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计划手段的辩证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划手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创和发育时期，在着力纠正排斥市场手段和经济杠杆作用这一倾向的同时，应注意警觉可能被掩盖的忽视计划手段及其作用的另一种倾向。本文着重考察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新的计划手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给定的前提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计划手段问题有两个给定的前提：
第一个前提：在中国，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已经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新”，最重要、最鲜明、最集中地体现在确立了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已被扬弃，传统计划经济意义上的大规模的显性的指令性计划已逐渐减轻了它的事无巨细的统摄力度。
第二个前提：在世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原本经济计划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特别是创造了“东亚模式”的日、韩等国家，自本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计划危机。中长期经济计划的作用不断衰减和萎缩。其在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调控职能越来越隐形化、虚拟化，已难以为继。在日本政界、学术界和企业界，多数人对国家计划已不置一词或不屑一顾。他们一般认为，实现对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调控，只需要财政和金融手段足矣，计划不过是内阁施政口号而已。在韩国，随着新经济政策和政改方案的实施，称雄30年的政府“超级部”——经济企划院已并入财政部，政府已宣布不再制定中长期经济计划。总体上看，起于二战战后的计划化浪潮已被新的更大的自由化浪潮所淹没。
这两个前提，前一个直接提供了我国现阶段计划的职能和作用程度变化的依据；后一个则猛烈冲击了人们对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肯定认识。
在这样的前提下，尽管我国仍然坚持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尽管我国各级政府中仍然设置计委这一重要职能机构，尽管学术界一般无人完全否认计划的作用，但在理论上深入探讨计划问题似乎已经“不吃香”和“不合时宜”了。与此相应，有的理论工作者或实际工作者对计划持消极不定的态度，其主要表现一是心态失衡，即从传统体制下形成的自觉不自觉的把计划凌驾于财政、金融等其他宏观调控手段之上、排斥市场手段的老大自居的观念，跌落为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妄自菲薄、消极抵触、无所作为的失落情绪。二是取消主义，即认为计划应当加快其职能的弱化速度，在实质上退出社会资源配置领域，至多只保留其形式上的“影子”功能而已。本文认为，要廓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即在克服和纠正某一错误倾向时，要注意防止它所掩盖着的另一种错误倾向，要遵循经济生活的辩证法则，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应当看到，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们一般无视和排斥市场手段和经济杠杆的作用，这是我们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力纠正的一种倾向；而在今天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创和发育期间，我们似应在继续纠正这一倾向的同时，注意警觉另一种倾向——忽略或轻视计划手段及其作用，放弃政府计划参与资源配置的权能，陷入新的片面性的形而上学思想窠臼中。
为此，我们不妨先对市场经济中的计划作出一般界定和简约考察。
美国计划学家莫里斯·博恩斯坦曾把计划简略地归纳为三个构成要素：“(1)它必须与未来有关；(2)它必须与行动有关；(3)必须有某个机构负责促进这种未来行动。”（《东西方的经济计划》，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4页）也就是说，计划的最一般界定是社会行为主体关于未来行动的设计和规划。行为的计划性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功能和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计划性动物。
然而，在全社会范围内把计划运用于经济部门和经济活动，则是近代工业社会发端以后的事情。本世纪50年代，联合国经济事务部门在其出版物上，曾把经济计划分为四种：第一，仅指一段时期内的政府收支计划，即财政预算计划；第二，有时指私营或公营企业根据人力、资本或其他稀缺资源的投入或根据产出耗费的人力、资本或其他稀缺资源来确定生产指标；第三，可用于描述一个整体经济所确定的指标的报表，在不同经济部门按比例分配所有的稀有资源；第四，有时被用来描述政府试图把已定指标强加给私营企业所采取的方法。按照这一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参与全社会资源配置不仅是应当的，而且是必须的（参见朱延福、刘可风著《市场经济国家中的计划》，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从不同的研究和实务角度，我们可以对计划作各种不同的考察。如从主体和对象角度，我们可以把计划分为国家（政府、部门）计划和企业（事业）计划或宏观计划和微观计划；从实施强度和形式角度，我们可以把计划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从覆盖期角度，我们可以把计划分为长期计划、中期计划和短期计划；从完成状态角度，我们可以把计划分为固定期计划和滚动计划等等。与本文主题相关，我们则可以把计划大致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计划的宏观考察——国家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这一层次，计划是高于财政和金融等其他调控手段的层次，或者说，计划把财政金融等包容于自身。我国自50年代以来制定和实施的九个五年计划，法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80年代以前的中长期经济计划，无一不把财政和金融作为自己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指标。
