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学论文,先秦论文,史上论文,文献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店楚墓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在世纪之交相继面世，为先秦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郭店简和上博简第一册中都有《缁衣》，这是《礼记》中原有的文章。上博简第二册中的《民之父母》，内容与《礼记·孔子闲居》大体相同；第四册中的《内礼》，与《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内容相近。上博简中还有一批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大小戴《礼记》相近的作品，如第二册中的《鲁邦大旱》、第四册中的《相邦之道》，都与大小戴《礼记》中那些记载孔子应对弟子及时人的文章相近。特别是上博简中出现了以孔门弟子名字命名的文章，如第二册中的《子羔》、第三册中的《中（仲）弓》。虽然这些出土竹书的数量与大小戴《礼记》现有文章相比，还只占较小的比例，但它们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李零指出，郭店简“反映的主要是‘七十子’的东西，或‘七十子’时期的东西”。“在数量更大，现在还没有公布的上博楚简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中的人物，如颜回、仲弓、子路、子贡、子游、子夏、曾子、子羔、子思等人，有些甚至就是以他们的名字题篇。它们是‘七十子’的东西，这点更明显。”他说：“这是我们的福气。”（《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这些文献的出土对某些学术定论——诸如认为大小戴《礼记》作于秦汉时代——提出了挑战，它们表明，像大小戴《礼记》之类的文章完全有可能作于春秋战国之际七十子后学之手。新的资料引发我们提出“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论题。
一“七十子后学散文”释名
“七十子后学散文”这个概念能否成立？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此前只有“七十二子”、“七十七子”、“七十子”之说①，而从来没有“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概念。如果“七十子后学散文”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那么也就没有研究的必要。“名者，实之宾也。”（《庄子·逍遥游》）要论证“七十子后学散文”概念能否成立，关键是看有没有七十子后学散文这一史实。汉代文献记载了一些七十子后学著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以为曾参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汉书·景十三王传》载：“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载《记》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又载《王史氏》二十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后学者。”这些《记》都是解说《礼经》之作，传世的大小戴《礼记》就是选自这些《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曾子》十三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子思》二十三篇。《郭店楚墓竹简》中的《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被专家断为子思学派之作。上博简中也有一些七十子后学文章，如《性情论》、《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从政》、《昔者君老》、《中弓》、《内礼》、《相邦之道》等等。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论语》的“记”、“辑”、“纂”都与七十子后学有关。据《礼记·杂记下》载，孺悲从孔子而书《士丧礼》，以此推测，《仪礼》是孔子所述七十子所记。《孔子家语》、《孔丛子》中可能也有一些七十子后学文章。据此，“七十子后学散文”是指七十子后学著述的以《论语》、大小戴《礼记》、《孝经》、《仪礼》以及郭店简、上博简中儒家文献为代表的文章。有如此丰富的文献作为依据，“七十子后学散文”概念就不是出于个人的杜撰，它完全能够成立。
