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舫[1]2014年在《“汗法”治疗内伤杂病的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目的：对“汗法”的沿革进行梳理，明确汗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探讨汗法应用于内伤杂病治疗的理论基础，总结部分适用于汗法治疗的内伤杂病证治规律，为进一步指导汗法运用于临床实践提供理论支持。研究方法：运用文献整理研究方法，主要以《中华医典》范围收录的古医籍为资料，以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为范围搜索学术期刊，以“汗法”、“汗法沿革”、“内伤杂病”等与本课题相关的关键词进行搜索，选定具有代表性的古医籍，并收集整理汗法沿革过程中的相关文献资料，分别对不同时期解表剂的组方用药规律进行总结，对有关医家运用汗法治疗内伤杂病的学术思想进行提炼，并分析、总结部分采用汗法治疗的内伤杂病证治规律。研究内容：1.厘清不同时期汗法的治疗学术思想渐变过程。2.通过对汗法沿革过程中，不同时期新产生的解表剂组成药物的统计，分析各个时期解表剂组方用药的特点。3.探讨汗法应用于内伤杂病治疗的理论基础。4.明确汗法治疗外感及内伤杂病的应用宜忌要点。5.选取历代常用汗法治疗的部分内伤杂病，对其理、法、方、药进行具体分析和解读,揭示适用于“汗法”治疗的内伤杂病的临床应用规律与法则。研究结果：1.汗法应用于表证的治疗随着医疗实践的不断深入，由崇尚辛温解表向重视辛凉解表逐渐转变的过程。2.汗法应用于内伤杂病的治疗，历代医家在继承仲景的基础上不断发展。3.汗法具有开泄腠理，调和气血，宣发卫气，通利叁焦，促进真气流通，推荡邪气的作用，绝非仅限于表证的治疗。4.解表法不等于汗法，发汗并非局限于药物治疗一种方法。5.临床辨治应用汗法，凡适用汗法者对汗出的“度”的掌握及部分禁忌症的严格限定尤为重要。研究结论：1.凡由风寒湿等外感之邪引起的内伤杂病，都可配合采用汗法治疗。2.部分内伤杂病导致了卫气郁闭、营卫失和的病理，通过配伍风药在微汗出的状态下以达到沟通内外、调畅气机正是汗法治疗这一部分杂病的作用机理所在。3.微汗法是汗法治疗外感、内伤杂病的关键。4.大凡是人体水液代谢失常及气血的疾病，大体皆可以在辨证施治的基础上配合采用汗法治疗。5.采用汗法治病，出汗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并不是目的。
范星霞[2]2004年在《汗法治疗杂病思路辨析》文中指出汗法在临床上不仅用于外感表证，还用于多种杂病的治疗。该法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与使用价值，一直被列为着名的“八法”之首。汗法在临床杂病中的广泛应用充分体现出中医治疗学的精髓和特色——以恢复机体自组织能力为宗旨的整体调节的思路和方法。历代医家用汗法治疗疾病各有特色，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积累了庞杂的方药，记载了详尽的禁忌事项，给临床医生提供了很大的选择空间，也带来许多判断难度。如何适时的选用汗法，归根到底涉及到一个临床思维方法问题。本论文以研究汗法治疗杂病为对象，结合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等现代多学科理论和原理，对中医临床辨证思维的过程和方法进行了系统探讨。 论文首先用系统论的方法阐释了中医认识疾病、诊治疾病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中、西医的差异很大，西医应用还原论的观点主要强调器质性病变的治疗而忽视了功能性病变，因而，认为所有功能性病变都建立在器质性病变的基础上。而中医治病注重功能的调节，认为人的疾病既有功能性病变，也有器质性病变，但功能性病变具有更基本的性质，因而非常注意调节功能。 本文进一步应用耗散结构理论阐述了人体系统。认为人体是通过自我复制、自我更新、自我调节组织起来的自组织系统，靠机体固有的调节能力进行自主性调节。当各种原因导致系统内各要素间的功能失和，就会发生病变。通过药物帮助机体恢复其自组织调节能力促其病愈。 基于上述观点提出生理性汗出是人体系统具有开放性和自组织性的重要表现，是维持系统有序稳定的必要条件.汗法用于治疗外感病，同时又可治疗许多杂病，其灵活性除了与方药的选择有关外，主要强调对病因、病症的辨证思维，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人体本身是一个特殊的自组织系统，人体系统中血、汗、尿、津、气构成了互联互动网络，受五脏反馈机制的调控，维持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应用人体系统中这种互联互动网络，通过积累的一些临床病例，具体分析了汗法治疗杂病的作用机制。它在于通过对人体系统中血一汗网络、汗一尿网络和津一气一汗网络的调控作用，达到宣发肺气，调畅营卫，开泄膝理，进而恢复机体自组织能力的目的.基于这一思路本文最后进一步分析了汗法治疗杂病的思维辨析过程，采用复杂系统科学思想论证了中医认识、分析和诊治疾病的基本特点.明确提出了与汗相关的内在关系网，有机地将血汗同源论、汗尿相关论、津气关系等结合起来。反复思忖，深究汗法医病的思辨方法，还有待于积累更多的临床病例，进一步探索和总结.关键词汗法杂病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
