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震东、连战与《台湾通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连战论文,通史论文,台湾论文,连震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台湾通史》是一部记载1896年前台湾历史的著作。关于《台湾通史》的研究，已有多篇论文，涉及其体例、旨趣、内容等。然《台湾通史》从出版，到广为全中国读者所熟知，与连震东、连战父子的长期努力是分不开的。为此，笔者查找了十几种版本的《台湾通史》，探寻《台湾通史》的出版刊行，从一个侧面来揭示连震东、连战传播台湾历史与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不当之处，尚祈海内外方家批评指正。
一、连横发愤著《台湾通史》
连横(1878-1936)，字雅堂，号慕陶，又号剑花。1878年出生于台南府宁南坊马兵营，祖籍福建龙溪县。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1897年，连横赴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入学之时，将自己名字改为连横，有“合纵连横”之意，亦有仿壮士田横之义。次年奉母命返台结婚。任职《台南新报》汉文部，与友人创立“南社”。1905年，在厦门创办《福建日日新报》。复返台主持《台南新报》汉文部。3年后移居台中，在《台湾新闻》汉文部任职，与林痴仙等创“栎社”。连横的专职是新闻记者。受到孙中山等人思想的影响，他用手中之笔，鼓吹反清暴政，追求民主共和，是一位具有汉民族气节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台湾总督府严苛的殖民统治下，连横空有满腹文章，有志难申，有国难报，抑郁不平之气只能倾注笔端。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以新闻记者为职的连横返回大陆，历时三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饱览大好河山，凭吊史迹，研讨时事，写下了大量游记和诗篇。后辑成《大陆游记》和《大陆诗草》。1913年2月，连横到北京参加国会议员华侨选举会，被选为国会议员华侨代表。1914年10月，连横返回台湾，再入《台南新报》社，集中精力撰写《台湾通史》。
日本在台湾推行殖民统治，用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生产方式来改造台湾的小农经济，鼓吹其对台湾的治绩，淡化、甚至贬低闽粤移民对台湾开发的决定性贡献。连横痛感，“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恨“台湾固无史也”，忧“台湾三百年来之史，将无以昭示后人，又岂非今日我辈之罪乎？”他不畏艰难，“昭告神明，发誓述作，兢兢业业，莫敢自遑”，积数十年之功，搜集有关台湾的中外文献、档案和传闻，仿《史记》体例，写成《台湾通史》，“为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凡八十有八篇，表图附焉。起自隋代，终于割让，纵横上下，巨细靡遗，而台湾文献于是乎在”。《台湾通史》“始于隋大业元年，终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凡千二百九十年之事。网罗旧籍，博采遗闻，旁及西书，参以档案，而追溯于秦、汉之际，故曰通史”①。《台湾通史》凡有关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物产、风俗、人物等都有论列，对大陆人民开拓台湾，台湾人民抗击荷兰、英国、法国、日本等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叙述尤详。《台湾通史》体现了连横热爱台湾、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保存台湾文献的坚强信念，对于保存台湾文献，弘扬台湾人民的爱国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
1920年11月至1921年4月，连横在台湾将《台湾通史》分上、中、下三册出版并发行，全书用传统汉字，竖排印刷，设台湾通史社为发行所，并赋诗一首：“佣书碌碌损奇才，绝代词华谩自哀；三百年来无此作，拼将心血付三台”②。
台湾总督府对《台湾通史》卷四“独立纪”颇为不满。为使著作能够出版，连横被迫委曲求全，改为“过渡纪”。在1920年版《台湾通史》中，卷四大标题为“过渡纪”，每一页书边的篇名仍为“独立纪”。书前目录卷四则作“过渡纪”，下有小字“起清光绪二十一年，终于是年九月。此篇原名独立，嗣以字义未妥，故易之”③。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研究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