第二个层次，计划的中观考察——作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之一的计划。在这一层次上，计划是与财政、金融等对称和交叉的，具体表现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计划部门的日常工作职能及与财政部门和银行三者之间的协调和合理结构，如我国的计委、法国计划总署、日本经济企划厅等。
第三个层次，计划的微观考察——国民经济管理各部门各手段的计划性。在这个层次上，计划渗透到计划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换言之，无论是财政部门还是银行系统在运用其经济调控手段时，实际上都有缜密的完备的有效的计划性，有时甚至可以被理解为不叫作计划的更严格计划手段。德国的国家财政计划和日本大藏省的年度财政预算即为典型。此外，表现为企业计划、事业计划、单项或综合项目计划的计划微观形式更是严密，是任何微观经济主体和政府主体行为所必不可少的。即使在美国这样完全排斥计划化的国家，其“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和正在进行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等无一不是成功的计划范例。
以上第一、三层次的计划，大致可以视作广义的计划概念。第二层次的计划，大致可以视作狭义的计划概念。从广义上说，第三层次的计划不可或缺，这是没有异议的；第一层次的计划的普适性虽然受到怀疑，但其存在于我国从现在到可以预见的未来则是确定无误的。而在狭义上，计划部门在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职能是否必要，何以定位，何以与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手段的市场兼容，何以与财政、金融等分工和配合，却是见仁见智，争论颇多。这正是本文讨论的难点所在。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计划手段的必要性辨析
毫无疑问，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在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决不是万能的。市场需要国家的保护性干预，需要政府宏观管理。这一点在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早已形成共识。现在的分歧在于，国家政府的宏观管理，是否只需要财政和金融两大手段就足够了。计划手段是可有可无的，还是充分必要的，是可以替代的，还是不可或缺的。主张无需纯粹计划手段的人常以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作为例证：日本、韩国、法国等国政府是有专门的计划机构和编制中长期国家计划的，如今它们却在逐步放弃这一手段；而美国、德国等国政府则从来没有专门的计划机构，也不编制中长期经济计划。而有没有计划并不妨碍它们的政府宏观管理职能的发挥和全社会资源的基本合理配置，只要它们的财政和金融两大部门十分强大和完备足矣。本文认为，我们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管理的方式和手段。在我国，计划手段仍然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是根本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计划手段的。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主要通过行政手段以指令性强度实行实物量管理和资源配置，其基本内容是反映和控制各种实物形态的社会产品从生产、流通、分配直到消费的运动及其比例关系。其中也有反映以社会产品的价值形态运动的内容，但只是少量的，并处于实物运动的从属的次要的地位。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计划则从内容到作用方式都正在被重塑，即从以行政命令为主转到以经济杠杆为主，从实物量管理为主转到价值管理为主，从基础性作用转到非基础性作用，从强制性转到指导性，从排斥市场转到适应和引导市场等等。然而这一切都没有也不能取消计划的必要性。
何况，如果从历史角度作一般分析，即使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90年代以后出现的计划危机，我们也可以得出两个基本判断：第一，这种计划危机，表现为以中长期计划为标志的计划化形式式微，而不足以表明这些国家全盘舍弃了有别于财政、金融手段的计划手段；第二，经济计划化和经济自由化交替出现，是战后一部分市场经济国家的一种规律性现象，计划化和自由化都不是绝对的，只是在一定时期哪一种手段为主或者更多更强一些的问题。而且，90年代的自由化浪潮，不是回到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状态，而是显得很有计划和步骤，并且在更大范围内体现为更大轮廓的计划——国际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所以，即使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计划手段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在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计划的必要性在于：