孙洪生[3]2006年在《不寐病证的文献研究与学术源流探讨》文中研究指明不寐是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一类病证，主要表现为睡眠时间、深度的不足，轻者入睡困难，或寐而易醒，或醒后不能再寐，重则彻夜不寐，常影响人们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和健康。现代社会，人们的工作节奏明显加快，身心压力增大，身体和心理长期处于紧张、疲劳的状态，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人们的患病率，而失眠的发生，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身心疲劳的状态。因此研究该病的发生和治疗，对于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祖国医学对不寐病证的认识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历代医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认识和治疗经验，创立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治法和方药，为我们治疗不寐病证，留下了极为宝贵和丰富的文献资料。本文以文献学研究方法为主，在全面系统搜集历代有关不寐病证资料的基础上，对相关材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系统阐述了先秦时期到民国时期不寐病证各个历史阶段的学术发展特点。并从中医学发展史的角度，研究探索其学术发展与中医学理论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刻揭示了不寐证的学术发展源流，对于睡眠相关的中医学理论从其学术发展的背景下予以辨析。对现代医家诊治不寐证的经验也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整理。力图全面反映历代中医学家诊治该证的学术理论和临床治疗经验。不仅为临床辨治不寐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诊治经验，也必将有助于开拓不寐证的研究和治疗思路。 本文分为总论和各论两大部分。总论部分重在阐述不寐证的学术发展源流，分别论述了不寐证的病名、病因病机、辨证、治法方药、其他疗法与预防调护等的学术发展概况，并对不寐证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各论部分以历史发展为主线，用断代史的方法，分别对先秦至叁国时期、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宋辽金元时期、明代、清代至民国时期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医学发展特点、不寐证相关理论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概括与分析，重点研究剖析了各个历史时期与不寐证相关的重要的医学文献，内容涉及不寐证的病名、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用药特点、预防调护等。最后系统整理总结了现代医家关于不寐证辨证治疗的新经验和新方法。 在全面总结不寐证学术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初步辨析了中医学营卫睡眠学说、阴阳睡眠学说、心神睡眠学说、魂魄睡眠学说与脑髓睡眠学说的理论实质与临床应用意义。主张以营卫统摄心神、魂魄等脏腑相关理论。对于不寐证营卫调治，在兼涉五脏六腑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当重阳明、少阴的观点，为不寐证的防治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欧晓波[4]2016年在《尤怡对《金匮要略》痰饮理论的阐发及其证治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目的：痰饮乃是中医临床常见病证,首见于张仲景《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篇。痰饮证治理论是张仲景学说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巨大,为后世医家对痰饮的诊断、治疗开了理法方药的先河。中医痰饮病的理论和治法方药,经过历代医家的实践运用、理论总结而不断地发展。《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篇所述痰饮证治体系,全面系统论述了痰饮病因病机、治法、方药。张仲景理论在唐、宋、金、元时期受到重视,痰饮理论也随之不断发展。各医家逐渐加深对痰饮的认识,扩展了痰饮理论的研究范围,从专注研究痰饮病的治疗扩大到研究其它杂病病种的痰饮证,也就是病因病机学范畴的痰饮。宋金元时期内科杂病理论得到大力发展,逐渐形成诊治杂病的痰理论；到了明清时期痰饮和痰理论被不断深化和归纳,并且有不少新发现；现代中医学者逐渐将痰饮理论研究应用于病因病机学和临床诊治,促进了现代中医的发展。在整个痰饮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尤怡是清代深化、归纳痰饮理论的集大成者,其对痰饮辨证论治的思想有突出的特点。尤怡毕生致力于古代医典研究与临床实践,其着作对后世医家影响深远。其代表作有《金匮要略心典》、《金匮翼》、《伤寒贯珠集》、《医学读书记》和《静香楼医案》。尤氏在阐发《金匮要略》的基础上,总结了“治痰七法”,对痰饮证的诊治在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两方面都有深远意义。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探索尤怡对《金匮要略》痰饮理论学术思想的发展成就。尤怡集十年寒暑研究《金匮要略》心得以成《金匮要略心典》,其观点独具慧眼而行文简洁扼要,对后人研读《金匮要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研究根据尤怡《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篇注文,分析《金匮要略》的痰饮理论体系,探究尤怡对张仲景痰饮证治理论的继承和研究的成就。