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异化与国家的转变 ——论安德烈·高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冯旺舟
(湖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
[摘要] 高兹围绕批判资本主义、重建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深入批判了“技术中性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已经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的统治体系中，丧失了中立性，沦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他揭示了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导致了劳动的异化、人的异化、自然的异化，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单向度社会和风险社会。作为工具的技术的转变与国家的转变密不可分。必须改变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将资本主义的技术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技术。在实现了技术和国家的转变基础上，重建新型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从而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关键词] 高兹；技术；国家；异化；资本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发展史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秉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始终对资本主义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性分析。面对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转型，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等多个维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颇具特色的时代诊断，深入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启蒙精神、工具理性、经济理性、科学技术、大众文化、消费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危机和完全异化。这种学术传统也深刻影响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1924—2007)作为当代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坚持从总体性维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高兹的主要代表作包括《叛逆者》(1958)、《历史的道德》(1959)、《艰难的社会主义》(1967)、《道德的基础》(1977)、《劳动分工》(1978)、《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1980)、《告别工人阶级》(1982)、《天堂之路：论劳动解放》(1985)、《经济理性批判》(1989)、《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1994)等。高兹毕生坚持对资本主义进行总体批判，他从技术和国家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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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导致总体异化
首先，高兹反对“技术中性论”。高兹继承了存在主义的相关观点，从后工业社会的视角出发，反对“技术中性论”，指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是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着紧密联系，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工具，直接关系着社会权力的分配，并内嵌于资本主义总体结构之中。科学技术创造了大量的生产能力，推动了劳动方式的变革，拓展了人们的交往领域，扩大了人们的生活空间，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意义，而且有助于完善人们的本质力量，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乃至最终的解放。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使科学技术丧失了中立性，成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与人类的发展。“科学技术不是独立于主导意识形态或者可以对它有免疫力的。它们作为生产力，服从于这个生产过程并和它整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质。”[注] André Gorz, The Division of Labour ,Sussex , England:The Harvester Press,1978, p.165.
其次，高兹认为科学技术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统治体系中，被嵌入了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服从和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科学技术也渗透进各种社会关系中，“科学技术在这四种关系的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四种关系即生产者与其产品的关系；工人与之工作的关系；个人、集体和整个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权利的分配制度、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劳动的等级分工是从技术中衍生出来的。……资本主义去除掉那些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状况的技术，而只发展那些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逻辑相一致的并且发展那些有助于资本主义进行持续统治的技术。”[注] André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 . Boston:South End Press, 1980，pp.18 -19 .资本主义的科技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遵循着资本的逻辑，按照资本的要求，为资本主义的稳定与统治服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一直以资本主义生产为标志，围绕着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来运行，“经济理性把利润最大化建立在生产效率、消费和需求最大化的基础上。只有通过这种最大化的消费和需求才能获得资本的增殖。”[注] 吴宁：《批判经济理性、重建生态理性——高兹的现代性方案述评》，《哲学动态》2007年第7期。 因此，科学技术受制于资本逻辑，资本通过科学技术获得最大利润，科学技术的所谓中立性是根本不存在的。
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致死率较高，经院前急救，可为患者的抢救与治疗赢得更多时间[3]。而院内急诊急救护理的实施则有利于确保护理工作有序、规范开展，减少由于盲目护理而造成的护理差池，从而提高患者预后[4]。依据本次实验数据结果亦可见，将院前急救与急诊急救护理应用到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护理过程中，可缩短急救时间、提高患者存活率。
