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需求与收入分配结构的相关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关性论文,消费需求论文,收入分配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56（2006）01—0011—05
一、引言
对于我国当前消费需求不振的原因，经济学界提出了各种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是居民消费需求不振的重要原因[1]。经验事实表明，低收入者的收入主要来自工资收入，高收入者的收入主要是利息和利润收入。当经济发展处于上升阶段时，投资以累积的比率扩大，一方面会使利润增加，另一方面也会转化为资本存量，使得利息提高，结果是利息利润收入迅速上升，工资收入虽然也有所增长，但速度缓慢，造成工资与利润利息收入比例的下降。这样，工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非工资收入比重上升，穷者相对越穷，富者相对越富。尽管穷者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但总体收入增长的缓慢限制了消费总量，而富者储蓄倾向却随着收入上升不断提高。因此，全社会的消费倾向有下降的趋势，有效需求不足开始出现。从我国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民经济迅速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另一方面，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从未有过的“紧缩”阶段，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源之一的消费需求不断下降。我国经济学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是，这些研究多集中在对居民消费和储蓄动机的行为解释上，缺乏精确的定量分析。本文首先陈述消费需求下降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事实，进而对两者的数量关系进行证明，并利用基尼系数和边际消费倾向等进行回归分析，探讨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对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影响程度。最后，我们提出缩小不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以提高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二、当前经济运行的一大特征：消费需求不振
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之一，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居民消费不振已成为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大障碍。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一方面是产品供大于求，物价下降；另一方面是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大幅增长，居民消费欲望不强；生产和消费形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经济发展形态已由供给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作为例证，我国社会的最终消费率呈现出了逐步下降的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社会的最终消费率1990—2001
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最终消费率是指最终消费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除了最终消费率，还可以利用边际消费倾向这一指标来度量居民在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近年来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参见表1。
表1 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1990～2001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0.76 0.85 0.86 0.84 0.83 0.83 0.83 0.81 0.78 0.77 0.76 0.7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
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
下面我们来看看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情况。由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统计是分离的，因此我们可以从城镇和农村两方面来考察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2]。具体情况参见表2～表5（表2～表5的数据是根据1991年和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整理而得出的；人口数是指调查户数乘以平均每户家庭人口，人口比重是指每个收入等级人口数占总调查人口的比重，收入比重是指每个收入等级人口数乘以相应等级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调查户可支配总收入之比）。
表2、表3显示出，从1990年到2001年，我国城镇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是扩大的，收入明显向高收入群体阶层集中。1990年城镇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高收入户居民收入之比为1∶3.22，到2001年扩大到1∶5.39。1990年，高收入和最高收入户的人口占调查家庭总人口比重为17.2％，他们获得的收入占调查户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为26.8％。相反，占人口22.8％的低收入和最低收入户收入比重只有14.3％。到2001年，占人口比重只有17.6％的高收入和最高收入户在总收入中所得到的份额上升高达32.6％，而处于低收入和最低收入户人口比重占22.2％，收入比重却降为10.7％。这意味着，当前我国城市有20％的人口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足10％，而另有20％的人口却获得了社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表2 1990年我国城镇不同收入层次的居民收入情况
项目最低收入
低收入 中下收入
中等收入 中上收入 高收入最高收入
人口(人)14585 13838
26460 24891 23536 11197 10234
人口比重(%) 11.7
11.121.2
19.9 18.9 9.0
8.2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761.2 968.6
1144.4 1351.71598.31889.52447.9
收入比重(%) 6.57.8 17.6
19.5 21.8 12.3 14.5
表3 2001年我国城镇不同收入层次的居民收入情况