本研究的目的之二是探索尤怡独创的治痰七法,总结尤氏独特的痰饮证治思想。治痰七法是尤怡痰饮辨证论治体系的集中体现,出现在其晚年着作《金匮翼》。尤怡为增补《金匮要略》而作《金匮翼》,该书是对张仲景杂病治疗体系的继承与发扬,是尤氏学术思想成熟之作。书中将内伤杂病分门别类,论述理法方药,参考前人医论、方药以完整阐述的杂病治疗方案,在临床中有较高实用价值。书中,治痰七法综合了叁方面的成就,包括《金匮要略》痰饮理论；后世医家痰饮各论和尤怡自身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尤怡将治痰七法分为攻逐、消导、和、补、温、清、润,是7种不同辨证情况下的痰饮的治疗手段,每法还根据病情轻重缓急使用不同的方剂。本研究探索治痰七法的源头,分析治痰七法细微的治法方药,梳理尤怡证治痰饮的学术脉络,总结尤怡对《金匮要略》痰饮理论的发展和补充。本研究的目的之叁是分析尤怡《静香楼医案》中的痰饮证治,归纳总结尤氏在临床中应用张仲景痰饮理论的心得和治痰七法的实用价值。本文深入分析《静香楼医案》痰饮证医案,追溯尤怡诊断、立法、处方、选药的历史渊源,以明了其深意。研究过程中,紧密结合《金匮要略心典》和《金匮翼》的论述,旁参历代医家的方药,探讨尤怡临床处方的历史源流,总结其临床实践与理论研究的一致性。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以《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为出发点,研究挖掘尤怡的痰饮证治思想。通过展现尤怡《金匮要略心典·痰饮》篇所发挥的张仲景痰饮学说、《金匮翼》的痰饮证治理论和《静香楼医案》治痰七法的实际应用,为现代中医临床辨证论证开拓新思路和方药提供借鉴。方法：本论文研究方法,采用中医文献研究,医史研究,古籍文本内容分析,古籍文献对比分析,结合现代中医理论发展成果加以适当的评按,挖掘古代医籍理论对现代中医理论和临床的意义。本研究对张仲景至尤怡的痰饮理论进行源流考究,梳理痰饮理论的学术发展历程,挖掘不同历史时期痰饮证治方法的演变和时代特点。本文结合现代中医学理论进行适当的发挥,参照不同的学说进行对比、鉴别,力求相对客观的评价古代医家的成就,以获得相对合理的结论。《金匮要略》痰饮理论是本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参考历代相关古医籍文献,集中分析《金匮要略心典》、《金匮翼》、《静香楼医案》叁部着作,对有关痰饮理论的命名、分类、辨证、病因病机、治疗进行系统的整理、分析和归纳,总结出尤怡痰饮证的辨证论治体系。本研究包含四部分：第一部分,以《金匮要略》为主线,分析历代8家《金匮要略》着名的注家(含尤怡)的注文,深入探讨尤怡《金匮要略心典》对痰饮理论的注疏和阐发的成就。这些注家大多生活在尤怡同时代或时期相近,其中一位注家生活时代较晚于尤怡,所选注家皆为临床名家,也是《金匮要略》着名的研究者。所选注家有：1、赵以德,着有《金匮方论衍义》,是最早全面注疏《金匮要略》的医家；2、沈明宗,着有《金匮要略编注》,其善于用自身体会进行注疏原文；3、徐彬,着有《金匮要略论着》,其师承于李中梓、喻昌,学术观点和源流与尤怡相近；4、魏荔彤,着有《金匮要略方论本义》,其研究《金匮要略》长达40余年,注疏严谨而详尽；5、程林,着有《金匮要略直解》,其为明末清初新安学派医家,其注疏采用“以经证经”之法,颇有特色；6、李彣,着有《金匮要略广注》,其注疏主要依据《黄帝内经》理论,参考历代医论；7、高学山,着有《高注金匮要略》,生活年代较晚于尤怡,其注本是稀缺的版本,该书是高氏临床心得和《金匮要略》研究的紧密结合,较有临床实用性。第二部分,以《金匮翼》文本为中心,紧密联系《金匮要略》的医学思想,追溯《金匮翼》中治法处方的渊源,分析尤怡治痰七法。通过考证和分析《金匮翼·痰饮》篇所,发现该篇引用历代27本着作的痰饮医论和方药,可见尤怡集历代所长而选方有深意。对治痰七法医理的研究,本文应用中医方剂学理论,深入分析《金匮翼》痰饮证所采用的方剂配伍意义和药物使用方法。对治痰七法分析表明,尤怡辨证准确,立法慎密,所选方剂实用,对现代中医有临床借鉴价值。第叁部分,分析《静香楼医案》中痰饮证临床治疗方药,深入讨论尤怡临床辨证论治和立法处方的特点。本部分对《静香楼医案》进行筛选分析。被选用医案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中的一个：第一,题目明显体现痰饮病因病机的；第二,诊治手法属于典型的治痰七法范畴的。对于部分医案与痰饮相关,但是诊疗的主要方面并不属于从痰饮论治的,给予排除。对筛选后的医案,采用中医学理论,从痰饮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立法处方等角度进行分析。根据尤怡临证处方,寻找其在古代医籍的根源,参照历代医家相近的方论,探讨尤氏应用古方治今病之路。对痰饮证医案,结合《金匮要略心典》、《金匮翼》论述,展示叁者的关联性,总结尤氏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一致性。第四部分,深入讨论尤怡痰饮证治思想在临床中的应用,参考现代痰饮研究和临床家的经验,发现治痰七法对现代中医临床辨证论证的意义。本文的第5章讨论了研究对象和结果,总结出尤怡阐发张仲景痰饮理论的成就；分析挖掘治痰七法的学术特色以及尤怡的临床特色；启发尤怡痰饮证治思想对现代中医临床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以扩展现代中医临床应用其医学思想的思路与方法。结果：1.《金匮要略心典·痰饮》注疏阐明张仲景痰饮理论四饮体系,对“水在五脏”、留饮的发挥,是尤氏痰饮医学思想发展的基础；注文以“温药和之”治则为中心,阐述归纳多种治法,包括“温药和之”法、消法、攻逐法叁大法。尤怡从理论、治法和方剂解析叁个不同角度论述以上叁法,发展成为《金匮翼》治痰七法的基础。2.《金匮翼》继承了《金匮要略》医学思想,通过研究历代痰饮证治大成,创立治痰七法。治痰七法包含了攻逐、消导、和、补、温、清、润。其中攻逐、消导、和、补、温等法多来源于《金匮要略》治法；清、润二法则是尤怡自身学验和后世发展总结而成。治痰七法辨证思路清晰、方药实用,便于指导痰饮证临床治疗。