再次，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丧失了其中立性，沦为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的这种非中立性势必导致严重的异化，这些异化包括劳动的异化、人的异化、自然的异化，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和风险社会。资本主义使科学技术成为可以计算的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将科学技术同劳动条件和生产利润结合起来，以此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利润的最大化。“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实现生产与自然的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确保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自己选择的目标，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而是以最小的成本生产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注] André Gorz,Ecology As Politics . Boston : South End Press, 1980，p.5 .资本主义运用科学技术实施的劳动分工又会加剧劳动的破碎化，使工人无法掌控生产过程，使其从属于机器，劳动成为异己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到, 高兹是在说明所有的资本主义的劳动都是强制性的劳动、都是由资本的逻辑所强加给工人的。他认为, 这种强制性的劳动主要是为了消除工人的自主性。”[注] 汤建龙：《安德瑞·高兹的“后马克思”技术观——资本主义技术和分工批判》，《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9年第1期。 资本主义的技术变成了压迫劳动者和人的工具，让劳动者的劳动丧失了自主性和创造性，让其受制于技术，给人带来痛苦和压抑。“高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与资本主义技术之间的关系, 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运用服从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它造成了工人的异化。技术越发展, 机械化、自动化的程度越高，直接生产者也就越从属于机器；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压抑的程度越高。”[注] 郑忆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辩证视域论析》，《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 劳动的异化势必导致人的异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确证的劳动成为遭受科学技术强制的活动之后，劳动丧失了原本的意义，导致人处在科学技术的专制和暴政中。人成为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控制的对象和奴隶，人彻底丧失了主体性和批判精神，成为单向度的人。人本应具有丰富的生命特性，但是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消除了人的个性和差异，将人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系统中的一个零件和一部分，让人成为了支离破碎的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使掌握高技术的人拥有特权，控制着那些不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普通劳动者。这些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事实上成为资本的代理人，他们让那些体力劳动者服从于机器和资本的统治，也在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等级制的关系。这种等级制也会导致社会中的人群的分化，贫富差距和就业的分化更加严重，最终造成了新奴隶主义产生、人与人之间关系发生异化。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也导致了自然的异化。资本主义利用技术征服自然，将自然变成了谋取利益的工具，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严重对立。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剥夺势必导致自然的破坏和生态失衡，加深了自然的异化。“资本主义可以通过生活的自然基础再生产，使自己工业化并发展为有利可图的生态商业，像其他消费品工业一样遵从同样的赢利规则。换言之，即不仅满足基本需要尽可能合理化，还要有盈利商品最大可能的流动。生态技术法西斯主义还可能通过人工替换的自然圈层，把自然转化为商业来再生产生活基础，简直就像按照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要求，把生命的再生产、甚至人类生命的再生产工业化，把胎儿和器官商品化，把遗传基因甚至人类的基因工具化。”[注] André Gorz,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Press，1994，p.102 .资本主义不会顾及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就算生态环境的恶化威胁着自身的利益会对生态进行治理，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资本的增殖和扩张。
综上所述，高兹从反对“技术中性论”、科学技术的异化、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等三个维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思想理论观点，这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手段和统治模式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具体来说，高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特点。
二、技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
高兹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技术基础上，而应该由广大无产阶级等劳动者直接掌握技术和控制机器，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只是包括企业和机器，也包括科学技术。而只有无产阶级掌握了科学技术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才能实现社会的根本性的变革。“资本主义只发展那些和它的逻辑一致的以及同其持续统治一致的技术。它废除那些不加强现存流行社会关系的技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已经内在于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技术中了。”[注] 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 , South End Press, Boston, 1980, p. 19.高兹主张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和政治的民主权利，实现个体乃至大众都具有自主权，掌握和控制国家和技术。他指出：“社会主义并不对技术法西斯主义有天生的免疫力，相反，不管何时何地，只要它着手加强和繁殖国家权力而没有同时发展市民社会的自主性，那么它都会企求于技术法西斯主义。”[注] 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 , South End Press, Boston, 1980, p. 20.因此，高兹进一步将工具的转变——技术的转变寄托于自由的个体，认为只有全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式才能保障个体的自由发展，这些新的生产技术能够增强社区和集体的经济自主性，对生态环境也没有危害，而且能够同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产品的控制结合起来。
高兹强调资本主义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深度嵌入市场体系之中，能有效地限制和调节市场。因此，在其对未来社会作出的设想中，高兹认为应该建立一个二元社会，即他主性领域和自主性领域二分的社会。在他主性领域中，国家起着关键作用，为社会成员提供必要的生产或生活资料，最大限度地维持一种个体成员和社会群体的稳定与合作，能够解决社会发展所需的基本必需品，同时也为自主性领域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也意味着在国家控制的必然性领域通过经济合理性实现了全面操控，而在其他的活动领域和市民社会中可以按照非经济的方法来行动。
