步，即通过科学技术的应用使等量的劳动和资本的投入能够获得更大的产出，二是通过科学的管理和决策，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制，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就中国目前而言，解决发展难题和改革难题的关键，在于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就发展而言，无论是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还是缓解高速增长中结构性矛盾，无论是提高发展效益，还是降低发展成本，根本都取决于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涉及的是技术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问题，没有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就不可能提高增长的效率，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技术创新与其说是技术问题，还不如说更是制度问题，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以制度创新的能力提升为基本制度前提和保障的。
中国经济增长是在供给和需求的不断平衡中实现的。而供给政策和需求政策的实施则是不断实现发展平衡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的需求管理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近些年来，在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需求管理主要是经济总量，管理手段主要是短期管理，而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而言，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失衡，则更需要通过供给政策的应用，即通过对生产和分配领域中各种关系的调整，来解决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因此在现阶段，通过体制创新及加大供给管理的力度，改善和解决我们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形成的矛盾，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对我们在“十二五”时期及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正如当年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实施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无论从科学发展观出发，还是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的要求看，还是从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本身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开始或正在展开一系列的新的历史性转折。
第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点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变为深入改革、完善市场秩序，而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是实现这种转变的基础。
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成功的，商品市场、劳动市场、资本市场、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造以及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宏观调控，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相比较而言，土地市场的发展却是滞后的。在农村如何实现土地的集约经营，在城市如何供应建设用地和住宅用地，都和土地市场的发展有关。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国情，这使得土地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更大。近些年来中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但从供给角度看，土地市场发育不完善是基本原因。居民住宅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不在建设成本而在于土地。土地价格及由它带动的房价巨幅波动，事实上在改变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经济发达地区的房地产商、房地产投资者和地方政府得到了大量短期收入，而卖地收入或批租土地收入也成为大城市及一些中心城市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从长期看，这种发展却是不可持续的，高房价只会使当地的投资环境和居民生活环境更加恶化，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障碍。从目前情况看，由于国家和各个地方政府采取了包括行政手段在内的一系列措施抑制需求，全国范围内的房价上涨在短期内受到了抑制，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仍然还需要在供给领域探索循序渐进的改革路径。正如前面所分析过的那样，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市场化改革的焦点是不同的，如果说前两个时期，主要是商品化改革和产权市场的改革，那么到了现在，以土地制度市场化改革为中心对要素市场化的推进，已经成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
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鼓励企业间公平竞争和技术进步的，从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完善的市场秩序是保持一个国家经济适度增长的基本条件，这也是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如果市场体制不完善，竞争环境不公平，一部分企业能通过自己的特殊关系和地位获得利润和扩张，而另一部分企业由于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改善了经营管理也不一定能获得发展，那么广大企业就不可能有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进步也就不可能实现。只有在不断完善的市场秩序下，国民经济的效率才能有效地提高。但问题在于，如果通过市场自发的调整来形成较好的市场秩序，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那我们就很难实现平稳较快的经济发展和未来10年的奋斗目标。
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已经从企业转移到了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直接关系到市场的发育、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深刻地影响我国的现阶段经济发展。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看，各级政府应该进一步提高效率，惩治腐败；而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看，以土地市场改革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和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地方经济发展所要求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将成为中国完善市场秩序进程中的基本内容。
第二，从强调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发展为强调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改革初期，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2](P166)。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现在，邓小平的主张已经贯彻了20多年，可以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实现。在这种背景下，共同富裕应该成为新时期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重要目标。共同富裕不是杀富济贫，牺牲效率，而是通过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的更好配置，使低收入群体、经济欠发达地区有更好的发展经济的条件，他们实现富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他们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过程。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00年上海的人均GDP为贵州的13倍，到了2009年这一差距已经缩小到8倍以下。但通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较我们又同时看到，2000年，在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最高收入组的收入为最低收入组的5倍，而到了2009年，这一差距已经扩大到10倍，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的程度与他们的收入水平密切相关，收入程度越高，收入增长的程度也就越高。这说明在我国近10年的发展中，由发展所造成的差距在减小，而由体制造成的差距在扩大。与此同时，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政府、企业所占的比重在上升，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在下降，由于高收入群体将更多的收入转为储蓄，再通过金融机构转为投资，而政府、企业也在加大投资，这就导致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投资的增长显著地快于消费，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显然，这样的分配格局既不公平，也在影响着效率。
第三，在现代化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发展将更加协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通过市场化、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的。从市场化进程看，自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把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之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也在推进，但步伐比城市慢得多，在未来的10年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我们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快于内向型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快于城市化进程，这就导致包括劳动力、技术、资金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更多地向已经超负荷运转的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流动，形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另一方面，由于欠发达地区的收入增长缓慢，也影响了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成长和扩张。因此，在未来10年里，我们应该通过转移收支、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倾斜等多重措施，改善生产力布局，优化资源配置。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和扩大内需方面，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在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之间，不断实现均衡，全面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第四，人民生活、公共消费和社会保障体系将会受到更多的重视。近些年来，GDP指标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单纯追求GDP的倾向受到了很多的批判。这些批判在很多情况下是有道理的，其实，问题并不出在GDP指标上，而在于如何实现增长目标的路径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停滞和贫穷落后，只有把GDP搞上去，我们才有解决各种矛盾的物质基础，所以在当时的背景下，从上到下万众一心发展经济或者是追求GDP，是我们国家的正确抉择。但是GDP是一个宏观指标，它包含许多内容，从它的价值构成看，它包括了企业的折旧、间接税净额、劳动者报酬和企业利润，这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收入；而从最终需求看，它包括了净出口、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消费支出，这是国民收入的最终使用。如果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政府如果仍然只是强调它的总量而不注重它的构成，那么从眼前或自身利益出发，地方政府就有可能更加关注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而劳动者在这里成为弱者，而从最终需求看，地方政府就有可能更加关心投资，而不是居民消费和政府公共消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而在实际生活中，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收入经过各种转移收支，将会形成一般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和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其实老百姓更加关心自身可支配收入的变化，而居民可支配收入是直接影响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除此之外，老百姓还关心政府的可支配收入中，有多少用于和他们有关的公共消费。因此，一些地方政府目前取消对官员的GDP考核，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指的就是在经济增长(GDP)的同时，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和GDP密切相关的，它的增长是GDP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反过来，GDP的增长只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换句话说，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是稳步增长的，那么GDP一定也要稳定增长，反过来，GDP增长了，居民可支配收入不一定会实现增长。因此，国家提出改善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对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积极改善民生，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改善民生不能只是改善居民的收入，还要通过政府消费支出，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样，在人民生活获得保障的同时，政府的公共消费同样也会为拉动内需尤其是消费增长作出贡献。
注释：
①由于统计方法上的差别，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1980年的数值，和邓小平同志当年所说的250美元左右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国际比较需要使用共同的数量标准，本节所进行的分析以世界银行的数据为准。
②Gross National Income，即过去常说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别在于加上了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净额，中国目前这一差额所占的比重不到GDP的1％，因此，在大多数国家，人均GNI和人均GDP是非常接近的。
③转轨国家通常反映为较大幅度的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和汇率下降，中国情况也是如此。
④2006年，世界银行在题为《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的研究报告中对此进行的讨论，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参见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World Bank,2006
⑤《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1988年5月25日)
⑥1985年，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9.3％，1988年和1989年，分别为118.8％和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