项目最低收入 低收入中下收入 中等收入 中上收入 高收入最高收入
人口(人)15388 14818 28496 27269 26041 12407 11574
人口比重(%) 11.3 10.9 21.0 20.1 19.1 9.1
8.5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802.83856.54946.66366.28164.210374.9
15114.9
收入比重(%) 4.6
6.1
15.2 18.7 22.8 13.8 18.8
从农村层面来看，表4、表5所揭示出的信息也同城市一样。在过去11年里，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收入也是向高收群体阶层集中。而且，同一时期内农村不同阶层间的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要比城市严重得多。1990年，农村高收入户的居民收入是低收入户居民收入的6.7倍，到2001年上升到9.3倍。从1990年到2001年，中上收入水平以上的农户获得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多，而低收入农户取得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少。在1990年，占农户总人口比重27.2％的中上收入和高收入农户获得的收入比重为47.6％，到2001年，这个阶层的农户人口比重为24.2％，收入比重却达到48.7％。相反，低收入农户在1990年人口比重占22.6％，收入比重占10％，到2001年人口比重占22％，收入比重却降到7.5％。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比城市居民低，但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却比城市要大。
国际上公认的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是基尼系数。近年来，我国基尼系数逐渐上升，2001年已达到0.26的水平，如表6所示[3]。
表4 1990年我国农村不同收入层次的居民收入情况
项目低收入
中下收入 中等收入 中上收入
高收入
人口(人)72592 94513 66714 73078 14426
人口比重(%) 22.6 29.4 20.8
22.7 4.5
人均纯收入(元) 303
498
6921036 2026
收入比重(%) 1021.4 21.0
34.3 13.3
四、消费需求不振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相关性
我们首先假定全社会中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收入水平，即为高收入水平、中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三种收入水平在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A％，B％，C％，具有这三种收入水平的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TA，TB，TC，我们假定全社会收入变化为ΔY＝100。根据边际消费倾向的定义，此时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是：
（A·TA＋（100－A－C）·TB＋C·TC）／100.
（1）
我们假定居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以下变化：高收入水平者的收入比重增加为（A＋X）％，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比重不变，低收入水平者的收入比重降低为（C－X）％，这实际上就表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了。在收入分配结构变化之后，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为：
（（A＋X）·TA＋（100－A－C）·TB＋（C－X）·TC）／100.
（2）
我们可以比较收入结构变化前后的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将（1）、（2）相减，结果为：
（（TC－TA）·X）／100.
（3）
这样，只要比较TA和TC的大小，就可以知道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会对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在这里可以利用这样一个论断：高收入水平的居民群体有着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从感性经验方面来看，居民和家庭在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必然要消费掉大部分的收入以保证日常生活。当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居民就会对消费在各个人生阶段上进行分配，以实现效用的最大化，而且，居民也必须对日后的大宗消费进行储蓄。因此边际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的，这就意味着TC小于TA，公式（3）的值小于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后的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了。
表5 2001年我国农村不同收入层次的居民收入情况
项目
低收入中下收入 中等收入 中上收入 高收入
人口(人)
62106 83089 69105 48065 20513
人口比重(%)22.0 29.4 24.4 17.0 7.2
人均纯收入(元) 801
1589 2485 3762 7424
收入比重(%)7.5
19.2 24.6 26.3 22.4
表6 我国的基尼系数1990—2001
199019911992 19931994 1995 1996 19971998 199920002001
0.177
0.168
0.1850.205
0.2160.2090.2090.220
0.2270.234
0.245
0.256
更进一步来看，还可以从居民储蓄动机的角度来对该论断进行分析。消费理论认为，居民的储蓄动机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分别是生命周期储蓄动机、预防性储蓄动机和遗赠性储蓄动机[4]。
生命周期储蓄是指居民为了在他整个的生命周期当中，能够均匀地分配自己的收入和消费，使自己在收入减少时能够维持生计而进行的储蓄，这涉及到消费和储蓄的跨期选择问题。预防性储蓄动机是指居民面对未来生活中收支的不确定性，为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而进行储蓄的动机[5]。在我国制度转轨的背景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被取消，市场化改革逐步走向深入，一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国家承包起来的大宗消费项目也开始由居民承担，例如住房、高等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因此居民开始面临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也打破了劳动力市场上不合理的终身雇佣制度，引入了人才竞争机制，居民的劳动收入也失去了稳定性，下岗、失业也成为居民必须面对的事实[6]。