《台湾通史》是第一部以闽粤移民开垦台湾为主体的通史著作，详叙了台湾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提供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连横站在台湾人民的立场上写台湾史，有别于清修史书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视郑氏三代为伪郑，视台民抗清事件为叛逆，对郑氏的经营加以肯定，对台民反清予以同情，大书“台湾民主国”。
《台湾通史》是一部汉人移民开发台湾300年史。连横知“台湾固东番之地，越在南纪，中倚层峦，四面环海，荒古以来，不通人世”，“因文献无证，缙绅之士固难言者”。他指出，“延平入处，建号东都，经立，改名永宁，是则我民族所肇造，而保守勿替者”④。连横以大量的笔墨来叙述闽粤移民对台湾的开发，缅怀先人创业的艰辛。限于文献史料，连横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叙述甚少。对1896年之前的台湾史，连横以史前、荷据、明郑、清治来划分，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对台湾历史的分期，对后人划分台湾历史分期影响颇大。事实上，荷据台湾，仅占领台湾台南市的濒海地带，并没有控制台湾岛大部分土地，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同样是仅开发了台湾岛一小部分地区。
由于连横私人修史，财力、精力有限，难以将当时已经公开出版的史料一网打尽，《台湾通史》存在一些缺陷。连横在引用资料时，未注明出处；抄录他人著作原文或略加修改，却未说明；对一些史料未深加考证；汉人中心主义较重，反清事件多解释为汉人民族革命，与历史事实有一定距离。尽管《台湾通史》有一些史料的不周、叙述的谬误，但它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是那个时代其他台湾史类著作难以相比的。
连横自费出版《台湾通史》，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1920年，台湾人口约450万人，能够静下心来读《台湾通史》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所以《台湾通史》的销路并不佳。因交通阻塞，该书在大陆流传极少。
二、连震东力推《台湾通史》在大陆出版
连震东(1904-1986)，字定一，台湾省台南市人，为连横之子。1904年4月23日，连震东出生于台南沈氏外家。有姐妹三人。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深得父母厚爱。
连震东幼承家学。1919年4月，东渡日本求学。大学毕业后，连震东返回台湾。1930年5月，连震东进入《昭和新报》为记者。
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初步统一了全国东部大部地区，展现了一些新气象。连横看到了新希望。1931年4月，连横致函好友、国民党元老张继，将幼子推荐给他。张继看重老友的情谊，收留了连震东。
《开罗宣言》发表后，国民政府开始筹划收复台湾的具体事宜。陈仪在重庆主持台湾调查委员会，研拟复台方针，深感资料奇缺，有难为无米之炊的感慨。
连震东继承先人遗志，将《台湾通史》带在身边，反复研读。1944年7月，连震东参加台湾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并进入中央训练团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受训，深感国统区台湾史资料奇缺，若能将《台湾通史》在大陆出版，必有助于抗日复台工作，为大陆的台湾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文献。
1945年春，徐炳昶先生自昆明西南联大来重庆中央训练团讲学，恰逢在中训团受训的连震东，告连震东：“台湾收复在即，国人多欲明台湾历史。先德遗著，急需在国内重版，顷已商之于商务印务馆王云五先生，君其速携书往访。”连震东遵嘱修谒王云五先生，得来书谓：“台湾为我国最早沦陷区。而《台湾通史》一书，油然故国之思，岂仅结构之佳已哉。敝馆亟欲将其重版，籍广流传，以彰先德。”1945年6月4日，住在重庆李子坝的连震东有感而发，“自奉命回国，于今十五年矣，虽兢兢业业，未敢自废，而对祖国，对台湾，殊少贡献，愧无以仰承先志。今经旭生先生之介绍，蒙云五先生之雅意，于吾父逝世十年后，得在国内，将其遗著重印。震东虽不肖，庶几稍慰吾父在天之灵乎”⑤。
1945年，连横著《台湾通史》第一次在大陆印行，6月排版将毕。连震东请徐炳昶先生作序于前，“今日故土恢复在即，吾国人对于斯土千余年之经历，亟宜有所研讨以备来日之鉴戒，而有关之典籍文献殊未丰富，识者憾之。雅堂先生为吾国老民党，邃于史学，积数十年之力，成《台湾通史》巨著。余尝读其书，吾先民千余年艰辛缔造之遗迹罔弗覼陈”。“乃叹邦人君子，如尚不愿将祖先之所惨淡经营者完全置诸脑后，则对此书允宜人手一编。惟前仅印行于日本，国人得之不易，今幸商务印书馆主人不顾抗战八年后印刷之困难，勉力排印，已可与邦人君子相见。又喜胜利在望，父老兄弟归祖国之怀抱有日，斯书印成正值其时。”⑥徐炳昶对《台湾通史》予以大力推介，希望国人能够多读该书，增长台湾知识。