“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外延很难确定，因为战国文章往往不是一次写定，它是由宗师口述，弟子作笔录，然后在传习过程中不断地被后学增删，这个增删的过程可能长达两三百年，大小戴《礼记》中有些文章的最后写定可能已到秦汉时代。因此，“七十子后学”既指七十子本人，也包括七十子弟子及其向下延伸数辈的战国秦汉之际所有儒家后学。但“七十子后学散文”的主体，则是由孔子口述而为七十子笔录以及由七十子口授而为他们弟子笔录的文章，说理散文的创新主要是由这两代人完成的。此后虽然也有一些七十子后学之作，但这些文章的艺术创新价值已经不大。如果不考虑儒家后学增删的因素，仅以文章开题者为标准，那么我们可为七十子后学散文设定一个大致的下限——子思及其弟子作品，所以战国中后期孟、荀等文章是排除在七十子后学散文之外的。那么，对大小戴《礼记》、郭店简、上博简中的某一篇儒家文章，怎样才能知道它是由七十子及其后学开题，抑或由战国中后期乃至秦汉儒生所作呢？这就要从思想内容、典章制度、文风、体裁形式等各个方面进行艰苦细致的考证。七十子后学文章虽然不断地被后人增删，在学术观点、篇章顺序以及文字上较初稿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动，但基本文风应该保持了初稿的原貌。对此，竹简本、帛书本、王弼本三种《老子》，郭店简、上博简和今本三种《缁衣》，上博简《民之父母》与今本《礼记·孔子闲居》，郭店简和帛书两种《五行》，郭店简《性自命出》和上博简《性情论》等，都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一批珍贵的出土竹简，像上博简《子羔》、《中弓》等竹书应出于子羔、仲弓之手，《鲁邦大旱》也应该是出于七十子的记载。这些文章基本保留了春秋战国之际的文章风貌。结合传世古籍与出土文献，完全可以得出科学的结论。
并非所有七十子后学文献都有文学研究价值，像《仪礼》和大小戴《礼记》中那些专载礼仪制度的文章，文字枯涩艰深，内容淡乎寡味，基本上没有文学意味，至多只能作为先秦诸子散文研究的背景资料②。具有文学研究价值的主要是以下几类：
1.片断语录体：《论语》中的语录部分，《礼记》之《坊记》、《表记》、《中庸》、《缁衣》。郭店简中几篇《语丛》也可归入这一类。
2.问答记事体：《论语》中的记事问答部分，上博简《子羔》、《中弓》、《鲁邦大旱》、《民之父母》、《相邦之道》，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礼记》之《檀弓上》、《檀弓下》、《曾子问》、《礼运》、《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儒行》、《孝经》，《大戴礼记》之《主言》、《哀公问五义》、《礼察》、《卫将军文子》、《五帝德》、《子张问入官》、《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
3.专题论文：此类文章又可分四种情形：（1）《大戴礼记》之《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礼记》之《大学》。这些文章大都是曾参的讲学记录，它们是最早的专题论文。（2 ）《礼记》之《祭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大传》。这些文章都是典型的《仪礼》传记。（3 ）《学记》，《乐记》，《大戴礼记·礼三本》。这些文章讨论教育、音乐和礼义，可以视为广义上的礼学传记。（4）郭店简《五行》、《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六德》、《尊德义》，上博简《从政》甲乙篇。这一组文章都是近年出土竹书。
上述文章除《论语》外，此前大都不在文学史家的学术视野之内。其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此前人们将大小戴《礼记》等文章断为秦汉之作，二是以为这些礼学文章属于典章制度，不在文学研究之列。这两大认识障碍，前一个已被扫除；至于第二个误解，只要将我们将上述论列的文章与《孟子》、《荀子》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诸多相似之处，既然《孟子》、《荀子》可以作为文学史研究对象，为什么七十子后学文章就不能呢？
二“先进”与“后进”，“述”与“作”
孔子三十四岁开门授徒，七十二岁去世，从教三十八年（《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年十七，鲁国贵族孟懿子与南宫敬叔从孔子学礼。如果孔子从教生涯从此时算起，则有五十五年教龄），他的弟子年龄跨度很大。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七十子之中年龄最大的是子路，小孔子九岁；年龄最小的是公孙龙，小孔子五十三岁，最大与最小之间相差四十四岁。而据《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孔门弟子中年龄最大的是秦商，小孔子四岁；年龄最小的与《史记》所载相同，两者之间相差四十九岁。这个年龄差距足足跨越了两代人，事实上孔门弟子中有些人——诸如曾点与曾参、颜由与颜回——就是父子关系。《论语·先进》载孔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清人刘逢禄在《论语述何》中认为，“先进”与“后进”指的是弟子及孔门之次第。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进一步指出，孔门弟子有前辈与后辈之分，像子路、冉有、宰我、子贡、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原宪、子羔、公西华，都是孔门弟子中的前辈，他们多问学于孔子去鲁之前；而子游、子夏、子张、曾参、樊迟、漆雕开、澹台灭明，则是孔门弟子中的后辈，他们多从游于孔子返鲁之后。