3.《静香楼医案》痰饮证医案是尤怡痰饮证治理论应用到各门杂病的临床治疗范例。本研究发现,在尤怡的临床痰饮证治中,诊断分析和立法多以张仲景《金匮要略》为基础；选方多用经典方剂,加以化裁,少数情况自拟方药。尤氏娴熟应用古方治今病(当时之病),是对古代医籍的实用性的肯定和价值的彰显。尤怡医案体是《金匮要略心典》、《金匮翼》的实际应用,也是在临床上对其理论的实践验证。4.尤怡的治痰七法体系与临床应用对现代医学治疗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理论意义在于,尤怡以辨证论证和临床应用的角度阐发张仲景学术思想,以促进经典方药在其所在时代乃至现代临床中使用；治痰七法在理论上有鲜明的继承性和独创性,尤怡将其应用到临床的诊疗过程中,是理论到实践的高度统一。其对现代中医临床的实践价值在于,治痰七法可以给现代中医临床带来慎密的方法和丰富的方药,拓展了临床的治疗手段；临床应用治痰七法对痰饮病和痰饮病之外的杂病治疗都有良好的治疗效果,无论是现代中医病种还是西医病种都可以加以借鉴。结论：尤怡的痰饮证治思想体系,包括了对张仲景经典学说的继承；治痰七法理论；尤氏务实效临床应用治痰七法的经验。此叁者是尤怡的痰饮医学证治理论与临床实际紧密联系的体现。以治痰七法为核心的尤怡的痰饮证治思想对现代中医临床立法论治有重大现实意义,其临床根据辨证化裁古方以治今病对现代中医药临床应用有借鉴意义。
刘晓明[5]2017年在《基于发生学的《黄帝内经》治法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目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着作,其治疗理论十分丰富,可分为治疗思想、治疗原则、治疗方法、治疗措施四方面,其中治疗方法、治疗措施属治法的内容。后世的治疗大法及治疗措施方法都能从《内经》中找到理论渊源。本论文旨在探究《内经》治法理论的原始内涵,并研究其发生因素、演进轨迹,及后世治法理论的发展脉络。对《内经》治法理论的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对中医治疗学的认识和深化,而且对提高中医临床水平,及对《内经》中其他内容的解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方法和内容:本文以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做为底本,使用发生学、诠释学及传统校勘学、训诂学等文献学的方法,对《内经》中与治疗相关的内容,出土文献、文物及与《内经》同时期的传世非医学文献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探究《内经》中的治法理论的基本内容、原始内涵,及其发生与演进规律。借助归纳和演绎等逻辑方法,对《内经》治法理论进行宏观、整体的把握,探讨其特点与主旨。本论文主要内容可分成以下四个部分:1.第一部分:中医治法理论的历史源流阐释从秦汉时期到现代,治法理论的演变过程,理清中医治法理论的历史源流。2.第二部分:治法的发生学研究采用发生学的研究方法,阐释从早期人类出现治法萌芽到《内经》成书这一历史时期,治法的发生因素及演进轨迹,揭示早期治法的发生、发展过程,理清其从经验积累过度到理论总结的发展脉络。3.第叁部分:《内经》中的治疗理论框架将《内经》中的治疗理论分成四个方面加以分析,对治疗方法的层次进行探析,并从宏观角度理清《内经》中的治疗思想和治疗原则。(1)治疗措施分别是药物、针刺、砭石、灸焫、导引、按蹻、按摩、熨法、情志疗法及祝由。针对特殊病症的放腹水法、吹耳、取嚏等特殊方法在本文中不做讨论。(2)治疗方法有治疗理法与具体治疗方法之分,治疗理法分别是调、和、补(附益、养)、泻、汗(附发、散)、吐、下(附泄、洁净府)、温、清、消、攻邪、去宛陈莝。(3)治疗思想包括法天则地、从容人事、治病求本、和为圣度、治未病。(4)治疗原则分别是顾护正气、扶正祛邪、调理阴阳、唯顺而已。4.第四部分:《内经》治疗理法的解析与辨析将《内经》中的治疗理法内容逐一进行解析与辨析。结果:1.从历史源流来说,秦汉时期是中医治法理论的形成时期,《内经》的成书是中医治法理论形成及成熟的标志;晋唐时期是中医理论的沉淀时期;宋、金、元时期是治法理论的细化及具体化时期;明清时期是归纳总结时期;近现代时期是治法理论的标准化及层次化时期。2.从发生因素来说,地域差异、巫术及宗教的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疾病认识的深入、哲学及文化渗透都对中医治法的发生有重要的影响。中医治法理论的演进轨迹分为技术方法和理论总结两条路线。中医治疗学的早期传承发展史,是理论与技术体系不断交汇、融合的历史。《内经》本身是一部集大成的着作,融合了众家之长,又有自己鲜明的观点。3.通过考证出土文献及文物,中医史上首先发生的是治疗的技术方法,也即治疗措施,随着对疾病的认识而不断积累,逐渐出现了治疗理法。治疗理法中先出现针对特殊病证而确立的具体的治法,随着中医学的不断发展,对疾病认识的深入,及理论的总结,才出现了针对病机的治疗理法,也即后世所说的“治疗大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哲学思想不断的渗透到医学之中,形成了对治疗的宏观把握,即治疗思想及治疗原则。4.对疾病的认识可分为对疾病的纵向认识及横向认识,其纵向认识形成了疾病层次的观点,其横向认识产生了对疾病的证候辨识。通过对照出土文献马王堆《五十二病方》、《养生方》,及《史记》、《韩非子》等非医学着作中的相关内容,药物治疗根据疾病的层次可分为五谷汤液、醪醴、汤液、火剂、毒药及醪酒六类,临证中需根据疾病的阶段和层次选择相应的药物及剂型。通过参照周家台秦简《病方》等出土文献,中医史上最早出现的是对寒证及虚证的辨识。5.从目前有限的资料来看,无法确定扁鹊学派的具体内容及学术思想,只能拾其片段,也无法判断宋代之后的走方医是否属于扁鹊学派的民间传承,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医史上确实存在重用毒药而且广泛应用毒药的学术流派,至清代仍有传承,其治疗思想与《内经》的思想有差别。