连横抱失地之痛，抒故国之思，激发正气。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张继作序，“余向以雅堂存台湾于文化者，今竟重光台湾，虽雅堂不及目睹，而震东克绍先人遗志，服务祖国，且已实际参加收复台湾之工作，而其呕心之作，又得随乡邦重光而重刊之，永垂不朽，雅堂有知，亦可含笑于九泉矣。今后台湾历史，应如何发扬光大之，深有赖于读是书者，而于震东君尤殷殷属望焉”⑦。
经过连震东的多方奔走，1946年1月，商务印书馆在重庆排印《台湾通史》出版。1947年3月，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台湾通史》，以1946年重庆本纸版重印，除纸质外，内容及装订与重庆版本相同。
为了更能表达连横本意，适应收复台湾的需要，商务印书馆略去原版日人图片及日人序等，所存之序及正文内容略加增删，“卷四过渡纪”仍改为“独立纪”。全书分订为上下两册，卷十六以前为上册，卷十七以后为下册。商务印务馆将《台湾通史》重排出版，为全国学术界研究台湾历史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史料。连震东为大陆的台湾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限于战后初期的艰难困境，1946年商务版仍有一些瑕疵，悉照原版排印，原书只有句读，很多篇完全没有分段，未加分段标点，有一些错字漏字，字体偏小，影响了读者阅读。连横自序中所用纪年“大正七(年)”未加以修改，这显然不符合当时的需要，亦有违连横回归中华祖国的本意。
1946年商务版序言的先后顺序是，张继序、徐炳昶序、徐仲可序、林南强序、自序，书后附连震东撰《连雅堂先生家传》。
对于连横，几不为大陆学术界所知，对于《台湾通史》的推介，十分重要，所以连震东撰写了《连雅堂先生家传》，对连横的生平事迹做了简要介绍，强调连横心系中华祖国，终老中华祖国，重点在于“先生毕生尽瘁于保存台湾文献，冀维民族精神于不堕，其精神思想流露于著作间，读者无不叹为三百年来海上之杰作也”。
张继将《台湾通史》誉为“洵为近世中国史学之伟作也”，徐炳昶将《台湾通史》推崇为“巨著”。连震东又引用了章太炎文，加以扩展，“唯章太炎先生以为民族精神之所附，谓为必传之作”。以章太炎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以张继在民国政界、史学界的地位，以徐炳昶在史学界的声望，通过阅读张继、徐炳昶等人的序及《连雅堂先生家传》，读者可以对《台湾通史》有一个初步观感：《台湾通史》能够成为一部台湾史学术名著，除了其本身的史学价值外，也不能低估连震东的推介作用。
三、连战与《台湾通史》在大陆的流传
1950年以后，两岸隔海对峙。由于《台湾通史》高度评价郑成功收复台湾、反清复明，歌颂闽粤移民开拓台湾，与蒋介石政权退踞台湾、努力经营、反攻大陆似乎有一点类似处，连横与国民党元老有一定的渊源，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国民党政权对连横予以高度评价，《台湾通史》成为国民党政权进行台湾历史教育的一部重要著作。
1955年8月，台湾中华丛书委员会出版陈汉光校订的《台湾通史》，列为该会所出中华丛书之一。这是台湾光复后，《台湾通史》在台湾岛内第一次刊印，分精装本和平装本两种。精装本合订为一册，平装本分上下两册。该版本以台湾通史社原刊本为底本，参考了1946年商务重庆版，略有增删。书前附有“蒋介石褒扬令”、“章太炎序”、“张继序”、“徐炳昶序”、“徐仲可序”、“台湾舆图十九幅并各附说略”，书末附有“连雅堂先生家传”。“章太炎序”第一次出现在《台湾通史》中，为该书增色不少。
为了加强对青少年中国历史、中华文化的教育，传播台湾先贤热爱祖国的事迹，加强爱土爱乡的教育，台湾“教育部门”将《台湾通史》的《自序》收入初中语文课本。青少年自幼即诵读“横不敏，昭告神明，发誓述作，兢兢业业，莫敢自遑。遂以十稔之间，撰成《台湾通史》”。几十年来，此文在台湾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海外“台独”运动兴起后，把台湾历史作为诉求的重点，鼓吹“台湾自古不属中国”。史明著《台湾人四百年史》、王育德著《台湾——苦闷的历史》等书籍，试图从台湾历史寻找突破口，论证“台独”的历史依据。这些观点及书籍传入台湾岛内，少部分民众难免受到影响，削弱了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对此，国民党政权及其相关学术单位，纷纷出版台湾史的文章、书籍，强调外省人与本省人血浓于水，“500年前是一家”。一部台湾先贤自己书写的《台湾通史》就是对“台湾自古不属中国”最有力的驳斥，成为反击“台独”谬论的利器。《台湾通史》强调台湾闽粤移民来自大陆，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拥有同一个祖宗，500年前是一家人，何分彼此？加上《台湾通史》文字通畅、文采斐然、情注笔端，可读性强，而台湾青年的文言文教育偏重，阅读较少障碍，因此《台湾通史》成为台湾民众的必读著作，一版再版，声誉日增。
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随着两岸关系紧张局面的降低，大陆的台湾史研究得以展开。为了提供学术界研究台湾史的文献，1983年10月，商务印书馆将1946年重庆版《台湾通史》重新排版刊印，“根据初版作了校勘，凡引用二十四史等史书，也据原书加以校对订正，对全书都加了标点和分段。书中有些统计数字与其总计数明显不符，因原版即系如此，无从核对，只能照排”⑧。
