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型工业化社会中的环境问题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问题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4）09-0029-07
一、压缩型工业化及其环境问题
1.压缩型工业化的含义和特征
联合国开发署环境专家D.O.Conner指出，早期发达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完成的工业化，在东亚国家却只花了数十年，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显著缩短，这种缩短的工业化被有关专家称为“压缩型工业化”（张坤，2003）。压缩型经济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工业化进程超速发展，产业结构急剧转变、资源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如韩国1965年的GDP中，工业产值的比重为25％，1990年已迅速上升到了45％，同期农业部门在GDP中的比值从39％下降到9％；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工业化，到2001年，农业总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从50％左右下降到15.2％。这种“赶超型”工业的发展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环境库滋涅茨曲线显示出来。
西方环境经学家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推算出EKC曲线转折点的人均GDP范围约在5000—10000美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处于曲线的A点至E点，即EKC上，升阶段（见图1）。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环境问题表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既有与贫困落后相关联的农业环境破坏问题，也有与高水准工业化相关联的现代工业环境污染问题。
图1 环境库滋涅茨曲线（EKC）
资料来源：M.A.Cole，A.J.Rayner，1997.
2.压缩型工业化国家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及其根源
由于工业化发生的时间和条件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的环境问题和18—19世纪西方老牌工业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有着很大不同。
（1）贫困和发展不足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长期的刀耕火种、毁林开荒不仅造成土地贫瘠化、自然资源枯竭等生态破坏事件，还使人们更加贫困。这种粗放的农业经济模式不仅在一定范围内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还由于环境影响的广泛性和超国界特征，自然资源的耗竭和恶劣的环境也影响着发达国家，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正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急遽恶化。
（2）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公害和污染，转嫁本国的资源、环境和社会危机。其转移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产业投资转移。发达国家一般是以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投资的名义或直接通过跨国公司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夕阳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从而实现环境污染转移。以欧洲的制革业为例，制革加工业属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制革工艺中污染最为严重的环节是用一种名为湿蓝的化学物质对皮革进行铬化处理，污染的80％—90％产生于这一阶段，但是该阶段在整个价值链中的产品增值只占15％。相对来说，巴西等国的环境标准较低，在过去几年中，湿蓝占了巴西总出口的72％，增长了275％。仅1997年，意大利就购买了近1/3巴西出口的湿蓝（潘加华等，2003）。二是通过国际贸易方式进行污染转移。发达国家主要通过向欠发达国家出口垃圾废物转移污染，占据欠发达地区的洁净环境。据中国海关统计年报显示，中国废物进口由1990年的占进口总量比重的0.49％上升到1997年的2.07％，而进口金额则由约2.6亿美元，增长到约29.5亿美元。
大多数压缩型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与发达国家“转嫁”环境不友好技术在时间维度上契合。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变成了世界工厂的原料地和垃圾场，使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自己的工业时负重前进，换而言之；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先行的发达国家占据或破坏了。这是压缩型工业化社会与早期工业化国家相区别的典型环境特点。
（3）国内工业化高速发展带来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压缩型经济发展迅速形成的产业化和消费社会，使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同时发生。强烈的现代化需求、密集的开发活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物耗、高污染型的产业发展，给压缩型工业化国家生态系统造成了强大的生态胁迫效应，几乎所有早期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污染和殖民地国家的生态破坏问题在压缩型工业化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造成了资源代谢在时间、空间尺度上的滞留，系统耦合在结构、功能关系上的破碎和板结，社会行为在经济和生态关系上的冲突和失调。发达国家在过去上百年时间里分阶段出现的不同的环境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同一时期多样并发出现。资源的过量开采、有限的环境承载力、短缺的资金、落后的技术都是压缩型工业社会进一步发展经济面临的棘手问题。