而前辈与后辈的风气大不相同：“由、求、予、赐，志在从政；游、夏、有、曾，乃攻文学；前辈则致力于事功，后辈则精研于礼乐。……大抵先进浑厚，后进则有棱角；先进朴实，后进则务声华；先进极之为具体而微，后进则别立宗派；先进之淡于仕进者，蕴而为德行；后进之不博文学者，矫而为玮奇。”（《先秦诸子系年》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82页）为什么同出孔门，“先进”与“后进”的风气竟有如此大的变化？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春秋战国之际，伴随着宗教、政治、文化、风气和社会心理的巨变，士风逐渐由实趋华，尤其是魏文侯所开创的尊士养士之风，直接引导着社会心理和士风的深刻转变，士林阶层竞相向社会展示自己的创造个性，以吸引社会的注意力。如果将春秋战国之交的社会变革比做一个门槛，那么“先进”尚处于这个门槛之内，他们更多地接受春秋士风的影响，所谓朴实深厚、志在从政、蕴为德行等等，无不深深地打上了春秋士风的烙印，可以说“先进”是春秋士风的殿军；“后进”则处于这个门槛之外，他们重视文学，精研礼乐，务求声华，别立宗派，是战国士风的开启者。
“先进”长篇文章可以辨识的有：宰予一篇：《大戴礼记·五帝德》；子贡一篇：《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仲弓一篇：上博简《中弓》；子羔一篇：上博简《子羔》（本文采用郭沫若《十批判书》的研究方法：凡文中涉及到某一孔门弟子的，就视该文为某弟子的作品）。“先进”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子路、冉有、闵子骞、冉伯牛、原宪、公西华、曾点都没有长篇文章传世，尤其是孔子最得意的高足颜回，竟无一篇独立的长篇文章留下来。“先进”是中国第一批私学弟子，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功绩，就是模仿史官记言记事，首开记述其师言行之风——这一风气直接影响到“后进”和战国诸子百家。孔子本人述而不作，他仅在口头发表言论，弟子将老师言行载于简帛。“先进”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这一模仿不亚于一场文学革命，因为那支笔伴随着官学下移而从史官转移到诸子手上，这是从先秦历史散文向先秦诸子说理散文嬗变的枢机所在。如果说孔子开门办学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史官文化向士文化的嬗变，那么七十子记述孔子言行就意味着散文写作在作家、内容、形式各方面都在产生深刻的变革。《论语·卫灵公》载子张问行，孔子告以“言忠信，行笃敬”，“子张书诸绅”。这条语录是孔门弟子记述其师言论的一个缩影，只不过子张属于“后进”，而记录孔子言行肇端于“先进”。七十子记录孔子言论，这种情形与苏格拉底在雅典市中心广场与游人讨论哲学、弟子柏拉图将其思想载于《对话录》一样，东西方的哲人在大体相同的时间，以相同的形式从事学术活动，这是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由记载孔子言行，而派生出孔门另一个“弟子规”，这就是七十子应该在孔子名义下发表学术见解。《礼记·檀弓上》载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往吊，子夏哭诉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批评子夏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孔颖达疏：“云‘疑女于夫子’者，既不称其师，自为谈说，辨彗聪睿，绝异于人，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与夫子相似。”（《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子夏居西河教授时“不称其师，自为谈说”，以至于西河之民误认为子夏的道德修养达到了孔子的水平，这被曾子指为子夏的一大罪过。这表明，七十子在著述时要“称其师”，而不能“自为谈说”。“称其师”就是“述”，“述”包含记述和阐述两层涵义，前者是指记载孔子言行，后者则指以老师的名义对某些重要观点进行解释和发挥。所以，七十子笔下的“子曰”，有时是记载孔子的真言论，有时则是七十子借乃师名义表达思想观点。只是由于弟子以孔子名义发表见解，这给后人辨析先秦文献中哪些是孔子真言论、哪些是孔子后学思想带来了难度。“先进”具有极高的从政热情，他们渴望从孔子那里学会从政之道，对传说中的“五帝”“三王”充满向往之情，这一点可从宰予、子羔、仲弓之文见出。“先进”文章大都是“述”，在记事问答框架之下安排说理内容，与《尚书》、《国语》记言文形式相近，这是战国诸子散文的最早形态。