高兹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异化。资本主义国家是为资本逻辑服务的，其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不是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造成了工人阶级内在的分裂和异化，并且已经形成了对社会的总体控制，特别是对工人阶级更加严重的剥削和压迫。高兹认为要改变工人阶级受剥削和压迫的处境，必须实现工具的转变和社会的转变，而技术在资本主义统治工具中占据核心地位，因此首先要改变资本主主义的技术。“技术是权力分配、生产的社会关系和劳动的等级分工所赖以存在的母体。社会选择是在技术选择的引导下被持续地强加于我们身上的。那些技术选择并不是唯一的可能，它们大多数也不是最有效的。资本主义只发展那些和它的逻辑相一致的以及与它的持续统治相适应的那些技术。它废除那些不加强现存流行社会关系的技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已内在于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技术中了。”[注] 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 , South End Press, Boston, 1980, p. 18.技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共同服务于资本逻辑的强制，服务于资本逻辑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实施的对人的操控，技术的性质决定了国家机构的性质。“在高兹看来，科学技术决定其他的社会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母体，科学技术运用的性质和力度决定了国家的性质和结构，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已经渗透到资本主义技术之中，改变资本主义的关键是对技术的选择，生产工具的改变是社会改变的基本前提。”[注] 朱波：《从阶级革命论到技术决定论——浅析高兹对马克思资本主义分析方法的改进》，《求是学刊》2011年第3期。 因此，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就必须改变作为工具的资本主义的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同时要改变构建于其上的资本主义国家。
其一，根据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揭示了资本主义统治的主要手段和社会转型。高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在当今时代仍然继续生存和发展并且其统治能力还在不断扩大的实际，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已经同资本主义的政党和国家机器一起成为了资本主义的“硬”统治手段，发挥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的职能，是资本主义总体统治体系的一部分，深深打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烙印。消费主义文化则是软统治手段的外在表现，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则成为资本主义“软硬”统治手段的核心。随着这些统治手段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社会或消费社会，但其国家垄断和帝国主义的特点并没有改变，并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双重过程中实现了某种转型。
高兹指出，要正确认识技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首先就必须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机制和运行特点。虽然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与大多数人通常的看法相反，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占据中心地位，因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根本不受供求关系影响，而是受资本主义国家调控，特别是商品和服务的价值都是由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经济规则来操控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必须拥有强大的权威以捍卫资本逻辑操控的普遍的利益，并且为市场体系负责。
基于以上认识，高兹指出，国家不管是在未来的后工业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都不会完全消失和废除，但在规模上应该同组织社会生产和满足社会管理的基本需要相适应。高兹还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例说明这个问题，“高兹认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当权的官僚机构的目标是维持与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削弱任何对其权威的挑战或转移这些挑战”[注] [加]威廉·莱斯：《满足的限度》，李永学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页。 。而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些国家不断引导公众增加个人对商品的消费，以实现自我满足的需要。“每一个官僚机构都倾向于使自己的力量永久化，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倾向于模仿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原因之一。正如生产者—消费者的分裂对生产政策没有集体影响，不能设想其状况有任何改善，除非个人消费增加，因此，官僚机构的自发倾向是增加个人消费，以维持和巩固自身的力量，使生产者保持在个体消费者的状态。”[注] Andre Gorz, Socialism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Anchor press，1973，p.197.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必要前提，国家可以对社会各个方面进行调节，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能起到其他所有机构不能发挥的作用。国家虽然作为积极统治的工具而存在，但是如果能很好地解决国家在他主领域的地位，并能同公民社会等其他领域相协调，那么国家就能扮演一个比较合适的角色，并且不会必然是暴力统治，反而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这是同流行很久的新自由主义关于国家的角色定位不同，因为新自由主义主张放弃国家干预，削减公共福利开支，强调自由化和市场化。“近年来，面对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冲击和社会灾难的持续发酵，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对于全球化的声讨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化战略和治理范式都出现了由市场逻辑向国家逻辑转变的政治诉求。以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正在被日渐增长的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的逆全球化倾向所取代，曾经的自由贸易倡导者也纷纷走向保护主义，从强调自由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向主张加强国家干预和社会保护转变。”[注] 刘儒、王换：《逆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再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社会大众希望构建新型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由自己控制自己的行为和命运，这就需要国家一方面保障公民基本的安全、自由等权利，另一方面在整个社会的政治运行中承担起应有的历史责任。“高兹认为僧侣社会是如此, 希特勒的法西斯社会也如此, 同时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也是如此。国家这样一个无主体的结构系统的功能被一个个人权威所代替, 必然性并没有消除只是改变了发生作用的形式而已。高兹认为国家作为一种必然性领域的存在是不可能被完全消除的。”[注] 汤建龙：《国家：不可彻底消除的必然性领域》，《理论探讨》2009年第6期。 因此，要对国家进行彻底变革，必然会经由技术的变革来实现，通过改变技术的性质、技术的内容、技术的发展方向来推动国家结构和国家性质的变化。