王云五(1888-1979年)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出版家，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对1946年商务版《台湾通史》的出版起到重要作用。1951年，王云五迁居台湾，曾任蒋介石政权的“行政院副院长”。大陆改革开放之初，王云五仍属于避之唯恐不及的政治人物。为此，1983年商务版收录了徐炳昶序、徐仲可序、林南强序，删除了张继序，“中华民国”纪年改为公元纪年，如“中华民国三十四年”改为“1945年”，凡涉及商务印书馆主人王云五处均删去，避免给商务印书馆招来不必要的政治麻烦。
1983年商务版经过几次重印，在大陆史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很多学者就是通读该书，来了解1896年以前的台湾历史。1983年商务版对于扩大《台湾通史》在大陆史学界的影响力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刻意淡化该书的民国色彩，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中，是可以理解的。
《台湾通史》在台湾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大陆，至2004年，其影响力仍限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专业人员。随着国共关系的正常化，这种局面才得以改观。
连战出生之时，连横已经病逝。为使连家后继有人，连横给其未出世的孙子命名为“连战”，有“连战连胜”之意。连战虽未曾受过祖父的直接教诲，但他对祖父并不感到陌生，通过阅读《台湾通史》等著作，体认到祖父完全是一介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始终秉持民族大义，以中华文化之传承与发扬为念”。在两岸政治僵局短期内难以破解的局面下，推动两岸文化交流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连战深感有必要将台湾版《台湾通史》带到大陆，使大陆史学界以外的广大民众能够知晓《台湾通史》。
2005年4月26日至5月3日，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之邀来大陆访问，展开和平之旅。在北京，连战将《台湾通史》作为贵重礼物，赠送给中共领导人、北京大学等单位。在南京、西安、上海，连战都将《台湾通史》赠送给当地机关和学校，来表示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信心与决心。汪道涵先生回赠给连战的礼物中，就有1983年商务版《台湾通史》，对封面重新做了装帧。国共两党高层对《台湾通史》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众多媒体都对《台湾通史》做了简介。自此，《台湾通史》才引起了大陆广大民众的广泛注意。
为了让普通读者有机会通读《台湾通史》，深入了解台湾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9月，推出了新版《台湾通史》。这次再版参考了台湾版本及1983年商务版，对两种版本中不统一的地方做了一些论证和核定，在装帧设计上也依照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进行了适当改进。⑨
广西版《台湾通史》收录了徐炳昶序、章太炎序、徐仲可序、林南强序，对于1946年商务版及台湾版中的“中华民国”纪年表述，仍改为公元纪年表述，如“中华民国七年”改为“一九一八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改为“一九四五年”，与1983年商务版相近，但多了章太炎序。《连雅堂先生家传》全文仍沿用了1983年商务版。
为了能使台湾版的《台湾通史》在大陆完整再版，经过有关方面的努力，2006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较为完整的台湾版《台湾通史》，连战先生欣然作序于前。他指出，“这本充满民族意识的史书，在被殖民的土地上初版，在脱离殖民的战后再版，在国府迁台后的五十年间不断重印，而今又在两岸走向交流和解、共存共荣的转捩点上于中国大陆出版发行”⑩。维系台海和平情怀，溢于言表，发人深省。
华东师大版基本上维持了台湾版《台湾通史》原貌，收录了章太炎序、张继序、徐炳昶序、林南强序、徐仲可序，对台湾版“中华民国七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之类的“中华民国”纪年表述，仍维持原状。《连雅堂先生家传》全文恢复了1946年商务版的原貌，内有王云五先生对出版《台湾通史》的作用。这在大陆出版的《台湾通史》几种版本中，是一个不小的突破，毕竟中华民国纪年在大陆仍然是一个避讳的字眼。