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开始进行工业化时偏重发展重工业，生产方式传统粗放、高能耗，平均为发达国家单位GDP能耗的4倍，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同时使资源遭到极大的破坏。根据世界银行估算，在发展中国家，每年由于自然资源的耗竭和二氧化碳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其GDP的5.8％。由于发展中国家还肩负着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的任务，如果继续沿用大量消耗、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必然给资源和环境造成进一步的压力，国家环境安全将面临异常严峻的局面，这样的资源环境形势也无法支撑国民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4）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发展任务与资金短缺的双重矛盾。发达国家在污染最严重时期，环保投入占GNP比例达1％—2％，1972年，美国环保投入占GNP的0.9％，日本占0.8％，德国占0.8％，发达国家雄厚的资金储备使政府解决环境问题显得得心应手。同时，相应公众的环境意识也较高，在政府和公众的双重努力下，发达国家基本控制了污染问题。发展中国家由于肩负着发展经济的任务，因此，资源相对紧缺，环境容量日益缩小，加上资源利用的技术问题和国外垃圾产业的侵入，政府十分重视本国的资源利用和环境治理，有的国家和地区环保投入甚至占GDP的3％—4％，但仍然不能有效地解决污染问题（如，中国北京、上海）。这是因为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虽然环保投入相对数大，但绝对数仍不足；另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环境问题的压缩型特征，这种压缩型环境问题不是依靠投入财力就能解决的，还需要多方面、长时间的努力。
（5）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发达国家工业化比发展中国家早发生了近一个世纪，在工业化初期就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经不利于发展先进工业，这种劣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内部因素的影响，包括资金、技术、产业、政策的不利影响；二是体现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外部因素的影响，如强加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就发展中国家本身来讲，由于工业化时间的滞后，呈现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致使资本积累处于劣势，同时，技术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生产要素，发展中国家陷入技术后发利益陷阱，显现为对引进技术难以进行有效的消化吸收，继而经济结构转换困难，难以形成有益于经济和环境的良性产业结构和循环，使其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加大。
二、推进循环经济是压缩型工业化国家发展经济保护环境的最佳选择
在全球关注环境问题和本身发展需求的压力下，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正纷纷制定保护环境和高效利用能源的政策，采取积极的生态建设措施，开发引进新的环境友好技术，推行资源循环利用。循环经济的“3S”原则是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最为重视和常用的循环生产技术原则。
1.循环经济的主要内涵和特征
循环经济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的。它充分考虑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提倡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创造良性的社会财富。即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和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的发展，使物质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吴季松，2003）。
2.循环经济在国际上的成功应用
丹麦小镇卡伦堡近郊的科技工业园区发展循环经济取得了较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该园区以发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制板厂四个厂为核心企业，把一家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另一家企业的投入或原料，通过企业间的工业共生和代谢生态群落关系，建立“纸浆—造纸”、“肥料—水泥”和“炼钢—肥料—水泥”等工业联合体，形成网络闭路循环，使生产发展和环境保护得到良性发展（见表1）。
表1 卡伦堡工业园区每年的环境与经济效益
┌───────────────┬─────────┬──────────┐
│副产品/废物的重新利用/T
│节约的资源/T │减少污染排放/T │
├───────────────┼─────────┼──────────┤
│飞灰7000 │油45000
│CO[2]175000 │
│硫2800│煤30000
│SO[2]10200 │
│石膏200000│水600000m[3] ││
│污泥中的氮80000
│ ││
│磷300 │ ││
└───────────────┴─────────┴──────────┘
资料来源：邓南圣，吴锋.工业生态学理论与应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美国长滩市制定了城市居民废弃物再循环计划（王如松等，2002）。美国政府通过利用长滩市的区位优势（良好的深水港运输能力），对以再循环材料为原料的企业提供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技术支持，吸引了大量国内外的企业入驻。长滩市再循环市场开发区的重点是可再循环的消费材料和工业废料，通过资源的再循环利用，不仅减少了资源浪费、解决了垃圾填埋场容量等环境问题，还通过再循环产业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目前，长滩市已经成为美国西海岸最大的再循环材料集散地。
3.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经济活动
随着世界经济的向前发展，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发展迅猛，而其经济状况、服务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却不能与此相称，据世界卫生组织透露：在拥有全世界1/2城市人口的亚洲城市，每年约有150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2000年，空气污染造成大批曼谷人患上慢性支气管炎，并有相当一部分人因此死亡。曼谷人为此花费了4200万美元，而马尼拉人2001年仅这方面的开销就高达3.92亿美元。曼谷和马尼拉同时也是亚洲污染最严重的两座首都城市。亚洲各国政府目前已制定了相关政策以减少机动车污染。此外，他们还关注排放标准、交通规划和管理、清洁燃料利用以及各项措施的监督和实施。2003年10月6日，印度公布新的排放标准。新标准有可能使汽车制造者和炼油公司花费5500亿卢比（118亿美元）更换设备和采取新的生产方法。越南的岘港市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美元投资，旨在将其用于工业垃圾处理，进行海滨污水处理管理、雨水排放及工业有毒垃圾处理的示范。
循环经济首先在发达国家兴起，在美、德、日等国经过了理论创新和企业层面的发展，已经进行到城市区域循环、消费生产双轨循环和循环立法层面。发展中国家相对落后，如印度、越南、中国开始认识到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在循环经济中，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不再是一对矛盾而是相互促进。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局限，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循环经济发展不充分，尚处于小范围试点阶段。
三、在压缩型工业化国家中应用循环经济理论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1.循环经济理论“失灵”——“软政权”的制约