从高兹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的批判及其对国家转变的论述来看，他一方面遵循了始于卢卡奇开创的，发展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路径，另一方面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不同。众所周知，哈贝马斯并不否认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甚至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 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了一个体系。于是，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注] [德]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是有条件的，是建立在西方工业革命基础上的，是在西方由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体力劳动不断减少，信息产业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产生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的实质在于：“它突出了精神生产、精神生产的主体——知识分子, 精神生产的产品——科学、技术等在当今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社会发展进步中的主导或首要作用。”[注] 景中强：《论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独特理解》，《兰州学刊》2009年第1期。 除此之外，哈贝马斯还认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并且只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才具备意识形态的功能。这是因为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是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使政治问题变成了技术问题，并成功实现了其意识形态属性，让人们坦然接受现存社会制度，削弱了他们的批判意识，使行政机构的暴行合法化等。
如果说哈贝马斯是从现代性的视角批判技术理性，那么高兹则是基于其人本主义的立场，围绕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阶级政治角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高兹认为科学技术本质上具有资本主义的痼疾，有意识形态功能，并且同资本逻辑结合起来，共同对人进行总体控制，导致劳动异化、人的异化和社会的异化。此外，高兹将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功能泛化，认为其既是作为生产力的因素而存在的，又是作为生产关系的一部分而起着重要的反作用，还认为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才导致异化，指出其制度和社会层面的根源，这个方面就同哈贝马斯过于强调科学技术的工具价值和本身的消极影响，否定其重要的社会功能不同。因此，高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技术批判实质上是要人们认识到技术已经高度嵌入到资本主义统治体系之中，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工人阶级的分化、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有着紧密联系，要实现异化的消除就必须实现对作为资本主义统治工具的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超越。
三、高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特点、存在的问题与启示
最后，高兹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技术。高兹在1980年出版的《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一书中，把现代技术划分为性质上截然不同的两类。一类技术是资本主义的技术，是硬技术，以核技术为代表；一类是社会主义的技术，是软技术，即小规模的分散化技术。这两类技术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和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技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的技术是劳动者创造的，并被其支配，因此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推动了人的发展，实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受制于资本，仅仅是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的体现，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因此只会带来独裁和专制，是强制的和反民主的。既然如此，就有必要对我们的经济从产品设计到消费和物质的再循环，对涉及能源的生产和运输的所有环节，对化学工业、运输业和农业等行业，都进行生态学的重建，因此，高兹认为要改变现在的各种异化和问题，就要使用可再生的能源，采用分散化的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真正能够民主使用技术的社会，重建人们的生活方式，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高兹提出技术的转变与国家的转变是密不可分的，在未来的后工业社会中，个体与集体或社区的关系将被新型技术所重建，从而有效增强社区或集体的经济自主性，能有效平衡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但是高兹又指出，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的改变，作为工具的技术的改变也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改变必须建立在对国家的控制之上。“为不同的技术而进行的斗争是为一个不同的社会而斗争的关键。国家的机构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技术的量级和性质决定的。”[注] 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 , South End Press, Boston, 1980, p. 19.因此，技术的转变与国家的转变必须同步，必须改变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将资本主义的技术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技术。
（2）采购阶段。该阶段包含智慧物流园区设备采购、信息化服务采购以及安装施工等工作安排。在采购环节囊括了绝大部分分包招标、合同签署、分包合同执行等事务工作，智慧物流园区涉及的采购资材和服务，包括数据库、系统软件、人工智能化设备、人机交互系统、可视化系统、云服务等，要求相比普通的物流园区技术含量更高，要求更为复杂。
高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刻反映了其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洞察和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憧憬，但是其理论中还有几个值得进一步商榷的问题。