2008年6月，九州出版社出版了《台湾通史》，收录了徐炳昶序、章太炎序、徐仲可序、林南强序，对于1946年商务版及台湾版中的中华民国纪年表述，仍改为公元纪年表述，如“中华民国七年”改为“一九一八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改为“一九四五年”，与1983年商务版相近。《连雅堂先生家传》全文仍沿用了1983年商务版。九州版与广西版基本一致。九州版无再版说明，与华东师大版在“中华民国”纪年表述上有些差异。
广西版、华东师大版、九州版《台湾通史》都用了16开本，单册发行，在封面设计、装帧、字体上更适合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稍补1983年商务版之不足，使《台湾通史》走进大陆的普通民众，起到了普及台湾史的作用，在两岸文化交流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广西人民出版社地处西南边陲，华东师大出版社地处上海，属高校出版社。这两家出版社的政治敏感度稍低。而九州出版社地处北京，为国台办的下属单位。没有连战访问大陆的“和平之旅”，就不可能在三年内，大陆三家出版社推出了三种不同版本的《台湾通史》。而对于《台湾通史》中关于使用“中华民国”纪年或是公元纪年的不同处理，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两岸政治上的分歧。这需要时间与智慧来化解。
近20多年来，由于两岸政治上的歧异，台湾岛内有学者以台湾不归中共管辖，发展到否定台湾属于中华祖国，歪曲甚至否定闽粤移民对台湾的开拓。他们打着“爱台湾”的旗号，出版了几十部台湾史纲类的著作，蛊惑不明真相的民众，淡化祖先来自中国大陆、历经艰难移垦台湾岛的史实，为“台湾独立”拼凑历史注脚。不管他们如何费尽口舌、肢解史料，最早出版于1920年，并且在台湾一版再版的《台湾通史》就是对他们否定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与法律依据的有力驳斥。《台湾通史》以大量的、无可置疑的史料，充分证明台湾是中华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闽粤移民千辛万苦开拓出来的，闽粤移民是汉民族，台湾主流文化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人是中国人。
《台湾通史》不单纯是一部史书，除了史学价值外，还具有政治价值、文化价值、抗日价值等。随着岁月的流逝，它的多重作用正在显现出来。在两岸关系走向和平发展的今天，加强两岸人民的中华文化认同十分迫切。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的《台湾通史》，其政治倾向和文化价值越来越显示可贵之处，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在两岸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爱国志士连横发愤著《台湾通史》，讴歌先民开拓台湾，传承台湾历史与台湾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于不坠，以笔为剑，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连震东承先人遗志，投身祖国的抗日复台运动，经多方奔走，使《台湾通史》得以在大陆出版刊行，使这部著作为海峡两岸的学术界所知晓。1950年后，《台湾通史》在台湾多次出版，与连震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连战在祖父、父亲精神的感召下，力推《台湾通史》在大陆再版，使这部台湾史学名著得以走进大陆的千家万户，扩大了《台湾通史》的影响力。
注释：
①《自序和凡例》，连横著《台湾通史》上册，台北，台湾通史社印，1920年11月，无页码。
②《台湾通史刊成自题卷末》，连横著《剑花室诗集》，台湾，文海出版社，第54页。
③连横著：《台湾通史》上册，台北，台湾通史社印，1920年11月，第2、101-118页。
④《开辟纪》，连横著《台湾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第1、9页。
⑤《连雅堂先生家传》，连横著《台湾通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年1月，第704页。
⑥《徐炳昶序》，连横著《台湾通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年1月，第3页。
⑦《张继序》，连横著《台湾通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年1月，第1页。
⑧《重印说明》，连横著《台湾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第1页。
⑨《再版说明》，《台湾通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1页。
⑩《连战序》，《台湾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