老官山出土文献目前仍在识别整理中,有望改写扁鹊学派的相关内容。6.《内经》中的治疗理论框架可分成四方面:治疗思想、治疗原则、治疗方法、治疗措施。《内经》中针对病机的治疗理法的内容不断的被后世医家发展归纳而成为“中医八法”。7.本文通过对《内经》中的治疗理法进行解析和辨析,初步确定了其原始内涵、特征及适用症等,与治疗理法相关的主要结论有:(1)《内经》以“调和”、“补泻”为主,大多数篇章均在论述“调和”、“补泻”,对于汗、吐、下、温、清、消等只是寥寥数语。“调和”不是独立的治法,其提出的宗旨是因为治疗目的在于恢复平衡,“以平为期”。本文通过对《左传》、《国语》中的有关“和”的经典论述,解析“调和”在中医学上的内涵。(2)《内经》重在“和五味”,其核心即“调气”也,而不是在于“通闭解结”的“攻”与“通”。“调气”即“调气之逆顺”、“调气之升降出入”、“调气之虚实”,调气使之恢复平衡。《内经》的核心理念在于疾病早期的“调”,重在对疾病的早期辨识。(3)《内经》中论述最多的是“补”和“泻”,并可分成两种内涵:一种是补益正气,祛除邪气;另一种指“调均有无”,针对的是自身的虚实相倾,“调均有无”也即“调平衡”。后世发展中“补”和“泻”的第二种内涵逐渐被忽视了,后世“中医八法”中无“泻法”,而是将“汗、吐、下”叁法合称为泻法。(4)《内经》中对汗法也有较详细的论述,对吐法和下法均有提及,《伤寒论》记述了相应的方药,并详加阐述,经后世的发展将“汗、吐、下”合称泻法;《内经》对温法的论述是后世“甘温除热”、温补学派、火神派的理论渊源。《内经》中对清法、消法的内涵均有论述,但其名称在当时尚没有固定。结论:本文在对《内经》治疗理论进行全面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出土文献、文物及传世的非医学文献中相关内容的考察,对中医早期治法的发生学研究做了初步探讨,并对《内经》中与治法相关的治疗措施及治疗方法进行了深入讨论。相关结论如下:1.中医治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从历史时期上可分成五个历史阶段,分别是:形成时期、沉淀时期、细化及具体化时期、归纳总结时期、标准化及层次化时期。2.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早期中医治法受诸多发生因素的影响,其演进轨迹分成技术方法及理论总结路线,是理论与技术体系不断交汇、融合的历史。3.《内经》中治疗理论分为治疗思想、治疗原则、治疗方法及治疗措施,其中治疗方法有层次之分。4.《内经》有关治疗理法的主要结论有:(1)从治疗理法的内涵发展来看,《内经》时期到明清时期,中医的治疗理法从外延较大、内涵不具体逐渐向外延小、内涵清晰发展,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内涵的转变。(2)《内经》的核心理念在于疾病早期的“调”,而不在于“病已成”之后的“攻邪”与“通闭解结”。(3)从形、气、神的分类来说,《内经》治疗作用层次在“气”,而发展到明清时期的“中医八法”其作用层次在“形”。5.从《伤寒论》与《内经》的关系来看,《伤寒论》继承了《内经》顾护正气的思想原则;《伤寒论》强调以最温和的方法对治浅层次的疾病,在此角度上与《内经》如出一辙;《伤寒论》与《内经》都对疾病有层次的划分,虽划分方法有区别,但宗旨一致。
姚雯[6]2011年在《哮病的古代内科文献研究与学术源流探讨》文中研究表明哮病,又称为哮喘、齁喘、呷嗽等,是临床一种常见病、多发病、难治病,经常迁延不愈、反复发作。中医学在哮病的治疗上具有较好的疗效,因此,系统地研究中医学对哮病的认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现存医籍中看,虽然哮病这一病名最早出现于南宋时期,但祖国医学对哮病的认识却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中,历代医家在其临床实践过程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创立了不少确有疗效的治疗方法与方药,为现代临床治疗哮病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本文在系统搜集民国以前有关哮病的文献资料基础上,以文献研究与学术发展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分析,将历代医家对哮病的认识划分为五个阶段：先秦至叁国时期、晋隋唐时期、宋金元时期、明代、清代,即萌芽期、生长期、开花期、结果期、成熟期。全面阐述了这五个不同历史时期哮病的学术发展状况,并结合中医学理论进程,探讨其学术发展与中医学理论进步的联系,揭示哮病的学术发展源流与特点。本文分为叁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介绍哮病病名的历史沿革及其含义考辨,为后续研究分析历代文献打下基础。第二部分以历史发展为主线,将哮病发展史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分别介绍不同时期医学发展的特点和哮病中医辨治理论的发展状况以及各时期医家及主要医学着作中对哮病的记载与认识,内容涉及哮病的病名、病因病机、鉴别诊断、辨证、治疗方法、用药特点、预防养生等方面的内容,全面系统总结了医家的临证经验与用药特点,理清了哮病的发展源流。第叁部分也是本文的最后部分,是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对现代临床中哮病理论方面存在的疑点与难点进行辨析,以期能提供哮病治疗方面的一些新思路。