其一，高兹将科学技术同劳动分工、社会转变联系起来，分析了科学技术的异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但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具有片面性。高兹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继承和发展，丰富了我们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认识，但是其科学技术观具有技术决定论倾向，属于更加激进的技术观。虽然高兹对于技术的批判性分析具有重要的价值，但高兹陷入了对技术的片面认识当中。首先，技术的选择和转变虽然与国家的发展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但国家的发展并不是单纯依靠技术，还要依赖社会制度、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口素质、资源状况等要素，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是由各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因此，要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变革，必须对技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其次，高兹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决定了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又导致工人的异化，使资本主义操控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加强了对社会的整体控制；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技术无论在哪个社会都是集权的象征，这又显得过于片面。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异化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技术本身并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也不决定某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是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导致了人的异化，体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异化的关系。而且马克思也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资本主义国家运用科学技术推动着工业文明的持续加速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分裂、人性扭曲，走向了对人的压迫和对自然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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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高兹的资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具有浓厚的悲观主义与乌托邦色彩。从具体层面看，他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消极影响，只重视科学技术与资本逻辑的关系以及科学技术对社会大众的控制，忽视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他将未来社会设想成“二元社会”，认为他治性领域和自治性领域各有分工，希冀将外在的强制和个体的自主性完美地结合起来，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经济理性并消除异化，但这一构想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下是无法实现的。高兹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只是抽象地强调个体的自由解放，而缺乏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变革的策略，最终陷入了乌托邦主义之中。从宏观层面看，高兹认为只有乌托邦的思想，才能让左派政治力量充满激情地去构建未来的后工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他对后工业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构建就是现代乌托邦思想的体现，他的这一设想从理论上看较为合理，但由于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没有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性变革，其理论就只能是一种空中楼阁，最多只是对人们进行思想上的洗礼，而无法落到实处。现实的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但并没有走向消亡，反而呈现出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力。高兹并没有真正构建一个科学的理论，也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但是他给予人们一定的希望，构建了一个希望的乌托邦。
基于合法性的一般理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合法性应由社区治理的制度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界定。借助Scott的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认知合法性三分法，在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的三种合法性应当分别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见表1)。基层政府部门、社区自治主体(社区居委会)、社区其他治理主体和社区居民都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社会组织需要通过得到这些主体以及这些主体之间长期作用形成的环境的接纳、认可，获得合法性，包括认可其作为社区治理主体资格与地位、认同其行动和作用等方面。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合法化过程围绕这些被认可的结果展开行动。
其二，将技术的转变同国家的转变结合起来，凸显了技术对于重建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重要作用，丰富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高兹对于资本主义技术的“非中立性”的认识直接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理论，特别是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和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异化的思想。高兹揭示了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导致了异化的生产与再生产，技术在“被异化”的同时却又在不断地制造着新的“异化”。技术成为了资本逻辑的帮凶，导致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的弱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由于资本主义矛盾产生的危机。高兹认为必须要消除资本主义的技术运用，只有如此才能消除资本逻辑的操控，使国家、社会、个体三者实现有机结合，为最终实现个体乃至人类的解放奠定基础。
高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是颇具特色的，他的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几个方面的重要启示：
第一，中国仍然需要通过科学技术创新推进制造业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互联网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的快速发展，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在日益加速，交往空间在扩展，生命在延长，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经过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中国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但是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不够，竞争力不强的格局仍然没有根本改观。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快速发展，世界产业分工和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一重要的历史机遇，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坚定不移按照中国制造2025的要求切实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促进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从而增强核心竞争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基础。