从制度主体来看，“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的越位现象严重，企业主体既得利益局限性和公众总体文化素质较低；从制度客体来看，“失灵”主要表现为：循环经济体制建立的经济条件制约，有关技术和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
法律法规的权威性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一个基本前提。在循环经济社会中，政府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责任主体，政府不仅通过运用行政、法律、经济、财政等宏观调控手段，规范循环经济，保障可持续发展，还负责环境法规的管理和执行。但是在大多数后发国家循环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制度基础十分薄弱，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石川滋增指出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在制度、组织方面的异质性，使后发国家的制度、法律、规范、指令、条例等都成了一种软约束，转轨国家特有的权利观、人情观区别于发达国家的权利制约观和契约观，这也是使得一些制度软化，环境政策得不到有效的实施的重要原因。
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为适应新的国际经济规则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种体制改革大多是渐进性的，渐进改革中出现的双轨制造就了一批新的利益集团，这类利益集团与成熟市场经济中的创新集团不同，他们游走在新旧两个制度之间，既不热衷于推进新制度的建立，也不愿回到旧的制度中去，并与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结合成一股阻碍任何影响现有利益格局新变化的力量。
2.巨大的人口数量和低素质的人口质量是压缩型工业化国家的特色
人口、粮食生产、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消耗还在以指数增长的模式增长。循环经济成功建立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稳定的人口—食物比。欧洲31国和日本等国已经把人口稳定在本国粮食生产能力范围之内，人口问题不会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障碍。作为人均土地资源极其匮乏的资源小国，日本能从二战后的战败国短时间内跻身于世界发达工业国家之列，而后成为循环经济发展强国，与德国、美国一起成为世界循环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与其稳定的人口政策是分不开的。近年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致力发展经济，使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突出，草原、耕地人口生态压力严重过载。以1980—2000年中国草原省区农业人口与载畜量为例，可以看到不断增加的人口和持续恶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
公众总体文化素质较低。在人类三个层次的基本利益中，我国大部分公众尚处于追求经济效益层次上，看不到或无法顾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对人的作用。在联合国开发署1995年公布的世界人文发展指数排名中，我国处于低位，同时，在世界文盲总数排名中我国又处于高位（仅次于印度）。由于循环经济体制的认可和实施最终依靠国民的实践活动，因此，国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制度转轨或创新的进程和质量。如果人口素质低下将造成循环经济转换成本偏高，最终得不偿失。
3.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物质循环特殊规律
工业产品的产量在不同阶段，资源利用效率与循环率之间有不同的关系。资源利用效率并不总是与循环率同向移动，只有当一个地区的产品产量保持稳定增长或处于逐年下降时，提高循环率才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如果产品产量趋向增加，循环率与资源效率的关联不大，在产品产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即使循环率接近1.0，资源效率也不高。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经济扩张期，据世界银行统计，1990—1999年中国为10.7％（20世纪80年代为10.1％），1962—1979年韩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达9.3％，东亚呈现了前所未见的高速经济增长。工业产值占GDP比重是发达国家的数倍。产品产量的持续增长使资源效率对循环利用技术缺乏有效反应。
四、压缩型工业化国家的循环经济问题解决思路
1.制度方面
法规的权威性是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建立的基本标志，更是建立循环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循环经济是发展的市场经济，不仅要制定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还应该注意环境政策可行性、可操作性，估算运行的成本。
（1）在环境政策的制定上，应尽量减少实施人可改变的余地，以保障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以免发生新的设租—寻租行为，通过立法或优惠政策的形式强制性地在国内营造循环经济发展必须的制度条件。在法律法规约束下，经济人将自动调整行为以适应制度的变化：企业改变生产模式、科技人员开发清洁技术、消费者选择绿色商品，等等，随着制度不断的深化和发展，经济开始出现报酬递增效益，循环经济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社会由此进入良性的循环。
（2）在政策导向上，坚持鼓励与限制相结合，扶持率先采用清洁能源和生产绿色产品的企业，对那些经济效益差、环境污染重、能源消耗大的“夕阳”产业进行重组和改造，引导他们转向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研究制定适应本国国情的政策体系，包括财政、税收、金融、投资、技术等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技术政策。同时循环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表明，通过对经济制度目标效用的最大化，对经济制度行为的离散与定向控制和政府越位行为的规范，使市场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不再与生态环境利益产生背离，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污染的外部性问题，更通过对新技术的追求和利用打破了原有的不可持续经济制度的均衡状态，使循环经济制度得以顺利发展。
（3）在提高公众素质方面，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执行影响文化的变迁，从利益上影响人们的行动从而改造思想。由于道德文化通常是正式法律法规作用下长期沉淀的产物，因此，在这一点上，政府行为对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其他两个主体（企业和公众）无法比拟的。
2.技术方面