“后进”的著述热情要远远高出于“先进”，仅曾子这一系可辨识的文章就有十四篇：《礼记》之《曾子问》、《大学》，《大戴礼记》之《主言》、《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孝经》。此外有子夏一篇：《礼记·孔子闲居》（上博简《民之父母》与此内容略同）；子张一篇：《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子游一篇：《礼记·礼运》。“后进”中的宓子贱与漆雕开都有专著传到汉代，可惜均已亡佚。大小戴《礼记》和上博简中有十几篇专记孔子答鲁哀公问的文章，孔子应对鲁哀公，应在哀公十一年至十六年（公元前484—前479年）之间，即在孔子返鲁之后去世之前，此时孔子的身份是前朝元老，处于既不复求仕但又不能忘情政治的心态，而在思想学术上则臻于老更成境界，爱作理论思考的鲁哀公因此经常向孔子请益，而此时孔子的应对更具学术含量，这样高水平的学术谈话，自然是弟子们争相记录的内容，而记录者是“后进”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檀弓》上下篇涉及到的人物颇多，其中时间最晚的是曾参弟子乐正子春、子思，以此推测，这两篇文章的素材是七十子提供，编者似是曾参一系弟子。为什么“后进”中文章最多的并不是以文学著称的子游、子夏而是曾参？曾参并不在孔门“十哲”之内，他何以成为七十子中最大的作家？须知“十哲”只是孔子或时人在某一时期对孔门高足的评价，其时曾参尚未崭露头角。《论语·先进》有“参也鲁”之说，“鲁”意为迟钝，这表明曾参反应慢，在孔门一开始并不出众。他成功的奥秘在于情商高，寿命长，弟子多且能，所以最终他超轶游、夏而成为七十子中的巨擘。与“先进”相比，“后进”著述呈现出一些新的动向，他们的文章从形式上看都是“述”孔子之言，似乎与“先进”文章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不然。他们尝试在孔子名义之下提出自己的新思想，如《礼运》记载孔子对子游讲述“大同”和“小康”，前者的特点是“天下为公”，而后者的特点是“天下为家”。文中的“孔子”尊“大同”而贬“小康”，这一情感态度与《论语》中矢志“从周”的孔子相距甚大，可以说是把《论语》中孔子毕生追求的价值都贬低了，难道孔子倾注一生心血为之奋斗的目标全都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吗？我个人的看法，《礼运》可能是子游氏之儒借孔子之名来发表自己的社会理想，即寓“作”于“述”，用庄子的话说，就是“重言”。曾参创新倾向更为明显，他的十四篇文章分为两种情形：《礼记·曾子问》、《大戴礼记·主言》、《孝经》三篇是以问学孔子的形式出现；另外十一篇则是曾参自己的演讲，这些文章间或偶尔提及孔子，如《曾子天圆》中有“参尝闻之夫子曰”的字眼，但从总体上说都是以“曾子曰”形式发表见解。这些文章的记录者当为曾子门生，门人之称述曾子，就像曾参称述孔子一样。极有意味的是，曾参曾经指责子夏不称其师，他自己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其中的原因是在曾参弟子身上，弟子们客观地记下曾参的演讲词，结果就成了曾参的独立作品。“作”的出现可能还与孔子师徒讲学形式变化有关：从《论语》和其他七十子文献来看，孔子的教学方式，一是随机应答弟子问，这相当于今天的个别辅导，二是有意识地组织小范围座谈（即所谓“侍坐”），那种以一个“孔子曰”领起一篇大演讲词的情况尚未发现。而曾子之“作”则是以一个“曾子曰”领起全文，这表明曾参是在向全体弟子发表专题演讲，是“大班授课”，这样师徒对话的机会就少了，记录稿就是一篇独立的演讲词。如果说“称其师”是“述”，那么不称其师就是“作”。曾参是“述”与“作”兼而有之，而“作”多于“述”，他是七十子中第一个可考的“作”者。从说理散文写作角度看，“作”的意义比“述”要大得多，因为“作”不仅抛弃了对史官记言的形式依傍，而且要摆脱“称其师”的形式束缚，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思想见解，体现在文章上就是去掉了叙事框架，剩下的完全是说理内容，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专题说理论文，它是诸子说理散文走向独立发展的最为关键的一步。
无论是七十子的“述”还是“作”，似乎一切都是雁过无痕出于无意，其实不然。第一个执笔记述孔子言行的弟子，就是一位具有原始创新精神的作家；第一个改变孔子教学方式的弟子，更是一位勇于开拓的先行者。就是在他们手中，先秦散文完成了意义深远的巨变。没有人发薪金，没有人付稿费，甚至连著作权都没有，他们所凭的是一种真诚的信仰。七十子从“述”到“作”，历时不过三四十年，这就是一往无前、锐意创新的七十子！
“先进”与“后进”的文章都有一个共同主题——阐述礼学。七十子后学散文被后人视为礼学传记，郭店简、上博简中的儒家文献，如能传到汉代，或有可能收入大小戴《礼记》之中。为什么七十子后学散文都是礼学文献？这是因为，如何对待周礼，是从平王东迁到战国初年这几百年间意识形态的焦点。孔子代表了那个时代一部分人对西周礼制秩序社会的强烈怀旧情绪，他一生的政治目标就是恢复周礼。七十子所继承的就是孔子毕生为之奋斗的礼学事业③，他们以空前的紧迫感和巨大的热情从事礼学著述，记载礼仪，阐述礼义，借此深入探讨宗教、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艺术乃至历法等一系列问题，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学说④，就是在他们手中，先秦礼学完成了由重视礼仪到崇尚礼义的重大转变。他们的著作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三 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文学成就