1.制定国民经济运行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总体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取向是通过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实现经济增长，其核心内容是作为价值形态的全社会资金良性运动。显然，国民经济运行的目标是多级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目标的手段非市场莫属；而实现全社会资金总供求综合平衡的目标则由财政和金融两大部门即可直接提出和完成。但是，这些直接目标本身又是目的性手段，内含更高的目标——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即如资源配置怎样才算合理，合理配置后又为了干什么，社会资金应当流向哪里，资金总供求综合平衡又为了干什么，这就是计划的任务了。国家计划部门必须适时提出中长期的发展战略规划、产业政策、经济结构调整对策、区域发展政策、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年度短期计划和必要的紧急对策，为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和财政、金融两大部门提供指南，并通过两大政策工具和市场，实现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协调进步。在这方面，日本和韩国60年代的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可资借鉴。日本政府企划部门一般不直接干涉社会资源配置的市场行为，对大藏省和中央银行也没有法律上或行政上的严格约束力。但是，日本通过计划和产业政策构想的公布，诱导民间企业调整投资结构，使社会资源及资金向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部门倾斜和转移；或者通过国土综合开发计划、新工业城市地区优先投资计划及特殊优惠政策，以政府投资项目示范，筑巢引凤，将民间资本活力和经营能力引入政府投资事业，成功地实现了市场本身所无法实现的综合发展目标。
2.引导和约束财政和金融两大政策手段。本来，财政和金融两大政策是作为国家宏观管理手段引导和约束社会资源配置的自发运动的，但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这两大政策工具特别是金融工具与市场的关系犬牙交错，又不免受到市场的负面影响，出现偏离自身轨道和国家发展总体目标的可能趋向，这就需要有与市场保持一定“间离效果”的计划部门对财政、金融加以规范、制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的这种引导和制约作用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因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力增强了，相伴共生的资金运动的自发性、盲目性、消极性也随之增加，通货膨胀、结构失调、效益低下、资金浪费和分配中的两极分化的危险性更不容忽视，相应的，计划的责任就增大了。
3.为市场经济主体提供不可或缺的服务。由于市场经济行为中各主体决策的相对分散和沟通的障碍，他们很难获得充分信息。计划可以在这方面提供服务，弥补信息不完全状况。第一，计划发布的信息可以降低信息成本，减少市场经济主体决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刺激和诱发他们的投入热情，从而增加资金运行总量和改善流向结构。第二，计划的预测性和远见性可以抑制市场经济主体的短视行为和对短期盈利的眼前利益的追求，使他们的决策和行为更趋合理化和富于全局观。第三，计划对大的资源和资金流量流向提供最佳配置的预测模型和制别标准，避免市场经济主体出现大的失误。以法国计划为例：自1962年第四个计划始，法国计划就被赋予新的为市场经济主体提供信息和预测的使命。计划编制主要手段由注重部门经济增长速度和硬性数量指标转向注重对市场经济宏观协调和平衡的弹性指标；计划预测模型由侧重实物数量数据转向侧重价值数据，由追求实物平衡转向追求价值平衡。增加了反映价值平衡的总经济表和反映金融媒介行为效果的财政活动表。自第五个计划起，又建立了宏观经济数据库，设计出“实物——财政”中期预测模型（FIFI模型），可以运用价值规划指标控制价值运动，抑制通胀；可以预测和说明财政、收入、消费和物价等资金运动动态，以推测和协调实物运动和收入变化。这个模型很快又被简化为便于操作并且能够及时作出反映的新模型。这样，法国计划模式就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合理性行为提供了充分信息和可靠预测服务，并长期保持了与财政、金融和谐协作的良好关系。
4.构筑市场失败或财政危机、金融风险的最后防线。市场经济中的资源分配和社会资金运动是一个动态的充满变数的无止境过程，它时涨时落，时进时退，有良性循环也有恶性运作。计划的必要性在资源和资金运动处于消退、无序和危机时显得尤其突出。就市场机制而言，一旦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失败，可以用计划进行有效的再调节；就国家宏观管理而言，一俟财政和金融手段失灵，甚至出现赤字危机、偿债危机、金融危机等，计划的调整就成为第二道防线。计划的防线在于它有财政、金融所没有的手段。一是指令性计划虽已基本退出常态的宏观经济管理领域，但计划仍然保留着它所独有的在非常时期使用指令权力的最后严厉手段。二是计划在转到以追求价值平衡为主的同时，仍然兼有协调实物运动变化的功能，使国家掌握以生产资料为主的一定物质量，以利于控制大局，实现宏观调控。
5.确定并指导完成市场经济中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却非市场手段所能企及、非其他宏观调控手段所能全然顾及的任务。如收入分配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人口问题、医疗卫生问题、教育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减灾问题、地区差距问题、民族问题、产业结构调整问题、重点建设项目问题、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问题、基础理论研究和尖端科技问题、廉政问题以至精神文明即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固然可以通过单项方针政策和法规一一对应解决，有的也可以通过税收、财政、甚至局部的市场手段予以调节，但从发展战略的总体上通盘考虑，要取得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满意效果，避免孤立的片面的时硬时软的短期行为，最适宜的手段应当是综合性系统性协调性目的性最强的计划。我国自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之后的两个五年计划及法、日、韩、印等国家的中长期经济计划，均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特别是我国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第九个五年计划，更表明了在解决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道德基础、文化含量、制度保证、理想目标等等方面，计划的不可替代作用。
