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坚持社会主义与公有制的两个理论问题——兼评公有制问题上的若干错误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有制论文,思潮论文,错误论文,两个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结束，以及作为基本国策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与角落无不在经历着一场悄悄的然而却是汹涌奔腾的社会思潮的巨大冲击。这种思潮的积极内核，是要反思和总结我国以往建设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以便为今后的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找出一条正确道路。其消极的一面，则是在中外生产力及其他方面的巨大反差面前，有人试图彻底否定我们自身的历史和未来发展目标。其核心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张步入被称之为“世界潮流”的私有化之途，以及否定人民民主专政，主张被称之为“民主政治”的政治多元化之路。
本质上属于个人，阶层、阶级之间深层次利益调整要求的上述的思潮涌动，实际上来之于中国社会主义正面临着的三大问题：（1）发展生产力的强烈要求；（2）国有资产流失与公有制的弱化；（3）“干部约束机制漏洞”与大面积腐败所产生的巨大冲击。认识和引导这些发生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与各个角落的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已成为我国思想理论方面的一大重要任务。
一，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私有制的否定，其实质是
消灭剥削赖以产生的物质条件。废除私有制，是一个系统的多因素相互
关联的动态过程，必须克服在公有制问题上存在的抽象化，简单化、线
性化的静态倾向，才能驶向真理的彼岸
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完整概括，基本上已经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共识。但是，社会主义怎样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公有制与社会主义本质又是怎样的关系？现实中并非都能认识一致的。例如：
表现之一：有的文章猛烈的抨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企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普遍化，是狂想的，极左的社会主义。”有的文章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所制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
表现之二：有的作者认为所有制同计划、市场一样，都是一种手段，因此，把公有制同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起来，：是错把手段当作目标来捍卫。”
表现之三：有人提出的改革方案说：就企业经济效益而言，国有不如集体，集体不如私营，因此，解决国有企业效益不佳的办法，就是实行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
表现之四：有的文章认为，根本不需要也不应该规定公有制的比重，各种所有制的比重应该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形成。
此外，还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普照之光”下，那些私人经济也就具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等等。
上面列举的种种表现，大体上可归纳为三种观点：一种是彻底否定公有制，而主张实行私有化的；二是将公有制同社会主义本质割裂开来，而仅仅把公有制视作手段来看待的；三是认为公有制对社会主义并不是决定性的，其比重大小也是无所谓的。
毋庸讳言，公有制并不等于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常识。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公有制是早于社会主义的，如原始氏族社会中就实行公有制。在古代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也存在过农村公社的公有制。甚至在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发达的，还是发展中的，其“国有经济”都具有一定规模甚至比重更大一些。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一般不用公有制来表达未来新社会的所有制。他们认为：并不是任何一种公有制都是社会主义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指出：并不是任何一种对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实现都具有进步意义。他对以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空想共产主义——那种“粗陋”的共产主义采取了严厉批判态度。恩格斯在谈到俄国农村公社的公有制时指出：这种公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且不能从它自身产生出社会主义。不仅如此，东方社会中“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在别处，恩格斯同样也严厉批判了“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8页）谬论。
也许，有些人正是根据马恩的上述思想及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谈话中没有提及公有制，而有意无意地将公有制主体地位排除在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外。但是，通观马恩和小平同志的谈话，这种理解却是极其错误的。
首先，从马恩对公有制问题的系列分析来看，他们虽然反对将公有制，尤其是不加区分的各种类型的公有制如东方专制社会中的公有制及俾斯麦的“国有制”视同为社会主义的错误，但他们却始终将所有制，尤其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无产阶级的摆脱剥削，获得解放联系在一起。马恩在其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指出：所有制问题，始终是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提出了“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的著各论断，得出了在消灭私有制之后，要“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公共财产”的重大结论和要求。
其次，恩格斯虽然批判了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谬论，但马恩均认为，在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由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国有经济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按照马恩的设想，未来社会的所有制是一种“公有经济”，同私有制相区别，它将采取社会所有制的形式。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必然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这里，国家当然是代表社会掌握生产资料的，在阶级与国家消亡之前社会所有的一种形式。
再次，有人依据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归纳中没提公有制，而将公有制排除在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外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只要我们系统地学习小平同志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谈话，便会一目了然。比如：（1）“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2）“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级分化。”（同上书，第138页）显然，只要不带偏见，任何人都能从上面谈及的从马恩到小平同志的论述中得出社会主义与公有制关系的客观公正的结论来。
既然公有制对于社会主义如此重要，以致于丢掉了公有制也就失去了科学社会主义。那么实践中抑或理论上为什么还会产生许多糊涂思想以至于在一定时期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呢？我们认为，问题就出在对公有制范畴的界定以及坚持公有制的实质是什么上面。