在讨论七十子后学散文文学成就之前，首先要确立一个评价尺度。这是因为，此前对先秦诸子散文的评价标准有些混乱：有人以形象化作为评价标准，这样他们就较多地关注诸子散文中的取象譬喻和人物事件的描写；有人则以文章的情感气势作为批评尺度；也有的人是两者兼而有之。本文认为，说理，是诸子散文质的规定性，所以不能拿形象是否生动之类的记叙文尺度评价诸子散文，否则，最优秀的诸子散文中的艺术形象也无法与最差的历史散文相比。评价先秦诸子散文的尺度，就是这些文章所体现的情感气势之美，这种情感气势一方面来自于战国士文化所激发的作者人格力量和情感意志，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论证过程中的严密逻辑安排和各种表现手法的成功运用而产生出来的。对于七十子后学这些早期说理文章，我们还应该更多地关注论说文逐步成型的过程。
让我们从片断语录体、问答记事体和专题论文几类，讨论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文学成就。
《论语》和《礼记》中的孔子片断语录，是孔门弟子从记录的诸多孔子言论中精选出来的。此前论者或以为先秦说理散文是从零开始，《论语》的片断语录正代表了说理散文刚起步时的幼稚形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从《尚书》、《国语》、《左传》的记言文看到，早在七十子之前，人们就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理性思维水平和书面表达能力。《论语》语录体制的短小，绝不意味着当时说理散文只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而是语录编纂者刻意从原始记述材料中节选出来的。对此，上博简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论语·子路》载：“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这一章语录在刚刚面世的上博简《中弓》中有所体现，分别见于第一简：“季桓子使仲弓为宰，仲弓以告孔子，孔子曰：‘季氏……’”第七简：“……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赦过与罪。”第九简：“‘……有成，是故有司不可不先也。’仲弓曰：‘雍也不敏，虽有贤才，弗知举也。敢问举贤才……’”第十简：“‘……如之何？’仲尼曰：‘夫贤才不可弇也。举尔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舍之者？’仲弓曰：‘赦过与罪，则民可要？’”虽然两者在文字和孔子称谓上存在某些差异，但主要内容是相同的。以此推测，《论语》“仲弓为季氏宰章”与《中弓》所记应为同一件事，前者是仲弓一系的弟子从当年仲弓原始笔录材料中节取的。七十子后学之所以要节选孔子语录，可能是受到此前社会上流传的哲人格言、警句、民谚的启示。从《国语》、《左传》可以看到，春秋时期政治文化界习惯于征引仲虺、史佚、周任等古代哲人的格言警句，作为说辞的论据和行为的准则。如《国语·周语上》载晋大夫叔向引史佚之言：“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左传·襄公三十年》载子皮引《仲虺之志》：“乱者取之，亡者侮之。”这些格言警句于片言只语之中，凝聚了丰富的政治、军事、历史、社会、人生经验，有些甚至蕴含了深刻的哲理，给后人以无穷的警示和启迪。七十子认为孔子的智慧可以与上古哲人媲美甚至超轶古人，所以他们才将笔录的孔子言论进行提炼和节选。经过七十子选择提炼后的《论语》片断语录，言约意丰，高度凝练，于深沉含蓄之中见出隽永的意味，透发出一种理趣美，体现出口述者的深刻睿智和执著信念。像“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等等，片语之中凝聚着丰富的人生经验，耐人久久地涵咏，不少语录可以作为格言来读。特别是语气词的运用，疏宕有致，读之回肠荡气。某些语录通过如诗如画般的意境，传达出某种深刻的哲理，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礼记》之《坊记》、《表记》、《中庸》、《缁衣》四篇据说是辑自子思之手，这些语录的篇幅较《论语》要长一些，感性成分大为减少，精警程度不及《论语》，编辑者子思虽曾亲聆乃祖音旨，但这毕竟是幼年的事情，他所收集的都是经过儒家后学辗转相传的孔子语录。郭店简三篇《语丛》没有“子曰”字眼，可能是孔子某几位后学的学术短札。《论语》、《礼记》、《语丛》片断语录的文学价值，不在于它们代表了说理文起步时期的风貌——它们其实并不能真实反映春秋战国之交说理文的水平，而在于它们确立了中国哲理散文的一种体裁——语录体，从战国的《孟子》到汉代的《法言》，从隋代的《文中子》到宋代的《朱子语类》，再到明代的《传习录》，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都乐于采用先哲曾经运用过的凝练含蓄、睿智圆通的语录体形式。推而广之，中国古代汗牛充栋的诗话、词话、赋话，在形式上也未必没有受到《论语》、《礼记》语录体的影响。