上述两种储蓄动机普遍存在于各个收入阶层。这是因为，无论居民的收入情况如何，都会拿出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一方面作为日后丧失劳动能力时的消费基金，另一方面防范可能出现的大宗消费项目。但是，对于各个收入层次的居民来说，基于预防性动机的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同的。对于低收入的居民来说，他们对于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的预防性储蓄是按轻重缓急来排序的，具体来说是按照对家庭成员的生计造成影响的程度来进行储蓄的，超出其收入承受范围的储蓄计划就无法被执行。也就是说，低收入家庭只能预防那些自身有能力预防的不确定性事件。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预防性储蓄的范围也会随之扩大，家庭成员会对未来的收支不确定性进行更为详尽的预防，尽最大可能进行储蓄，以避免因发生意外事件对家庭造成影响。
遗赠性储蓄同样如此，这是指居民基于对子孙后代的关怀，为子女今后的生计或发展考虑而进行的储蓄。一般来说，居民只有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要求，并且已有足够的生命周期性储蓄和预防性储蓄后，才有能力为下一代进行储蓄。因此，高收入水平居民在新增收入中进行遗赠性储蓄的比例就要远远高于低收入居民。
综合三种储蓄倾向来看，高收入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和遗赠性储蓄倾向要高于低收入居民。因此，高收入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就要低于低收入居民。这正是我们前文中所提出的论断。
为了进一步确定收入分配差距和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我们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以基尼系数（Ji）作为解释变量，以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Mi）作为被解释变量，ui为误差项，采用表1和表6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利用统计软件SPSS，得到如下回归方程（括号内为t检验值）：Mi＝1.071－1.237Ji＋ui；（27.720），（－6.849）；R2＝0.824，F＝46.908。
方程拟合系数为0.824，这表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回归方程通过t检验和F检验。回归系数有明确的经济意义，当代表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上升1个百分点时，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就下降1.237个百分点。
五、政策建议
要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就必须注重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由于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不同的，因此在制定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时就应当充分考虑到各阶层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方式[7]。
对于低收入居民阶层来说，尽管其消费倾向比较高，但是，由于这一群体总体收入水平较低，因此消费总量仍然不高。所以，最根本的政策措施还是提高这一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对于农村居民来说，要提高其收入水平，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大力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保证农产品价格稳定；改革城乡分割体制，推进城镇化进程，积极发展小城镇；积极推进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农民生产和生活条件。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城镇居民中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下岗工人和失业者，提高该群体的收入水平也是刻不容缓的。必须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面，由当前的国有企业和部分城镇集体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事业单位。失业保险的职能要由单纯的失业生活保障，转向失业生活保障与就业指导、培训相结合，提高失业人员再就业的能力。与此同时，还要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更好地解决城市居民中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
中等收入者有较高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但仍然面对着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缺乏良好的预期和消费信心。要刺激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首先要深化与居民收入、消费关系密切的体制改革，稳定中等收入者的收支预期，增强其消费信心和物质基础。其次，鼓励厂家进行产品创新的政策对于把这个阶层的购买力转化为消费也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必须适当调节部分居民的高收入。收入分配差距的迅速拉大，不仅仅降低了总体的消费需求，也影响到了我国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8]。即使是合理又合法的收入，如果收入水平过高，超过了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进行调节，调节的方式主要是制定适当的税种和税率。我国目前已经开征了个人所得税和利息税，但是还存在着一些漏洞和不尽合理的地方。例如起征点过低，这就使得个人所得税不能真正集中到高收入者身上，不利于个人所得税发挥收入调节作用。同时，还要尽快增开遗产税。从税率来看，一般要以累进税率代替平均税率，加大税率对不同收入群体的调节力度。通过个人所得税、利息税和遗产税三条防线和适当的税率，是可以把高收入降低的。
总之，从促进消费需求增长、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的角度来看，我国收入分配政策调控的目标应是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即中等收入者占据社会居民的较大比重，低收入和高收入者都只占社会居民的一小部分。我们在上文的分析中已经提到，对于中等收入者来说，其预防性储蓄倾向比低收入者要低，而遗赠性储蓄倾向由于受到收入总量的限制，又要低于高收入者。因此，中等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实际上是最高的。要提高居民总体的消费水平，避免有效需求乏力的情况出现，就应当大力提高中等收入者在居民中所占比例，使目前我国社会“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向“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转变。
［收稿日期］2005—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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