技术问题是除了制度外的第二大关键问题，也是循环经济得以实行的载体。制度和生产技术表面上互不相关，其实有深层次的联系：落后的环境友好技术将使制度缺乏可行性，这会导致两个可能的结果：一是生产者会通过各种方法“劝说”制度的制定者改变初衷；二是大量“借用”国外技术，扭曲国内的经济结构。这两种结果都达不到建立循环经济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初衷。因此，国家应该加强教育、科研投入，增加R&D经费，促进科技发展，使循环经济不至于“空心化”。
（1）在各层次教育中开设资源环境教学工作。树立正确的资源价值观和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观是循环经济建立的人文基石。从小树立起“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文明价值观有助于提高国民综合素质，这需要各层次教育的配合。建议幼儿园开设基本的环境课程，将资源价值论贯穿中小学以致大学教育，从根本上改变国民陈旧的价值取向。一些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曾在我国一些幼儿园、中小学开展了环境教育的实验研究，形成了一些可具操作性的课程开发和教学模式，值得借鉴。
（2）开设职业环境技术专业教育。与其他成熟的工业技术相比，环境技术尚处于成长时期，如循环经济的核心技术——清洁生产，主要在一些大专院校和大型企业之中研究和试用，缺乏具有实践经验的职业技术员，更缺乏将这种实用技术推广并进行标准化的职业学校。在这个方面，国外采取的是大企业自行培养的方式，我国的社会基本制度不同，且同行业企业数远远大于国外，因此，采用专门学校培训的方式较为适合。
（3）国家增加R&D投入。1995年以来，我国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连续7年保持增长，这一比重已从1995年0.60％上升到2002年的1.23％，其中，国有独立核算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大中型工业企业是我国R&D活动的主要执行部门。但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我国作为R&D活动投入主体的企业的科研能力较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比重很小。以广东为例，2003年，企业R&D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由2001年的1.2％降至2002年的1.1％，2003年再下降到0.9％，而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这一指标为2.5％—4.0％左右。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投入的变化情况看，若以基础研究为1，2002年我国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为1∶3∶13，美国2000年这一比例为1∶1∶3，法国1999年为1∶1∶2，意大利1998年为1∶2∶2，日本1999年为1∶2∶5。因此，在科研投入经费一定的条件下，我国应加强应用研究的投入，才能更快地跟上经济发展的需要。
由于循环经济把社会、自然界和科学技术联系起来系统地分析经济问题，涉及到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各个方面，牵涉面广，不可能一蹴而就，加上压缩型工业化国家本身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要像发达国家那样全方位建设循环经济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应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在经济发展需要和投入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本国情况，首先引进和开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以解决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共性和关键技术为重点，推行清洁生产和发展环保产业，在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中发展新产业，增加就业量，达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同时，建立自己的独立研究中心，研制循环核心技术，通过新技术的扩散效应取得广泛的经济、社会效益（包括国际声誉的提高等）。
3.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努力提高人口质量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讲，人口问题是贫困的根源。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应该在经济上，由于人口与经济往往互为因果，因此，应在人口超生严重的边远地区实行片区负责制的同时开展社会保障工作，给予贫困人口以经济上的保障，减少后顾之忧。
人口质量的度量标准一般以公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表示，2002年底，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9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前列。但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1992年，美国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平均为18.04年，同期我国劳动者受教育年限8.5年，至今仍没有达到10年前发达国家的水平。从经济角度看，人口主要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如果人口素质不高直接影响到经济运行质量。建立循环经济需要大量的高素质的生产者来创造和生产无污染产品，也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消费者来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提高人口素质的关键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严格贯彻九年义务教育制，加大教师队伍的培训，扩大大学入学率，提高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建立一套透明公开的人才选拔制度。
4.发展NGO解决政府资金短缺问题
NGO是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的简称，它作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体制，通过开展环保知识的宣传活动和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积极推动环保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通过各种渠道为环境保护活动提供资源、设备、资金等方面的援助，弥补了政府和企业这两种资源配置体制的不足，对压缩型工业化国家发展循环经济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之中，建设资金十分紧张，难以面面俱到，同时，居民银行储蓄率高居不下，对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有不利的影响。通过发展民间组织的作用筹集资金既可以解决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问题，也可以缓解金融风险。但是，应建立好有效法规以规制NGO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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