周颂衡[7]2012年在《不寐的六经辨治与情志关系影响的临床思路探讨》文中研究指明人之寐寤,是精神活动的正常生理现象。倘若夜不能寐,昼不能寤,失其常度,必有阴阳、气血、营卫、脏腑失和之症。失眠是内科临床常见病证,2002年中华医学会抽样调查发现,我国有3亿成人患有失眠、睡眠过多等睡眠障碍,其中广州、上海人群失眠发病率高达35%,在过去失眠主要以老年人为主,近年青中年人群比例逐年升高,90%的年轻患者因为焦虑、抑郁等情绪性因素导致失眠。从这些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心理压力引起的精神情志问题,是造成失眠的主要的原因之一。《伤寒论》六经辩治体系对“机体病变”、“阴阳消长”与“不寐症”之间给予了相关性的阐发。本文以中医药理论为依据,查阅整理历代有关不寐症方面的文献资料。以伤寒论中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作为指导原则,对不寐症的生理、病理、证候分布等方面进行探讨,验证不寐症发病及病后的情绪特点,初步建立不寐症的六经辨治证型及分布规律,并探讨不寐的六经证型与情志相互影响的关系,为临床诊疗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和辨治思路。1理论部份(1)不寐症的文献资料整理从古至今历代医家对其不寐的致病因素歧义颇多,但都脱离不了情志、饮食或气血亏虚等因素,总体病机多以阳盛阴衰,阴阳失交为主。文献第一部份收集各家资料,总结了不寐症的证治源流、病因病机、证治规律及现代科研研究进展,并整理《伤寒论》对不寐症的辨证论治理论。(2)不寐症与情志的机理探讨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失眠往往造成患者心理负担,而心理因素(情志)也会影响正常“寐”和“寤”的转换。本文第二部份收集整理历代医家文献,试论述比较神主及情志两学说与不寐症之间的相关性；从中医理论分析焦虑及抑郁两症特性,与不寐症上的情志状态相互探讨；运用现代心理学角度,分析探讨失眠患者心理紊乱的因素；并探讨《伤寒论》辨治情志病症的思路研究。(3)不寐症的六经辨治规律探讨不寐这名词在仲景《伤寒论》中称之为“不得眠”、“不得卧”、“不能卧”或“卧起不安”。本文第叁部份对《伤寒论》条文中不寐症的字面意义作出整理,并以六经病之病机,加以分析不寐症的证候特点,以六经辨治思维探讨不寐症,并总结加以分型；整理导师张横柳教授辨治不寐的临床经验,提供并加强对不寐症六经辨证论治的依据及思路。2临床部份(1)背景：不寐症不单是睡眠生理紊乱,同时还伴有心理紊乱过程,随着不寐症的发病率逐年增高,正确诊断与治疗对人们的健康尤为重要。《伤寒论》以“阴阳营卫、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痰瘀”之论,认识到六经是运行营卫的道路,病邪通过六经从阳至阴、从实到虚、从经转腑、脏的传变规律,进而反映了六经的生理状态与病理转归。六经辨证体系具有整体意识和动态变化的观念,运用此辨证优势来更加了解不寐症之机理特性。(2)目的：结合中医理论与现代心理学,调查探讨不寐症的病理与社会心理因素间相互存在的影响关系。对不寐症临床症候特点,以仲景伤寒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为指导,初步建立不寐症六经证型体系及分布规律,并进一步探讨小寐症的六经证型与情绪(焦虑、抑郁)两者间的关系,为临床诊疗提供了新的辨治思路。(3)方法：研究一：符合标准的失眠病例200例,从中随机抽取100例作为失眠组；100例无失眠正常者作为正常对照组,采用焦虑自评表(SAS)及抑郁自评表(SDS)来进行测量心理情绪特点。通过测定受试者近1周的实际情况,评定是否存在焦虑及抑郁情绪,并与正常对照组进行比较,分析失眠症与情志因素相互影响的情绪特点。研究二：对符合标准的200例失眠病患,采用《睡眠质量评分表》、《不寐六经症状调查表》、焦虑自评表(SAS)、抑郁自评表(SDS)来调查。依照患者的睡眠情况、自身症状、情绪特点表现来填写各调查表。通过调查结果,统计各证型的分布规律、睡眠质量、情绪(焦虑、抑郁)表现,探讨分析不寐症的六经辨治思维与情志特点相互影响的关系。(4)结果：研究一：本研究运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失眠患者的心理情绪特点作了调查,结果失眠患者焦虑平均标准分为70.0：3±11.980,抑郁平均标准分为71.54±11.519,二者皆显着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提示了失眠有明显的心理特征的改变。研究结果与国内外的报道相近,显示心理因素与失眠有着高度相关。研究二：本研究运用《睡眠质量评分表》及《不寐六经症候分型调查表》,对200例不寐症患者进行调查统计：①病症分型后,以杂病型58人占总百分率29%居多,少阳型44人占总百分率22%居二,少阴型35人占总百分率17.5%居叁,其次依序为阳明型23人11.5%、厥阴型14人7%、太阳型13人6.5%、太阴型13人6.5%：在睡眠质量方面,重度及中度失眠以杂病型居多,轻度失眠以少阳型居多。根据本研究六经分型机理,提示了不寐症的机理复杂多变,其次患者多具有胆郁化火、上扰心神,或心肾不交、水火失济扰神等特质。而杂病型患者的睡眠质量最差,较轻微的不寐症以少阳型患者居多；②200例不寐患者中,以焦虑、抑郁程度分析统计,不寐患者有98%的人存在着焦虑症状,多以重度焦虑感为主。96%的人存在着抑郁症状,多以重度抑郁感为主。说明了不寐症伴随着明显的情绪(焦虑、抑郁)特点。③六经辨治分型与情绪特点调查分析中,统计显示杂病型、少阳型、少阴型叁型具有明显的情绪特点(焦虑、抑郁),少阳型患者重度焦虑症状较为明显,所占频数百分比为15.5%；杂病型12.5%与少阴型10.5%有明显的重度抑郁症状表现。各症型情绪分布,太阳型以重度焦虑4%为表现；阳明型以重度焦虑8.5%为表现：少阳型以重度焦虑15.%；太阴型以重度抑郁4%为表现；少阴型以重度抑郁10.5%为表现；厥阴型以重度抑郁6%为表现；杂病型以重度焦虑13.5%为表现。在上述六经情绪特点上,提示了不寐症叁阳型具有明显的焦虑表现,尤以少阳型更为明显；而叁阴型多为抑郁表现,以杂病及少阴两型表现明显,进一步说明了叁阳型具有多“动”,叁阴型具有多“静”的情绪临床特质。(5)结论：不寐患者具有明显的心理特征改变,心理因素与失眠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不寐乃阳气在上,不能潜藏于下,须得少阳及少阴两经枢机而利,使之卫阳潜藏于营阴而为寐之,若情志过极导致气机逆乱、损伤脏腑,进而痰瘀上扰,引响心脑神明失调,则不寐由生。导师张横柳教授从医四十余载,精研《伤寒论》颇有心得,认为睡眠的各种神志信息由营卫气血载负运转,而营卫气血的生成、运行与五脏密切相关。营卫之气的阴阳出入、循环运行失调,致使神明扰动不安,乃不寐发生的根本原因；阴阳盛衰症候,乃不寐症的六经辨治之依据。故营卫不和、枢机不利乃为不寐病机之本。并根据临床特点观察,发现胆郁脾虚,痰瘀上扰为不寐病机之标。按六经辨治特点,治疗不寐应考虑少阳与少阴两经,抓住枢机不利,营卫不和,胆郁脾虚,痰瘀上扰这一病机关键。以调枢机和营卫为治不寐大法,重理气健脾,配以祛瘀化痰之法,标本兼顾,侧重治本。临证中,根据以六经不同的症候表现,灵活运用汗法、清下法、合解法、温中法、补阳育阴法、攻补兼施法等方法治疗。