第二，要立足于“四个伟大”，从全球层面深刻把握现代科学技术的总体效应。“四个伟大”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四个伟大”是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我党要同腐败现象、特权现象、“四风”问题、反华势力、生态环境问题、贫困问题等做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而只有把这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才能把为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而不懈奋斗的伟大实践进行到底。而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中。在全面推进“四个伟大”的历史征程中要善于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处理好各种矛盾和问题，特别是要全面认识现代科学技术的总体效应。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虽然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单纯的科学技术也无法真正实现社会的变革，但是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人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改变，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直接改变了现代国家的形态和发展逻辑。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资本迅速扩张、渗透到世界各处，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地理空间，带来了国家内部的劳资矛盾，导致了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动荡，这给国家主权和治理带来了深刻影响。作为国际治理主体的民族国家需要秉承互利共赢的原则，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深化双边合作，增强互信。
水兴百业旺。结合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各地的乡村振兴建设也搞得有声有色。有了水，农户就把改厕、改灶、改路结合起来，很多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第三，要在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阶段性特点基础上，深入推进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们要充分认识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多元化、矛盾复杂化等的现实情况，特别要认识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深刻冲击了传统的企业、银行、金融机构的运行，直接导致个人活动的网络化以及社会认识的复杂化，从而导致国家的治理模式相应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方面，网络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当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影响着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因此，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借助于网络技术整合市场力量，正确处理好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家权力调节市场，消解社会的冲突和矛盾，实现治理工具和治理理念的转变，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和谐。
既然幼儿园里吃到的水产品不足，那么家里就要每周至少吃一次水产品了。当然为了安全起见，应给孩子吃刺少的鱼比如龙利鱼、鳕鱼、桂鱼。这里特别要注意一类海鱼（如金枪鱼、沙丁鱼、三文鱼），青皮红肉，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和虾青素，是适合全家人的健康食品，但是这类鱼同时富含组氨酸，如果加热时间不够长或者不新鲜都可能造成组胺中毒。所以，吃这类鱼一定要选新鲜的，然后充分加热。当然还可以吃虾，建议把虾去头之后再做，因为重金属都蓄积在虾头中。
第四，要从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等几个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面对新技术层出不穷，我们的国家治理要相应地进行调整，要充分地认识新技术带来的国家治理两面性问题，新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治理成本的减少，比如可以通过网络技术实现对舆情的控制，通过大数据掌握最新的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情况，为国家的决策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也容易使得局部的舆情迅速扩大化，导致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和社会问题，增加了治理的难度。从治理目标看，既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目标，也要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的紧迫性，更要如期完成消除绝对贫困，建成小康社会的近期目标。从治理主体看，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信息流动更快更广泛，已经超越了单一的领土国家，成为在全球空间进行扩展的现象，单纯靠政府机构无法全面掌握信息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只有在国家主导的前提下，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也即抛弃单纯靠政府机构来进行治理的模式，树立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国家事务的治理，让人民掌握先进的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生产正义和分配正义，从而让人民民主决策，让人民来进行全面监督，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从治理方式看，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原先垂直管理走向扁平治理，使治理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因此要加强国家、企业、个人的三者联动，中央和地方的双向互动。从治理内容来看，要注重全面性和重点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围绕“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来展开建设，一方面进行顶层设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正常轨道上运行，另一方面试图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当前突出的治理问题就是精准扶贫、贪污腐败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科技的支撑，比如以科技扶贫、以科技追逃和查询犯罪信息等，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坚持全面性和重点性相统一的体现。
收稿日期： 2019-02-28
作者简介： 冯旺舟(1983—)，男，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西方社会思潮。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转型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及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5CKS02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批面上资助项目“艾伦·伍德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015M571076)的部分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9]07-0021-07
(责任编辑：周文升)