6.对于探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计划更为必要。考察二战后西方国家经济恢复时期所采取的发展模式，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经济计划化的措施，强化计划手段，使国民经济在短期内迅速复苏。像韩国这样原本弱小落后贫穷的发展中农业国，更是充分运用超常的计划手段，和其他经济、非经济手段一起，加大对资源配置和社会资金运动的计划调控力度，在国内自然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和发育不良、资金不足、没有工业化基础、人才紧缺的条件下，自60年代初第一个五年计划起，持续30年经济高速发展，一跃跻身新型工业化的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一度被誉为“四小龙”之首，创造出瞩目的“汉江奇迹”。尽管各国国情不尽相同，造成经济崛起的因素多多，但计划显然功不可没。许多历史事实说明，由于落后国家在发展中面临更多的困难，如国家财力不足、资金短缺、市场无序、调控手段疲软乏力、外资流量流向失控、人口整体素质低下、法制不健全、社会弊病较多等，它们要想赶上先进发达国家，就必须更加强调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必须比发达国家多一手。而在发展中国家，唯一可能比发达国家多一手的手段，就是计划。
7.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新的计划体制和手段尤为必要。如前所述，旧的传统计划体制打破了，改革和建立市场经济下新的规范的计划体制就显得十分迫切。当然，诚如邓小平同志多次谈到的，计划没有制度属性，而仅只是资源配置手段，不能用计划手段或市场手段来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但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比较，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在要求计划手段更强些、更有效些，以适应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应是无可争议的判断；国民经济运行有计划按比例总比没计划无比例要好得多，这也是无可争议的判断。我们今天搞结构调整，搞全国或区域国民经济体系产业构成调整、产业中行业构成调整、行业中企业组织在数量、规模和地域上的分布调整，不就是有计划的比例调整吗？特别要说明的是，财政和金融政策也直接行使调整结构的职能，但它们主要体现的是这种调整的工具性，而计划则始终带有超越工具性的理想性，蕴含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资本主义的计划内含它的社会发展理想目标，社会主义的计划则更理所当然地包含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社会理想目标。“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3页）这种目标从根本上决定了计划不可放弃的必要性。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计划手段的现实可能性论证
计划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现实可能的。
1.计划的满足程度取决于以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为物质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程度。换言之，在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中，国民经济运行只要有对自身结构比例的起码要求，计划就是可能的。正如社会主义不排除市场一样，市场经济不仅不应排斥计划，而且客观上要求与其相适应的计划手段，只不过市场经济中的计划表现出高度的弹性、灵活性和个别性特征而已。我们只要依据不同发展时期的不同具体要求寻找到合适的实现形式，计划就是现实可能的。
2.全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一致性和各自利益的多样性构成的价值取向，使计划成为可能。市场经济是各种利益主体参与其中的经济体制。首先，各市场主体的可支配收入是有各自的特殊利益要求的，他们都希望通过市场行为实现自己资金的增殖性，都希望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一旦他们进入市场，他们为了得到利益，就必先让渡一部分利益，使投资能够按照多数主体可接受的程度合理流动起来，获得增殖效应，并尽可能地避免风险和危机。这时候，利益多元的各个主体就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创造出计划现实可能的前提条件。相对而言，财政和金融较多地考虑和照顾了各市场主体的利益的多样性，而计划则更体现出市场经济中各主体共同利益共同目标的一致性，即多样性的同一。（参见《市场经济国家中的计划》，第118～122页）对于计划的这种可能性，罗斯福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必须有真正的共同利益——不仅是这个伟大国家的各个部门之间的，而且也是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和这些单位中各个团体之间的共同利益，大家都必须一齐动手来制定补救计划，这种计划必须以各种地位不同的人们所享受的共同生活为基础。”（劳文著《计划时代》，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文版，第114页）按照这一思路，罗斯福曾在30年代初尝试以“新政”为标志的计划试验。尽管这种计划尝试在美国失败了，但计划的可能性却始终存在，并影响到其他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以至于到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反过来向法国计划模式学习，发生新的计划冲动。虽然美国历届政府实际接受的基本模式是以财政金融政策作为宏观调节的基本手段，其主流观点是财政金融政策足以相等于一个民主的计划制度，因而无需制定国家综合计划。但在美国理论界也有相反的评价，即认为美国模式缺乏国家目标的确定，社会发展优先项目的确认和社会效益核算体系的确立，因而不可能充分合理和有效地开发利用和保护全国资源，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计划化，显得软弱无力，难以应对。所以，美国模式也许是成功的模式，但却不是理想的模式，也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参见《市场经济国家中的计划》，第187-190页）