万鹏[8]2014年在《《金匮要略》“理法方药”在中医外科学的传承与发扬》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为了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只关注临床而不重视经典的医疗现象、保护中医经典着作的自身生命力、提高中医药临床工作的疗效,本研究以中医外科学为切入点,研究其与中医经典着作《金匮要略》之间的关联,以期帮助提高中医学科特别是中医外科学科的理论和临床水平,同时为促进中医经典着作的传承和发扬提供一些参考。方法：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围绕以下叁个方面的内容展开深入研究：一是挖掘和整理《金匮要略》有关杂病的因机证治理论体系、诊断与辨治方法、及经方配伍与运用特征,即《金匮要略》诊疗杂病的“理法方药”体系；二是挖掘和整理后世外科有代表性的医家着作及其学术思想、及现代外科的应用研究；叁是归纳和总结《金匮要略》“理法方药”体系在中医外科学医疗实践中的传承和发扬情况,以及两个学科间的关联性。结果：1.《金匮要略》作为诊疗杂病的临床专着,为中医临床各科奠定了理论基础且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2.《金匮要略》“理法方药”体系的理论思想(发病、病因、病机、治则、预防、调护、预后、配伍组方等)和方法规律(四诊、辨病、辨证、治疗、服药等)等均对中医外科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3.《金匮要略》有关部分外科病证的病脉证治论述,对于后世外科医家认识和诊疗相关病证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4.后世外科医家的学术思想特征、临床实践经验和现代应用研究,无不是在《金匮要略》“理法方药”体系基础上的继承和发扬。结论：1.《金匮要略》对中医外科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其诊疗杂病的范围涵盖了外科疾病。2.《金匮要略》在理论思想、方法规律和外科病证等叁个层面均对中医外科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3.《金匮要略》“理法方药”在中医外科学领域中被广泛地传承和发扬。4.《金匮要略》“理法方药”与中医外科学密切相联,二者之间存在着基础指导和应用发扬的关系。
孙敏[9]2008年在《温疫学派治法研究》文中提出明清时期温疫学派的形成,使中医学对温疫这一急性流行性感染病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理论更趋完善,治法更为丰富,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本文在对温疫学派主要着作进行文献研习的基础上,以温疫学派治法理论为着眼点,运用文献整理的方法,就该学派的主要治法从源流发展、论治特色及对后世的影响叁个方面进行探讨;并且运用统计学方法,对温疫学派的方药进行统计研究,建立温疫学派方药数据库,从方药角度出发,分析研究该学派的用药特点。本文以开达膜原法、下法、汗法、清热法、养阴法等温疫学派的主要治法在整个外感病治疗体系中的发展为线索,将该学派治法与前代及后世相关理论进行纵向比较,力求全面、客观地展现这些治法的发展轨迹,着重体现出温疫学派治法的特点及合理内核。其目的是在全面继承温疫学派治法优势的基础上,为更好地发挥中医治疗的优势,及指导临床实践提供理论依据。通过研习温疫学派专着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温疫学派对温疫的研究具有独特之处。首先,从病因病机上看,该学派反对传统的“六淫”学说,而代之以“杂气”、“戾气”说,认为戾气从口鼻吸入是导致温疫产生的主要原因。且将“杂气”称为“疫毒”,有别于自然界普通的“六气”。其次,在温疫的辨证问题上,此派医家强调对表里、寒热的辨证,努力将伤寒与温疫的辨证加以区分,以期指导临床,避免误诊。重视四诊合参,尤其善于运用一些特色诊法,如辨齿、辨斑疹等。再次,从预防治疗上看,重视对疫病的预防,重视祛邪法的使用,清法、汗法、下法是最常用的治法,补法中重视补阴。温疫学派的着作中还介绍了一些独特易行的外治疗法,如刮痧、放血等。最后,从书中所论之疾的现代疾病病种上看,鼠疫、疟疾、霍乱等也是西医传染病的名称,说明温疫学派所论的疫病包括了被现代传染病学明确诊断的传染病。通过对温疫学派主要治法研究后可以看出,其一,该学派继承了《内经》、《伤寒论》以来,特别是寒凉派医家刘完素有关外感病治疗体系中的诸多治法。主要表现在治法理论的继承和方药的沿用方面。其二,该学派的观点有许多创新之处,有明显的治疗特色:首先,重新阐释了膜原的概念,创立了开达膜原这一新的治法;其次,在重视“祛邪”的主导思想下,对清热、泻下等治法提出了新的见解;再次,在立足温疫病性属热的前提下,对辛温解表法逐渐退出外感热病的主要治疗体系作出努力;最后,针对温疫具传染性及特殊临床表现的特点,诸多物理疗法被用于温疫的防治。其叁,该学派的治疗影响深远,被后世广泛地继承和运用,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从而推动了外感热病治疗学的发展。本文还对温疫学派的用药特色进行了统计学研究。