科学地把握公有制范畴的界定对我们的研究与实践而言无疑具有着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一般而言，任何事物都是被通过类型的划分以及内函与外延的界定来把握的，公有制也并无二致。就我们所理解的公有制来说，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个动态的，由多维结构构成的立体系统范畴，即由时间因素，地域因素，产权归属关系，历史文化因素等共同构架形成的多维主体空间结构。其相互关系可以表述为：
PO＝f（p，c，t，s……）其中PO（public ownership）表示公有制及其关系，t表示时间因素（如历史上的和现存的，计划经济统治时期的和市场经济时期的），s表示空间因素（如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公有制，北朝鲜的公有制，越南的公有制等）p表示产权关系，c表示外部环境因素（如人治还是法制，政企是否分开，行政管制还是市场调节，文化历史传统等）。
从这一公有制函数关系可以看出，公有制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抽象，而是一个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各种时空背景交织在一起的，极为复杂的、由多种因素（i＝1.2.……n）共同决定并相互制约的社会经济范畴体系。传统理论分析方法与宣传教育方法的缺陷，正在于脱离了各种生动、活泼且极为丰富多彩的具体形式，而仅仅抽出了几条绝对的，超越一切时空和一切文化背景的、干巴巴的结论。在这些教义式的条条中，历史的差别被抹煞了，时空因素消失了，各种文化，历史的因素对所有制关系的掺和不见了。不管是苏联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公有制模式，还是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式的公有制“天堂”神话，抑或是某些世界上至今尚存的“家庭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模式，这些虽然类属于公有制但却是马恩在100年前早已严厉批判过的模式，并未从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公有制模式中分离出来。些许人们甚至至今还对此等模式眷恋不已，视若魂宝。试想，不把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关系的涵义、类型同上述公有制中的特殊变型严格区分，怎能让广大人民群众从“大跃进”狂潮，“四人帮”肆虐时期的“公有制关系”的“幻影”中解脱出来。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又一次强调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江泽民的讲话，同小平同志关于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关系的阐述，是一脉相承的，是对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综观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关系的论述，以及对社会主义几十年曲折实践的概括，公有制尤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关系，实际上蕴涵了这样二个极为深刻的命题：
Ⅰ、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舍此，社会主义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Ⅱ、公有制及其关系是一种受多种因素制约的、复杂的多维空间系统范畴体系，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应的公有制体系有着严格的界定，他同人们传统观念中的静态的“概念体系”有着巨大的区别。
Ⅲ、坚持公有制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和消灭剥削赖以产生的物质条件，其根本目的是在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实现人民群众真正的主人公地位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因此，在坚持公有制时明确公有制的作用与实质、在把握公有制的三个命题时，对公有制的存在模式加以区别，在充实内容的基础上，构架好的，群众拥护的，摒弃那些坏的，过时的公有制模式，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消除两极分化，是消灭人类不平等的第
一原则，其题中之意是做到“群众对公职管理人员的有效的约束”，为
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保证。
公有制虽然不等于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在于指出社会主义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并不是从什么主观愿望或道德标准出发去杜撰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相反，它是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做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以往的私有制所以产生剥削，所以出现两极分化现象，正是根源于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为地主、资本家阶级所占有。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论及公有制时，总是把它作为两个阶级，两个社会对立的基础和依据来看待的。也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他们将共产主义者的宗旨和任务规定为：“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维护同资产阶极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这里，财产公有被看作是实现无产阶级目的的重要手段和必要前提。按照经典作家的设想，未来的公有制形式是“自由人联合体”，而在进入联合体之前，还要经历一个告别旧制度的过渡时期，而过渡时期的典型形式则是国家所有制和工人与农民的合作制形式。在这些“准社会所有制”中，全体劳动者利益的保证与增长，则要通过他们的代表——那些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而得到实现。当然，按照马恩的设想，这些代表人是由全体劳动者直接而不是间接，是自己而不是由别人来代表自己选出来的，“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的“公社的官吏”。这些代表只是生产关系的人格化，他们与资本家阶级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们作为共同体的社会个人，本人并不或者不可能谋取私利，而关心的只是所有人的福利最大化和全面发展。这种社会个人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8页。）那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上，第443页）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的上述宝贵思想，实际上包涵了这样的几个隐含的前提：
Ⅰ、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是在生产高度社会化基础上进行的，其基本形式是自由人联合体，或“准公有制”性质的过渡形式“国家所有制”。所有的劳动者直接参与、没有也不需要存在“中间环节”，当然，也不存在管理过程产生的“交易费用”问题。
Ⅱ、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作为公有制生产关系的人格化代表——人民群众推举出来的干部，已经同私有制关系下的“经济人”假设有了本质的区别。所以，商品交换条件下普通存在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为，将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者——真正选举的干部的产生而消失。
Ⅲ、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一些觉悟程度和能力上的差别，但这些因素在自由人联合体内或“准公有制”内部是可以消化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上，第590页）换言之，公有制内部客观上存在着一种机制，即群众可以真正地，直接地监督和有效约束自己利益的代表——干部。