七十子后学散文中问答记事体的最大艺术价值，就在于它们体现了先秦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之间的密切联系，展示了先秦历史散文向诸子散文嬗变的轨迹。它告诉人们，诸子说理散文并非从零开始，而是从先秦历史记言散文转变而来的。理解此类文章的关键，在于了解七十子对史官记言的模仿。在七十子之前，史官记载了很多王侯卿士大夫的治国言论，它们被保存在《尚书》和《国语》之中。这些记言文的常见结构是在叙事框架之下记载人物言论，大学中文系讲堂上必讲的《国语·周语上》“邵公谏弭谤”一文，就是此类记言文结构的典型代表。如果将这些文章的叙事框架去掉，那么剩下的就是一篇说理文。从《尚书》、《国语》可以看出，早在商周时代，人们就表现了相当高的说理才能。如《尚书·洪范》载殷朝遗老箕子向武王陈述“洪范九畴”：“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极，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先综括全文大意，以下各段具体论述九畴内容，这种结构方式对七十子后学阐发师说具有启示意义。又如《国语·周语上》载祭公谏穆王征犬戎，开头提出“先王耀德不耀兵”的大纲，以下谏辞全从这七个字生发开去：先征引《诗经·周颂·时迈》，说明先王治民重在修德厚性；继而历述后稷、不窋、武王等周民族先王修文德安民的事例，微讽周穆王无端征伐犬戎不合先王旧章；最后说犬戎按时向周王朝履行荒服纳贡之责，并无失职之处，周穆王此举实在师出无名。全篇谏辞一气呵成，环环相扣，层层生发，既观点鲜明又有理有据，层次井然，极有文法。有些文章是以君臣对答形式出现的，如《尚书》之《西伯戡黎》、《微子》、《洛诰》等篇就有简单的人物对话。《国语》中记载人物对话尤多，像《周语上》“内史过论神”，《齐语》“管仲对桓公以霸术”、“管仲教桓公亲邻国”、“管仲教桓公足甲兵”、《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楚语下》“观射父论祀牲”等，都是以君臣问答形式结构全篇，问者多为君主，而对答者为卿士大夫，重点落在答语之上。尤其是《国语·鲁语下》所载“孔丘论大骨”、“孔子论楛矢”、“孔丘非难季康子以田赋”几篇，与《论语》、大小戴《礼记》以及上博简《鲁邦大旱》等记载孔子答时人问的文章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孔子师徒虽然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但孔子曾经担任鲁国大夫，卸职后仍自称“从大夫之后”（《论语·宪问》），孔门不少弟子也都在各诸侯国或大夫门下出任宰臣等要职⑤，孔子师徒都以从政作为人生第一目标，因此孔门之下官场做派很浓。史官是“君举必书”（《汉书·艺文志》），七十子就来一个“师举必书”。当然，七十子在继承中有新变：史官记言文大都是针对现实政治问题，一事一议，而从七十子开始，务虚性的学术探讨增多了，学理意味增强了。
问答记事体兼有记事、说理因素而以说理为主。从说理文发展角度看，记事描写的感性因素越少，论述逻辑性越强，文章价值就越高。因此像《论语·乡党》对孔子形象的素描，像《先进》“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章”等，虽然将人物事件写得具体可感，但对推动说理文写作意义不大。《礼记·檀弓》上下篇记载了几十个礼学故事，这是七十子后学以具体事例宣传礼学的尝试，它对寓言文体的产生可能有直接的启示，尤其是对战国后期韩非子《说林》上下、内外《储说》、《喻老》、《解老》诸文影响甚深，但对说理文的发展同样没有多少借鉴价值。问答记事体的一些文章是多主题的漫谈。如上博简《子羔》有十四支残简，一至八简讨论尧、舜禅让，孔子告诉子羔，上古时代“善与善相受”（第一简），“尧见舜之德贤，故让之”（第六简）；九至十四简主题变为“三王者之乍（作）”。又如上博简《中弓》现存二十八支简，主题变换了三次：一至十简是孔子回答仲弓“为政何先”问题，孔子提出“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赦过与罪”的为政四纲领；十一至十九简是孔子解答仲弓关于如何“导民兴德”问题，其核心观点是“刑政不缓，德教不倦”；后九支简内容是孔子告诉仲弓如何与季桓子相处，关键在于“以忠与敬”。《礼记》之《曾子问》、《哀公问》以及被称为“孔子三朝记”的七篇文章，文中的论题也经常转换。说理文应该主题集中，像这种多主题的漫谈，还不能说是上乘的说理文。《礼记》之《孔子闲居》在统一主题方面有所进展，文章以子夏问“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提出论题，而以孔子回答“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总领全篇，接下去分别讨论“五至”、“三无”、“五起”和“三无私”，层层递进，极有章法。《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以论士开题，然后逐一论述“庸人”、“士”、“贤人”、“君子”和“圣人”，文脉清楚，而论士主题一以贯之。文中虽然还有宾主问答的叙事框架，但这些问答的叙事功能已经弱化，它是通过提问而将论述引向深入。同类文章还有《礼记》之《礼运》、《经解》、《仲尼燕居》、《儒行》，《孝经》，《大戴礼记》之《主言》、《五帝德》、《子张问入官》等等，出现篇名是问答记事体的又一进展。上博简《子羔》第六简背书有“子羔”，《中弓》第十六简背书有“中弓”，整理者认为这两个字就是文章篇题。这种命名方式虽然不能点出文章宗旨，只有标识意义，相当于今天的代码，但它毕竟是给文章设立篇名的开始，标志着说理文的新进展。有些文章在表现手法上积极创新，如《礼记·儒行》载孔子纵论儒行，“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容貌有如此者”，“其备豫有如此者”，“其近人有如此者”，“其特立有如此者”，“其刚毅有如此者”，“其自立有如此者”，“其仕有如此者”，“其忧思有如此者”，“其宽裕有如此者”，“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其任举有如此者”，“其独立特行有如此者”，“其规为有如此者”，“其交友有如此者”，“其尊让有如此者”，一共十六个“其……有如此者”排比而下，壮浪纵恣，气势浩然，开后来战国策士铺张扬厉之风，只不过此类文章在七十子后学散文中尚不多见。从总体上看，这些问答记事散文还脱离不了史官记言文的格局，它们还处于由历史记言文向典范的诸子说理散文过渡的形态⑥。