3.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层次和结构使计划成为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计划和市场是一个层次的对子，财政和金融是又一层次的对子。它们的关系不是平行的，而是交叉的。从宏观管理角度说，财政和金融是计划引导市场，市场反馈计划的中间环节。对市场，财政和金融体现国家计划的意图和指向，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和计划目标的实现；对计划，财政和金融反映市场的信息和信号，保证市场的健康运行和新的计划的正确制定。市场手段是各市场经济运行主体利益的直接体现，计划手段是国家意志和各运行主体共同利益的最后体现。市场是资源配置包括资金运动市场化、社会化的基础性手段，计划是适应市场的宏观调控体系的目标性手段。没有国家计划目标引导，财政、金融两大政策就失去了方向和意义，市场就会走向放任自流。反之，没有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没有财政金融政策的中介和纽带作用，计划也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价值。计划、财政、金融三者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对市场的宏观管理“三角”架构，不仅说明了计划的必要，而且说明了计划的现实可能。即在总的以市场为基础性作用的框架中，计划、财政、金融、市场相互确证，任何一方都把自己对象化为其他三者，并通过其他三者证明自己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4.现代化高科技手段的广泛普及应用和物质条件的完备优越使计划成为可能。随着电脑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市场中资源配置和资金流量流向运动的信息控制和反馈更具精确性、完整性、真实性和同步性。大量市场信息数据的处理和计算更加准确和及时，这就使计划制定程序和内容的科学性成为可能。
5.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深入，从逻辑和事实上揭示了现实市场经济中计划的可能性。西方经济学界沿袭100多年的传统古典经济学笃信一种理性主义的方法论前提，即假定市场经济中的人都是理性人，人的经济行为都是理性行为；人们在市场中自由竞争、平等交易或交换都是理性过程，是人们在理性地寻求物质利益或功利的最大化；各利益主体作为自由市场中的理性单位具备接受一切必要信息的权能，从而能够周延地思考所有可供选择的方案，并从中合理地选择能够获得最大利益的行为方向。这些假定奠定了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各种纯粹公式、模型、方程、命题、定理的理论前提和基础。由此可以推断出，既然市场经济是完全理性的，计划就自然失去了其存在的可能理由。问题恰恰在于，用传统理性主义方法得出的经济学结论至多只是纯粹抽象的书本的理论演绎，或科斯所说的“黑板经济学”。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经济人及其行为绝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的，渗入了大量非理性因素，即人的欲望、直觉、灵感、激情、冲动、习惯等心理的自发的盲目的本能的因素，表现为理性追求的偏移或“最大化”的偏离。尤其在市场经济发育的初始阶段，这种经济非理性不仅是大量的，而且是必然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的启动和形成需要非理性动力来参与推动，投身其中的经济人需要非理性动力来激活。但是，同样由于市场经济初起时的幼稚和不完善，经济人整体素质的低下，这种非理性因素的膨胀大大超过了市场所能容许的限度，极易使非理性行为压倒理性行为，泛化为时隐时现的对市场经济的破坏性力量。因此，必须有一整套强有力的手段有序调控、规范、引导和抑制经济非理性行为。这种系统的手段是市场经济所内在需要的，但却不是由它自发产生的，而是超然于市场又内化于市场的。在这些可能的手段中应当包括计划。因为第一，市场经济中的计划是经济理性的产物，其作用不是像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那样拒绝市场，排斥非理性，而是正视和承认非理性的正面激励作用和现实意义，用理性抑制非理性的泛化，并在经济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建立互动机制，从而保证市场经济在其发育发展过程中走向成熟和完善。第二，经济理性的思维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收敛式思维方式，这是排斥市场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偏重的思维方式，以严格、严谨、坚定、稳定见长，却失之呆板、封闭、因袭、僵硬，缺少柔韧性、创造性和想象力；一种是发散式思维方式，这是排斥计划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所偏重的思维方式，以灵活、创新、敏锐、开放见长，却又失之散乱、无序、游离、无度，缺少连续性、逻辑性和整合力。而新的现实可能的计划是市场经济中的计划，它兼收两种理性思维方式所长，在两种思维方式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充满活力，又整合有序，既有经济个性的自由和张扬，又有统一意志和统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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