自人类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到二战后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各国无一不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及其实现问题。这种探索包括着对立的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反对封建专制和发展社会化商品经济中普遍建立起来的、经济生活（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政治生活（如三权分立）中的相互制衡管理模式；二是摸索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如何当家作主，有效约束自己的利益代理人——干部的监督管理模式。
从历史与实践中看，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三权分立与公司运行中的治理结构，适应了社会化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并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封建专制与公司管理中的权力垄断，腐败的蔓延。此外，更重要的一点，这种以相互制衡为基础的经济与政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它类似于几何学中三点确定一个平面的定理，通过三个支点使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平面系统之上。）当然，作为一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实质，是为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它只是一种“富人”之间的游戏规则与表现形式。我们是不能照搬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要在推翻旧的剥削制度后建立一个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关系。这种公有制度既要否定一切以往的为私有制和剥削阶级服务的经济基础，保证劳动者的经济民主，又要达到使整个社会相对稳定，人民同他们的“公仆”——干部相互制约与协调的机制。毛泽东及其同代人为实现这一任务设计了一种独特的“民主约束”程序——“双平行制约模型”（“双平行制约模型”是我们对中国民主制约模式的概括。它符合几何学上两条平行线决定一个平面的规则，这两条线一条是自上而下的，由党的各级机构，（包括纪检部门）一层层对下级履行民主化行为的约束，另一条线则是与另一条相对平行但方向相反的，由广大人民群众由下而上不断进行的群众运动所进行的监督与制约。）这一模型的特征主要体现在：（1）他是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之上的；（2）他充分体现了一个社会稳定发展所需要的平面支撑系统的要求；（3）这一模型的运行机制，是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基本手段和方式的；（4）这一模型具有动态的连续性，这就是著名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典型表现为“七、八年又来一次”、“一次七、八年”的循环。毋庸讳言，毛泽东创设的这一公有制运行模式就其在能有效约束基层干部方面是有效果的。它确实也保证了那一时代的基层干部的相对廉洁，这是不争的事实。有的同志把当时的干部廉洁的原因归为当时限制发展商品经济所致，而把现在的腐败现象归为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结果。其实，这是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及外因的作用而舍弃了“双平行制约”这一最为关键的机制因素。当然，我国在计划经济统治的时代实行的“双平行制约模式”虽然效果奇特但却存在着一系列致命的弊端，如易导致无政府主义，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易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或出现自由化倾向，更重要的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方式严重地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制约管理者腐败的同时，也制约了人民的消费水平。所以在其最极端的标志——文化大革命之后，便必然地被从宪法之中取消了。
上述分析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精髓——“群众有效约束干部”在实践中的落实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可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至今尚未找到一个既能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又不导致腐败和两极分化的良好机制。我们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从人类发展的历程和我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实践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或基础，有几点是必须明确的：
第一、腐败与所有制关系无关，不能把腐败同公有制相联系。现在流行的一些思潮把腐败同公有制联系在一起。认为要清除腐败，就必须实行产权的私有化，才能消除腐败产生的经济基础。这显然是一种极为错误的思潮。我们虽然不能否定公有制下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腐败这一事实，但也不能由此得出公有制＝腐败这一错误的结论。因它既是私有制下的必然现象，也可以在公有制下滋生繁衍。从历史上看，腐败的产生首先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有一定发展但仍然低下，食物不足条件下产生的。那些个掌握着部落财富支配权的首领将公众的食物据为已有并逐步使之正常化，从而导致了最初的“腐败”。其次，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知识能力的限制，也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此外，剥削制度中不受制约的权力结构，终于使最初的腐败发展成为一种历史的常态现象。
第二，有效约束干部，坚决反对腐败，是巩固和发展公有制及其关系的客观要求和紧迫任务。实践证明，公有制的建立，只是为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性条件。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物质产品还不极大丰富，人们的行为尚存在“最大化”倾向的条件下，在公有制关系中设置一定的社会监督与制约力量就是必须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比私有制下需要更多更广泛的制约力量。这种力量应赋予党内、党外及社会的所有成员以更多更广泛的监督权利。
第三，科学地解决现行的干部“提拔”（选拔）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阐述的群众“推举”干部之间的关系。”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真正地使我们的干部——公有制关系人格化的体现者从原先的对上级负责，转变到对人民负责和对党负责的方向上来。从而切实体现出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和当家作主的权利。
第四、因为腐败是一种超越国界，超越所有制关系的世界性现象，也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一项共同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放下成见，敢于和善于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尤其是反腐败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反腐倡廉的经验，抓好中国的反腐败运动。
第五，反对腐败、约束干部，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以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这一进程的最终目的，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关系，而不是走产权私有化的道路。因此，任何将反对腐败与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企图，都是不能允许的。但是，也不能因为存在上述倾向而拒绝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动态运行的不断改革与完善。对社会主义与公有制关系而言，二者是不可偏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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