从说理散文角度来看，七十子后学的专题论文意义最大，因为这些文章不再有叙述、描写的因素，而纯粹是说理文字。在前文列举的七十子后学四类专题论文中，郭店简中的儒家文献被专家视为子思学派之作，写作时代可能偏晚，而《乐记》受到后学增益的可能性较大，成书年代一直存在争议，具有研究价值的是前两类文章。《大戴礼记》收录的曾参一系十一篇文章，可以视为七十子后学之“作”的代表。以《曾子本孝》为例，文章一开头就揭示中心论点：“忠者，其孝之本与！”以下从五个层次来进行论证：首先要全身远祸，既要远离自然的祸患，又要避免人事的是非；其次要居于平安容易之地，不以危险行为谋求非望之福；再次是以内敛的方式与人相处，无论是在父母生前身后，都要以恭敬态度待人；第四是要求卿大夫、士、庶人各个阶层都要履行自己的伦理义务；最后要求孝子应该从父母的生、死、祭三个方面来实践“敬”的伦理。全文以“忠”开篇，以“敬”作结，层层铺开，首尾呼应，已是一篇比较完整的专题论文。《礼记·大学》开头以极有逻辑性的语言概括了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一段文字，被宋儒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作者论述的方法是，先设定一个逻辑起点，由此生发，从小到大，由浅入深，前一项是后一项的必要条件，后一项是前一项的逻辑提升。以下几段，重点论证诚意、正心、齐家、治国，最后说明仁义道德是治国的根本。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将第一章定为孔子所论的经，而以下几章为曾子所述的传。此说是否属实，还可以讨论，但《大学》第一章确实是全文的论纲，它的艺术结构明显受到《尚书·洪范》的影响，而在逻辑严谨方面超过了《洪范》。我们可以说，中国典型的专题说理散文，是在曾参时代出现的。
《礼记》中专释礼仪意义的论文共有七篇，它们应该是七十子后学为宣传礼学而专门写作的。这些文章是按照“总——分——总”的思路结构全文，前有概述，后有呼应，中间层层展开，义脉文理俱可圈点。以《冠义》为例，全文分为四层：首论冠礼之大义就在于它是成人之礼的开始；次论冠礼各项细则所包含的意义：“故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弥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见于母，母拜之，见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玄冠玄端奠挚于君，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以成人见也。”三论举行冠礼意味着成人要肩负起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的伦理责任；最后呼应前文，并从成人而升华到“治人”高度，由此深化了“冠义”的主题。其他几篇文章大体上都能围绕一个礼义主题展开论述，说理充分，结构严谨，已是规范的说理散文。
一部先秦散文的发展史，从历史散文到诸子散文，就如同一条长河，其间虽有曲折，有改道变迁，但却从来没有中断过。先秦历史散文与先秦诸子散文决不是互不关联的两大河流，它们属于同一水系，在内脉上是互相打通的。七十子后学散文是先秦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一个转折点，它处于上承历史记言散文、下启诸子百家说理文的枢纽地位。事实表明，先秦诸子说理散文在七十子及其第二代后学手中就已基本成型，此后诸子百家散文只不过是在篇幅、风格、技巧、手法、逻辑结构上有所发展而已。因此，不仅对此前关于先秦诸子散文三段论发展模式（《论语》、《老子》、《墨子》为第一阶段，《孟子》、《庄子》为第二阶段，《荀子》、《韩非子》代表第三阶段）应该重新审视，而且对《尚书》、《国语》的艺术成就也要进行再认识，要充分关注《尚书》、《国语》记言文的说理成就，因为这些记言文积累了丰富的说理经验，它们是七十子后学散文和诸子说理散文的先驱。
由于七十子后学散文尚处于先秦散文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上，他们所写的差不多都是礼学文章，而他们所生活的春秋战国之交尚未进入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些因素使七十子后学散文显得有些沉闷枯燥，在情感气势上无法与战国中后期散文相比。这是时代所造成的局限。