研究方法为:在收集温疫学派主要着作所载方剂的基础上,建立温疫学派方剂数据库,包含方剂主库和药物库2个库。运用Access软件,对所用药物的类别、使用频次及频率、药物性味归经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学研究结果为:其一,共得方剂689首,药物415味,共计4766味次。其二,使用最多的药物类别是清热药,其次是补虚药,第叁位是解表药,叁类药物累积使用量占到总药物的55.97%,此叁类药物的使用明显多于其它种类。其叁,使用频率居前20位的药物依次为:生甘草、黄芩、人参、白芍、黄连、生姜、当归、大黄、陈皮、半夏、大枣、茯苓、生地黄、栀子、白术、厚朴、桂枝、石膏、柴胡、连翘。其四,各类祛邪药是温疫学派主要使用的药物,较之补虚类药物占绝对优势。其五,寒凉药物所占比例较温热药物和平性药物高。其六,从性味上看,甘、苦、辛叁类药物使用频次最高。其七,从药物归经上看,所用药物涉及全身脏腑,但着重在肺胃、肝肾、心脾。从药物统计分析可见,祛邪是温疫学派的主要目的,清热、解表、化痰、活血化瘀等都是用以祛邪的手段,反映出温疫学派以“逐邪”为第一要义的治疗理念。但在祛邪之余,又不忘扶正。补法中以补气、补阴为主。此外,温疫学派所用药物大多性味苦寒、甘寒、苦温(辛),充分体现了苦寒直折、苦温(辛)燥湿、甘寒养阴的治疗法则。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祛邪兼顾扶正是防治温疫的基本方法,防治并重是临床应对急性流行性感染病的基本思路。
刘刚[10]2013年在《从辨证论治思路看张仲景的实证精神》文中提出实证精神,就是按照实证词义的要求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审慎缜密的考察,以实证的、真实的事实为依据,找出其发展规律。就“实证”一词的词义而言,它包含四层意思,一是与虚幻对立的真实,二是与无用相对的有用,叁是与犹疑对立的肯定,四是与模糊相对的精确。实证原则主要含义是,规定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可观察、可检验的经验事实,而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客观地精确地描述和系统逻辑地分析经验世界的实际运行,通过探寻不同现象之间的稳定关系达到发现支配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从而做出合理预测的目的。实证阶段作为人类理智发展的最高阶段：反对追求绝对知识,发现各种现象间的关系,使知识从属于观察,使之产生正确的逻辑状态。实证精神作为科学研究的主要指导思想,在历代中医文献研究中鲜有明确论述。事实上实证精神,在中医学发展进程中皆有所体现与传承,如张仲景、葛洪、李时珍、王清任等等名家。其中又以张仲景为早期实证精神的杰出代表,《伤寒杂病论》也是一本极具实证精神的典籍,它积累了大量的具有实证精神特点的医学内容,值得我们充分挖掘、整理、继承与发扬。本文立足于辨证论治思路,以文献研究方法为主,具体结合辨证论治思路的构建基础,实际应用与形成过程,揭示出张仲景辨证论治思路中的实证精神特点,并具体示例论证,阐释出仲景医学特色——实证精神。不仅为今后对仲景医学提供研究方法上的指导,也为进一步系统整理仲景医学中的实证医学内容,奠定理论上的可行性基础。本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阐述当今关于仲景医学研究的趋势特点,找出现代研究的优点与不足。以及关于仲景医学实证精神的研究概况,明示本论文研究的方向与必要性,为从辨证论治思路展开对张仲景实证精神的研究提供支撑。第二部分主要分五个小部分,一是张仲景“辨证论治”的内涵,采用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应用了文字、音韵、训诂学对中医的“辨证论治”字义沿革作了考证。二是张仲景实证精神的理论含义,结合近代实证精神特点予以阐述。叁是实证精神在辨证论治思路应用的叁个层次即辨症、辨病、辨证论治中的体现。四是辨证论治思路的构建基础即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体现出的实证精神。五是在辨证论治思路形成过程中体现出的实证精神。以上从辨证论治思路的临床应用,构建基础以及形成过程的角度,对张仲景的实证精神做出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总之,“辨证论治”是张仲景继承前人理论与经验结合自身医学实践,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将临床诊治过程系统化、具体化、规范化,是一种极具实证精神的临床诊治方法学。张仲景实证精神的明确论释,吹响了实证研究仲景医学的号角,为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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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发生学的《黄帝内经》治法理论研究[D]. 刘晓明. 辽宁中医药大学. 2017
[6]. 哮病的古代内科文献研究与学术源流探讨[D]. 姚雯.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1
[7]. 不寐的六经辨治与情志关系影响的临床思路探讨[D]. 周颂衡.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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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温疫学派治法研究[D]. 孙敏.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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