本文的结论是：第一，郭店简、上博简出土文献表明，大小戴《礼记》、《孝经》等大部分礼学文章作于春秋战国之际七十子后学之手，而不是写于秦汉，“七十子后学散文”概念完全能够成立。第二，七十子中的“先进”仿照史官记言记事传统，首开记述孔子言行之风，由此实现了从先秦历史记言散文向诸子说理散文的过渡。先秦诸子说理散文并非从零开始，此前史官的历史记言文是它的直接源头。第三，七十子中的“后进”突破了言必“称其师”的惯例和对史官记言的形式依傍，以个人名义独立地发表学术见解，这些文章已经具备了说理文的基本要素，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专题说理论文，说理散文在七十子及其弟子手中就已基本成熟。第四，七十子后学散文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涉及先秦历史散文、先秦诸子散文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因此对此前关于先秦散文的整个知识体系要予以重新审视。
收稿日期：2005年5月31日
注释：
① 《论语》中出现孔门弟子姓名的有二十七人。《史记》之《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分别有七十二子、七十七子、七十子三种提法。《孔子家语》中有《七十二弟子解》，但正文却载七十七人。《文翁弟子图》载七十二人。《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盖受教者七十有余人。”《吕氏春秋·遇合》说孔子“达徒七十人”。《韩非子·五蠹》说孔门“服役者七十人”。《淮南子·要略》：“孔子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汉书·艺文志》：“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本文采用班固七十子后学的说法。
② 这一类文章有：《礼记》之《曲礼上》、《曲礼下》、《王制》、《月令》、《文王世子》、《礼器》、《郊特牲》、《内则》、《玉藻》、《明堂位》、《丧服小记》、《少仪》、《杂记上》、《杂记下》（含《大戴礼记·诸侯衅庙》）、《丧大记》、《祭法》、《祭统》、《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深衣》、《投壶》（《大戴礼记·投壶》相同）。《大戴礼记》之《夏小正》、《保傅》、《武王践阼》、《帝系》、《盛德》、《明堂》、《诸侯迁庙》、《朝事》、《公符》、《本命》、《易本命》。《文王官人》记载历史旧闻，上博简《昔者君老》记载太子朝见弥留父君的行为规范，《内礼》记载男女居室礼仪，大体上也可归入这一类。《孔丛子》、《孔子家语》真伪并存，暂不讨论。《大戴礼记·劝学》与《荀子·劝学》相同，可能是秦汉儒生取自《荀子》，故不予讨论。
③ 先秦礼学可以分为礼仪与礼义两个层次，而礼仪、礼义均有广狭之分：狭义的礼仪专指冠、婚、丧、祭、聘、燕、射、饮、相见等行为规范，广义的礼仪则包括封建、职官、禄田、赋税、田租、军制、军赋、学制、刑法、宗法制度等等；狭义的礼义专指礼仪所包含的伦理政治意义，广义的礼义则涵盖政、教、德、法各个方面，相当于封建时代整个上层建筑。懂得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七十子后学散文何以内容如此广泛。
④ 七十子后学对孔子学说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曾子学派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形成了由孝及忠、从伦理到政治的思路，对汉代和整个封建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二是子游学派阐发了孔子“大同”的社会理想，给后代志士仁人以强烈的感召；三是以漆雕开、宓子贱为代表的弟子深入研究人性，经由孔子之孙子思的发展，形成一股强大的人性论思潮，此派一方面直接启发了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学说，另一方面在艺术上则导致了儒家对艺术抒情本质的发现，从而接触到中国艺术理论的核心问题；四是仲弓学派注重礼乐刑政，此派思想经过荀子的发挥而深刻地影响了秦汉政治；五是以商瞿、孺悲为代表的弟子从事传经事业，影响了汉代和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学术。
⑤ 如子路曾为季氏宰、蒲大夫、卫大夫孔悝之邑宰，子羔为费宰、费郈宰、孟孙氏成邑宰、卫之士师、武城宰，子贡为信阳令，子夏为莒父宰，子游为武城宰，闵子骞为费宰，宓子贱为单父宰，冉求为季氏宰，仲弓为季氏宰，宰我为临淄大夫，原思为孔子家宰。
⑥ 七十子记述宗师言行的风气为此后诸子百家所继承，诸如《墨子》中的《三辩》、《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商君书》中的《更法》，《吴子》中的《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艺文类聚》卷二○载《尹文子》逸文“尹文子见齐宣王”条，《荀子》之《议兵》，《韩非子》之《问辩》、《问田》、《定法》，都是记录言论行事之作。至于“大贤拟圣而作”（赵岐《孟子题辞》）的《孟子》，所收录的都是孟子言论行事。《荀子》中的《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杂录尧舜及孔门佚事，大约也可归入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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